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群
最近全国政协的一个扶贫调研小组在云南怒江州福贡县走访了三个贫困村的9家贫困户,其中8户仍然深陷贫困状态,只有一户刚刚脱贫。问当地干部为什么这家人能脱贫,回答:一是这家主人学了点修摩托车的手艺,二是学了点普通话。
福贡县是国家扶贫重点县,以傈僳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8.3%,贫困发生率在31%,由于封闭的地理环境和资源匮乏,福贡县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42年,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仅占总人口的1.5%,尤其是40%以上各族群众不会说普通话,到了基层乡村,连干部能说几句普通话的也寥若晨星。这种状态极大限制了贫困农民学习技术、外出打工、开拓市场的能力,也使福贡县将输出劳务作为脱贫重要渠道思路受到羁绊。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地方。内蒙古科右中旗也是国家扶贫重点县,蒙古族人口占86%以上,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少,增收缓慢。当地干部说,内蒙古西部地区60—70%劳动力外出打工,而他们那里只有10%,主要原因就是语言不通,由语言不通又造成观念落后,技术能力偏低。
广东有关部门谈到新疆来粤的少数民族劳务人员与当地融合存在障碍时,第一条就是普通话的听说读写能力比较差,导致他们除与本地、本族一起流入的人群保持较紧密关系外,与当地人的社会关系几乎是空白,由此产生招工难、租房难、沟通难,也容易与人产生误解和矛盾。语言交流障碍使有的用工单位对新疆务工人员更多采用集中管理方式,结果又妨碍了他们与社会的自主交流,形成不良循环。……
环球时报 2017-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