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李颜伟+杨欣

摘 要：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理论的“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四步骤划分为考察《北京折叠》英译本的成功提供了启发。在这部译作中，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作品的选择、对原作含义的阐释、对翻译策略的适用和对增译手法的创造性把握几个方面。

关键词：《北京折叠》英译本；译者主体性；斯坦纳阐释学；翻译四步骤

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翻译界的文化转向使译者不再被看作“仆人”[1]7，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原作和译作两个封闭的体系”[2]121；译者的作用也相应受到更多关注。《北京折叠》斩获“雨果奖”不独是作者的功劳，也是译者刘宇昆善于发挥译者主体性的结果。

一、阐释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翻译实践的全程参与者，从作品选择到原作解读，再到翻译策略应用，译者始终直接参与其中，译者主观能动性贯穿整个翻译过程。因此，有学者主张将“译者作为中心主体”[3]9。

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客观制约因素下，在翻译中对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4]21。译者必须遵循最基本的忠实原则，充分考虑环境、文化、目标读者等制约因素。

阐释学探究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其“历史性”与“视野融合”概念[5]2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由于理解的历史性会导致作者与译者在视野上的差异，译者必须“从自我出发，与文本的视野汇合，从而不断扩展和丰富自己原有的视野”[6]69，谋求共同地带。乔治·斯坦纳将阐释学运用于翻译研究，提出了翻译过程的“四步骤”[7]312，包括：信赖、侵入、吸收、补偿。译者主体性贯穿整个翻译过程：首先建立对文本的信任，入侵原文揣摩原文，然后决定在何种程度上吸收原文，最后进行补偿实现原文与译文的平衡。

二、《北京折叠》英译与译者在四步骤中的主体性体现

2016年，中国作家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荣获第74届雨果奖。这部作品将北京分为三层空间：顶层统治者，中层精英和底层劳工；各阶层间矛盾日益激化、贫富悬殊、权力失衡。故事的主人公老刀讲述了主人公老刀是第三空间的垃圾工，工资微薄、生活艰辛，连正常的生存时间也被剥夺。他为赚取女儿学费，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跨越三个空间通风报信。

郝静芳认为，《北京折叠》的获奖得益于刘宇昆几乎无可挑剔的翻译。刘宇昆是美国华裔科幻作家，其作品多次荣获国际奖项。他还致力于中国科幻小说的英译，译作既充分照顾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又注意保留中国文化元素，且语言流畅，故广受好评。

（一）信赖

译者选择某个翻译文本通常都是源于对作品的信赖，即认可原文，认为它值得一译。信赖度受到译者的翻译动机、个人兴趣、语言能力和文化意识等因素的影响，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刘宇昆既具备汉语中国文化基础，也熟悉英语和美国文化，并有科幻小说创作背景。这些无疑都促成了他对《北京折叠》的选择和信任。翻译实例证明，他确实对中华文化和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都有充分的了解。例如，他将原书中的“风火轮”译为英语读者熟悉的 “rollerblades”，并做出补充解释“like Nezha riding on his Wind Fire Wheels”。译者对 “哪吒”这一历史人物的补充更利于读者了解“风火轮”的文化深意。

刘宇昆致力于将中国优秀科幻小说推向世界舞台，而翻译《北京折叠》恰好契合了他的翻译目的。作为译者，他与《北京折叠》建立了信赖关系。这种信赖是其主观偏好的体现，也是翻译活动顺利展开的保证。

（二）侵入

在這里，“侵入”是指译者深入原文以捕获其意义。阐释学派认为，译者在翻译时不可避免地要带入个人态度、经历和文化背景。译者基于自身视野和经验，侵入文本的视界，并尽可能地将原文意义传递到目标语。

“侵入”主要体现在“突显”还是“外化”两方面。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就是突显”[8]348。鉴于译者很难实现全部突显，故而只能根据自身的理解去突显最有意味的部分。此外，译者作为阐释者，还倾向于“外化”文本意义，“将文本中的隐含逻辑显化，将不确定点确定下或将断裂连接起来”[9]7。

“突显”还是“外显”都是译者在侵入过程中能动性和主体性的发挥。例如，刘宇昆将“他还没找到可以独自生存的意义和最后的怀疑主义。”翻译为“He had not found the meaning of his existence or the ultimate refuge of cynicism.”“怀疑主义”一词具有多重含义。针对目标读者知识背景，刘宇昆将其突显为“犬儒主义”。他同时增译“refuge”一词，来“外化”不同成分之间的模糊关系。老刀没有找到自身的存在价值，却并不绝望地寻求“犬儒主义”的庇护，而是面对现实，努力生存。再如，他对“他希望老刀帮他带点东西回去，弥补一下他自己亏欠的心。”一句的翻译是“He hoped that Lao Dao could bring a few things back to his parents because he felt regret and sorrow over his inability to be by their side and care for them.”下划线部分并未见于原文，而是译者的补译。文化背景差异致使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孝亲传统不甚理解。通过补充亏欠对象“parents”和亏欠原因“his inability to be by their side and care for them”，译者突出了句子间逻辑关系。这种补译依靠译者的合理推测。前文曾暗示，老葛因居住在不同空间，不能常去看望父母。译者将隐含逻辑外显化，将断裂的节点衔接起来，做出创造性的填补。

总之，在“侵入”步骤，译者主体性体现为必要的增译，重新安排意义成分，突出强调有意义的部分，这些都共同促进了原文意义的明确化传译。

（三）吸收

“吸收”是指译者将吸收的意义用目标语表达出来。斯坦纳认为，“吸收”是一个同化过程，介于完全归化和完全异化两端之间。刘宇昆在《北京折叠》的翻译中视情况不同对归化策略和异化策略都有运用。

他的归化吸收策略迎合了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语言自然，易为译入语读者接受。比如对于原文“您”的翻译，译者创造性以“sir”代之。“sir”是英语中常用的礼貌称呼，足以对目标语读者传达出与“您”近似的效果。再如，小说原文有一句：“在5128万这个数字中，他只是最普通的一个。如果偏生是那128万中的一个，还会被四舍五入，就像从来没存在过，连尘土都不算。”刘宇昆译为“ He was but an ordinary person， one out of 51，280，000others just like him. And if they didnt need that much precision and spoke of only 50 million， he was but a rounding error， the same as if he had never existed.”计数方式因文化差异不尽相同。中文以“万”计数，而英文的“thousand”和“million”更为常用。原文“128万”可视为5128万中被四舍五入的非整数部分，但不以“万”为单位的英文则无此表达。译者创造性地直接提及整数“50 million”；老刀便是那微不足道，被四舍五入，排除在“50million”之外的部分。这种巧妙的创造性吸收顺应了目的语的表述习惯，也达成了原文效果。

刘宇昆也通过异化吸收。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他便主要采取异化手段，以体现原文的中国特色。他用汉语拼音翻译人物姓名，如老刀（Lao Dao）、彭蠡（Peng Li）、吴闻（Wu Wen）等，异化保留了名字的中文拼写和读音特点，让读者感到是在阅读一部中国人的小说，产生身临其境的效果。另有一例也很说明问题，原文为“清理队已经缓缓开了过来，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将人们扫回家。”译文是“The crowd scattered like autumn leaves in a wind.”汉语俗语“秋风扫落叶”比喻强大力量迅速而轻易地把腐朽衰败一扫而光。译者没有直接做意译处理，而是译为“autumn leaves in a wind”。他对原文意象的保留，丰富了译文的表达。

（四）补偿

“补偿”是对前三个步骤的补充。由于侵入和吸收“会无可避免地造成原文的损失”[10]2， 译者应积极恢复原作与译作之间被打破的平衡，对差异进行弥补，以实现译文的完整性。

刘宇昆常用的补偿方式是在译文中添补遗漏的信息。比如他将“西单”译为“the Xidan commercial district”，“商业街区”的增补既是忠实的传译，又解除了目标读者因不了解北京而可能产生的疑惑。再如，他将原文“食物包装精致…他没有触碰任何东西。”译为“He didnt dare to touch anything， keeping his distance as though they were dangerous， exotic animals.” 下划线部分由译者补充，展现了老刀的心状，帮助作者理解作者意图。译者照原文表达“没有触碰”后，又补充了不触碰的原因—“keeping his distance as though they were dangerous， exotic animals”；初入第一空间的老刀震惊于超市的糕点竟如此丰富和精致，这种补充虽未免大胆，却的确更利于目标语效果的展现；它将老刀初次见识（exotic），战战兢兢（dangerous）的心理状态呈现出来，更加突显不同空间的巨大差距和第三空间生活的资源极度匮乏。

斯坦纳阐释学理论为翻译主体性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新启示。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承担着语言转化、再现原文思想和风格的重任，也面临诸多语言和文化层面的难题。刘宇昆的翻译目的、出色双语能力和文化意识都是他选择“信赖”《北京折叠》的个人因素；他以自身经验认知“侵入”原文，通过“突显”和“外化”使译文重点突出，逻辑清晰；他对归化与异化策略的灵活把握有效“吸收”了原文成分，适应了目标读者；他通过创造性补偿求得文本间的平衡，弥补了语言损失。译者主体性的适度发挥成就了他的精彩译作。

参考文献：

[1]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01）：6-11.

[2]孙致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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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丽芳.论译者的主体性-从阐释学角度分析[C]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2004年会论文集2004.

[6]唐培.从阐释学视角探讨译者的主体性——兼谈《魔戒》译者主体性发挥[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06）：68-72.

[7] Steiner， George.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8] Gadamer， Hans-Georg. Truth and Method [M] .New York：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9]Broeck， Raymond Van Den. Translational interpretation： A complex strategic game [C]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8：1-13.

[10]邓丽君.乔治·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理论关照下的译者主体性[D].武汉大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