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矛盾的风险探源

吴松江++符少辉

【摘要】社会矛盾表现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具有一定的对应性。考察我国农村社会矛盾的风险源头应从当前社会转型的大环境出发，充分关注因为社会结构性转换而导致的社会矛盾来源结构多样化与复杂化；由于风险分担不均衡导致的农村生态问题和快速城市化、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冲突隐患；以及农村风险治理中的信任脆弱性所引发的矛盾风险。

【关键词】农村 社会矛盾 风险

【中图分类号】 D267.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2.011

诚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指数式的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危险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目前，我国农村农业现代化转型、民主政治建设、农民收入增长与利益保障、生态环境都面临比以往更大的冲突与矛盾，如不能及时有效化解，势必影响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顺利实施。预测未来已是不易之事，进一步防范更是难上加难，但风险治理仍有“秘密武器”，将应急关口前移，提炼需要高度重视的风险，源头治理结合全面治理，便能防范于未然。因此，研究如何精准识别、研判这些矛盾产生的风险来源与强度，对于加强风险源头治理，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实现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要求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转型导致风险源头的结构性变化

社会结构形态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它们之间的任何变动都有可能打破原已形成的稳定的社会关系，引发新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①由于这些矛盾的积累与推动，社会结构就开始转型。因此，探寻社会矛盾的源头，可以从社会结构转型的视角入手。

现代风险社会学家认为，在传统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的矛盾主要是一些基于在地域性信任极端重要性的情境之上的冲突，如亲缘关系破坏、地理生存空间的外来冲击、传统习惯的断裂、基于地域空间宗教宇宙观的冲突等。而当前社会正在朝着以信息经济、全球化、“多中心化”、自主意识、共同参与民主等②为特征的现代化方向急剧转变，它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价值的根本性的结构转型。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农村社会矛盾的来源也在发生结构转换。

其一，在任何时候存在的、源于自然与地域因素的传统风险会以新的方式呈现。在存在有地域性概念的情况下，传统基于地域因素的社会矛盾不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消除。但在我国，一方面在长期偏向城市的发展政策背景下，已经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推进，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新技术、新思想使原有的地域空间概念发生变化。这意味着矛盾存在环境发生了结构性的转换，原先局限于农村单一、封闭的地域性冲突，有可能以新的方式呈现或放大，甚至衍变为全局、系统性的矛盾。

其二，社会分化纵深发展形成的社会结构性断裂风险。当前社会转型是建立在精细化的社会分工基础之上的，愈来愈精细的社会分工至少在两个方面制造矛盾的风险：第一，分工精细化发展意味社会生产与生活环节及流程的不断延伸，工藝的复杂程度增加。这在客观上削弱了整体性社会活动的可控性，众多环节中其中一个稍有不慎，都有可能酿成不可估量的风险。第二，社会分工形成的社会阶层矛盾。专业分工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职业与行业的高度分化。而职业或者行业认同与社会权力、价值地位是相对应的，由此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以及基于阶层之上的利益意识，在社会冲突理论的观点中，利益、权力、价值与观念的差异是所有社会矛盾与冲突产生的根源。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使它在社会分工中不占优势。亚当·斯密曾经指出，“农业由于它的性质，不能有像制造业那样细密的分工。……所以，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③，所以农村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矛盾没有淡化反而加深了；另一方面，有意识的改革政策使农村社会阶层结构正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阶层结构的变动实际上也是利益与地位格局重新分割，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化。在没有很好的利益协调机制的情况之下，因利益冲突形成的矛盾势必会明显增加。

非均衡的风险分担机制

贝克认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相应地，与短缺社会的分配相关的问题和冲突，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相重叠。”④这意味着，现代社会中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和威胁的规避或疏导，完全超出了个人的控制，风险后果的承担实际上演变成为了一种涉及利益与责任分配的公共政策问题，它有赖于合理的社会风险分配机制。这正是影响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因为，在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中心的背景下，正如风险学家们所陈述的那样，“风险总是以层级或依阶级而定的方式分配的，……财富积聚在顶部，风险却积聚在底部”⑤，我国农村由于农业生产方式的弱势、既往城乡“二元”发展的政策惯性、农村公共参与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削弱了其风险分配对话能力。实践表明，很多风险明显有往农村地区转移的趋势。这些风险主要有：

生态风险。据统计，在农村发生的生态环境类群体性事件，大部分是源于农民对辐射、化学污染、工业排放等建立在现代化科技之上的生产活动所引发健康与生存危害的担忧而发生的。而这类生产企业的布局，不管是政策导向，还是企业本身生产需要，选址一般是首选城郊或者农村地区，即使在城市中心地区已有的这类有污染风险的生产企业也在往农村、郊区搬迁，对环境问题担忧引发的社会矛盾往农村转移、蔓延的趋势非常明显。

快速城市化的风险。这一类被分配的风险主要是因国家城市化发展战略导致的城市向农村扩张，农村人口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土地城市化的现实所产生的冲突所致。快速城市化建设必然涉及了大面积农村土地的征迁，而在征迁过程中，农民个体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如果未将农民市民化，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了最直接的生活风险承担者，他们势必会采取各种措施维护自身权益。

农村土地大规模流转导致土地过度集中的风险。一般情况下，农户之间的土地自愿转包、出租等传统流转方式并不会产生太大的矛盾。但在目前国家政策鼓励下，土地经营权高度组织化与大规模的流转，特别是在商业资本介入的情况下，会使土地迅速集中于少数人，并形成新的利益阶层。更需要关注的是，土地流转后，农民生计也全部寄托于少数土地经营者。市场经营不可避免地存在大量的风险，若经营不慎，对经营者而言，只是利润的损失，但普通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则意味着生存与发展的危机。

总之，生态风险、快速城市化风险、土地大规模集中风险，皆是因农村地域因素而导致风险分配不公平产生的结果，势必会形成利益上的强烈对比，由此产生冲突。特别是随着农村居民权力意识的觉醒与知识水平的提高，他们会察觉出这一看似不均衡的风险分配格局会对其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并采取各种手段群体抵制侵犯利益的行为，由此酝酿了新的社會矛盾。

风险治理中的信任困境

在社会学家们看来，风险社会是一种基于信任的社会。以“分化”和“功能专门化”为特征的现代性发展使社会逐步演变为充满了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它内在地呼唤一种复杂性简化机制以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与结构，而信任构成了复杂性简化的最有效形式。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风险和信任交织在一起，信任通常足以避免特殊的行动方式所可能遇到的危险，或把这些危险降到最低的程度”⑥，所以风险社会带来的紧张与不安全感消除催生了对风险治理信任需要。既然风险治理信任机制构建成为了风险控制的关键性途径，那么，任何有障碍于充分信任的因素都可能导致风险的发生。

不过，对风险治理系统的信任控制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是一个涉及风险技术、社会心理、生态、文化等众多领域的高度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其中任何环节的忽略，皆有可能造成信任的断裂，而在我国农村——这一个综合地域、社会文化与心理为一体的独特区域性环境下，风险中的信任体系更为脆弱了。

其一，风险治理技术系统本身的可依赖性困境。从当前社会风险治理的实践来看，它先是一个基于科学基础之上的技术系统。令人沮丧的是，由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与非稳定性，目前科学技术还无法完全应付变化莫测的风险。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本身也存在“谬误”的风险。卢曼指出，“一个谬误就可以使信任全然无效，根据它们的符号值，相当小的错误和表达不当，都可能揭开某人或某事的‘真面目，经常带有冷酷无情的严格”⑦，这在很大程度加深了公众对风险治理系统设计者与操作者的“内生性”不信任感。针对农村而言，这种不信任更大的威胁在于其强大的“惯性”，也就是说，一旦这种不信任感形成，由于农村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地域性自我封闭与保守性格，导致一般性的信任沟通失效和对风险治理技术系统的信任修复难度加大。

其二，农村传统信任文化的障碍。正如福山所言，“信任不会存在于集成电路之中，也不存在于光纤电缆中……信任是由文化决定的”⑧，不同的文化背景意味着不同的信任环境，也因此会产生相应的信任机制。现代文明是一种孕育于工业化与信息化之中的复杂文化现象，只有如卢曼说的“系统信任”机制才能简化其复杂性问题。而在农村则是相反的情况，建立在地缘、血缘等为核心的熟人社会关系中的信任是一种面对面式的经验性信任和人格化信任，它与制度化的信任机制是对立的。但农村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风险社会之中，这意味着其所习惯的经验性与人格化信任机制失效，造成信任断裂。

其三，农村信任沟通条件薄弱。在以信息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社会，网络、信息、新媒介技术等成为风险沟通的基本手段，公众所掌握的信息技术化水平决定其在风险沟通中的地位。而我国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还严重落后，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村信息进村入户村级信息服务站覆盖率仅为1.35%，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为32.30%，农民信息化应用能力水平普遍较低，农村在风险定义中的对话权被客观削弱。这势必影响风险沟通与认知，而引发信任中的冲突与矛盾。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双向力场分析的农村社会矛盾演化规律及其防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5BZZ087）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9页。

[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美]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页。

[美]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210页。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31页。

[德]尼古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责 编∕杨昀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