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

黄建业

在“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兴起之后，传统色彩的批评方法如H.A.泰纳（Hippolyte A . Taine）的历史/传记研究和马修·安诺德（Matthew Arnold）延伸英国新古典主义的道德哲学批评等都逐步在主流文艺批评中退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渗透着严格方法论训练与以鲜明社会、政治、文化问题为目标的批评主潮，早在上世纪90年代踏入新世界门槛之前泛滥成灾。各派山头林立，旗帜飘扬，在校园、知识圈及社会媒体的精致或粗糙运作中，各成显学。也确实宽广或深刻地提升了文艺批评的质与量。

电影批评作为当代文艺批评中极通俗也极尖端的试验场，自然也蒙受这些潮流的撞击，带来丰硕的回响。本文分析杨德昌电影作品的时候，似乎也难以逃离这些影响。不过，在开始对杨氏作品分析理解之前，杨德昌本人及其背景再加上某些政治、经济、文化及电影工业等客观因素，亦必须先作厘清、介绍，某些创作者的成长、发展与外在因素也极可能成为开启其某些作品的重要钥匙。像H.A.泰纳有关种族、环境、时代的客观因素，假若去除了那种遗传式的环境决定论色彩，寻索电影作品背后早已形成的既定条件为参考，倒仍有相当帮助。

不过，在这里无意对杨德昌的成长背景及其日后的发展状况一一作流水账式陈述。反之希望从这些经历及背景中寻找其与杨氏一系列作品的直接和间接关系。就如同楚浮（Franois Truffaut）不快的童年之于《四百击》（Les Quatre Cents Coups），希区考克（Alfred Hitchcock）儿时被警察拘留数分钟的经历之于其电影畏罪感，又或博格曼（Ingmar Bergman）的路德教派家庭与其电影中有神论和无神论的辩证关系，都可能成为解释某些作品主题与风格的重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