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通识教育的知识论问题不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更关系到具体的制度设计乃至通识教育在高教领域的合法性。借用亚里士多德的知识类型概念,梳理了通识教育领域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知识生产和传授机制,并特别关注了实践智慧对于通识教育的特殊意义。结论认为,通识教育的知识生产机制并不能完全独立于专业共同体,要树立通识教育主体性,有赖于对其知识生产功能尤其是实践智慧意蕴的进一步发掘。
关键词:通识教育;知识类型;知识生产;知识传授;实践智慧;人格养成
一、研究背景
尽管通识教育近年来在高校蓬勃发展,并在2016年被写入国家十三五战略规划[1],但长期以来,学界对通识教育的知识论问题却并未有足够深入的讨论。陈洪捷教授曾对通识教育的知识形态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古典的通识性知识在近代已经随着专业化的冲击而逐步融入到现代性的知识分工体系中[2]。在古典通识性知识已成为历史的当下,现代性话语体系中的“通识知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与专业共同体的知识具有何种差别,其生产和传授机制具有何种特征,其答案并非不证自明,而需要更有力的学理性论证。不少研究者倡导的通识教育应超越“知识中心”[3],关注能力发展和人格养成,乃至养成文化品性[4]等论断,固然揭示了通识教育的多面性,但并不能取代通识教育的知识论分析。
开展通识教育知识论研究的另一重意义在于它能为提升或奠定通识教育知识生产方面的主体性地位提供某种理论性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