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义词与非歧义词中英翻译对比研究

许燕兰

（广东白云学院外国语学院，广州510450）

歧义词与非歧义词中英翻译对比研究

许燕兰

（广东白云学院外国语学院，广州510450）

翻译歧义是跨语言间的一个常见现象，它是指一个词在另一种语言里有多个翻译。为了了解这种现象背后的认知过程，研究者对翻译歧义进行了很多研究。以中英双语儿童为研究对象，探讨汉语和英语之间的翻译歧义现象对他们学习和加工歧义词的影响，从而比较翻译歧义词与翻译非歧义词的学习难易程度。采用翻译识别的实验任务，测试被试者在该任务中对英语单词与汉语翻译之间配对正确与否的反应时间和正确率。结果发现，对中英双语儿童来说，歧义词比非歧义词更难学，这种现象可以用交互激活理论和扇形效应来解释。歧义词与非歧义词中英翻译对比研究是翻译歧义研究领域的一个有益补充，对未来关于翻译歧义的双语加工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翻译歧义；双语加工；翻译识别

引言

翻译歧义（translation ambiguity）是跨语言间的一个常见现象，它是指一个词在另一种语言里有多个翻译。研究者发现，在多个语言对之间都存在翻译歧义现象。Tokowicz，Kroll，de Groot&Van Hell在其研究中发现，荷兰语和英语之间有多种翻译的词占25%［1］。Prior，McWhinney and Kroll则发现这种现象在英语和西班牙语之间的比例达到近50%［2］。此外在英语和德语，法语和英语，加泰罗尼亚语和西班牙语，英语和希伯来语之间也存在翻译歧义现象。然而，作为使用人口最多的汉语和使用最广泛的英语之间的翻译歧义现象却鲜有研究。不仅如此，先前关于翻译歧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不同水平的成人双语者身上，鲜有研究涉猎儿童双语者对翻译歧义的学习和加工。

研究者把语言内部的歧义来源归类为同形异义、一词多义、词类歧义和近义词。Cruse和Lyons认为，同形异义和一词多义是词汇歧义的两种类型，因此词汇歧义、词类歧义和近义词被认为是翻译歧义的来源［3］［4］。

研究者还分析影响翻译歧义的因素。词汇语境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Degani&Tokowicz和Tokowicz& Kroll的研究表明，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翻译歧义词要比翻译非歧义词更慢且准确率更低［5］［6］。影响翻译歧义的因素还有个体差异。Michael，Tokowicz，Degani&Smith研究了个体的工作记忆差异以及忽略与任务无关信息的能力对翻译歧义的影响，发现工作记忆高的被试忽略与任务无关信息的能力更强，从而有助于二语的词汇学习［7］。但是Degani&Tokowicz发现即使歧义词和非歧义词出现的频率一样，翻译歧义词还是会更慢、准确率更低，所以意义的相对频率并不是影响翻译歧义的关键因素［5］。

在对翻译歧义现象进行研究时，研究者使用了不同的翻译任务。比如，翻译识别任务（Eddington&Tokowicz;Degani&Tokowicz;Sánchez-Casas，Suárez& Igoa），这一任务要求被试者判断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是否配对［8］［5］［9］。还有翻译产出任务（Tokowicz&Kroll; Degani&Tokowicz），这一任务则要求被试者快速准确地说出一种语言对应另一种语言的翻译［6］［5］。尽管使用不同的实验任务，但de Groot&Comijs发现这两种任务对翻译歧义现象都很敏感，即这两种任务的作用相当［10］。

先前关于翻译歧义现象的研究结果显示翻译歧义词更难学，且加工过程较非歧义词也更困难。研究者采用了几个模型来解释这种困难现象。首先是修正后的层级结构模型（Revised Hierarchal Model），Kroll& Stewart为了解释双语者两种语言的词汇和概念表征的不同提出了这一模型，该模型假设词汇和概念的连接在双语者的记忆中都被激活，这些连接的强度受二语熟练程度和一语对二语的相对主导影响［11］［12］。然而这一模型不能解释翻译歧义现象，因此Kroll&Tokowicz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模型同样不能解释翻译歧义现象［13］。为了克服该模型的弊端，Eddington& Tokowicz对原模型进行了改编，提出了针对翻译歧义的层级结构模型（Revised Hierarchal Model of Translation Ambiguity），改编后的模型则能用于解释翻译歧义现象［8］。

另一种模型是de Groot提出的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Distributed Conceptual Feature Model）［14］。该模型认为，一个单词的意义在记忆中以分布的特征进行表征，源语言的单词与目标语言的对等翻译之间共享的节点数量越多，激活的水平就越高，加工该词汇的速度和准确率也就越高。因此对非歧义词来说，单词与其翻译之间共享的节点数量达到最大，激活水平也最大，翻译该词汇时的速度也更快且准确率更高。相反，对歧义词来说，由于有多个翻译，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只共享了部分节点，因此加工速度更慢且准确率更低。

除上述两种模型之外，交互激活模型和扇形效应也被用于解释翻译歧义现象。交互激活模型认为，两个关联的表征之间存在竞争性抑制的交互作用。由于翻译歧义词有多个翻译，这些翻译之间就会产生竞争。当一个翻译被选择时，另一个翻译则被抑制，这一过程减缓了对歧义词的加工过程。而非歧义词只有一个对应翻译，因此不存在竞争关系。根据这一模型，翻译歧义词更难学习和加工可归因于歧义词的多个翻译之间存在竞争。Anderson提出的扇形效应（Fan Effect）也可用于解释翻译歧义现象［15］。该效应认为，与一个概念相关的事实越多，提取其中一个事实所花费的时间也就越多。也就是说，概念与事实之间的联系强度取决于与概念相关的事实数量的多少，很显然，非歧义词概念与事实之间的联系强度高于歧义词。然而交互激活模型和扇形效应都只能用于解释简单的翻译情形，一些复杂的翻译情形则无法用该模型来解释。

综上研究，对翻译歧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不同二语水平的成人双语者身上，对儿童双语者的关注甚少，之前的研究也没有涉及汉语和英语之间的翻译歧义现象。那么对汉英双语儿童来说，歧义词是否比非歧义词更难学？如果是，为什么？这是本文的研究问题。

一、实验

1.实验设计

本文设计了一个实验来回答上述研究问题。实验分为两个阶段，采用了启动范式下的翻译识别任务（translation recognition task）。所有因素（歧义词VS非歧义词）都是被试者内变量，因变量是被试者判断英语单词与汉语翻译之间配对正确与否的反应时间和正确率。

2.被试者

48名来自江西省大余县某中学的七年级学生参加了本实验，其中男女生各占一半。被试者的平均年龄为12.96岁，根据中国少先队队员的年龄规定，6-14岁为少年儿童，医学界也以0-14岁的儿童为儿科的研究对象，因此本文的实验对象仍属于儿童的范畴。本文实验共分为两个阶段，参加第一阶段的48名被试者在约两周半后再次参加第二阶段的实验，实验结束后所有被试者因参加实验而获得学习用品等实物报酬。在第一阶段实验结束后，所有被试者都填写一份关于汉语和英语学习情况的调查问卷，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被试者情况

3.实验材料

本实验共有36个汉语双音节词，其中18个为非歧义词，18个为歧义词，非歧义词对应一个英语翻译，歧义词对应两个英语翻译。所有汉语词均选自《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2002年增补本）并配有汉语意思解释，汉语词的英文翻译则出自该词典的英文解释。实验材料符合以下两个条件：（1）汉语词已被被试者认识并了解词义；（2）英语翻译未被被试者学习。在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对实验材料进行了汉语词频率（数据来自语料库在线）、汉字笔画数和英语翻译长度的匹配，以使歧义词和非歧义词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实验材料如表2所示：

表2 实验材料举例

4.实验程序

本文实验程序用E-prime 2.0编写。实验在江西省大余县某中学的教室完成，由于条件所限，48名被试者按顺序轮流进行实验，每名被试者大致需花3分钟。实验的第一阶段开始前，被试者先对实验材料进行学习，所有的实验材料以幻灯片的形式呈现在被试者面前，每张幻灯片上按顺序分别呈现一个英语单词、对应的汉语词以及汉语解释，由于被试者已经学习过汉语词并且了解其意义，因此被试者只需要学习英语单词。由于一个歧义词对应两个英语翻译，因此被试者一共需要学习54个英语单词，且学习过程中不提供语境。被试者学习完一遍之后将重复学习三遍，即被试者一共学习四遍实验材料。

学习结束后立即开始实验，实验开始前是指导语，然后是10组英汉翻译配对的练习，让被试者先熟悉实验的操作方法。正式实验开始时，屏幕上从左到右呈现一个英语单词和一个汉语词，要求被试者判断该组翻译是否正确，如若正确则用左手食指按“F”键，如若错误则用右手食指按“J”键。在第一阶段实验结束后约两周半（18天），第一阶段的48名被试者参加了第二阶段的实验，实验开始前被试者不再对实验材料进行学习，实验的操作与第一阶段一样。

二、结果

实验的第一阶段，48名被试者参加了实验。删除小于300毫秒和大于7000毫秒、大于2.5个标准差的数据，所有数据进行以被试者为随机变量的方差分析（by participants analysis，F1）和以项目为随机变量的方差分析（by items analysis，F2）。表3列出了实验的第一阶段以被试者和以项目为随机变量时的平均反应时、平均准确率和标准差，表4列出了实验的第二阶段以被试者和以项目为随机变量时的平均反应时、平均准确率和标准差。

表3 第一阶段实验数据

表4 第二阶段实验数据

1.反应时分析

对表3数据的方差分析表明，在实验的第一阶段，以受试为随机变量，被试者判断歧义词的速度（M= 1850.96）比非歧义词的速度（M=1727.13）要更慢，歧义主效应显著（F1（2，94）=9.828，p＜.001）。以项目为随机变量时，被试者对歧义词的识别速度（M=2147.44）要慢于非歧义词（M=1883.25），歧义主效应依然显著（F2（2，34）=13.085，p＜.001）。

对表4数据的方差分析表明，在实验的第二阶段，以受试为随机变量，被试者判断歧义词的速度（M= 2118.57）比非歧义词的速度（M=1882.19）要更慢，歧义主效应显著（F1（2，94）=69.661，p＜.001）。以项目为随机变量时，被试者对歧义词的识别速度（M=2147.44）要慢于非歧义词（M=1883.25），歧义主效应依然显著（F2（2，34）=13.085，p＜.001）。

综合第一、第二阶段的反应时数据分析，中国双语儿童对歧义词的反应速度要比非歧义词更慢，且被试者在第二阶段的总体反应速度慢于第一阶段的反应速度。

2.正确率分析

表3的数据显示，在实验的第一阶段，以受试为随机变量，被试者判断歧义词的正确率（M=0.74）低于非歧义词的正确率（M=0.83），歧义主效应显著（F1（2，94）= 366.612，p＜.001）。以项目为随机变量时，被试者对歧义词的识别正确率（M=0.74）要低于非歧义词（M=0.83），歧义主效应依然显著（F2（2，34）=32.326，p＜.001）。

表4的数据显示，在实验的第二阶段，以受试为随机变量，被试者判断歧义词的正确率（M=0.59）低于非歧义词的正确率（M=0.69），歧义主效应显著（F1（2，94）=84.382，p＜.001）。以项目为随机变量时，被试者对歧义词的识别正确率（M=0.58）要低于非歧义词（M= 0.67），歧义主效应依然显著（F2（2，34）=25.194，p＜.001）。

综合第一、第二阶段的正确率数据分析，中国双语儿童对歧义词的判断的正确率要低于非歧义词，且被试者在第二阶段的总体正确率低于第一阶段的正确率。

三、讨论

以上分析表明：对汉英双语儿童来说，歧义词比非歧义词更难学，这一结论与Degani&Tokowicz的发现是一致的。词汇的语境被认为是影响实验结论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的实验过程中没有提供语境，而Eddington&Tokowicz则测试了词汇语境对翻译歧义词加工的影响，其研究结果与本文研究结论不一致，这也正说明了在翻译歧义词的加工过程中语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本文的研究发现中国双语儿童学习和加工歧义词要比非歧义词更困难，这一发现符合扇形效应和交互激活理论。根据扇形效应，汉语非歧义词与其英语翻译间的联系强度高于歧义词与其英语翻译的联系强度，比如，“hometown—家乡”比“export—出口”的联系强度更大，因此加工非歧义词的速度更快也更准确。根据交互激活模型，汉语歧义词对应两个英语翻译，两个翻译在选择过程中会产生竞争，导致其加工速度慢于只有一个英语翻译的汉语非歧义词。

结语

实验数据表明，中国双语儿童在学习和加工翻译歧义词时比翻译非歧义词更困难，因此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针对不同类型的词汇采取合适的教学方法。本文的研究并未涉及语境等因素对学习和加工汉语和英语之间翻译歧义的影响，而在其他语言的翻译歧义现象研究中，语境已被证实对学习结果有影响，因此今后的研究可继续探讨影响汉英翻译歧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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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rior，A.，MacWhinney，B.，&Kroll，J.F.（2007）. Translation norms for English and Spanish:The role of lexical variables，word class，and L2 proficiency in negotiatingtranslationambiguity.BehaviorResearch Methods，39，1029-1038.

［3］Cruse，D.A.（1986）.Lexical Seman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Lyons，J.（1977）.Semantics（Vol.2）.Cambridge，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Degani，T.，&Tokowicz，N.（2010a）.Ambiguous words are harder to learn.Bilingualism:Language and Cognition，13，299-314.

［6］Tokowicz，N.，&Kroll，J.F.（2007）.Number of meanings and concreteness:Consequences of ambiguity within and across languages.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22，72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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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ddington，C.M.，&Tokowicz，N.（2013）.Examining English-German translation ambiguity using primed translation recognition.Bilingualism:Language and Cognition，16，442-457.

［9］Sánchez-Casas，R.，Suárez，B.，&Igoa，J.M.（1992b）.Are bilingual lexical representations interconnected?Communication presented at the Fifth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Cognitive Psychology，Paris.

［10］de Groot，A.M.B.，&Comijs，H.（1995）.Translation recognition and translation production:Comparing a new and an old tool in the study of bilingualism.Language Learning，45，467-510.

［11］Kroll，J.F.，&Stewart，E.（1990，November）.Concept mediation in bilingual translation.Paper presented at the 31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Psychonomic Society，New Orleans，LA.

［12］Kroll，J.F.，&Stewart，E.（1994）.Category interference in translation and picture naming:Evidence for asymmetric connections between bilingual memory representations.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33，149-174.

［13］Kroll，J.F.，&Tokowicz，N.（2001）.The development of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s for words in a second language.In J.Nicol（ed.），One mind，two languages:Bilingual language processing，49-71.Malden，MA:Blackwel

［14］de Groot，A.M.B.（1992a）.Determinants of word translation.JournalofExperimentalPsychology: Learning，Memory，and Cognition，18，1001-1018.

［15］Anderson，J.R.（1974）.Retrieval of propositional information from long-term memory.Cognitive Psychology，6，451-474.

Contras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mbiguous Words and Non-ambiguous Words

XU Yan-l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450,China）

Translation ambiguity,which occurs when a word in one language has multiple translations into another language, is a common phenomenon cross language.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behind such a phenomenon,researchers have conducted a number of studies on the issue of translation ambiguity.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Chinese child bilinguals learn and process translation ambiguity across Chinese and English.It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ranslation-ambiguous words have a learning and processing disadvantages over translation-unambiguous words.A translation recognition task was adopted to examine participants’reaction times and accuracy on the recognition of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pairs.The results show that translation-ambiguous words are harder for Chinese-English child bilinguals to learn than translation-unambiguous words.The 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 and Fan Effect can account for the translation ambiguity difficulty.The present study may shed light on future studies on bilinguals’processing of translation ambiguity.

translation ambiguity;bilingual language processing;translation recognition

H315.9

A

1008-6714（2017）07-0035-04

〔责任编辑：崔雅平〕

10.3969/j.issn.1008-6714.2017.07.016

2017-04-11

许燕兰（1988-），女，江西赣州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研究生，从事心理语言学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