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写作，真实表达

时 间：2017年1月13日

地 点：太原

主 办：黄河杂志社

主持人：刘淳

刘淳（《黄河》杂志社社长）：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各位编辑、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由我来主持这个研讨会。经过短时间紧张的筹备，黄风报告文学作品研讨会今天终于在这里顺利举行。本次会议原计划是在12下旬举行，由于年底的事情多，都交织在一起了，所以有所拖延。这次研讨会得到山西作协党组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这么多人在寒冷的冬天放下手上的工作专程赶过来，让我们感觉无比温暖。为此，我代表《黄河》杂志社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真诚的感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报告文学得以长足的发展，一大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见证了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催人觉醒，催人奋进。众所周知，报告文学强调的是它的纪实性和文学性。所谓的文学性，就是报告文学不能像小说那样虚构人物、情节和事件，必须以现实生活中真人真事为描写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写真纪实是它的重要特征。一般来说，报告文学要写真人真事，但不是任何真人真事都能成为报告文学描写的对象和主题。所谓的文学性，是指不能像新闻报道那样，只有简单的人物描述和事件梗概，必须做到有生动的人物形象，有鲜活的细节，所以，报告文学不同于小说，在艺术上有极高的要求。

今天，以《黄河》杂志社为主办单位的黄风报告文学作品研讨会，我们为什么要召开这个研讨会？因为黄风在新世纪以来，以报告文学为主要创作特色，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作为一个山西本土作家，他的关注视角超越了地域性，超越了本土性，涉猎到更远更宽阔的领域。黄风在新世纪以来，曾经写过《静乐阳光》《黄河岸边的歌王》，此后，把自己的视野转向了云南边陲，完成了《颠缅之列》和即将完成的《大湄公河》，这两部描写的是中国边防部队在缉毒方面所做出的默默无闻的贡献。传递了一篇又一篇不为人知的感人事迹，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催人泪下的颂歌。

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黄风在创作上发生的变化再一次证明他的关注与思考正在发生着变化，视野不断开阔，领域不断拓展，让我们感受到他在创作上的全新气象。在我看来，大湄公河不再是地域意义上的一条流经云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的一条河流，在黄风的笔下，它已经成为欲望与罪恶、冒险与贪欲、正义与邪恶，黑暗与光明、健康与堕落的符号与象征。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黄风作品研讨会，目的不是通过黄风的作品对报告文学作一个准确定义、不是对报告文学寻找一个所谓的标准，我们想做的是，通过黄风的作品，来思考报告文学在今天发生了什么，呈现了什么。努力寻找我们内心世界在面对社会现实时的那种长期被掩盖的真实。努力表达我们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们的真实感受和真实处境。以此带动山西报告文学创作更好地发展和壮大，创作出更新、更好的作品。

赵瑜（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我认识黄风很早，最早见面不是在山西，而是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他过来打招呼，我一看，黑黑的一条大汉。过来说，我是山西黄风，特别喜欢纪实写作。给我一个印象就是真诚。搞纪实文学就是要笨一点，真诚一点，特别是需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在后来的接触当中，他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山西报告文学写作领域，最近的几部作品，去的都是云南。周宗奇写《范仲淹传》全国各地跑，陈为人写《墨子》是在美国，鲁顺民写《潘家铮传》把国家的整个水电基本吃透了。黄风不是个案，他有本土的滋养，比如写了《黄河岸边的歌王》《静乐阳光》，然后把腿迈出去了。这也是山西最近的一个共同现象，不忘地域性，同时要走出去。

真实和忠诚是纪实作家成功的基本素养，如果没有这种素质，很难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如果玩心眼的话，写不好纪实文学。我和他有过一次合作的机会，就是当年王家岭矿难发生时，省作协派出了一支写作小分队，我和黄风、顺民、骏虎、玄武，到了王家岭就分头采访，然后汇合到一起创作。黄风主要是接触最艰难的医院。你让住院的矿工说实话，黑暗中的8天8夜，在濒临死亡的状态里挣扎，究竟在黑暗中发生了什么？他跑了好几个驻扎点，有一个地方还封锁，比较严酷，不是说你想采访就能采访。九死一生的矿工，他们还没拿到政府的补偿，还不敢乱说。你一乱说，萬一政府不给你钱了怎么办？在这样的情况下，黑暗中的一个核心人物王吉民，反映了矿工几十年来对政府的不信任。他在地底深处算是一个老大。当时中央台直播的时候，出现了很多谜团，比如那根放下去的管子，刚开始还有敲击声，怎么后来没有了声音？实际上是深井底下发生了残酷的械斗。王吉民被采访时吞吞吐吐，不愿意说。黄风在这个过程中以他的真诚感动了王吉民，让他感觉到黄风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虽然当时没有采访成，但告诉他，“如果你还想说的话，可以回太原找我。”这个人家在古交。大部队撤回来以后，大家开始紧张进行创作。正当最关键的时候，王吉民已经养好了伤，回到了古交，他打来电话，说想再和你聊一聊底下的真实情况。黄风赶紧和我沟通了一下，说这个王吉民明天有可能来。王吉民把井下的真实情况说了，说通了井以后，以为上面是想放水把大家淹死，而不是抢救。因为这个管子一通，巷道里气压发生了变化，水位本来还在胸脯，忽然一下就到了嘴边。他怀疑这是上面在放水，王吉民就把这个实际情况跟我们聊了。这个线索是黄风得来的。这是黄风的真诚，没有他的真诚，这个人也不可能跑到太原来。这件事情也成了《王家岭的诉说》分量很重的一个核心情节。从这个情节能看出报告文学作家的作派，进入采访，进入世界，进入人心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姿态去跟人打交道。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让我能感觉到，黄风老弟可以干这一行，能够干这一行。

黄风的作品，与其他作品相比较而言能够独树一帜，就是作品有人情味。报告文学作品也容易犯一个通病，好像现实很严酷，就不用在人情和文学上进行自觉。而黄风的作品都有非常感人的地方。这一点，恰恰是抓住了纪实文学过去被人诟病的地方。反正是写问题，离人远了。这一点过去是报告文学的短处，离人太远。而文学本身，人才是轴心。你纪实也罢，虚构也罢，离开了人这个轴心，离开了人的痛苦，人的悲欢，人的命运，那你还写什么呢？黄风在他的作品里能抓住人情这个最主要的核心点，以人为轴心，充满了人情味儿，这使得他的作品不像常见的报告文学那样干巴。他的作品，也不仅仅是问题，即便是问题，也是关于人的问题。黄风作品的这一点，对大家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对今后山西的报告文学创作很有借鉴意义。

杜学文（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我简单谈一些个人的看法。第一点，黄风是很能下苦功的一个人，这在创作时非常重要。刚才赵瑜介绍黄风的采访经历，可以看出来这在目前的文坛值得倡导。目前我们的创作，还是有一些浮躁之气。而黄风能够下苦功去采访，下苦功地去推敲自己的作品。他也不着急。我来作协上班的时候，就知道他在写《大湄公河》，到了现在还没有完全定稿。按我的猜测，他这个人也挺磨的。其实在后来的交流中，才知道，他是在不断地否定自己又提升自己，这种创作心态值得大家学习。

第二，他的创作是建立在对生活的充分了解把握感受体验之上进行的。去湄公河采访，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昨天考核组来，我们还谈，这是拿命去采访的。去那个地方，你语言不通，也不是咱们的地盘，社会非常复杂，也听黄风说过一些，也请他介绍过一回，能看得出来，去那里要冒很大的风险。刚才听赵瑜这么一说，我又在想，那些话也听不懂，饭都吃不下，觉也睡不好，黄风去那里怎么采访，怎么和人家沟通？这里面肯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工作。

第三，《大湄公河》与《颠缅之列》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视野更开阔。《颠缅之列》是写一个点，一个点也未必说是不能体现纵深感，《大湄公河》不是简单介绍湄公河的情况，是放在一个跨度上非常大，历史感和现场感都非常强的坐标上去写。这就使得作品的格局更大。湄公河惨案是怎么回事，这条河流上的人以前的生活、历史和文化，都写得很周详。除了采访，他还做了很艰苦的学术准备。看《颠缅之列》，我是落泪了，他写得非常感动。叙述成分多，描写的地方少。而《大湄公河》，本质上是报告文学，但也有适度的虚构，把读者一下就带入了具体的场景之中。这使得这部作品的文学性更强，艺术上成分更浓郁。

第四，他非常沉得住气。他心比较静。不管别人，谁获了奖，谁出了新作品，他好像不急不躁，只是在那里努力地写，写到自己满意为止。当然，他自己今天也获得了省里的“五个一”工程奖。

第五，他把工作和创作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也非常好。他是《黄河》主编，还承揽大量的编辑任务。据说前不久在北京培训五天还带了八篇稿子，白天听课晚上改稿。他明白自己首先是一个工作人员，对《黄河》杂志，对山西文学的文学创作是有责任的。同时，他又在坚持创作。在这两者之间怎么能处理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能吃苦。一个人主观上能不能更愿意承担创作之外的责任，在这一点上黄风处理得很好。

《大湄公河》这部书还没有写完，借主体部分发表之际，开这么一个研讨会是非常必要的，对他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也有积极作用。另外，黄风的创作不单是报告文学，最近又出了一本散文集，我看见在微信上传播很广，大家对他的文章还是很认可的。

总而言之，我在《大湄公河》上看到了黄风在艺术追求上的努力和进步，也从这一点感受到了山西作家在报告文学方面的优势和成绩。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杨占平（山西省作家协会巡视员、副主席）：这两年和黄风交往比较多，他几部重要的作品和我都有点关系。比如《颠缅之列》里他采访的江桥基地，我也曾经去感受过。他写的那条湄公河，我也曾去过一回。也是因为这样的机缘，我想我更能设身处地感受和理解他的创作。包括前两部作品《静乐阳光》和《黄河岸边的歌王》，我也是一直在关注。他每写一部作品我们都有深入的交流。就黄风的报告文学创作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题材选择的独特性。在选材上，黄风有自己的见解。报告文学是当前文学创作的主流，很多人都在写，不光是作家在写，很多新闻界的人也在写。题材遍地有，作为一个作家，如何选择，就要看作家的眼光，看他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还要看你有没有独特的驾驭能力。比如《静乐阳光》就写一个县委书记保证每一个小学生每天有一颗鸡蛋，这样一个爱心工程，在全国反响都特别大。写《黄河岸边的歌王》，也是以独到的眼光采访歌手。《颠缅之列》以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敏銳性，发现了边防部队训练警犬里面大有文章可作。湄公河上的故事，有不少新闻报道，还有一些电视剧也写到了，但黄风的《大湄公河》，以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眼光写出了自己对一条河流，以及河流上发生的人与事的理解。别人写过的题材，你再去写，难度增加，也很难再引起别人的关注。

第二，他的报告文学作品现场感非常强烈。写报告文学是很辛苦的工作，很多事情看资料，听人说，是一方面，如果自己不去现场，感受肯定不一样。描写起来，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能够把读者带入现场。他这些年的写作，一直在秉持这么一条原则，尽量少用资料，多用现场的感受和体会，尽量采访当事人，用更多的当事人来说话。

第三，身心投入。黄风平时要做大量的日常编校工作，但只要进入一个题材，就忘掉了一切，不会想着别的。比如写《大湄公河》，他看任何事情，都会和《大湄公河》联系起来，他会深入到他要写的那些人心中。这和赵瑜先生刚才说的真诚是差不多的。而黄风的作品不一样，他在不停地消化和理解。

第四，在艺术上不断超越自己，不重复自己。报告文学写作，只要题材不同，还用同样的套路也是可以的。但黄风的每一部作品，从艺术风格上来说，都有所变化。《静乐阳光》是从一件事一个人，《黄河岸边的歌王》从一条河很多人，《颠缅之列》是写一个特殊的群体，《大湄公河》更是跨越国界，穿越历史。

罗向东（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首先对这次研讨会表示祝贺，我与黄风认识不长，来了作协以后认识他，也是在聊天过程中了解的。我只能就我对他的了解，谈一谈黄风这个人，我看过《颠缅之列》，也是看得我掉了泪。

我感觉到，黄风是有平民情怀的人，他写的好多作品，眼睛盯住的都是最下层。谁会想到江桥小镇上有一群成天和警犬打交道的人？他能看到。谁会看到黄河岸边唱着山西民歌饱经风霜的老人？他能看到。他的眼光始终盯着这些小人物，他的作品始终有这么一种平民情怀，而且以生动的笔触，把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呈现给大家，感动更多的人。

黄风是非常有责任心的人。他总要通过自己的笔，把想要为大家说的话，把想要为社会做的事情，想要为一个社会的进步所做的努力，编织出来。他不断地在创作，不断地在取得新成绩。黄风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经常坐在一起开会，发现黄风先生发言必有稿，他要掏出写好的手稿，一字一板地念一遍。这个认真同样表现在他的工作上。《黄河》这几年越办越好，和我认识的好多人，都说《黄河》办得非常好，这里面与他孜孜不倦的工作分不开。当然，这里面也与《黄河》诸位同志的努力分不开。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需要这样有平民情怀又有责任心的作家。

张锐锋（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感谢黄风给我们奉献了几部值得研讨的书。每一部书出版，他都会到办公室赠送给我。我也认真拜读了。这几部书都特别感人。黄风就是不简单。《黄河》的编辑本来就少，他能在繁忙工作之余，接二连三推出这样的力作来，很不容易。黄风不是黑风，也不是清风，真是带着泥土的风，信息量大，带着我们生活的气息。每一部书都是如此。就像刚刚几位所说的那样，也像赵瑜所说的，一个作家之所以能成功，无非是“情”“景”二字。

中国秦汉以来两千年来的文学，基本上专注于一个“情”字。中国的诗歌之所以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它丰沛的情感。而黄风讲述的不单是一个中国故事，里面也凝结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像他的《黄河岸边的歌王》，写了一个又一个歌王的命运，他们的痛苦，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以及他们的爱情故事。他的《颠缅之列》，也是这样，专注描写士兵的平凡生活，人与犬的感情，人与人的感情，依然专注的是一个“情”字。《大湄公河》更是如此，场面更大，更恢宏了，但即便那些被伤害者的内心，也充满了情感的波澜。

再一个就是“景”字。景不是简单的景观，而是如何对生活中曾经发生的事件合理地再现。在他的《大湄公河》里尤其表现得充分，甚至于接近小说的手法。很多受害者在船上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几乎是纤毫毕现，写得非常生动具体，让我们重新看到了现场所发生的一切。我们看到的不是简单的死亡现场，而是一个被时间定格了的现场，而且是一个活的，有动态的，有过程有生命有情感的现场。这样，就使得暴力变得更加血淋淋，让人感到十分地震惊。

当然，我也想到一个问题，这样虚构的手法有可能会在报告文学里损害它的真实性，这种现场还原的方式，就像在一部纪录片里不断地让演员表演一样。如何把握虚构还原现场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值得黄风在将来的写作中思考，也值得大家思考。

梁跃进（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非常高兴能参加黄风报告文学作品研讨会，我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简单说一说。作为杂志社的主编，黄风每天上班来得非常早，很辛苦，除了完成刊物的编辑工作之外，还辛苦搞创作，写了大量作品，有的获了不少奖。特别是最近完成的《颠缅之列》和《大湄公河》，反响很大。都能看到他对报告文学的执著追求，他对文学创作的至诚之心。他写出的这些作品，非常感人，非常生动和鲜活。在座诸位，都是写作的前辈和专家，我也不好对具体作品妄加評论。希望他今后能写出更多的精品力作。

李骏虎（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创研部主任）：关于黄风，不能单纯说他的作品，我们太熟了。我是一个作者的时候，他就编过我的作品。我到了作协以后，我们又成了朋友，而且是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是君子之交。在我个人看来，黄风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他的内心跟他的外在是不太能够重叠在一起的。一看就是一个黑脸膛的黑汉子，他其实是一个心地很纯净的文人。他对文学抱有纯正的文学之心。这么多年，我对他很钦佩，也是引他为知己的原因之一。他没有更多被世俗搅扰，一心钻在文字当中，除了采访，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也是我做不到的，我非常钦佩他的这种境界。

再一个就是他的勤奋。这么多年，他为人作嫁，是一个非常尽职尽责的优秀编辑，是一个对文学从高度到广度，从当下到未来，都有自己的把握和判断的主编。同时，他在个人创作上，又有了一个新的高峰。怎么处理为人作嫁和写作的关系，是我很钦佩他的地方。我自己也苦恼于怎么处理工作和写作的矛盾，我从他身上也看明白了。他把所有的时间，不是用来看稿子，就是去采访，去写作。他的勤奋是有目共睹的。一期期《黄河》，一本本他的著作，都证明了。

就他的创作，我认为有几个特点。他早期是一位小说家，作品我读得不多，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转型了。我读得最多的还是他的报告文学。他的作品一直关注当下，是一个真正扎根于生活扎根于人民的作家。他的作品能够与时代接轨。每一个主题都不是受利益驱动之类因素的影响，都能够反映当下主流的走向。

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他的视野非常广阔。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不是才华，而是他的情怀。一个有情怀的人，比一个有才华的人，要走得更远。黄风的视野有目共睹，可上可下，可中可外，尤其是把握一些重大主题的时候，比如像《颠缅之列》，还有最近的《大湄公河》，光这样一个主题，很多人看了，可能会认为困难太多，但对黄风来说，至少读他的作品，似乎感觉不到他写作时遇到的障碍。这对一个作家来说，不是靠才华靠勤奋所能克服的，还是要有情怀，还是要有视野。即便你搞的是文学，你的视野和胸怀太局限，可能就完蛋了。他对社会的知识，国际国内的背景，社会的动态，都有整体的把握。所有重要的作品，不在于故事，而在于故事发生的背景。所有的人物之所以重要，就是他们置于历史背景之上。

说到他的艺术特色，我感到最鲜明的一点，就是他摆脱不了小说家的痕迹。尤其是读最新的《大湄公河》，就会发现，他写着写着，就忘了自己是报告文学作家了，写着写着，那个细节，那些塑造人物的场景，就是小说的笔法。我不是报告文学作家，不知道这样写，犯不犯忌，但这样写，确实非常好看，很生动。报告文学的文本，它的吸引力，它的读者，肯定没有小说那么多，我倒是认为，报告文学完全可以是开放式的写作，如果把这些手法植入进去，写得高兴了，写一首诗，写得高兴了，来一篇情景散文，也完全可以。如果一种文体就像公文报告，也似乎没有什么意义。黄风把小说家和报告文学作家两种身份有机地糅合到一起，这是他成为一个很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周宗奇（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我说三点。第一，黄风是一个成功的主编作家。一边身为主编，一边又不断出成果。这是我们南华门东四条的老传统，从西戎到李国涛、成一、韩石山、张石山、李锐，历来如此，包括现在的刘淳、鲁顺民，同时是社长、主编，也是作家。这是一个好传统，应该传承下去。编辑和创作，肯定是有矛盾的，事实上处理好了，两不影响。不做主编，不知道写作中间面临的实际问题，编了别人的稿子，可能会有所触动，原来还可以这么写。不当编辑，光当作家，不知道创作有多难。

第二，有一种文学超越。山西这块黄土地，盛产农村题材作品。从“山药蛋派”的辉煌，到现在，好多作者都没有超出这个框架。但在新时期以来，在不停地超越，不局限于方针政策框定的题材。像黄风的《黄河岸边的歌王》，就是他自己的自由选择。再一个就是眼睛向外，不光盯着脚下的黄土地，眼光放开了。像《大湄公河》，更是有了异域风情，有了国际文化的大背景。这一点，在山西新一代作家中，慢慢成了风气。我们一定要继承传统，也要超越传统，要有新的创造。

第三，我看过《颠缅之列》，说一点他作品中的不足。之前还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过：黄风解释了：“傣语叫钢钉叫‘列”。这个由几十名边防官兵和几十只警犬组成的缉毒“钢钉”，深深钉在中国的缉毒前沿，战功卓著。那么，这颗“钢钉”到底钉得有多深呢？或者说到底有多大价值呢？文章中报告说，十年来查获毒案1164起，抓获贩毒嫌疑犯755名，缴获毒品400多公斤；其中英雄犬辉杰，查获毒案67起，抓获贩毒嫌疑犯36名，缴获毒品几十公斤，是目前世界上破获毒案最多的警犬，被授于“一级功勋犬”光荣称号；其中英雄训导员姚元军，执勤之夜追缉逃犯，沿着汛期中猛涨的瑞丽江紧追不舍，与逃犯“一起坠入了江中”；还报告了许许多多缉毒官兵和警犬的动人事迹。可以说从正面显示了“列”的深度。有点遗憾的是，这正面一“维”纵然精彩，如法国接斯柯和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山的洞窟壁画，可这些古代壁画毕竟是用单一颜色描绘的，要达到“三维透视”或更多维的“视觉效果”，还距离甚大。也就是说，这个“列”的深度还大有扩展空间。比如说，那个与姚元军一起坠入瑞丽江的毒犯怎么样了？姓甚名谁，年方几何，乡关何处，有无妻儿老小，一生经历如何，缘何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身后是何结局？姚元军是人，毒犯也是人，缘何一个成为英雄，一个沉入地狱？这背后的人性原因、家庭原因、社会原因又是什么……在速写也讲究结构、对比、明暗等等的审美要求下，这一“维”是多么不可或缺啊！然而在整部“列”中，这一“维”基本上是系列阙如，对“钢钉”所能达到的深度影响甚大。或者就因了这一层，“列”有飘逸之美，却少了点厚重与内秀。

到了《大湄公河》，结构有所改变，是二维结构， 一个是对大湄公河的考察，一方面是案件本身。结构上有进步，但大湄公河的历史本身与案件钩挂得不是很紧。在选择另外一条线的时候，怎么与案件本身与主线靠得更紧密一些。

另外在补充一点，我也算是作协的老人了，从“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省作协的風气就是这样，同事之间，作家之间非常亲和。不管我们年轻人和当时的老作家文学观念如何不同，但在说到作品的时候都非常关心。谁得了奖，谁有了好作品，大家是相互传扬，至今想来非常感动。文人间的小气候非常好。我们作家协会，作为同事也罢朋友也罢，在文学上是平等的，大家要相互尊重，相互提携，这个头开得好，希望这种风气能够在南华门东四条继续延伸，继续发扬下去。

蔡润田（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限于精力，未能细读其它作品，以下的一点感想主要是从《滇缅之列》读后文章衍生出来的，所以可能有一定局限性。

首先一点，是取材新颖、独特。所涉及的多是别人不曾或较少涉足的领域，它们未必有多大的社会关注度。易言之，他的作品不是靠事件本身的轰动吸引眼球，而是靠对人物、事件本色化的凸显与开掘，是本色呈现与文学再现的有机融合，既保证了作品真实性，又具有了艺术感染力。

就描写对象说，他倾心关注或着力彰显的都是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或生命历程。这样的选材与视角，透露出的是作者观照社会生活很可嘉许的价值取向与人文关怀。

在艺术层面有两点印象突出。其一是在叙事形式上并不追求奇兀诙诡的情节结构，而是用真切而细腻的人物、场景的生动再现，自然、流畅地建构他的文学世界。它给人以内在感动，绝非外在刺激。我觉得这种平夷自然中凸显艺术形象的能力更能见出作者文学叙事的“内功”。

其二是文学语言。他的语感极好，无论是写人、写景、抒情言事，用语都非常熨帖、恰切、到位。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写得柔美、富于诗意，这与他北方大汉的外在形象殊不相埒。即便是方言俗语在他的笔下也都意蕴显豁而极有情致。这些作品或章节大体上可以当优美散文来欣赏。以上我在《平夷自然 质而实腴》一文中有所道及，此处略有生发。

也许是因为作品整体韵律的自然流畅与语言的熨帖优美，使我对个别篇章叙事手法某种程度的单调印象淡漠，实际上，这个不足可能与题材有关。要展现普通士兵的本色群像，不得不一一呈现，秋色共享。这就较难顾及情节的厚度和起伏。我想，作者原本也是小说家，不乏想象、合理虚构的能力，倘若换作相宜题材，一定会写得更为生动、引人。现在的《大湄公河》就可见端倪。纪实与小说间本可互补，无须转型。

黄风目前日常工作是编辑，编辑之余写东西，原本不易，写须要远方采访的纪实作品尤其不容易。一面固然要倍加辛苦，一面也足以见出他的文学素养与颖悟的天分，相信他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张石山（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这么多年相处，我和黄风也算是情感很深的朋友了。黄风报告文学作品研讨会，《黄河》杂志社来主办，我很有感触。说一点题外的话。1989年之后，山西文学创作的情绪一时低沉，是《黄河》杂志社首先发起，让大家一人写一个中篇，或者别的文章，在杂志上露面。我全国也获奖几回，平生主办的第一次研讨会是《黄河》给我开的。当时我写了个《晋阳酒徒》，至今记忆犹新，非常感动。今天《黄河》又给黄风的作品开研讨会，也是鼓舞人心。与之前的传统算是一脉相承。

刚刚大家也说到了，既是编辑，又要写作品，看起来似乎矛盾，其实对我们写作者来说，是太好了。即便某一个时段，编辑工作太忙，写不成东西，我们干的是什么？我们干的是一个我们共同的文学事业。我们把刊物编好，也是在培养我们的作者队伍，这本身已经是太荣耀的事情。我自己也当过编辑，从内心里来说，也从没想过为人作嫁，点了蜡烛把自己烧断。编辑本身这个职业就非常光荣，就是我们的生命存在，在这里面有我们的满足感、荣耀感。回过来头说，既是编辑，又是一个写家，眼光肯定不一样。黄风身为主编，又写出了大量作品，这是很好传统。

说一说黄风的几本书。我看书比较快，说点我的感觉。发现越到后面的作品，写得越来越好。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报告文学，只是为了言说的方便，都是文学作品，是纸质文本。一部作品好看不好看，社会效益怎么样，事情肯定大家都知道，但能让人记住的其实是语言，是其中的细节。《大湄公河》要比《颠缅之列》更好，视野更开阔，能看到叙述的功底，结构的能力，精彩的情节和浓郁的情感，超乎其上的，能看到一种文化的意味和精神品格。当然，要把这条从境内流向境外的河流的文化写透并不容易，恐怕至少要在那条河流上生活十年，可能会表述得更好一点。但黄风的《大湄公河》能把目标关注到这里来，把人和大地写到这一步，有更好的文化支撑，在这里，也能看到他的文学情怀，内心非常灵动。

文学热已经成为过往，一部文学作品能不能取得更大的效应，因素太多，非人力所能及。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编好刊物之余，把想写的作品写出来，立功、立言、立德。编好刊物就是立功，写好作品就是立言。这样，我们就能像古代的士君子那样，为这个社会贡献出一点自己的力量。

段崇轩（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黄风并不姓黄，他的本名叫李拴亮。一开始我还不适应你的笔名，现在来看，这个笔名和你的艺术风格还是很一致的，就是从代县，从晋西北刮过来的一股大风。我八十年代在《五台山》当编辑时，就发过很多黄风的小说。在小说和散文不足以表达他的思想时，开始转型创作报告文学。从最近他的几部作品来看，这个转型是成功的。

读了他的作品，我有两个感受。一个是，敢于选择重大题材。无论是写《黄河岸边的歌王》，还是边防缉毒，还是大湄公河惨案，都是重大题材。这些也不是政府，更不是作协分配给他的任务，而是他的一种自觉选择。而这些题材采访起来非常困难，也很辛苦，已经跨越了我们山西的地域，显示了他在艺术创作上的勇气和自信。

再一个是，他的报告文学基本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粗犷，阳刚，也很抒情。

他的作品，我看得不是很细，但也发现了两点不足：一个是要加强报告文学的思想探索。写云南边防的缉毒，毒品与人类的关系，毒品和人的关系，人在吸毒后精神的变化，吸毒之后为什么离不开毒品。在思想探索方面，挖掘得也还不够。黄河岸边的民歌，也是一个重大题材，而且也算是山西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前些年，在河曲开会，我们省几个青年作家，房光、常捍江，包括王祥夫，听二人台，听得很入迷，每天都要去听。也就是说，民歌与古代诗歌的关系，民歌对于一个地域的意义，也值得往更深处挖掘。大湄公河的惨案，更是国际性的题材，思考起来，需要对更多国际文化把握。我们不能把一个事件、一个案件平面化，需要在思想探索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另一个是在报告文学的叙事方式上，要把動和静结合起来。在黄风的几部作品中，动态的语言多，静态方面就比较少。沉浸下来写一个人，写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写一个人的行动，或者是写一个画面，写一个情节，在这些方面黄风做得还不太够。当然，在最近的《大湄公河》方面有所进步，比方说借用了小说的笔法。当然，在这里面又要预防一个问题，不要过度地猜测当事人的心理。怎么能既不违背报告文学的基本原则，又能做到想象合理，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在叙事上要少一点，降低躁动的成分，描写上要多一点，增加思考的力度，这样才能使得作品更加纯净，更加丰厚。怎么把散文的写法，把小说的写法结合到报告文学写作中去，这对黄风也是一个挑战。

总而言之，黄风的转型是成功的，但更值得进一步努力，走出山西，走向全国。

还有一个感觉是，我们山西的报告文学，近些年，在全国来说是异军突起，风生水起，这些年来出了很多好的作品。这是建国六十多年以来，山西第一次出现报告文学的高潮。在这个形势下，黄风、鲁顺民写的报告文学，对我们山西的报告文学是一个丰富，是一个超越，但怎么进一步提升，把报告文学写得更好，需要做的文章还有很多。

陈为人（太原市老作家协会主席）：从黄风的口音说起。黄风说他有着十几年的教书生涯，我有些不信。我见过山西文坛上那些当过老师的作家，一个个磨炼得伶牙俐齿，而黄风总是一副“纳于言”的样子；还有就是“乡音未改”的代县口音，常常让人很吃力地听他的发言。

黄风说“北京”不是“憋京”，曾受到一个朋友的严厉责怪，“刚离开了几天，给我操什么京腔。”

我听说过，说县城里的乡村教师，教学生“麦唉麦，‘灭子的麦”……黄风说，孩子们都能无障碍地转换两种口音。于是我明白了，在那不改的乡音里，黄风有着刻骨铭心的“乡土情结”。这种情结，正是赵树理以及山药蛋派的创作传统，这是一种无隔阂的接触，而不是什么靠“访谈”所能得到的素材。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乡音的记忆，形成一个作家的语言之根。乡音成为一种标识，一种身份的认证。往往一句熟悉的乡音俗语，会让人回忆起一串逝去的故事。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活化石”。

正是这种乡土情结成为黄风创作的脐带，依赖之根。黄风在一次创作谈中说道：

“在我的早期和后期创作当中，还是再再往后的创作，我的笔触都执着于底层人物。别人写‘大人物不是不对不好，而且‘大人物涉及的往往是大事件，写好了很容易成功，这方面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就我来说，我总觉得相比于‘大人物，底层人物更应该去关注。他们是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处于最易被遗忘或忽视的角落，他们纠结了社会最大的酸甜苦辣，承受了现实处境最大的生存压力，如果他们的腰杆挺不起来，我们这个社会很难说是健康的，迟早会因缺少坚实的支撑而动摇的。《静乐阳光》写的是贫困县的教育，《黄河岸边的歌王》写的是在困境中挣扎的民歌手，《滇缅之列》写的是守卫在禁毒一线的最普通的战士。即使是《大湄公河》，相当篇幅也写的是吃水饭的中国水手……我写底层人物，并不是要给他们树碑立传，而且他们紧张的生活与至为朴素的认识，也无需我去为他们树碑立传，更多的是我的一种关切，希望通过作品获得更多人的同感，也去关注关爱他们。使他们不被忽视或遗忘，在角落里一样能感受到社会的阳光雨露，让他们的奉献付出得到广泛认可，或者让他们的处境一天天好转起来，不仅敢于做梦而且能够如愿以偿，由他们普通的小梦圆满中国的大梦。”

黄风的主要写作对象是基层小人物，是从血管中自然流淌出来的“底层关怀”。

我们已经习惯了那种大人物大事件的“宏大叙事”，崇尚“春秋笔法”，认为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何足挂齿。这一正统主流史学观，早就引起胡适的质疑。他在1930年写的《上海小志序》中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提出“大”与“小”的历史辩证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朝代的兴替、君主的废立、革命的道义等等都在我们的眼中小化，而《史记》中偶然提到的一笔“奴婢与牛马同栏”或“蹑利屣”，（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说的是赵国有个女子，叫郑姬，有才，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穿着长裙，妙鞋，姿态诱人。出门服务，近的就不要说了，远的，只要有钱，千里之外也去；少就不要说了，老的，只要有钱，咱也没所谓——奔富贵也）。这些闲笔却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管中窥豹，从中我们了解到诸如汉代奴隶如何生活，妇女缠足由何而起等有关一个时代生存状况的问题。这种有关人类生命进程，一个时代的文明性质的问题，才是人类文化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史料。这可否算是“小中见大”的另一层含义？

别林斯基在评述到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中欧也妮为给她表哥咖啡中加一小勺糖所经历的心理斗争时说，欧也妮此时下决心的勇气并不弱于拿破仑越过阿尔比斯山时的决心，小人物也有一颗七巧玲珑之心。一滴水可见太阳，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是诸多复杂人际关系的总和。真实地写出一个人的生存状况，也就写出了他赖以生存的全部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风貌。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也许将来的史学家还得靠那些“识小”的不贤者们所记录下的小人物身上，去寻找已经逝去的时代的特征。

小者挖掘深，大的背景也就出来了。

从另一方面而言，描述那些重大题材，你并没有优势。你知道的那点素材，别人已经炒过了无数遍，吃别人嚼过的馍等于是拾人牙慧。纸上得来终觉浅，只有开发属于自己独有的那块资源才能是出新出奇。

黄风作品中，叙事的从容，漫延枝节的巧妙，语言的生动，都可见他的功底，他的才赋。

我们身处一个“转型”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置身于一个历史的断层，每当我们刚刚表达完一个观点，心中马上会涌起一个与之截然相反的思维。所以我们总是处于言说的困境。这就注定使我们在写作中充满迷惘彷徨犹疑徜徉，而每部作品一旦成书，白纸印上黑字，审视的目光使内心仍充满反思辩证颠覆否定之否定。内心矛盾正是内心丰富的一种表征。我看到黄风曾写下这样的文字：

“就我自己的创作感受而言，越写越觉得创作水深，连做梦都探不见底。一段时期自认为得之的东西，过一段时期自己就推翻了……真正过后令自己满意的作品，似乎还没有写出来。人有宿命，作品也有宿命，我宿命中的好作品，大概还在前面等候着，需要我继续埋头努力，在或短或远的将来获得……”

对创作的敬畏心理，大概正是一个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我们不少看到与黄风这种诚惶诚恐慌的心态相反，有一些作家对自己的创作是一种高度的“三个自信”：自足自恋自吹，敝帚自珍孤芳自赏，自以为是自我陶醉。认为自己出手不凡，出手就是中国几百年不见世界数十年罕有，出手就是洛阳纸贵传诸后世。我想，这种自我欣赏的状态，恐怕不是没见过海阔天高世面的“井底之蛙”，就是把虛幻的影子当作了真身的“夜郞自大”。

我是一个喜欢吹毛求疵挑鼻子挑眼鸡蛋里挑骨头的人，这种挑人毛病可能也成为一个作家的职业病。谁家锅底没点黑？再十全十美的“完人”，也难免有个“肚脐眼”的缺点。从黄风的作品中，我也能挑出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可以品头论足指手画脚一番，但人家黄风自己已经意识到的问题，难道还需要你再画蛇添足信口雌黄地妄加评议吗？我们只需假以时日。

傅书华（太原师范大学教授）：我谈三点看法。第一点，山西最近几年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写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你说是一支强劲的劲旅也行，说异军突起也行，说是一种写作新气象也行。说句极端的话，它的进步速度要比山西作家在小说散文上要快。黄风的写作，体现了山西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写作的实绩。

第二点，其实周宗老师说了，说得很到位，我只是作一个简单的补充。黄风的三部作品，确实层面、维度有些单一。这些东西，用格式塔心理学来说，不能在一个大的背景下，焦点因为背景的存在，一下子变得非常突出。比如《黄河岸边的歌王》，写了十五位歌手，写得很感人，如果稍微加一点维度，展现出来的意义就要更深刻。举一个例子，韦君宜写过一部《思痛录》，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部“12·9”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他们经历的那个大时代进行反思的里程碑式作品。在写这部作品之前，她在1964年写过一部很有名的小说《月夜情歌》。写的是一个乡村女孩子在乡村唱得很好，中央歌舞团下放的专家就发现了她，并带到了北京的大舞台上进行演出。小女孩就不去。韦君宜最后就写道，如果这个小女孩到了北京，站在紫红色幕布下唱的歌，一定不是她在乡村里唱出来的那种感觉。只有在乡村唱出来，才有她独有的韵味和价值。我看到几篇关于《黄河岸边的歌王》的评价文章，大部分是从时代转型，也就是乡村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乡村人们的失落，来判断作品。我感觉这一点也能够成立。但我个人感觉，乡村的歌手作为民间的个体性，是从实际生存当中发出来的，他们的这种声音，对现在我们身处的科技时代，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规驯，或者说对庙堂大历史不是构成一种颠覆，起码也是构成一种强大的张力关系。而正是这种张力关系，是他写这些歌手的价值。如果黄风能够能把这些歌手唱的歌，和庙堂上的歌作一个对比，可能作品就会更丰富。我记得其中写到一个歌手去了北京，回来之后，本地政府还很欢迎。当时我头一个联想到的就是韦君宜那篇小说，就是当他们在北京唱了之后，北京接受者听到的歌，和乡村歌手本身唱的歌，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黄风作品的维度能稍微多一点，他的作品的意味就会更丰富。

在我看来，《颠缅之列》不如《黄河岸边的歌王》。虽然这部作品的写法发生了很多变化，但还是一个一个故事地写。《黄河岸边的歌王》写歌手，无形当中，命运和时代构成了对比，一种张力关系。而《颠缅之列》，就是写了军人和缉毒犬。我的感觉是，维度更单一了一点。如果能增加一点维度，比如毒品。毒品已经成了全球性的问题，也是欲望的高度集中化象征。如果把当下人的欲望展现出来，和这些军人军犬的缉毒工作对比，作品可能就更丰厚。一种是精神上的毒化，一种是物质上的毒化，精神上的毒化比物质上的毒化更严重，更可怕。在这样一个时代，还有这样的军人，还有这样的缉毒犬，如果能和我们现在的生活结合起来比较，可能就更动人。但是这种感动，要和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到一起。如果把这些维度放进去，作品的深度、丰富性，就会更多一些。

《大湄公河》就要比前面的两部更好。历史是一部分，现实是一部分，人是一部分，宏观是一部分，微观是一部分，就目前看到的文本来说，融合得还不错。报告文学不管怎么写，一定要和我们的生活找到契合点。通过这个故事，能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形态。我不是去认识一个事情，而是从这个事情当中，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产生反思。也就是说，从认识论转变到价值论。我感觉这是报告文学写作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第三，今天中国的报告文学没有超越八十年代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高度。当时八十年代报告文学那种全方位、多角度对社会问题的揭示和剖析，站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度和前沿位置。比如说今天这么严重的雾霾，空气的雾霾，精神上的雾霾，这么普遍的一种社会结构性问题，我们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我们关注的还是人，还局限在具体的事件当中。怎么在有限的空间里，避开正面交锋，能尽量多维度展示我们的社会，我们写出来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可能就会更加丰富。

徐大为（《太原日报》社副总编辑）：关于黄风兄的作品，我不多说了。我就说两点。我是个服务者，从做报纸的角度来谈一谈。上个星期三见报的《太原日报·双塔文学周刊》，恰好登的是黄风的访谈。这是我们做的新世纪新锐作家群的系列访谈之一。黄风在访谈里说，很多人的作品写的都是大人物，他接触的和描写的都是小人物。他说写大人物容易成功，我倒是感觉拴亮兄写小人物也写得蛮好。黄风能在这么紧张的编辑工作之余，写出这么多好作品，堪称我们学习的的楷模。

张继红（三晋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我一个感觉就是，发言轮到我，该说的大家基本上都说到了。我自己实际上是一个文学圈外的人，现在搞的都是地方文化。当然，这些年和省作协打交道还是比较多。刚刚我还和大为兄交流，感觉今天我们的研讨会确实是在认真地研讨。以我自己的看法，文学是自然生长的一棵树，尽管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站在你的角度，有你的修为、个性，还有你的生活环境，慢慢就会形成自己的一种风格。我在读黄风作品的过程中，非常感动，感觉黄风的文学风格正在形成之中，只要坚持自己的个性，相信他一定会写得更好。

刘媛媛（太原学院中文系教授）：在深读黄风作品后，有三个矛盾点：一、他的现实身份与文学选择的矛盾：自讨苦吃。黄风是《黄河》的主编，他明明可以坐在南华门雅致安静的小院里，写写小情小调，借景抒怀发个感慨，或者假装深沉来些个无关痛痒的忧国忧民，省时省力省心，以一个省级大刊主编的身份不愁近水楼台。但是他偏偏选择已经式微且费心费力的报告文学，偏偏还要选择边境、缉毒、金三角大案这样惊心动魄的题材。这真有点自找苦吃的味道。报告文学讲究真实性，尤其这样的大题材，且不说采访地点的特殊，作为采访者所面临的困难甚至危险，怎样才能从众所周知的事件里，找到那些最真实、最有力的、最感人的细节以及挖掘事件中人物的情感和思想，的确需要费心费力。这种选择凸显了黄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和责任感，是一种当下稀少的文学情怀，仅这一点就令人尊敬。

二、题材选择与表达视角的矛盾：大题材与低视角。《大湄公河》《滇缅之列》《黄河岸边的歌王》，这一串刀光劍影狼烟四起的书名加上“黄风”这样一个飞沙走石的作者名，给人的直观意象就是很热点的感觉，难免让人猜测是不是那一类猎奇抢眼球的作品。读过才知道，作者在表现这样大题材的时候，偏偏剑走偏锋，用了低视角，从新奇处看平凡，于平凡中见人心，把一个最容易走到猎奇消费的畅销题材，处理成了家国情怀的正能量作品，这是作者有意坚持的写作视角，即写寻常人日常事，于细微处见精髓。同时，这也可能是当下报告文学写作的一种趋势。在影像即时发布的互联网时代，文字如何打败图像，那就是要凸显文字描写叙述的优势，对图像不能表达的内在世界的表现，那种诗意的文学性的写作，会超越直观抵达人心。这种平民化日常化的写作角度，是黄风作品具有感染力的重要因素。

三、内在与外在的矛盾：赳赳其形，戚戚其心。但凡与文学有宿缘的人，无论性别其内在世界一定是丰富敏感的，黄风当然也不例外。这个外表高大威猛的人，观察外部世界和感知能力异常细腻。这表现在黄风对语言的运用，显示了他性格里的另一面。我非常同意蔡润田老师的看法：“熨帖而富于张力，洗炼而不失蕴藉，朴实而时见俏丽。”这是一个心有猛虎，却能细嗅蔷薇的人，粗狂中夹杂着令人莞尔的机灵俏皮。他作品的语言风格，就像乡野里那种大方爽利的女子，见着人亲亲热热，明明也是嘘寒问暖的例行客套，说的是也是家常里短，却又透着那么与众不同的活泼风趣，让人心里熨帖舒服，止不住想听他唠叨下去。但是在朴实中又时常有非常诗性的表达。比如《黄河岸边的歌王》里，对环境的描写：“早晨的辛家坪村，阳光洒满街巷，清静得像一口老井，一天还未开始的忙碌，全沉在井中。对我们的到来漫不经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连鸡犬都懒得叫一声。汉家母子的故事，早已被日子碾作尘埃，养了墙脚的青草，涂了屋上的泥巴。我想，如有一点牵挂的话，就是那屋上的几缕青烟了。”这样文学味道浓郁的语言表达，展现出作者十分纯粹的文学本色。

籍满田（山西省电力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2006年，我在静乐县担任供电经理，还有58个村未通电，黄风去静乐县采访，我向他讲述了农村的贫穷与农民的无奈，他与我聊了整整一个晚上，聊农村，聊写作，聊人生，与黄风的谈话能激发我的灵感，第二天我决定正式拜黄风为师，学习写作，至今十年有余。在这十年中，当我高歌猛进时，他在路边为我鼓掌；当我事业抵达时，他随时为我排忧解难，施以援手。在我人生最落魄的时候，他约我喝酒，酒后执意要看我住的地方，当看到我铺着纸箱席地而卧时，他放声大哭。黄风虽不善言谈，但他人品正直，纯真善良，有仁者之心。黄风一心为学，不慕虚荣，不贪图物质享受，有独立人格与高尚操守。无论是为人为文，都是我学习的楷模。

在黄风指导下，2011年我的长篇纪实《晴雨路干湿》在中国作家发表，二十五万字被他大改两次，删到十八万字。2012年，在他的带领下，三赴云南采访边防中队官兵，写成《滇缅之列》。2014年着手写写《大湄公河》，预计2017年完成。《大湄公河》完成后与黄合作写《果敢抗战》，2021年成书，到云南三部曲结束时，我已师从黄风十五年。师从黄风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使我从一个作者成为一个作家，借此机会，向黄风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

鲁顺民（《山西文学》月刊社主编）：我要替黄风感谢刘淳社长。为什么呢？赵瑜跟我说过很多次，说是咱们报告文学专业委员会给黄风开一个作品研讨会，结果《黄河》杂志社提前给他开了。在这里向《黄河》杂志社和刘淳社长表示感谢。同时，因为每年要撰写报告文学年度报告，各位的发言，实际上是对2016年报告文学的一个很好总结，深受启发，也要感谢各位。

时间限制，我简单说一下。黄风的作品我都读过，加上我们一起合写的《王家岭的诉说》，至今一共创作了五部报告文学作品。他的报告文学的成绩与特点，各位总结得很到位，这里就不重复。我说三点。

第一，关于山西报告文学。上一次傅书华教授组织我们山西几个搞报告文学的作家，就纪实文学创作有一个座谈，全面总结了山西报告文学近几年的发展情况，山西报告文学既有深厚的历史纵深，也有扎实的创作队伍与创作成就，不说“山药蛋派”老一代作家，就目前而言，有八十年代晋军崛起余韵的作家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并在全国产生着持续的影响，比方我们委员会主任的赵瑜。还有老作家马骏、田昌安，还有一大批原来写小说，后来转而进行纪实创作的老作家，比方周宗奇、韩石山、陈为人、张石山、毕星星等，还有一批在创作上颇有成就的纪实作家，黄风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总之，山西的报告文学创作呈现的，有着丰富性多样性。

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们山西报告文学发展到今天，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文体自觉。报告的东西越来越转化为更多的文学性。第一体现在人物的塑造。无论是赵瑜《寻找巴金的黛莉》，还是陈为人的《唐达成风雨文坛五十年》，还是黄风的《黄河岸边的歌王》《颠缅之列》，等等，都是成功塑造人物的范本，他们在塑造人物方面，花的工夫并不比小说作家少。这个意识，在山西报告文学创作中日益突出，日益明显。这是文体自觉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叙述的语言。我记得当年章仲锷和萧立军给黄风说过，说你们山陕作家的语言，天生的没有问题。这个是我们山西作家的优势。叙述语言具有文学性，一方面是大家自觉地与新闻、材料脱开，形成自己的风格，另外一方面，今天写报告文学的作家，几乎都是写小说出身，在语言上都有自己的追求。以黄风为例，他今年出了一个散文中学生读本，在读者中的影响甚大，而且有些篇什可以视为精品和经典。有这个训练，再写纪实，再写报告文学，显然是一种优势。大家讨论的时候，总是说选材，总是说事件的呈现，但塑造人物与语言谈得比较少，也就是谈报告还是多些，谈文学还是少些。以后评论家是不是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对作家进行关注？

第三，有一种说法，说，为什么说现实看起来要比小说更精彩，更呈现出一种复杂性？因为小说是要靠逻辑推演，而现实却毫无章法，没有逻辑。所以现实往往表现得更精彩。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说这句话的是马克·吐温。报告文学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在剔除现实的芜杂，在寻找自己叙述的逻辑过程中，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思想的各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对写作者来说也是一大考验。黄风的长处，在于塑造人物，短处是在毫无章法的现实面前，在挖掘思想性方面，可能还不够到位。選材、素材、采访对于报告文学作家固然重要，但这些题材性质的东西，对于写作者而言，永远是一个筐子，货真价实的东西是看你里面装些什么东西，品接、控制、演绎、选择都是对作家对人生、社会、历史思考深度的检验，是掂量一部作品分量的重要因素。在《黄河岸边的歌手》《静乐阳光》《滇缅之列》里面或多或少总有些缺憾，而《大湄公河》尤其是历史纵深和现实广度方面有所拓展，尽管还没有看到全本，我期待它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王朝军（北岳文艺出版社编辑）：初次接触黄风老师的报告文学作品起于《静乐阳光》，当时因给他写评论。不过从那部作品中，我已经能感受到黄风老师为人为文的真诚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所以那篇评论我写得也相对感性化。后来再阅读黄风老师其他作品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创作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以实为基。这不仅是说他不辞劳苦，实地采访，不必繁琐和艰难，还在于他能深入到基层去，以底层的特殊小人物为观照对象。所谓“特殊”的小人物，指的是并非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普通人，而是他写作的特定对象，这些特定对象都是带有特殊标签的小人物，比如滇缅边境的缉毒官兵，比如那些仍然活跃在山西民间的民歌手。

二是，以情为纽。情感的深度介入是其报告文学的一大特点。不同于客观记述事实的报告文学作品，你在他的创作中总能够感到作者的情感指向。比如前面所讲的《静乐阳光》，对贫困偏远地区的孩子那份深沉的爱。

三是，故事情节的勾连。这一点在《大湄公河》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用了许多小说的笔法来虚构，来描写。这个我觉得很好。虚构不是不可以没有，只要和客观的叙述取得一种平衡即可。而且也可以看到，在《大湄公河》中，作者是对客观真实资料占有的基础上的适度虚构，主要还是报告文学的骨，只不过现在有了小说的血肉，丰满起来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一部是对他以前报告文学创作的超越，或者也可以说是飞跃。

四是，占有资料的详尽和细节安排的饱满和深入。比如《大湄公河》里糯康一出场，便讲了他使用的那支意大利造的小手枪。这是从情节的叙述中嵌入的。为什么要突出枪呢？因为湄公河惨案事件中最扎眼的就是枪，而罪魁祸首却是仅仅拿着一只小手枪的而杀人不眨眼的糯康。这绝对是一个极具对比性的描写。

五是，从《大湄公河》始，黄风老师创作的气象大了很多，那种大开大阖、气势磅礴、悲壮有力的风格凸显了出来。纵深度得到了绝大的增强。比如《大湄公河》中详细叙述了澜沧江—湄公河的源头，其中穿插了湄公河的历史和地理生态，而且还放到了大历史背景的演进过程中。像“元成宗遣使招谕真腊”就委婉地道出了湄公河与我国的血肉联系。历史、地理、生态等等方面再与旋涡的中心——当时惨案发生的具体经过一结合，这样的报告文学作品绝对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六是，问题意识。这方面，我想，黄风老师的创作都涉及到了。比如一个鸡蛋工程是否能坚持下去，是否会因为主政者的轮换而中断，比如对民歌能否传承下去的隐忧。但对问题更为深入的探讨我觉得还是少了些，若能有更充分的分析，应该会更有思想的深度，更耐人寻味。

王保忠（山西作协创联部副主任、《山西作家》执行主编）：近来集中阅读黄风兄的报告文学作品，特别是他新近的“亮剑”之作《大湄公河》部分章节，已远不能用“震撼”二字来形容我的阅读感受。这种过程，仿佛是随着朋友黄风和我多部作品的责编黄风走向远方的一次心灵之旅，又是重新认识和发现作家黄风的一次探寻之旅。从中，既看到了一个乡村赤子多年在非虚构领域的阡陌上扑下身子、诚实劳作的背影，又看到了他辗转反侧、求得突破的坎坷路径和优美曲线。

可以说，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之内，黄风的报告文学创作，在主题的开掘上走向了一个更宽阔更丰沛的空间，在叙事上则成功地完成了一次革命性的蜕变。换一种说法就是，我所熟识的朋友黄风、编辑黄风已渐行渐远，而另一个更隐秘也更公众的作家黄风已“刮”向远方。

三个黄风，让你感慨万千。

一、从故乡到远方。要探讨黄风的报告文学作品，我觉得他不久前出版的散文集《走向天堂的父亲》是无法绕过的，里面收录的一些篇什，大多完成于他的报告文学《黄河岸边的歌王》创作之前，如《当太阳不再以光头的姿态奔走》《走向天堂的父亲》《我的1988》等等，这些故事和情绪多是在那个叫“故乡”的逼仄空间展开的，又因为多是作者亲历，文字里融入了鲜活饱满的生命体验，读来亲切也能引起共鸣，其中不乏经典之作。比如《被我的叫卖声感动的夏天》，叙写他因与镇上一个小老板打赌而在暑假期间放下“人民教师”身份，成为一个与身份不符的“衣冠楚楚”的冰棍贩子，连续二三十天奔走在乡间叫卖的故事和内心的酸甜苦辣。文章写得风生水起，让我们也感同身受，时而会心一笑，时而将酸楚的泪水吞进肚子。我稍为不满的是，集子里的一些篇什，因没有有效地强化时代背景，没有将个人的经历抽象为一种更普遍的人生经验，所以沦为了他个人命运的传奇。

然而，他很快地从故乡跳将出来，像从塞北黄土高原上拔地而起的大旋风，刮过雁门关，刮向了滇缅边境，而且来势凶猛，迅速完成了《黄河岸边的歌王》《滇缅之列》《大湄公河》三部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品。

这其实是必然的。

一个优秀的作家，他必然要有一种远方意识。

一般来说，一个作家他有两条创作路径，一条是在“故乡”、在近处掘口深井；另一个是去他乡、去远方，去一个你想探索的地方，或者作为心灵依靠的地方。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地域的、空间的，更是时间性的。这时候，你在一个陌生之地一走就是几个月，几年，甚至是漂泊一生，但也因为有了这个陌生之地，有了这个远方，通常意义上的故乡也就产生了。而故乡一旦产生，对创作的影响便也形成了，这时候你可以从远方看故乡，像鲁迅，像莫言，贾平凹等等。甚至可以说，我们强大的乡土文学、乡土作家是和“故乡”紧紧绑在一起的，没有故乡就没有乡土文学。然而请注意，这只是谈到了一个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这些作家都是在远方完成对故乡的透视的。所以也可以说，没有远方，就没有乡土文学。

黄风的这些报告文学作品，都是在远方完成的，至少是在异地完成素材收集、情感储备和心灵撞击的。如果他还困守在地理学意义上的故乡，是不会有这种宽阔视野的；再进一步说，如果他在叙事上没有一种不断超越自我的远方意识，也不会完成这些作品的。

二、叙事的“远方”。从《黄河岸边的歌王》到《滇缅之列》，再到《大湄公河》，我的感觉是，他在叙事上不断突破，越走越远，正在靠近或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远方”。

在叙事上，《黄河岸边的歌王》和《滇缅之列》实际上是一个类型，或一种模式。在这两部作品里，作者的行踪是串起书中各类人物、缝合各个章节的一条红线，叙事人则是作者自己。在这两部作品里，作者都是在场的，是人物命运的观察者和倾听者。

在《黄河岸边的歌王》里，作者描述了十六位民歌手的悲喜人生，承继了他散文创作中对普通人生存处境的关注，却又将这种人生变迁置于时代变迁的聚光镜下，从而加重了作品的思想含量。作品最初发表时，取名叫《夕阳下的歌手》，这个题目其实更能凸显人生的悲凉，也更有悲剧感。美中不足的是，由于作者行迹匆匆，少了些孤独，也少了耐心细致中才能生发的观察和思考，而且在每个章节中要写出一个歌手的一生，这就显得力所不及，少了应有的感染力。

然而到了他的下一部作品《滇缅之列》，这个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作家在那个被誉为“瑞丽边镜第一哨”的江桥警犬复训基地生活的时间更长，体验也更深，他的生活、他的行踪首先就有让人过目难忘和心动之处，也因此更能打动人，我们首先能在他的行踪里感受到边防战士的生活环境，他们的泪水和心跳，忠诚和奉献。黄风是个有着严重“英雄情结”的作家，而这部作品更以它的阳刚之气深深地打动着我们，阅读的过程中无时不受到强烈的情感冲击，忍不住会掉下泪水。我更感兴趣的是，作者的这样的一种行踪，不是优越的，也不是居高临下的，是真正与兵们滚爬摸打在一起的。也因此，由作者行踪串起的兵们的生活，或者说，行踪所担负的叙事功能，以及由它绵密针脚缝合的各个人物、各个章节，才会更自然、更真实，从而也更可靠。

如果说在《黃河岸边的歌王》和《滇缅之列》里，作者都是“在场”的，我们能看到叙事人的喜怒哀乐和一个叫黄风的作家形象，那么到了《大湄公河》，作者悄然从作品里退去，就是说作者“不在场”，我们只能感受到叙事人的一颗备受煎熬和痛苦的心。

《大湄公河》是作者三上湄公河及多次赴滇采访完成的一部作品。作品“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条围绕湄公河的地理、历史、经济、文化，一条围绕发生在金三角的“10.5”惨案。前者可以说是对惨案发生地湄公河的历史和时代背景的一种追溯和展开，在这里，作者是把背景当作了主体去写，有效地丰富和拓宽了作品的空间，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条河流的极不寻常，以及它的历史风云和经济文化意义；后者是对“10.5”惨案的真实还原，被毒枭屠杀的13名中国船员，13条鲜活无辜的生命，当时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和痛苦挣扎。

作者的不在场，或者说叙事人的悄然隐去，以及对惨案发生和惨案发生地的前因后果的细致刻划，使得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更像一部小说，但是不是小说并不重要，有没有虚构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通过调动多种艺术手段，逼真地还原了13名中国船员生命的花开花落，凸显了湄公河的前生今世，让人在震撼之余去静静思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从《黄河岸边的歌王》到《滇缅之列》，再到《大湄公河》，黄风在叙事上悄然完成了一次革命性的蜕变。他的这种开拓性的的尝试，是强化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的一种艰难而又卓有成效的努力，这对我们是非常有启发意义和值得借鉴的。

张卫平（山西文学院副院长）：我与黄风兄相知相识三十来年，对他今天召开的作品研讨会，表示衷心祝贺。刚才诸位已经对他的作品作了非常深刻又认真的解读。我来说几个他的小故事，或许通过他的做人，有助于诸位更好的理解他的作品。

我和黄风都毕业于忻州师范。读书的时候，他比我高一级。那个时候，他就爱长跑。记得有一回五千米的长跑，第一名、第二名都已经产生了，但还有一个人还在奔跑，仍然把五千米坚持跑完。那个人当时剃个光头，穿条大裤衩，这让我印象很深。和他认识以后，这才知道，那个继续奔跑的人就是黄风，那个坚定的黄风。这种坚强的意志，是一个人成功的基本品质。

第二个，刚才诸位也说到了，就是他的勤劳。每次来单位，早上才六七点都能看到他办公室的灯亮着。有时候我星期天来单位，他办公室的灯还是亮着。

第三个，黄风表面看上去粗犷，内心里非常细腻。具体在他的作品中，就是对细节的把握，对细节的搜集，也写得非常灵动。比如他的《静乐阳光》里面，有一个细节我至今记忆深刻。一个村子从来不通电，家里的墙壁非常黑，通了电以后，把墙上的黑一片一片刮下来。主人公实在是受够了黑，不想再看到一点点黑色的东西。

总之，祝贺我的老朋友写出更好更漂亮的作品。

杨遥（山西省作家协会办公室副主室）：黄风是我的老乡、老师、朋友，和我作过多年的邻居，也是我发在《黄河》上十几篇作品的责编。可以说，我文学的起步，就是读着他和在座的张卫平老师的作品开始的。

记得快20年了，我在乡下一间杂乱、阴暗的办公室读到黄风老师的《黄河落笔走天涯》，顿时感觉整个破旧的办公室一下被照亮了，以至于我不相信这篇文章是周围的人写出来的。后来读了黄风老师的《毕业歌》，是部中篇小说集，里面写的人和事大多是我生活的那个小镇的，尤其是有篇《走在大街上的灵旗》中的老支书就是我们村的支书，他家离我家只有三五百米远。我终于相信先前那漂亮的文章是黄风老师写出的，也觉得身边有了一位大文人。

后来，黄风老师越走越远。离开县城，到了太原，当了《黄河》的编辑，又一步步做到《黄河》的主编。他的文章也越走越远，从写身边的人和事，到写晋西北民间歌手，再到与籍满天一起写云南边防总队，这次拿出来的是写湄公河流域的历史、神话和现实的《大湄公河》，这是他人生不断发展和创作屡获突破的结果，在这里我对他表示衷心的祝贺！

仔细思考黄风老师的创作，我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不跟风，选材敏锐、有价值。黄风老师选材不跟风，他的《黄河岸边的歌王》《滇缅之列》《大湄公河》，都是通过自己的判断，觉得有价值，然后主动联系相关人员，想办法介入。因为我们熟悉，我知道他每一部作品是怎样确定的选题，怎样开始采访，怎样完成创作。这种判断，不是盲人骑瞎马乱撞乱碰，是基于他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文人的良知，以及非凡的行动力。比如他在电视上看到云南边防总队养警犬缉毒，就想到这个题材有价值，于是想办法和生活在云南的老乡联系，托他寻找边防总队的熟人，千辛万苦，走进了江桥基地。因为有了自己的独立判断，才使他的选题卓尔不群，独树一帜。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了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歌手的辉煌与失落，瑞丽江桥警犬复训基地战士们的忠诚与奉献，湄公河的历史、现状，两岸人民的争斗、合作、交流。这些内容既遥远又现实，既真诚又感人，既传奇又真实，在当前琳琅满目的纪实文学作品中很是醒目。

二是能吃苦，深入生活深、资料研究透。《黄河岸边的歌王》写了河曲、保德、偏关三县的十六位民间歌手，黄风老师一一细致采访。《滇缅之列》涉及的都是云南瑞丽江桥的军警，黄风老师深入一线，在酷热中与战士们一起训练，一起生活，与战士们交成朋友，掌握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大湄公河》更是三上湄公河，进行实地采访。但是，我对于这种深入生活是有看法的，觉得还是有些走马观花，因为没有像我们的前辈赵树理、马烽那样长期蹲在一个地方，怀疑到底能不能真的深入进去，可是随着和黄风老师的一次次聊天，觉得他对那些生活真是了解。尤其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我翻阅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莱茵河》。法国史学大家吕西安·费弗尔接受写莱茵河的任务后，1930年5月25日8时45分搭乘拖船出发，28日18时旅行结束，只用了四天的实地考察时间。于是觉得自己的怀疑有些多余。黄风老师的付出比吕西安·费弗尔多了许多倍，再加上他为了写好《大湄公河》，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查阅了四百多万字的资料，并且做到融汇贯通。他写作的榜样是科尼利厄斯·瑞恩，瑞恩为了写好《最长的一天》，用十年时间寻找幸存者，进行了三千多场访问后，写成了这部反映诺曼底登陆的旷世巨著。黃风老师选取非虚构的经典作家作为榜样，又下了大量功夫，为他作品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三是敢创新，史与事高度结合。《黄河岸边的歌王》侧重于史，为失落的民间歌手立传。《滇缅之列》侧重于事，重点写警犬基地战士们的奉献精神。《大湄公河》则既写史，又写事，奇数章写湄公河流域的历史、传说、民俗、风情、现状、发展等等，具有科学精神，体现了大河文明。读这些章节，像读史书一样，可以清晰地了解湄公河的来龙去脉、源头支流、两岸文化，可以感受到湄公河超越了民族和国界的限制，作为两岸交流、上下游贯通的天然通道的重要作用。而且黄风老师的眼光不仅仅局限在这里，他越过历史上的王朝、国家、战争和征服，看到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话语权的增加，经济实力的增强，这条法国殖民者企图打通而未能实现的“黄金水道”，被中国打通，成为两岸人民沟通的纽带，让人读着油然而生一种民族自豪感。

偶数章写2011年10月5日的惨案，它像小说一样充满细节，惊心动魄。13名命丢他乡的中国船员经历了怎样的历程？黄风老师通过想象，把它们一一还原，由于细节的成功，让人觉得真实可信。比如14节《血溅鸡素果树》中写到这么一段话，“扎西卡持枪守候在门口，老实得像头驴似的，脚站麻了也不敢替换一下。大概是对他不大放心，瓮蔑又派来一个喽啰，在船室通道里不停地来回走动。外面的小甲板上，洒满灼热的阳光，反射到船室通道里，将通道照得明晃晃的。”极具画面感，读着感觉作者好像就躲在甲板上窥视一样，把瓮蔑的凶残刻画得一目了然，让人体会到船员面临的凶险。刚才，有些老师质疑非虚构作品中应不应该出现过多的对话、描写。几年前，《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专栏，因为感兴趣，我做了点儿功课。历史上非虚构经典著作，比如《冷血》《夜幕下的大军》，早已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使用了大量的小说元素。我想文体是为作者所表达的内容服务的，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出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而不是去适应某种所谓的文体。就像戴近视镜是为了眼睛看得更清楚，不能为了近视镜度数不合适，故意把眼睛视力弄得更弱。

黄风老师做得更好的是，写史的奇数章和叙事的偶数章不是简单地平行叙述，而是史是事的背景，事与史互相呼应，这就把现实的事件镶嵌进历史的镜子中，让人得以更为清晰地打量。比如在第8节《元成宗遣史招谕真腊》中，写到带着唐货来的唐人“在真腊，像他们的唐货一样备受青睐，地位高得不得了，呼之为佛，见则伏地顶礼，即便干下糗事也不予怪罪。”在唐代国人为何如此受尊敬，无疑因为国力的强盛。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不强盛，它的国民就无尊严，生命就无保障。在中国国力蒸蒸日上的2011年，匪徒还敢选择向中国船员下手，让人觉得中国必须还得继续发展，必须真正成为大国崛起。

由此，我想同理，一位作家没有好作品就没有尊严。我要向黄风老师认真学习，努力写出好作品，也希望黄风老师写出更好的作品！同样也希望黄风老师的合作者籍满天老兄写出更好的作品！

王姝（山西省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大湄公河》是一篇报告2011年发生在湄公河上震惊世界的“10·5”惨案的长篇报告文学。从目前面世的部分章节看出，作者不仅从船员遇害和毒枭施暴两条线，从不同角度重现了整个事件的诡谲曲折、惊心动魄和惨无人道，还跳出了一人一事的叙述，穿插描述了湄公河流域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经济发展等历史文化背景，涉及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六国。特别是对中国在湄公河这一黄金水道的开发、维护，对东南亚经济发展的促进、影响，及其经济、战略意义都作出了全面深入的思考和分析。选择这样一个题材来写，说明作家黄风的眼光不局限于本土，是一个有着宽广视域的作家。但同时我觉得他也是一位有勇气的作家，因为写这种重大、敏感题材，是有难度的。

首先，像湄公河惨案这种当时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因为影响大而且发生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以它的材料和人物故事，早已是人盡皆知，甚至已经被改编成多种形式的艺术作品，有太多的情节甚至是细节已不是什么新闻、秘闻。怎么选出新角度，写出新内容是个大问题，如果单单从揭秘的角度写整个湄公河惨案的过程或中国警方如何跨国执法，未免就简单了，写浅了。必须要有更广阔的叙事视野，提供更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才更有价值。第二，像湄公河惨案这种题材，国际案件，我相信有很多细节、素材是很难拿到第一手资料的，即便是拿到了，但是由于政治敏感，可能也是不能碰，不能写的。例如前一段热映的电影《湄公河行动》，作为公安部主抓、由当年湄公河专案组组长担任顾问的大戏，即便是在当年案件一切相关资料都可以调用的宽松创作环境之下，为了避免政治敏感，电影还是将案件真正的主谋泰国军方，模糊称呼为boss。在黄风的报告文学中，还是直面了这一问题，没有避讳。但是我相信驾驭这些敏感话题，写作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是有一定难度的。第三，报告文学由于它的非虚构性，它的故事和人物是客观设定在那里的，不像小说、影视作品，可以完全按照作家自己的想象和构思去设置。例如电影《湄公河行动》中，在商场火并、最终抓捕糯康的两场戏都设置的很激烈，将气氛推向高潮。但实际上，抓捕糯康的过程并没有这么戏剧。为了让糯康能在中国受审，并没有在泰国抓捕他，而是采用了“一路抓，一路放”的过程，最后把他逼退到与我们有引渡条约的老挝、柬埔寨，才最终行动的。真实的情况并不像电影里演得那么有戏剧性，很紧凑地就能完成冲突。但是在报告文学中，由于它的客观性，是不能随意虚构的。面对现实中有时丰富，有时零碎的情节，真实事件中时而断断续续的精彩，时而弯弯曲曲的延续，怎么把这些真实的素材张弛有度，精彩而又不失真地结构在一起，需要作家具有自觉的文体意识，娴熟的写作技巧。

黄风在写作时肯定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意识到历史感、文学性、思想性对于报告文学的重要意义。从目前有限的章节中已经能够看出他在谋篇布局上的用心。在直面现实的同时，又没有受限于所谓的真实性，大胆而有度地引入虚构写法，在叙述之外，多了更富文学性的描写；在语言与形式，技艺与艺术，虚构与写实等几方面的结合上作出了许多有益而大胆的探索和尝试。

如果说要提出一点意见或是在还没有完成前提出点建议的话，以我个人的喜好，我觉得还可以再多一些分析、议论的部分。过去报告文学有个问题就是议论的段落过大，所谓思想大于形式。后来田野调查，口述实录兴起以后，好像又有点矫枉过正。完全不议论、不分析，只是客观呈现也不好。报告文学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它是最能体现知识分子特征的一种文体，应该是一种智慧的表达。所谓智慧的表达，除了指要讲究写作技巧，注重表达方式外，主要是说好的报告文学作品能引发人深入地思考，能提供更深层次的思想价值。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传媒发达，信息芜杂的社会，报告文学的及时性、新闻性功能在减弱，思想性和独立性应该提高，无论是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问题，还是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引导读者更接近事物的本质，为读者提供新的认识和判断，鲜明地亮出作家的真知灼见。

陈克海（山西文学月刊副主编）：刚刚各位老师说到要在作品里多增加几重维度，那样写，看起来似乎显得更宏阔，但如果在起承转换上做得不够精致，反而影响阅读的节奏。现在又是一个信息时代，你搜罗扒拉的那些资料，手机上个网，可能一下就查见了。好多时候，作品里人物本身的命运就已经暗示了这个时代。我在想，一部作品是不是应该更专注于所要叙述的对象本身。当然，这是具体写作技巧上的问题，每个人的阅历不同，知识背景不一样，如果不是亲身沉浸到写作对象当中，也很难体会到具体遭遇的困境。

我其实更喜欢《黄河岸边的歌王》，读起来亲切、家常，也没有血腥暴力带来的神经刺激。主要是他写得开心，读起来也让人放松。说他写得开心，是里面关于人生的讲述，即便是失败者或者说是庸常者的命运，也像是乱弹，早就与生活达成了和解，处处流露的都是对宽容、旷达的情绪。这么说，其实也只是我个人的理解，事实上，很多时候面对这些乡村歌手的命运，也不可能轻松得起来。但黄风老师有一种能力，就是他本人带入的一种情绪，能够让人看到他对生命活，对人生，对历史，通透跳脱的见解。

《颠缅之列》算是正能量的报告文学，但也没有局限在宏大的讲述之中。里面全是戍边的军人及警犬的日常，当然更令人敬仰的，是那些牺牲者。甚至在黄风老师大开大阖的讲述中，也描述到了军属们的情感历程，比如写到姚元军出事的那天下午：

“那个漫长的下午，沟老社原本很平静，姚元军家也很平静。田野上的风，带着庄稼蓬勃的气息吹过村庄和院落，给正在地里劳作的农人无限惬意，展现在他们眼中的是茁壮成长的希望。带着满眼的希望，从田里回到家中的姚继康，接到部队的电话后，扑嗵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前几天侄儿还打电话，跟他说了一堆的话，现在说失踪就失踪了？失踪就是找不着，他知道意味着什么。”

这样的讲述，并没有分散死亡的悲伤。活着的我们，更是从军属们的遭遇中，感受到生的动人。而这一切的得来，都是因为他们的牺牲和努力。

读了《颠缅之列》，再读《大湄公河》，感觉就不生疏了。贩毒缉毒的场景见惯了，再看《大湄公河》，对于即将展开的故事好像大致也能想象得出来。但我没想到的是，大不一样。读《大湄公河》的时候，我也没有想着要把它当成一部报告文学作品，黄风老师在前言里已经说明了，他就是要做一个试验。这部书，更像是一条河流的传记，是澜沧江上众多民族的文化史。只是可能太想知道案件的真相，关于澜沧江人文历史的部分，我给快进了。也是读着湄公河上“10.5”惨案的那一部分，我时不时地会想起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冷血》的所有资料，既有官方记录，也有作者的观察，以及他与案件相关人士的访谈，尤其是对两名凶犯状态的剖析和犯罪背景的挖掘，令人叹服。《大湄公河》同样写得紧迫动人，连炒菜倒入锅中腾起的一股白烟，也得到了细致描摹。看上去全是人间烟火气的日常，危险却是正在马不停蹄地逼来。气氛制造得很紧张，故事讲述得也足够动人，也正是有了这些人世间平常生活的永久定格，血腥惨案的发生，就更令人发指。

也是讀了黄老师的三部作品，我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说过的一句话：“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要善良，其实要诚实，再其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祝福黄老师，愿能读到您更多的作品。

闫文盛（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我本来最想谈的，是《大湄公河》的结构和使用材料的问题，但研讨会已经开了三个半小时，我想表述的所有观点，在前面的发言中已有涉及，所以从这方面展开，也似乎不可能再谈出什么新意了。但仔细想想，其实也无关紧要，因为即便偶有重合，也不一定是同样的视角，所以我仍然按照我的所想把我的真实想法提供给诸位，也提供给黄风老师，它不一定正确，但或许有参考性。先谈黄风老师在结构这部作品方面的一些特征，他自己说是用了两条线，一谈湄公河的历史源流、地理特征等等，我理解为这是宏观的、显性的，也是静态的一面，还有另一条线，则是动态的，谈的是微观的，个性化的命运，也就是说，他极用心地描绘的船员的命运，构成了我在阅读中最为心会的部分。我认为他善于写动态的部分，动作性强，情节波澜起伏，富有阅读魅力，这或许与他的长期的小说训练有关。我认同他在这上面的小小的越界。另一方面，也是我最想说的，我觉得他在使用静态的材料部分时，处理得不够好。如何运用这些僵死的文献，并使它们活起来，需要作者动用他的思考，赋予其特别的意义。而且，在动与静之间，是否可以具备某种互文关系，使其能够水乳交融而不离散，我觉得黄风老师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甚至我想，既然已经选择了这么大的一个题材，用三年时间若觉得不够，不妨考虑用六年时间，尽可能地将它写深写透，使其无论在作品的内容还是文本的建构方面都具有新意，这应该是值得的。刚才在陈为人老师发言时，我突然想到了两句古诗，叫“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在具体的写作中，确有天启的成分。当然，我们也并不能因此而回避所谓写作的难度问题。这二者或许是一个事物的雌雄两面。黄风老师在报告文学这个领域耕耘有年，他确实需要拿出一部能够充分证实自己的作品以完成他对于自身的建构。作为读者，我也期待他在这方面具有将作品经典化的追求和实践的可能。希望我们的双重理想，都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变成具体可见的事实。

孔令剑（山西文学院办公室主任）：时间有限，我就不多说了。我重点是来学习，就说三句话：学习黄风老师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学习黄风老师耐得住寂寞，下得了功夫；学习黄风重情重义，尽职尽责，甘心奉献，不求回报。

王国伟（《黄河》杂志社副主编）：我也不多说了，就三个词：一个是祝贺。作为多年的朋友，祝贺黄风在报告文学领域取得的成绩。二一个词是学习，无论是工作上，生活上，还是写作上，黄风都是我学习的榜样。第三个词是祝愿，祝愿他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中写出更好的作品。

钟小骏（《黄河》杂志社编辑）：从我认识黄风老师开始，他的身份对我来说就一直都不单纯，这种不单纯理论上来说，让我很难站在一个纯粹客观的立场来讨论他的作品——他不但是我的同道、朋友、兄长，还是我的领导。我想，生活在中国的朋友是多么清楚，我这句话的意思！

更何况，作为黄风老师这次讨论会主体的三部作品《黄河岸边的歌王》《滇缅之列》和《大湄公河》从题材上来说，全都属于纪实文学。这不是我能够轻易置喙的领域，姑且不说我是不是在文学方面有擅长的方面，但我很清楚的知道，纪实这一块，我真的没好感！

因为那太难，太累，太黑暗！

大概从前年开始，我所知道的领域内，开始成规模地给名人作传。人物传记，以我浅薄的常识来判断，起码和纪实文学有相似的地方：他们都要求作者对事物或者人物有足够深的了解，都要求作者对这个事件或者人物有自己的立场——即使那些要求作者中立客观的说法，无立场本身就是立场。

我也试图创作一部《韩非子传》，可一上手便知道力有未逮。韩非子的资料之缺乏，只从他的出生即可知——偌大名人，生父谁都不清楚，按照前后时间推断，可能的结果竟然有五种之多。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项目拿到手接近两年，寸功未建。此间我不自量力，还想弄一部《山西歌谣》之类的关于山西民歌的书，写了一个开头，就发现曾经自以为清晰的定义、概念立刻面临考验和挑战，于是战战兢兢，搁下笔来，开始查阅资料。这其中，曾经向黄风老师求助，他当时，就把《黄河岸边的歌王》这本书拿来，当做我的资料。

当做我的资料！明白么？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极牛逼的自信：我的东西，就是这么坚固。

而这种自信，要经历过多么辛苦的工作才能达成？采访、多次采访、生活环境艰苦、与当事者交流困难、不信任感、彼此矛盾、线索混杂——这是理所当然的啊！这是必须面对的，还要解决的，还要求解决得好！不然，为什么当年的大家，也要卅年心血成一篇？为什么韦编三绝？为什么批阅十载，增删五次？

书中的每一位歌手的每一段行动后面都跟着一首民歌，除掉重复的，一共81首，有些评价认为这本书的维度不够丰富，我想，那是因为有的时候，人的维度本身被低估了！

或者说，作者在这本书中所追求的“真相”，不在文本体例上！

“真相”这个词，大概在文本中会有不同层面的理解，新闻的那种，小说的那种。但除了文本，它还有：人的那种！

当然，哲学早就告诉我们：绝对真相不存在！我们相信的真相，取决于我们的观察角度和观察工具。那么翻译成人话，就是说，作者眼中的世界，就是作者的世界。

那个“纸上蚂蚁”的实验，或者低配版的“磨坊的驴子”，我们解读时高高在上，一直都把对象看成愚蠢的、滑稽的。那么，当一部站在“蚂蚁”和“驴子”的角度的作品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看？我们要告诉它们“嘿，抬起头来”吗？《平面国》里的国王，不能立体！人们跳出命运的河流，就成了神！你跳得出去吗？跳不出去，所以你成不了神。朴素的三段论就是这么有力量！

这些都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个体裁太黑暗的原因——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是提不出问题，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答案，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缺少坚持立场的勇气罢了！

所以，《滇缅之列》里面：

“巖亮讲述的时候，岩亮母亲一直在旁边认真听着，脸上的表情时而紧张，时而又笑笑地附和了。我的话地方味儿太重，岩亮母亲的话地方味儿也太重，我只能通过谭家泉来翻译，问她对儿子的这件事如何看待？谭家泉把我的话翻译过去，又把岩亮母亲的话翻译过来，她说毒品害人害己，儿子能抓住一名坏人是好事情，只是有一点点担心。谭家泉给我翻译的时候，岩亮母亲眼睛亮亮地看着，生怕翻译错了似的。

“我说，以后还支持岩亮抓坏人吗？

“岩亮母亲说，那要看他了。”

就是他的“真相”！

《大湄公河》里面：

“每次遭遇劫匪，他们只能自认倒霉，头耷拉了感伤半天，只能自我宽慰，破了财免了灾。他们也曾多次上报过，可是事发在境外，处理起来牵涉太多，总显得鞭长莫及，到后不了了之。好在他们习以为常了，每次碰上劫匪怕是怕，损失了财物也心疼，但是只要人安然无恙，怕过了心疼过了，也就马马虎虎过去了。下次跑船的时候，再多加小心些。

“……只要人没事，就自认倒霉好了，否则还能如何？”

这也是他的“真相”！

他们说，好的纪实作品要带着问题，他们还说，好的纪实作品要有好的角度。我呢？从我的世界来看，好的作品，最起码，要带着“温度”！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黄风（《黄河》杂志社主编）：首先感谢各位领导、朋友、同事百忙中与会！一年一年又一年，又到岁末年关了，你们能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一如既往地关心我、支持我，实在是感谢！

对于这个研讨会，我直到现在都心怀歉疚，一是我们编辑部给我开这个会，我始终有一种不安。怎么个不安，我一下也说不清，除了不安就是感激，感激我的同事们，感谢刘淳兄。编辑是为人做嫁衣裳的人，编辑部无疑就是裁缝铺了，裁缝铺的甘苦只有做裁缝的人最清楚。这使我想起纪念《黄河》创刊30周年时，金宇澄先生写的一篇文章《酸影时光》，其中有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心有戚戚焉，然心戚戚矣”。这句话他虽是引用的，但不是作编辑作久了作深了，是不会有如此体悟的。我曾好多次回味这句话，他是一个真编辑，是一个厉害的家伙，《繁花》应该献给他。二是面对在座的领导、老师和同道，你们说了许多赞扬和批评我的话，但我必须清楚自己，清楚自己几斤几两，往后该放弃什么，继续坚守什么。老实说，我不是不想开研讨会，只是觉得还不到时候，所以我又感激又不安。

就创作而言，我只是一个业余作家，过去在县里工作，创作是业余的，2003年到了《黄河》杂志，创作自然也是业余的。先是当编辑，后来又做了主编，与同事们一道，发现优秀作者，推出像样之作，把《黄河》尽力办好，是我现在最大的主业。由于编辑部人手紧张，每出一期《黄河》都投入很大精力，而又是必须的应该的。所以用到自己创作上，由不得少了许多。每完成一部作品，前期采访是忙里偷闲的，后期写作也是忙里偷闲的，时间最宽裕的时候就那么几天，也就是每期《黄河》交付印刷厂以后。因此，我的创作是断断续续的，不能保证作品一鼓作气地完成。

我的创作，早年有小说、散文、纪实，近些年主要是纪实，一是纪实更适合我创作的路径、口味、表达，我们彼此已建立起一种信任，对我来说有别的体裁比不了的优势。一个人的创作要想得心应手，有大的收获，对他（她）所从事的体裁，必须有自己深刻的理解。二是我有自己的一个打算，想趁年富力强，腿脚还听话的时候，尽量多下去跑跑，好开阔自己的眼界，丰富自己的阅历，给今后积累点创作资本。更何况纪实文学是行走的文学，不深入下去是绝对不行的。到我有天力不从心了，我就不搞纪实了，回头再去写别的什么。也就是出于这两点原因吧，先后写了几部长篇纪实，有的是合作的。比如在座的籍满田先生，他是我的好朋友好弟兄，多年患难与共，相互给了莫大的支持。

我其实是个不善谈自己创作的人，总觉得在我面前是一座座高山。且不去说全国了，即使是在咱们山西，在咱们南华门东四条，就有好多我钦佩的前辈与青年才俊，在他们面前谈创作，我无疑是肤浅的。我只想认真地倾听和学习，认真地去感悟和借鉴，使自己的创作更进一步。再就是，别人如何我不知道，就我自己的创作感受，越写越觉得水深，经常搞得自己战战兢兢。一度时期自认为得之的东西，过一度时期就又推翻了，实在是不敢奢谈创作。有时也斗胆谈谈，比如参加别人的研讨会，不说几句也不行。还有一点，我这个人口拙，加之说话地方口音重，别人听起来很费劲儿，真不宜去班门弄斧。所以每次受邀参会，包括我的这次研讨会，我都是犯愁的，便把前些时《太原日报》的访谈改了改，算作我的感言吧。

我的创作没什么，写倒是写了一些东西，但是发自内心说，真正过后令我满意的作品，似乎还没有写出来，或正在进行中。人有宿命，作品也有宿命，我宿命中的好作品，大概还在等待诞生，需要我继续埋头努力，在或短或远的将来问世。我必须保持足够的信心和耐心，容不得半点急躁和冒进，特别是不要盲從和跟风。坚持走自己的路，更加珍惜我的工作，更加善待我的文字。最后，借用海外作家张宗子的一段话予以自勉吧：

“在人的世界为人，是我的幸福。用汉语写作，是一个写作者的幸福。世界上很少有一种语言，像汉语这么优美、静雅、细腻、深刻，而且强大有力。它的画面感，它的柔软易塑，它的准确犀利，让我只有庆幸。”

谢谢大家，预祝春节快乐！

杜学文：我简单说一下。第一，这个会开得非常好，对黄风的创作进行了研讨，对黄风是个鼓励；对我们文学界激励大家的创作，也有积极作用。

第二，这次研讨会上的学术精神、艺术精神非常好。好处说好，坏处说差，大家都说得非常坦率。如果我们自己说话，都说不出真话，那就太悲哀了。

第三，我特别高兴的是，几位老先生都提到，山西文学的传统得到了恢复或者说是传承。如果我说这次会议有什么核心收获的话，这是一个。我们就是要为出人出作品加油鼓劲，就是要为我们的作家、作品提供条件环境。继承这个传统，也是我们山西文学乃至山西文化界的一大幸事。

山西的报告文学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这个话题很复杂，就不展开说了。我相信，一方面我们有领军人物，也有大量的作家，特别是很多年轻的作家，另一方面，学术界也一直在关注。虽然就我的了解，关注得还不够，也希望从事评论研究的同志更多关注山西的报告文学创作。当然，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也要更加努力，进一步扩大作品的质量和我们的影响力。

最后有几句话，我要很认真地念一下：黄风啊黄风，这是黄土高原上生成飞扬的狂风，它是黄风形成的，但我更愿意理解为是黄土高原上前赴后继、不绝如缕的人文精神，正因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它将席卷更加辽阔的远方，更加高远的星空，更加直击人们内心的灵魂，一往无前地掠过未来和希望的高峰。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