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的面相

朱光明

前、后七子是明代具有重要影响的文人群体，在弘治至万历的百余年间掀起一股复古浪潮，深深地影响着中国近世文学，乃至中华文化的走向。无论在民族心理的塑造，还是文学创作上，前、后七子都是中国历史演进中不可缺失的一环。他们带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复古”，不但有着完善的复古理论，而且有着丰富的创作实践。然而，自晚明以来，随着反拟古声浪的高涨，前后七子不断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时至今日，对前后七子的认识与评价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郑利华先生的《前后七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对前、后七子文人群形成、崛兴、衰亡各个阶段的重要环节进行了重新审视，提出了不少新见解，辨析精微，论述深辟，为明代文学的研究朝着纵深方向推进提供了一种良好的学术范式。

谈起前七子的复古运动，若不细加究察，我们很容易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一标签所蒙蔽，这一口号的不合理之处，已有论者予以指出。然而前七子的复古宗尚系统是怎样的，以及具体的层次与内在脉络，关涉一代诗史的走向与风貌，亦是文学史研究的一大关目，值得深入探讨。郑利华先生爬梳大量文献，认真梳理前七子复古理念之开展，探究其复古的绪次与文学内蕴，最后得出结论：在诗歌的宗尚方面，李、何诸子追宗《诗经》、汉魏古诗和盛唐诗歌，虽与他们重视从这些具有“第一义”的诗歌中寻求养料的文学期望有关，或者是出于借助经典文本增强复古感召力的策略考量，还与他们注重诗歌的基本性质与审美特性有关，即“更加注重诗歌作为一种特殊文体的抒情特性，包括在此基础上充分强调诗人情感体验和表现的真实性，以及极力主张以有效和恰切的诗歌艺术表现手段来传达诗人内在的情感”；在文章的取法上，李、何诸子对先秦、两汉古文神醉心许，主要看重其朴质、切实、精简的特点，而这些恰是后世之文所缺乏的，可作为学习的楷模。然而郑著却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细细地辨察其中的针对性倾向，即诸子对执文坛牛耳之人压制古文词创作之士的不满而表现出高度重视古文词的态度，同时对明前期馆阁文士鼓扬唐、宋韩、欧诸家导致文章流弊泛滥而进行的反拨。毫无疑问，这一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作为明确以继承前七子复古大业而自命的后七子，在对待前七子复古思想方面，虽总体保持一致，然而具体层面，可谓是承继中有新变。两者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对雅、俗的态度。前七子强调诗歌之“真”，对“真诗”的追求促使他们格外看重民间的“真诗”，而不惜贬抑文人士子的诗作，在某种程度上有“黜雅入俗”的味道。而后七子则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诗学立场，即“崇雅抑俗”。对于此一美学问题，郑利华先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在后七子诸成员身上这种崇雅抑俗的诗歌审美诉求，不可不谓折射着文人士大夫以雅正为尚的传统意识，烙上了与之相关联的根深蒂固的审美印记，由此其置雅与俗于对立紧张的关系之中，诚不足怪”。仅仅从这个角度，恐怕是不够的，郑著还进一步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演变脉络，将上述问题置于诗史中观照，并联系后七子的创作实践，指出后七子的这种审美诉求，是“与他们反宋、元诗歌日常化与浅俗化倾向的用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一意向的呈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诗歌这一特殊文体独立品格的认知，以及由此所激发的强化相关艺术经营的意识”。只有对前、后七子对待雅、俗的具体态度以及传统诗学的这一审美概念的相互关系进行详细考察，才能深刻地认识复古的面相。

新变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对诗文本体艺术的高度重视，即“强调言辞修饰高度的艺术化和纯美化”。后七子集团不但有立足于“诗之为诗”本位上进行创作的丰富实践，而且有着较为系统的理论著作，如《诗家直说》、《艺苑巵言》、《诗薮》等。对此，郑著深入细致地探察了后七子关于法度的阐论、复古习法的径路与境界等方面，对后七子具体文学理念的审美诉求进行了精当的审视，品评允当。如在探讨后七子复古习法的径路和境界方面，郑著从“积学”与“精思”、“拟议成变”与“悟以见心”、“因意见法”与“不法而法”三个维度来考察，既能抓住前七子、后七子两者的共同倾向论述，又注意从二者的具体差异处入手辨析相关概念，找到分歧的症结所在，同时较为全面地分析、审视二者各自的合理性以及内在关系，最终揭开前、后七子复古的神秘面纱，让人准确认识其复古情状和审美内涵。

除此之外，《前后七子研究》一书的价值，并不局限于作者所提出的一系列新见解，让我们打破了对于复古的固有认识，还在于其在研究方法上的示范意义，即注重从人文生态、文人心态和作品形态三大主要方面入手，全面考察这两大密切相关、影响明代文学走向的文人群体。在缕述成化、弘治之际学术与文学风尚及其变异的人文生态环境下，前七子是如何结盟，如何卷入政治漩涡，复古活动的倡起及文学热潮的跌落，甚至中原与关中故里交游圈及活动重心的确立，同样，在正德、嘉靖之际文坛格局的延续与衍变的大背景之下，后七子集团的形成、离京转迁后的交往、济南与吴中营垒的构筑和后期以王世贞为中心文学阵营的建立，在本书中都有着精彩的论述。从郑著精简的文字表述中可以看到一个文学集团的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灌注的是作者的生命关怀，将对前、后七子的理解和阐论置于更深广的历史脉络中，无形中让此书具有一种巨大的思想张力。在文人心态的把握方面，无论是对前七子从内在之性到时世之势、政治情势变易中的心态转向以及寄心丘壑与顺适其志的审视，还是对后七子寓志于仕路艺途之始的表现以及在进退之间徘徊的探讨，皆能抓住其个性和心态，将文学理念的开展与七子心态的变化联系起来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心态的变化也促使七子文学观念出现一定的修正，文学观念也可以说是七子心态的投射。诸子曲折幽微的心灵世界，在此书中得到了鲜活的呈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本《前后七子研究》就是一部精彩生動的士人心迹史。同时，郑著亦十分注重对文学作品形态的分析，尤其是对诗歌文本的语言结构，投入了较多的心力进行阐述，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七子文学创作实态。对文本形态的高度关注与透辟论述，传达着以文学为本位的书写理念，而思想形态与语言形态的交织互融，尤其是冷峭谨严的行文风格中，无时无刻不在传达着作者的识见。书后所附的《前后七子文学年表》则在历时性的层次向我们呈现了前、后七子文学集团百余年的变迁，与前面的共时性的论述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郑利华先生接触前、后七子的研究，至今已有三十余年，对此一领域投入了极大的心力和时间，先后撰写了《王世贞年谱》、《王世贞研究》等著作，以自己的学术实绩把前、后七子研究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同时，于复古运动研究的传统路径中开创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研究范式，即人文生态、文人心态与作品形态相结合，把文学观念的发生、展开放在动态的史程中审视，从而走向深细的学术研究，这或许是先生的思想关怀和创辟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