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农先生

刘涛

与章秋农先生有一面之缘。大约八年前，在杭州，那天约好晚饭后拜访，以为先生住南山路美院宿舍，与我晚餐之地仅隔一街，席间突然接到他的电话，才知道住在市中心一带的青春坊，有点路程。我不识路，劳驾吴敢兄带我立刻前往，进门将近八点。初次见面就晚到，自感失礼，时辰已晚，怕耽误他的休息，说是聊天，我只应答。章先生的话不多，神情严肃。刚坐定，他拿出近刻的印章，汉印模样，字口干净利落。当时先生六十多岁，眼手有如壮年，于是引出体力的话题。先生道，自幼练武术是为强身健体，现在六十多岁了，对付几个蟊贼不成问题。

那次拜访，看到客厅里悬挂着先生自题的“佛魔居”，题记云：“临济录云，今有一个佛魔同体，如水乳合。”佛、魔是佛家语，所谓慈悲心成佛，嗔恨心成魔。是佛是魔，存乎一心，一念为善成佛，一念为恶成魔。儒家论人性，有性本善、性本恶的分歧，都有一番道理。秋农先生取“佛魔同体”之意，大概就实体本性而言，表示一体不二。这境界，不用多说。“佛魔居”是用行书大字题就，写得奇好，笔墨饱满，神完意足。几行小行书的题记，锐气的精彩。

对秋农先生，最初的印象来自他1980年代发表在《书法研究》的几篇文章。那个年代，正值美学高烧期，书法界的美学文章也多，书法艺术是抽象还是具象，成了争执的热点。有些年轻的写作积极分子，虽然缺乏专门的学术训练，但热情高，胆子大，凭着书法经历，搬运美学词语，喋喋不休地畅谈书法美。秋农先生有古典文学专业的训练，有传统文献学的修养，而且1961年以来就在浙美书法专业教书，对书法文化有整体把握。因了这样的根底，他发表的几篇文章特别中看，也耐得琢磨。比如《模糊·虚无·无限》一文，扣住三个中国文化特征的关键词，言说书法的特性。秋农先生作论，引经据典，仿佛邀聚前贤围炉共语，他在其间穿针引线。他的阐发，通脱幽默，常有奇思妙喻，读来兴味盎然。

另一篇《书法中和美层次剖析》认为，古人的理论与艺术实践中，中和之美有着极为丰富多彩的样式，还有不同的层次。联系书法，他分出了平和、偏胜、大顺三个层次。章先生把偏胜纳入“中和”范畴来讨论，本于他“发怒中节也就是和”的反向思辨，故以为也属“中和美”的一种平衡态。这一点，或有斟酌商榷之处。想来，秋农先生是借“中和美”作引线，阐述书法的三个层次，即书法的三个境界，却有道理在。这篇文章，秋农先生把赵孟烦和文徵明，视为最低的平和层次。六年后，他以临写赵孟頫小行书的经验，才感到“赵书至高至难，飘然仙举，不得不大为叹服”，“更知事必躬亲，而后体会始深”，坦承以前对赵书的认识“为大谬”。这个变化有点像董其昌，董氏说，“年十八学晋人书，便已目无赵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之不可及”。在论文中，秋农先生公开纠正以前对赵孟頫的误断，可以看到他坦荡的品质。

2003年。秋农先生历年的文章集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书法艺术》一书，他嘱弟子牛思农转赠一册，让师道兄带给我。读了这册文集，我才了解到他的学术全貌。《古书句读数例述辨》是他最早发表的学术文章，辨证古书句读，举凡十三类，例证数十。我在武汉大学教过《中国历史文选》课程，略知古文献这门学问的艰深复杂，撰写这方面的论文，非有老辈学者那样熟读古籍、校勘辨证的功力而不可为。秋农先生1962年发表这篇文章，才二十六岁，而且是刊在审稿严格的《中华文史论丛》（即使现在，能在这个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也不容易）。文革过后的1979、1982年，秋农先生还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过同类文章，抉幽發微，见出先生读书精细，积累厚实。那时语言学家吕叔湘老先生主持《中国语文》，他写了上千字的信，奖掖秋农先生之外，也解释了删去一些例证的原因。作为学者，秋农先生当然看重这封长信，那次拜访，拿给我看，喃喃感慨：现在世风日下，再难找到这样风范的长者。

1979年浙美书法专业恢复招生之后，秋农先生的文章转向书法问题。想到他的学问功力，如果持续章句之学的研究，即使书学文献之类，亦可集为一书，为后学示范研读古代书论文献的门径。现在书法专业方向的研究生日见其多，分途多端，即使技术型的研究生，也有论文的训练，研读古代文献是不可或缺的能力。如果忽视这方面的训练，长此以往，一代一代退化下去，书法专业的毕业生再多，且不说什么学术，哪怕只论技术，恐怕连汉代书吏的水准也不如。书法毕竟不是绘画，它与文字、文献、文学的关系，实在是须臾不离。

秋农先生调入浙美书法专业教书，当年是陆维钊老先生点名做他的助手，为此，章先生一直感念陆老。我想，如果秋农先生人生没有这次机缘，以他的功力，会有另一番作为。1990年，他出版《周易占筮学》一书，就可说明这一点。秋农先生回忆，陆老对他，也是期许做学问。他练字，陆老却说：“你对写字那么感兴趣干嘛，到时候有写字的时候，现在你还是做学问吧，赶快用心做学问吧。”章先生说：“陆维钊先生曾经带有指令性地教我把主要精力与时间用来学传统文化，然后再去搞书法。这一良苦用心，我在60岁之后才深刻地体会到。”问学和学书，都要时间积累，当然是趁早磨砺为好。但是，在古代士大夫那里，写一笔好字是基本能力，即使以书法名世，也不过是“余事”。而且，文章学问终在书法之上。这里我举一个读碑得来的例子：唐代以来碑刻例行署名之制，都是撰文者前，书碑者后，题额者再后。陆老提醒，先学问，后书法，恐怕也有古人那样的轻重观念。

这些年，秋农先生一直指导书法专业博士生，大约师生相激，写字的兴趣更为浓厚。曾经收到他发表的两件长卷之作，一件是《黄石斋逸诗卷》，一件是《敬跋马一浮赠沈尹默诗手迹》，字都不大，点画坚实，气势沉厚，似有蠲叟书写的苍劲感。我曾见过他临写的汉隶书作，还有自运的楷书，一律是笔力充沛，神形并茂。我没有见过秋农先生写字，观其书迹，感觉他写字，行笔不是一划而过的流利，像是粘在纸上，笔力贯注到笔画的尽处，骆恒光先生名之为“糯”。看他笔画的转折映带。也是尽其笔势。秋农先生欣赏笪重光《书筏》“法在用笔之合势”那句话，他写字，大概就是以“合势”为法。

我以为，秋农先生首先是学者，而后才是书家，称学者型书家也许合适一点。如果仅仅称他为书法家，我总有些不忍，觉得低估了他的能力，忽视了他的学问。

我佩服秋农先生，更在于，他有老一辈的儒者风范。盛世的浮躁，钞票包打天下，苟且替代敬业；媚世的名流不自检束，大学的教授使唤学生。相比之下，秋农先生仍在坚守为师之道，仍在提倡人格，所以可爱，而且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