梅峰：一个“静水深流”的电影人

他当老师讲《外国电影史》，

做编剧获戛纳大奖，

首次执导捧回金马奖

浙江湖州人，1998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现任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同时担任编剧，代表作品有《浮城谜事》《春风沉醉的夜晚》，2016年首次执导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获得第五十三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与最佳改编剧本两项大奖。

编剧梅峰早已是各大电影节的常客。最近参加颁奖典礼，他换了个身份——导演。2016年11月，梅峰首次执导的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入围亚洲最有分量的电影节——第二十九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又被提名华语影坛很有影响力的奖项——第五十三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与最佳改编剧本。

第一次入围，梅峰带着团队飞到东京，与大奖擦身而过；第二次提名，梅峰没能到场，却满载而归——斩获最佳改编剧本，男主角范伟也捧回了金马“影帝”。

“倒也不意外，我觉得这起码是个不差的电影。”说这话的时候，离得奖已经过去了几个月，梅峰端正地坐在记者的镜头前，语速不急不缓，声音很有磁性。这很符合范伟对他的评价：“梅峰导演是个静水深流的人。”

“大尺度”的执导方式

梅峰刚决定要拍电影，身边有人调侃他：“好好的编剧不想干，又当导演去了。”

梅峰当编剧的时候，脑子里常有这样的闪念：“如果这片子我来拍，会拍成什么样子？”但梅峰决定尝试做导演，最初是因为北京电影学院的项目。2014年，北京电影学院推出“导演合伙人计划”，鼓励青年教师去拍片子，并且提供一笔有限的资金。在北影文学系任教的梅峰往上报了《不成问题的问题》。项目通过后，他自己同时担任编剧与导演，又拉来了圈子里的同学老友，主创团队算是成了。

《不成问题的问题》改编自老舍先生创作于1943年的小说。梅峰说，很久前在老舍文集中读到这篇不起眼的短篇时，就特别喜欢，因为这段发生在抗战时期的故事，能与现实契合。故事以重庆的一座农场为背景，农场主任丁务源做事八面玲珑，对董事溜须拍马，管理员工左右逢源，但就是办不成事，提高不了农场产量；来农场混吃混住的秦妙斋不学无术、夸夸其谈，是个旧时代的伪文艺青年；唯一一个实干家、留学博士尤大兴，满心抱负到了农场成了新主任，最后却被丁务源不动声色地赶走了。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重庆，看似物产丰富的农场，成了人人中饱私囊的地方。

梅峰先是花了一年时间打磨剧本。他很早就想到邀请范伟出演丁务源。“这个角色圆润却不那么让人讨厌，范伟老师特别合适。”但他最初也有顾虑，“范伟是一线演员，而我们毕竟只是一部小成本电影”。尽管如此，团队最后还是找到了范伟的经纪人。经纪人给范伟递剧本时，抹掉了编剧“梅峰和黄石（梅峰学生）”的名字。没想到，范伟拿到剧本后，一口气读完了，兴奋地抓起电话，打给经纪人：“这到底是谁的本子？”他太喜欢这个故事了，“现在很少能读到这样讽刺的作品”。

范伟见到他后，却发现身为编剧和导演的梅峰，和故事风格截然相反。“他比较含蓄，其实跟我挺像的，是个‘有话不好意思说的人。”开机前，两人只见过一面。当时，范伟只是看了本子，还没有答复到底演不演。但见面后，梅峰不问：范老师你来吗？范伟也没有说客套话：这么好的本子真开心能加入。两个初次见面的人一坐下来，直截了当聊起了剧本，又聊起了中国电影。

等正式开拍，在片场梅峰也是如此。和很多导演不同，本职是大学老师的梅峰却一点不爱说戏，他认为这样才好让演员有足够的发挥空间。

有一场戏梅峰印象很深，范偉要表演丁务源听到新主任将来取代自己时的反应，这个心情很复杂，梅峰让范伟直接按自己的想法诠释。有一条范伟这样演：先是喝点小酒，在微醺中泡着脚，突然听到消息，双脚从洗脚盆里往外一抬，两腿一盘坐到床上，跟着仰倒滚了一圈，但又没掉到地上——心里一惊，却要故作镇定，该表现的出来了，其他的都收住了，很微妙，分寸刚好。梅峰一看，笑着说：“范老师，这条挺好。”

饰演秦妙斋的张超是个新人。拍到他的戏，梅峰也说的少，一般都是张超追着问：“导演我这么演行吗？”

这样“大尺度”的执导方式，梅峰成了片场的“好脾气先生”。“我第一次执导，在片场时刻想着一步都不能错。但演员其实很脆弱，跟他们发脾气不是好的解决方式。记得有场戏，一个只有一句台词的群演老卡壳，意识到问题后他自己就吓得哆嗦了，我发火能有什么用呢？如果真对某个镜头不满意，我会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上一条挺好的，下一条我们再换一种方式试试？这种沟通看起来耽误时间，但能让人舒服，很多时候，舒服的环境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其实是更有效率的。制片方最开始安排了45天的拍摄时间，我们只用了36天就全拍完了，出来的效果也很好。”

梅峰自己也喜欢这样舒服的环境。“就像你们（指记者）进屋，我就该倒茶递水。大家都放松一点，别弄得事还没开始干，气氛就开始紧张了。”

“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闲聊”

在《不成问题的问题》之前，人们说起梅峰，总是跟娄烨联系在一起的。娄烨是中国内地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代表作品《浮城谜事》《春风沉醉的夜晚》，编剧都是梅峰。也是凭借这些电影，梅峰在电影圈里崭露头角，成为炙手可热的剧本创作人。

梅峰说，没有娄烨，自己可能一个剧本都不会写。1998年，娄烨已经小有名气，梅峰还在学校准备毕业论文。在中央戏剧学院青年导演论坛上，两个人闲聊起来。娄烨问梅峰：“你的世界电影史论文写什么？”“《古典好莱坞的窥视癖》。”看了一遍梅峰的论文，娄烨特别兴奋，“这可以拍个电影啊。我有个项目想了很久，你要不要参与？”梅峰应下。2002年5月，他参与完成人生中第一个剧本，这就是后来入围第五十六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的《紫蝴蝶》。

梅峰记得，他交最后一稿时，和娄烨约在北京小西天电影资料馆门口的小餐馆吃饭。那天见面，两个人很有默契地击了个掌，坐下开始侃天侃地。“娄烨和我都好酒，大家都说，电影圈全是酒鬼。我总觉得，大多数时候，正经事儿是几句话就说完了的，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闲聊。”

2007年，在写《春风沉醉的夜晚》时，梅峰想到了欧洲写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人物——法国导演侯麦，他很喜欢侯麦，“故事简单平实到让你有种‘根本不值得一看的感觉，心里却不自觉泛起了涟漪”。这个时候，娄烨给他发了一封邮件，讲的是中国古典绘画技巧白描十八法。“中国古典文学常用白描手法。《水浒传》《红楼梦》，多是人与人之间的故事，不像很多西方文学，没有大篇幅的心理描写。这叫白描。娄导跟我说，我们干脆也做个类似的东西。”于是，梅峰将西方的写实主义和中国古典白描，杂糅到了这部讲述四男两女感情纠葛的电影剧本里。2009年，他凭借此片获得第六十二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10年后，梅峰用同样的方法拍《不成问题的问题》。筹备期间，他和娄烨又喝了一次。导演前辈娄烨鼓励他：“别把困难当回事。”后来，梅峰大胆地把电影设置成一部黑白片——为了还原上世纪40年代的风貌，靠近最传统的“中国电影美学”。“我们做准备的时候，一遍一遍看《万家灯火》《小城之春》，那个年代最优秀的作品，从来不是模仿好莱坞的，不会一上来就给你强烈的冲击。”

片子剪好后，梅峰看了几遍，他自己最喜欢的镜头之一是：农场新主任尤大兴的夫人明霞（殷桃饰）“受贿”，收了员工送的一篮鸡蛋，瞒着丈夫偷偷藏了起来。明霞挎着鸡蛋篮子进屋，撩开门帘，慢慢坐下，假装纳着鞋底，偷瞄了一眼背对着她的尤大兴，慌忙把篮子藏进一口大缸里，篮子盖子“咔嚓”一声盖上了，她震了一下，捂了捂胸口，故作镇定绕到尤大兴面前听他讲国家大事，听不明白又绕回床头坐了一会儿。“一连串的小动作，你能窥视到他们的婚姻状态——明明是不同道路上的两个人，却在那个时代里被生绑在一起，这种微妙让人感慨。”

讽刺，是暗含着的讽刺；批评，是带着悲悯之心的批评。看得懂的人，会浅浅地会心一笑，心有戚戚焉。

市场归市场，创作归创作

梅峰以编剧成名，但他不喜欢被贴上这个标签，“我学电影、教电影20多年，主业是教书，其他的只是爱好。”

1998年，梅峰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留校担任老师，开设《外国电影史》等课程。或许正因如此，无论是写本子，还是拍片子，梅峰的作品都被深深打上“学院派”的烙印。

见过梅峰的人也觉得，“儒雅”这个词特别适合他。“老天爷给什么，我就接着。但我觉得，自己顶多是个安静一点的人，安静一点的人并不意味着没有生活的激情。”

他将自己的工作室设置成小型影院，一部电影、一杯浓茶，悠然自得一整天。“好多朋友过来，说梅老师你这布置得好简单，跟一般的公司不一样。我说我哪能办公司啊。”

更多时候，梅峰沉迷于 “电影史”的世界里。他很少关注国内院线新片，而是喜欢回顾老电影。“我评不出心目中的‘年度前十‘影史前十，随便翻翻电影史，好片子太多太多了。”“放在电影史里看，好的电影应该是文化构建的一部分，它们让你在观察、判断社会的时候，有自己的立场。”

前两天，梅峰又把德国导演弗里茨·朗的旧作《凶手》翻出来看。一战以后，欧洲特别是德国，弥漫着浓厚的反思气氛，在这个思潮下，涌现了一大批作家、导演和艺术家，他们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对人性中复杂和阴暗的东西进行揭示，弗里茨·朗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梅峰对记者说：“《凶手》拍摄于1931年，正是德国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时期。这个社会背景，使电影中连环杀手的故事具有了象征意义，让观众有了多样性的解读。”这部电影也直接影响了近期国内多部受到好评的罪案片。

“有人比较中西方的电影差距，问我西方电影怎么就比中国电影好了？我觉得，不能这样做比较，每个文化系统里都有优秀的作品，笼统地比较没什么意义。如果说非要向他们学点什么，可能首先是要保证最基本的电影品质。

“但中国的电影业现状，好像确实有越来越多的‘爆米花电影受到市场和资本青睐？”记者问。

“没错，这是现实。但市场归市场，创作归创作，商业和艺术永远是两条不同的路。在市场中，票房的收益、观众的喜好与评价是一個系统。在这个系统里，电影是被消费的，一下线就消失了。所以有人说，电影成了制造文化垃圾的工具。但是还有另一条路、另一个系统，人们以美学形式、介入社会的独特角度来确定作品的位置。这也是我一直追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