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释到解读：框架建构论的动员过程与场域

程鹏立

从解释到解读：框架建构论的动员过程与场域

程鹏立

框架建构论是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从非理性到理性、从宏观到微观、从解释到解读等诸多的传统转向。框架建构论从微观动员的过程，对社会运动中的意识形态、文化、话语和符号性行为等“框架”进行了很好的“解读”，并形成了一套具有全新视角和完整体系的社会运动理论。框架建构是观念、价值、文化和集体共同感等心理认知的重塑，使一群看似毫无关联、或相对疏散的社会群体聚集起来，形成一个具有共同观念、价值追求、集体共同感的高度组织化的群体。场域视角可以用来分析社会运动中框架建构者主观意识之外独立的结构性因素，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政治结构和媒体等。

社会运动；框架建构论；动员过程；场域；解读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赵鼎新认为存在2个传统：“一曰解释传统，一曰解读传统”［1］7；解释传统的目的是“寻找具体事物或事件的内在机制以及与之相应的成果、辩证、对话型或历史关系”［1］7。 而解读传统的目的是“理解和厘清特定人类活动在特定文化条件下的内在含义与意义”［1］7。西方学者对社会运动的研究经历了从非理性到理性、从宏观到微观、从解释到解读的传统转变。

笔者以西方社会运动的第4代理论视角——框架建构论为例，在回顾框架建构论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基础上，分析框架建构论的动员过程研究的传统转向，以及场域视角引入框架动员理论的解释力。

一、从非理性到理性、从宏观到微观：传统的二次转向

总的来说，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经历了5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典型理论观点为代表，分别是集体行为论、资源动员论、政治过程论、框架建构论和新社会动员理论。

集体行为论是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开端，是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对社会运动研究具有绝对影响力的价值理论。它从社会整合、结构崩溃的角度来解释聚众心理，认为集体行为属于一种紧张心理状态下的集体宣泄。相对剥夺理论是集体行为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它从社会剥夺的视角来分析聚众的普遍受挫心理。20世纪60年代以后，集体行为论的解释力越来越弱，特别是奥尔森等人对该理论中的“不理性”“无组织”等观点的质疑和批评直接带来该理论的衰弱。

资源动员论和政治过程论作为第2代和第3代理论，首先都是对群体行为理性的肯定。所以说，从第2代理论开始，社会运动研究经历了从非理性到理性的认知转变。资源动员论认为，社会运动中群体的行为并非是不理性的行为，而是充分权衡成本和收益的行为。社会运动需要必要的资源作为支撑，怨恨和剥夺感并不是必要条件。社会运动的充分资源整合和组织是其成功的关键。如果说资源动员论侧重于社会运动的组织、领导等方面的资源研究，那么，政治过程论则主要侧重于社会运动的政治环境、政治机会研究，与资源动员论的区别在于，其“研究的焦点应该是社会运动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社会运动之间的资源竞争以及相应而来的动员机制”［2］153。

如果说集体行为论、资源动员论和政治过程论是从社会运动的宏观、中观层面进行动员分析的，那么框架建构论则是从社会运动微观动员过程进行分析的。

对于框架建构论的问世，本福特热情澎湃地赞扬：“它重新点燃了分析集体行动中观念、解读、建构和文化方面的热情。它使该领域超越了资源动员和政治机会模型的结构决定论，远离了不无疑点的理性选择心理学的种种思路。”［3］可以说，框架建构论的出现，对于社会运动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从微观动员的过程，对社会运动中的意识形态、文化、话语和符号性行为等“框架”进行了很好的“解读”，并形成了一套具有全新视角和完整体系的社会运动理论。

二、从解释到解读：框架建构论的形成与发展

社会运动的第4代理论视角——框架建构论，是“一种能够帮助人们认知、理解和标记周围所发生事物的解读范式”［1］211。 如果说集体行为论、资源动员论、政治过程论在于“解释”社会运动，那么框架建构论则在于“解读”社会运动。

框架建构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稍晚于政治过程论，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酝酿、形成、发展及深化，其发展逻辑见表1。框架建构论的所谓“框架”来源于戈夫曼的《框架分析》，它指的是“使个体能够定位、感知、识别和标记在生活空间和更广泛的世界中发生的事件的理解图式”［4］。这种“理解图式”能够让人有目的地参与运动，让运动本身具有意义。戈夫曼的《框架分析》让框架建构论开始步入酝酿阶段。威尔逊将意识形态分解为诊断、预后和推理，弗兰克斯曼将社会运动动员任务分解为“共识动员”和“行动动员”两种，酝酿了框架构建过程。在此研究基础之上，斯诺和本福特等人于1986年出版了《框架规整过程、微观动员与运动参与》一书，标志着框架建构论的诞生。此后，斯诺与本福特提出了框架建构的核心任务：问题的识别和归因、炮制一个解决方案、说服人们采取实际行动；克罗托和赫克斯研究了结盟条件下的框架争议过程，提出了关于个人、组织和联盟层面上的“协调性框架金字塔”［2］227；斯泰因伯格在研究框架言说时主张“语言学转向”，引入了巴赫金的话语分析理论；穆尼和亨特提出社会运动“解读戏码”模式，为后续社会运动提供便利的传统解读；麦克亚当和鲁切特从框架机制上进行了分类，将其划分为关系性机制和非关系性机制；奥立弗和约翰斯顿分析了框架与意识形态的概念和功能，认为框架建构与意识形态之间既存在一定联系，又有一定区别，只有澄清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之后，才会充分发挥“框架”的功能。以上学者对框架建构论进行了发展和深化，当然还包括很多，比如麦克维、瓦诺奇等，在此不再一一列举。通过这些学者对框架结构论的不断丰富和深化，框架建构论成为了社会运动中“与资源动员论和政治过程论鼎足而三的理论支柱”［2］208。

三、框架建构论的动员过程

框架建构其实就是观念、价值、文化和集体共同感等心理认知的重塑。一群看似毫无关联或相对疏散的社会群体聚集起来，形成一个具有共同观念、价值追求、集体共同感的高度组织化的群体，其实就是一次群体框架的建构。

表1 框架建构论发展逻辑

在社会运动中，如何才能让原本风平浪静的社会卷起群体运动的波澜？显然需要一个框架建构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培养集体共识的过程，也是一个认同建构的过程”［5］。集体共识和集体认同的功能在于“会极大地促进集体动员，例如，在网络社区中，一些组织和个人有时会排斥主流政治及其文化产品，参与者通过网络集结起来，就会逐步发展出他们自己的集体认同［5］。集体共识和集体认同属于框架建构范畴，其建构逻辑遵循“刺激——解读——反应”的建构模型［1］213。刺激是在利益、权力受到侵害之后对群体的心灵的撞击，会让群体深感社会崩溃或制度失望，并对政治体内的群体产生心理排斥。在心理刺激下，弱势群体会渐渐汇聚在一起，解读来自体制内的利益剥夺，让体制外的群体更加团结在一起，萌发集体共识和集体认同感。在解读的基础之上，便是来自群体的社会反应。反应分为2种：一种是消极式的偃旗息鼓、忍气吞声，一种是积极式的顽强抵抗。克兰德曼斯将社会动员归纳得更简单，概括为2个环节：“共识动员”和“行动动员”。“共识动员”是指说服人们支持该运动的立场和观点，“行动动员”是指说服那些支持该运动立场和观点的人加入到运动中来，而不只是心头或口头上拥护［1］217。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框架建构论的创始人斯诺和本福特将建构过程的核心任务概括为以下3个部分。

一是诊断性框架。任何社会运动都不是一群“乌合之众”在无事生非，而是一定在某些社会问题暴露之后，一方面是因为体制外的人“束手无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体制内的人“无所作为”，一定程度上是体制内的人将体制外的人“逼上梁山”。面对暴露的社会问题，动员的群体会有一个诊断的过程。首先，需要确认社会问题的存在。存在的社会问题一定是跟群体利益相关，而且这些问题含有利益剥夺性。其次，指认“加害者”。颠覆性的社会运动具有革命性，其“加害者”大多属于国家机关。一般化的社会运动缘于人民内部矛盾，没有上升到一定的革命性，但是运动的矛头却大多依然是指向政治体内部，“受害者”大多容易将体制内的人认作“加害者”。最后，是群体的组织与领导，群体推选“代言人”，为“受害者”说话。

二是预后性框架。所谓预后性框架，就是一个社会动员理想蓝图和未来构想，其主要内容是“除了指出已经存在的‘问题’并追究其原因外，社会运动还需要针对该问题提出一个面向未来的构想，对解决该问题的办法、所要达到的目标及其实现途径、运动发展的战略和战术等问题作出自己的说明”［1］219。预后性框架，也就是说在群体动员之前，他们要明白动员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动员，希望得到什么样的解决办法。

三是促动性框架。所谓促动性框架，就是说服更多人参与到社会动员中来。在社会运动的开始阶段，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参与运动的强烈意愿。克兰德曼斯和奥格玛在分析荷兰反核武器和平示威运动时发现，群体参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参与或者不参与的过程，在群体解读过程中，由于个人心理认知的不同，对于动员参与的态度也有明显的不同。一部分人可能在一开始就参与其中，而还有很大一部分未参与的人群，其中有些是有参加意图的。这部分人内心是支持的，只是未能表现在行动上，还有一部分人虽然未参与运动，但是也不反对，对于群体运动持中立的态度。对于这2种人，很有可能在促动性框架下，被吸引参与到运动中。然而如何说服这些人参与到社会运动中来呢？本福特认为需从以下4个方面对诊断的问题进行阐述：“一是问题的严重性；二是采取行动的紧迫性；三是采取行动的有效性；四是行动在道德上的适当性”［1］220。促动性框架的目的是强化集体认同感，通过实际动员过程，也就是“框架渲染”，其中包括“价值渲染”和“信念渲染”，运用价值和信念的对接，触发社会动员中的“集体共鸣”。

在框架建构过程中，如何动员更多的人群参与到运动中来，赵鼎新总结了5种类型：一是框架搭桥，也就是“2个或2个以上在结构上不相干，但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认同上相近的框架之间的结合”［1］212；二是框架扩大，也就是“对意识形态、价值或目标有一定认同和亲和力”［1］212的人或组织，通过“强调和夸大那些价值和目标的重要性等手段来动员这些组织和个人”［1］212；三是框架延伸，“为动员更多的参与者或获得更多的盟友把其组织的意识形态、话语或目标进行一定的修改或改造”［1］212，让更多的在不同文化、意识形态框架下的人参与动员；四是框架转换，当不能成功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动员，需要转换框架，“抛弃他们所持有的话语”［1］212；五是框架借用，“一个群体有很强的怨恨或被剥夺感，但是却找不到一种与他们的怨恨感或剥夺感相符的意识形态或理论武器”［1］213，这个群体往往会用一种与自身群体框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框架来动员更多的人。

四、场域视角与框架建构论

“场域”，源于19世纪物理学概念，而将其运用到社会学中的是皮埃尔·布迪厄。布迪厄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6］133。根据布迪厄对场域的界定，社会关系划分为主观和客观2个层面。所谓客观关系，是在相对狭窄的时间范围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跟社会结构、体制、文化等因素有关。对于场域的普遍性质，布迪厄认为“在于各种场域都是关系的系统，而这些关系系统又独立于这些关系所确定的人群”［6］145，也就是说场域虽然跟人有关，但是又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

鉴于此，冯仕政提出了“框架建构的场域”概念，并将其界定为“独立于框架建构者的主观意志之外的结构性因素”［2］232。关于社会运动中的结构性因素，冯仕政概括为4个方面：一是群体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与框架不同，框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主观意识，而社会的意识形态代表着一种社会主流思潮，与个人的主观认知关系不大。在相对狭窄的时间范围内，虽然社会的意识形态不受个人的主观意识所左右，但是却能深刻影响个人的主观意识。比如某种社会风气或社会潮流，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个人的主观判断，触发与这种风气和潮流向匹配的主观认知。二是文化。框架建构中会以某种群体认可的“大众文化”中的某些要素，“比如词汇、人物、故事、规范或价值，并为我所用地将其组织成一个逻辑严密而富有鼓动性的‘框架’”［2］233。 截取这些具有相同背景的文化符号，其目的就是让群体内部和潜在的人群接纳、参与动员，同时增加群体认同感。三是政治结构。社会本身的政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框架建构的过程。不管是因为人民内部矛盾而导致的社会运动，还是因为反抗国家政权的革命性社会运动，大多都是来自于政治体内部或体制内的群体与政治体外部或体制外的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社会本身的政治结构会影响到成员参与的意愿，如果政治结构本身是封闭或者开放的，群体成员可能因为强权的压制或人性化的安抚，群体动员的意愿将会很弱，而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混合体制”下，将会大大激发群体的参与意愿。四是社会媒体。媒体是现代化进程中框架建构的主要工具之一，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媒体更是成为框架建构的最重要的场域之一。媒体之所以被看成框架建构的重要工具，其关键在于媒体的渲染功能，通过媒体的放大效应，能够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到社会运动中来。而媒体本身也具有便捷性。媒体可以“通过水平参与现实自我管理，也能绕过传统‘把关人’对媒体的干涉，这类媒体中最典型的是‘独立媒体中心’”［5］。

冯仕政认为，决定媒体新闻报道方式的因素有3个方面：媒体的专业属性、作为一个组织的运作规则和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运作规则。媒体的专业属性是指在“人才培养、聘用和晋升方面都有一套自己的专业标准”［2］242，媒体将独立于商业因素、政治因素等外在的社会因素而存在。但媒体也要遵照新闻专业标准的运作逻辑。高度组织化条件下，一些媒体的内部因素将会影响其运作规则。任何常态化的媒体，作为一个政治工具而存在，会有一套属于媒体自身服务于政治的运作规则。政治因素的主导作用可能导致媒体失去仅仅作为传播工具的中立角色，从而使新闻报道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媒体比较激进，更愿意站在社会运动一边对政府进行批评和指责”［2］244。 对于群体认同感和凝聚力，媒体的渲染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是框架建构的重要场域，也是社会运动中的重要资源。

五、结语

框架建构过程以及场域从微观的角度体现了一种社会动员的研究范式，为我们“解读”社会运动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理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摩擦，这些摩擦有可能是种族之间的歧视，也有可能是强者对弱者的欺凌，更有甚者是强权者对群众的野蛮剥夺。这些摩擦和矛盾给人类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框架建构这一研究范式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解读这些运动中的“框架”，不仅能够有效规避这些风险，更能将这些风险转化为人类社会新的发展机遇。因此，这一研究范式对人类社会的和谐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1]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3．

[3]BENFORD R D．An insider’s critique of the socialmovement framing perspective[J].Sociological inquiry， 1997， 67（4）．

[4]GOFFMAN E．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J].Penguin， 1975， 4（6）.

[5]任孟山．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结构和框架过程：当代互联网与社会运动的一个分析框架及案例考察[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6）．

[6]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编辑：王苑岭）

C931.9；X321

A

1673-1999（2017）07-0008-04

程鹏立（1977—），男，博士，重庆科技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

2017-04-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环保类群体性事件的动员结构和预防机制研究”（13CSH 040）；重庆科技学院基金项目“资源动员与农村环境抗争事件研究”（CK2014B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