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大国博弈中争取更好贸易环境

张宗斌

【摘要】20世纪80年代，日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开始出现竞争与摩擦。国际收支不平衡、日本经济实力提升及低工资成本、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投资储蓄结构不平衡等因素使日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愈发紧张。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对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重新定位，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采取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形式，并将制造业产品的生产转移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避免日美贸易摩擦。然而，在此过程中，日本对美过度的直接投资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美国通过多种方式限制日本投资。中国应吸取日本缓解贸易摩擦的经验和教训，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市场。

【关键词】日美 贸易摩擦 投资摩擦 经验教训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2.010

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严重不平衡，这一时期是日美贸易摩擦的多发期，美国曾对日本半导体等产品采取了征收100%进口关税的报复性措施。①日本为避免引起更大的贸易摩擦，一方面主动与美国达成自主限制出口的协议；另一方面鼓励一些大公司到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生产。这导致了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的下降，从而大大改善了两国紧张的经贸关系。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美国，日本原本打算通过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缓解两国贸易摩擦，却因资本过于集中而引发了新的摩擦——投资摩擦。

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原因

国际收支不平衡是日美贸易摩擦产生的直接原因。二战推动了美国的迅速崛起，而美国的崛起则促进了日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的辉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由早期“哥俩好”的“扶持”“依赖”转为白热化的竞争与摩擦。最直接、最明显的原因就是美日两国贸易收支出现了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从时间的角度来看，自1965年以来日本在日美贸易中就表现为对美贸易顺差，而20世纪80年代更是一直处于贸易盈余的地位。两国贸易收支不平衡持续的时间太长，两国的贸易摩擦就极易发生，且程度也非常严重；从规模的角度来看，1979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63.88亿美元，20世纪80年代顺差金额不断增加。直至1987年，日本对美贸易盈余金额达到这一时期的最高值，为501亿美元，是1979年的7.8倍。日美贸易收支不平衡规模的巨大导致两国之间贸易摩擦更加激烈；从行业的角度来看，日美贸易收支不平衡由早期的主要集中在某一行业或某种产品发展到集中在几个行业或一些产品上，由于贸易收支不平衡集中程度过高，国家间就极易产生贸易纠纷。尽管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表现出范围大的特点，但实际上仍主要集中于半导体、金融等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美日贸易收支不平衡过于集中某类行业，使得两国贸易摩擦不断加剧。Gasiorowski（1986）认为，一国产品出口过度集中于某个国家或地区会导致两国之间产生贸易摩擦。日本20世纪80年代对美国出口总额占日本总出口额的比重逐年增加，且远远高于对欧洲、中国等国家的出口比重。而日本从美国的进口规模则远不及其出口，这种向美国大量出口日本产品的行为使得美国极为不爽，由此引发了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斯蒂格利茨（2005）证明了一国经常项目差额若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就会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国发生贸易摩擦；若超过2.0%，就会引起对方的“报复行为”。据统计，1985、1988和1989年日本经常项目差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3.80%、2.70%和2.15%，而日本的贸易顺差又主要表现为对美顺差，1985、1988和1989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占日本总贸易顺差的比重分别为65.9%、50.5%和61.8%。这些数据远远高出了斯蒂格利茨得出的标准，因此，日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可避免。②

日本经济实力的相对提升是日美贸易摩擦产生的间接原因。日美贸易摩擦的出现与两国经济实力、国际地位的相对改变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实力的相对提升与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形成鲜明对比。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同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军费开支连年增加，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赤字；再加上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美国的世界经济统治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而此时，日本则恰逢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年均增长率在1985年超过了6%，比同期的美国要高出2个多百分点。自1987年开始，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快速提高，在1988年達到最高值，为7.1%，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差距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断增长，日本人均GDP也呈缓慢上升趋势。1985年之前日本人均GDP变化幅度较小，与美国人均GDP仍有较大差距。自1986年起，日本人均GDP快速上升，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到了1987年，美日人均GDP持平，之后日本以较小幅度超过了美国，日本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发达国家，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此时的美国极为担心，常常找日本“麻烦”，贸易纠纷正是最好的遏制日本经济发展的方式之一。

日本的低工资成本是日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内在原因。二战前，在垄断资本的控制下，日本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并未全部转化为人们的收入，而是大部分被资本家剥夺殆尽，日本的低工资曾一度闻名于世。二战后，受美国经济援助的影响，日本大量引进各种技术和设备，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也获得一定程度的提升。特别是步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工资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工资差距依然非常明显。20世纪80年代后期，若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美国工人的单位工资要比日本高60%以上。③正是由于日本的低工资成本加上政府的重视、先进的经营管理等，使得日本的商品具有很强的贸易竞争力，深受美国等西方国家消费者的钟爱，大量物美价廉的日本商品涌入美国市场，冲击了美国国内同类产品产业的发展，日美贸易纠纷由此激化。可见，日本的低工资成本是日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内在原因。因此，经济学家把提高工资作为缓解日美贸易摩擦的举措之一。④

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是日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外在原因。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逐渐走出停滞时期，经济全球化成为大势，各国经济不再只是单一、各自地发展，全球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走向相互协调的发展之路。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世界商品市场的全球化，而商品市场全球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出口贸易的分散化，如日本的出口市场不再局限于东南亚、美国等地区和国家，但对美国依然是出口大于进口。各国间的对外贸易关系由于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得紧张，贸易摩擦频繁发生，日美这两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间的贸易纠纷尤为突出。另一方面，20世纪六七十年代崛起的新兴工业国家正逐步分割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以巴西、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或地区，受西方工业国技术外溢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迅速，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产品产量增加；由于价格上的比较优势，新兴工业国的产品愈来愈受到国际社会的青睐，出口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新兴工业国对世界市场份额的“瓜分”对原先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国造成严重打击，数据表明：1963～1971年间，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产品在传统工业国家的制成品市场占有率每上升10%，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就要下降10%。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经济时常陷入危机而出现周期性不景气，新兴工业国20世纪80年代的出口贸易也表现为消极增长，进口贸易则更为谨慎。美国出口市场萎缩，进口总额尤其是从日本的进口额却没有大量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不容乐观，贸易摩擦日益激烈。

投资储蓄结构不平衡是日美贸易摩擦产生的根本原因。众所周知，美国市场灵活自由，经济发展水平很高，教育及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因而人们的消费热情高涨，因此美国的储蓄率非常低。而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远远高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⑥

日本小宫教授认为一国经常收支出现赤字的原因就在于个人及政府部门的储蓄和投资、收入和支出的不平衡上。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尽管全球经济表现为储蓄不足，但在资本自由化发展的背景下，储蓄率较高的日本进行资本输出是形成日本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日美经济摩擦的根本原因。⑦由于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总储蓄超过总投资，日本不断将剩余产品和资本向外输出，而美国则正好相反，大量地从日本进口产品。由此，两国投资储蓄结构不平衡导致了日本对美贸易长期处于顺差地位，进而引发了日美长时间激烈的贸易摩擦。

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规避贸易摩擦的经验

日本政府顺势而为的支持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汽车、半导体、彩电等产品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日本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国际竞争力增强，产品大量输出，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市场不可避免地受到日本上述产品的冲击，日美贸易关系日益紧张，美国政府为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对日本采取了诸如产品进口配额、反倾销等举措。日本政府为缓和气氛，重新对对外直接投资领域进行了定位，减少了对纺织品等低端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开始增加对商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在投资区域上，也扩大了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

1985年日元大幅升值，其产品生产成本随即增加，市场占有率逐步失去以往优势，且正是这一年，日本巨额贸易顺差中有76.8%来自于美国，日美贸易关系达到历史最冰点。日本政府意识到了此时正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佳时期，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规避與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日元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国际购买力，国内资金更加充裕，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获得更加丰厚的投资回报。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对美直接投资增长显著。1989年日本对美直接投资额为320亿美元，比4年前投资金额足足增长了6倍。⑧在这一时期，由于受汽车、半导体等产品贸易摩擦的影响，日本政府加大了对美国高端制造业领域的投资。

除了灵活定位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产业及地域，日本政府还出台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硬件措施。如建立日本银行业全球经营网络，给予日本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强有力的财务服务支持。日本政府通过贸易国际化推动资本的国际化与自由化，在宏观层面准确把握住对外直接投资的大方向。

对美直接投资——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对外贸易得到较快发展，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世界各个国家。由于美国市场被大量日本商品充斥着，美国对日本贸易收支一直保持巨额逆差，美国政府逼迫日本政府不断做出让步。日元的升值就是日本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压下，为解决国际间经贸关系所做出的妥协。为了不使企业的利润萎缩，日本企业家将原本在日本本土进行经营的部分中高端产业转移到了美国。日本企业借助美国先进的技术、完善的市场体系、高素质的人才等优势，并凭借自身严谨、系统的经营与管理经验，在美国稳稳地扎下了根。由于美国经济水平较高，人们的消费需求较大，日本企业在美国边生产边销售，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该类产品的对美出口，也在某些方面为美国带来了福利，如促进美国当地人的就业等。

毋庸置疑，美国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主体和对外投资份额的重心。1989年，日本对美直接投资比重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占当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48.2%。⑨而且，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具有产业特点，其中投资比重最大的要属第三产业（包括不动产、金融等），1980年日本对美第三产业投资占比75.9%，1983年上升为87.3%；而居于投资第二位的产业部门是制造业，1980年日本对美制造业直接投资比重为19.8%，到了1989年则达到24.8%。⑩总之，日本企业走出国门对美进行直接投资，不仅有利于实现贸易替代效果，缓解日美贸易摩擦，而且能够迅速开拓美国市场，实现商品价值和企业利润最大化。

对他国直接投资后再转出口给美国。为了避免贸易摩擦，日本较高端产业领域的企业将投资直接瞄准了美国，还有不少中低端产业被企业家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到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该类产业以劳动、资本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为主，随着日本生产成本的上升及发达国家的贸易施压，日本企业逐步扩大了对新兴国家彩电以及发展中国家纺织品等中低端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日本通过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将原本位于国内的产品生产环节迁出，不仅带动了日本机器设备、零部件等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出口，拉动日本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而且还促使投资接受地所生产的产品以更具成本优势的低廉价格重新占领全球市场。

日本对第三国的直接投资实际上是在跟美国等发达国家玩贸易“迂回”战术。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利远远大于弊，亚洲地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日本重新进军美国市场的“帮凶”。日本企业利用新兴国家的自由市场环境和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进行制造业产品的大量生产，各种物美价廉的商品被亚洲国家市场以及欧美市场所吸收，既避免了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又赚得了丰厚的利润。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向东亚地区大规模转移制造业生产，在1990年，日本对东亚地区的制造业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上升至43.6%。?

通过上述举措，特别是日本进行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后，日本出口增长率出现大幅度下降，对美贸易顺差减少，有效缓解了日美贸易摩擦。

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规避贸易摩擦的教训

日本对美过度直接投资引起了美国人的强烈不满。20世纪80年代，日本为规避对美贸易摩擦，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美国。在美国，日本企业或大规模地投资设厂、并购企业，或认购有价证券、买断房地产，投资行为相当疯狂。据日本经济研究所统计，1985～1988年的4年间，日本每年对美公司股票投资额分别为18.9亿、56.29亿、147.24亿和186.96亿美元；1988年由日本投资者拥有多数股权的美国企业达到522个；日本还认购了巨额美国国债，占到了30%到40%的比例。?日本资本遍及美国各个产业和投资领域，涉及工业、制造业等第二产业以及证券、房地产等第三产业。从1985年到1990年，日本企业进行的超过500亿日元的海外并购案共有21起，其中针对美国公司的并购案例高达18起，同期日本人掌控了美国洛杉矶繁华地段近一半的房地产，这种疯狂的投资行为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打乱了美国当地市场秩序。同时，日本资本在进入美国的同时也将日式的经营模式和理念带入美国，这与美国当地的人文环境格格不入。这些方面均遭到美国人的非议和谴责，“日本威胁论”“日本异质论”等反日言行普遍刊载在美国的各大出版物上，美国媒体宣称日本的经济侵略比苏联更加可怕。

美国通过立法和双边协议等方式限制日本对美直接投资。日本资产大举进攻美国市场，美国人担心其国家核心技术与关键产业会受到日本人的控制，国家最终失去经济和政治独立，因此美国各界纷纷采取不同的方式阻止日本对美投资。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950年国防生产法第721节的修正案，这一修正案使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得到了更多授权。这一时期，日本富士通公司试图收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仙童半导体公司，此举引发了轩然大波。美国人认为美国国防工业过度依赖日本半导体会威胁本国国防安全，最终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否决了这项投资案，收购以失败告终。

美国政府强烈要求日本实行资本自由化政策。由于日本在生产技术、生产体制和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变化，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这严重威胁着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统治地位，令美国深感不安。因此，为了参与日本的技术进步与创新活动，并且学习日本的生产体制和生产方式，美国政府强烈要求日本实行资本自由化政策并进一步实行国际投资自由化政策，美国与日本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谈判，这使得日美投资摩擦趋于激化。美国进一步要求日本实行资本自由化政策，也是为了美国企业能够自由地进入日本，从而监视日本在科技上的突破和生产体制上的创新。

迫于美国压力，日本承诺改善外国投资管理制度。为了通过对日本直接投资来带动对日本的出口，从而达到减少美国贸易逆差的目的，美國政府不断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修订外汇法，改善外资进入日本的条件。根据日本外汇法的规定，外国企业对日本的投资必须提前30天向日本政府申报，并接受日本政府的审查，如果日本政府认为外国企业的投资对日本产业构成威胁，则限制其投资。美国认为，这是外国企业对日本直接投资持续低迷的原因所在。

迫于美方压力，日本于1980年对外汇法进行了修改，新的外汇法规定：除部分部门外，对于外国直接投资原则上从事前申报审批制改为事后报告制；明确并放松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审批标推。日本新外汇法的实施增强了管理体制的透明度，排除了外国投资的潜在障碍，提高了日本投资市场的开放程度。1981年，美国又要求日本政府进一步修改外汇法：一是在外国企业对日本企业进行并购时，日本政府要撤销对国内企业的保护措施；二是日本政府要取消对制药、飞机等产业的扶持措施?。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崛起，取代了日本成为对美贸易第一大顺差国。从此以后，美国由打压日本转向了打压中国，中美贸易摩擦日渐突出，成为当下最为激烈的贸易冲突。中国必须吸取日本缓解贸易摩擦的有效经验和教训，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推动中国国内企业“走出去”，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市场。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当前中国与80年代日本大规模海外并购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5BQRJ01）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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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戴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