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销水彩画看清代广式家具的西洋风

邓颖瑜

【摘 要】广式家具较早地吸收了西式装饰风格，19世纪外销通草画保留了广式家具西洋风的工艺特点以及变化过程，家具匠人融会贯通、开拓创新的理念，对于当今中国传统家具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广式家具 西洋风 外销画

19世纪在广州盛行一时的外销水彩画题材丰富，写实性强，描绘了广州生产贸易、节庆民俗、珠江舟楫等社会人文场景，可谓是清代中国风物的手绘照片。外销水彩画中不乏对当时广州人日常生活所用家具以及家具生产等内容的反映。广州作为清代中西贸易交流和文化碰撞的港口城市，较早吸收了西方工艺的特色元素，画中所展现的广式家具也充满了浓厚的西洋风。

一、广州家具西式风格的形成与发展

16世纪起，西欧各国商人陆续进入珠三角從事贸易，广州十三行逐渐成为了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商馆区的欧式建筑鳞次栉比，各种与建筑风格协调的室内装饰也相继出现。因此洋人所用的西式家具在广州迅速传播，并促使仿西式家具的畅销。

“与西式的建筑室内陈设配套的家具应时出现，在造型上吸取西式家具的造型结构、装饰纹样的风格，形成了广州红木家具的地方特色。”[1]现藏于广州博物馆的一组《十三行火灾》通草水彩画生动地描述了十三行区域某次大火中居民仓皇撤离的场景（见图1）。画面背景仍能看到火光漫天，说明建筑位于商馆区附近。画中房屋已采用了西式的卷形拱门、瓶形栏杆，左上角携包袱妇人所在的室内，可见一盏玻璃或水晶所制的西洋吊灯，说明了19世纪广州已经盛行仿西式风格的建筑和室内装饰。

此外，便利的海外交通对广州家具行业的发展起着巨大作用。明代以来，从东南亚、印度半岛等地输入大批珍贵硬木和优质杂木，为广式家具的制作和创作提供了充足的木材原料。

《广东新语》记载：“海南文木……又名花狸……坚理密致，价尤重……其曰茶乌者，来自番舶，坚而不脆……有曰鸡翅木，白质黑章如鸡翅，绝不生虫。”[2]明末文震亨所编的《长物志》中，将“花梨木、铁梨木、香楠木”等称之为“文木”，并认为用“文木”制作的家具可入佳品。酸枝木、花梨木等红木由于木材质地坚硬，制成的家具耐用，又不怕热烫，使人坐卧清爽，适合华南地区使用。“广式家具的特点之一，是不管腿足的弯曲度有多大，一般不使用拼接作法，而喜用一木挖成。”[3]广式家具用料粗大的特征与丰富的原料来源分不开。据《广州年鉴》记载：“‘杂木行，该行专售由外洋运来之杂木……本年颇称发达，此木材专供建筑及私用，需用较多，而家俬店生意亦颇旺盛，该行货物销途甚畅，获利者十居八九。”

清代广州城河道发达，护城河玉带濠三面都与珠江相连，玉带濠西段南北两岸即为家具业中心的濠畔街、走木街、麻行街、西华里，毗邻十三行。巨大的硬木材从港口起卸之后，均可通过木船和游艇从江面驶入城墙下空旷处干燥、开锯，再运至城中家具作坊。据《番禺县志》载，同治八年至宣统三年（1869—1911年），广州酸枝、花梨木家具业发展鼎盛，作坊达百多家。清末以后，随着行业发展，涌现了不少各具专长的能工巧匠，比较著名的有精刻龙凤狮蝠的李焕记、被誉为“洋花世家”的黄带昌、装料技术出众的何珠记等。

宣统元年（1909年），开设在十三行附近故衣街的“万全”“五常”等行庄颇具规模，出口酸枝、花梨木家具。由于出口的家具品类繁多，当时已有洋纸洋墨印刷的精美商品图录发至海外，招徕国内外客户订货。

二、外销画中广式家具西洋风的几种表现形式

（一）直接仿造西式家具的造型结构

外国商人为寻求商机，将西方家具样式带到工资低廉、造工精细、尤以细镂洋式和洋花著称的广州或沿海地区制造，然后再将这些家具成品销往本国或其他国家。崔咏雪在《中国家具史·坐具篇》中就引述了国外家具专著的论述，“中国……输出的家具、座椅，大都在广东制作，经过十九世纪，大多数欧洲国家及美国，大量订购这一地方的产品”。《西式家具铺》水彩画反映了当时广州一家承接来样定制业务的西式家具店铺及其制作的西洋家具主要样式（见图2）。

从图2可见，当时广州制作的西式家具造型丰富，有座椅、沙发、桌、箱、柜，风格有洛可可（流行于18世纪上半叶）和新古典主义（流行于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前期）。其中反映洛可可典型家具样式的是拥有C形腿脚和S形扶手的座椅（图中白色座椅）以及奇彭代尔式可翻转折叠的三弯腿圆桌（图中右下角绿色圆桌）；反映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是摄政式沙发（图中木工正在拼接的扶手一高一矮的沙发）和军刀状后腿的座椅（图中已刷绿漆的椅子）。

西式家具铺除了生产出口家具之外，也会按外来的图样制作仿造品，以适应内销需求。清末广州从事出口家具的作坊主要集中在濠畔街一带，而位于上九路的西来初地、新胜街生产的家具以内销为主。

位于十三行同文街、靖远街的外销画店与外商交往密切，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迪美博物馆收藏的一幅外销水彩画展示了某外销画室用于摆放饰件的正是西式三足小圆桌，店里还有两把S形扶手的洛可可风格座椅，供来店的洋人或追求西方时尚的本地人端坐或休息，以便画师给他们写生肖像。

西洋家具还进入到官宦家庭（见图3）、娱乐场所，满足广州上层社会对西方文化的追捧。从目前国内外可见的外销水彩画藏品来看，出现频率最高的西式家具是三足鸟笼式圆桌。画中展现的洛可可风格圆桌大多完全仿造外来样式，未经广州传统家具繁复的雕琢或镶嵌工艺，用于摆放花瓶、茶具、灯座甚至熏炉等。桌柱顶端鸟笼式的设计，形成一个铰承座，使桌面可以翻转折叠，便于移动和存放。

（二）中西合璧的装饰手法

外销水彩画还体现了广州匠人除仿造西式家具外，更善于吸收、改良西洋特色，把中国传统家具严谨、简约的造型与西欧家具线条流畅、华丽多变的样式结合起来，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新型广式家具。十三行博物馆藏一幅未命名的通草画（见图4）很好地展现了当时广州糅合中西的家居摆设：中式案桌，台式屏风，西洋座钟。圆形餐桌正采用了中西合璧的手法：桌面为广式家具典型的镶嵌大理石工艺，桌柱为雕有兰花纹的传统花瓶形状，而桌脚使用西式三足腿，显得大气又雍容华贵。

清末广州家具商行“五常”印制的出口家具图样《广东五常酸枝家私》收录了一类装饰旖靡浓郁的圆桌（见图5）[4]。这类家具用料粗大，以西式洛可可风格茶桌为雏形，下分三足，狮爪脚，桌柱刻以云龙纹，庄严威武，给人以稳固之感。桌面镶嵌大理石，边沿饰以西番莲纹，边陲叠以瓣纹，下接葡萄纹，尽显花木曲线变化之回旋和谐。桌柱顶端仍是可翻转的鸟笼式支架，方便折叠，节省存放空间。

“广式家具除装饰西式纹样以外，亦有相当数量的饰以传统纹样。如各种形式的海水云龙、海水江崖、云纹、凤纹、夔纹、蝠、磬、缠枝或折枝花卉，以及各种花边装饰等。有的广式家具则中西两种纹饰兼而有之……”[5]此类家具或用于上贡宫廷，或用于达官贵人室内家居，或属于外销品。清代广州著名的家具商行如英泰祥、公泰、德昌泰等均以制造宫廷贡品或外销高级家具而闻名遐迩。清末广州曾经出口过与“五常”家具图样类似的圆桌（见图6），如此考究的中西风格的融合，需要家具匠人具有高超的设计能力以及硬木雕刻技艺。

广州外销水彩画保留了清代广式家具西洋风的工艺特点以及变化发展过程，弥补了历史图像资料的缺失。由此可以看出清代广式家具顺应时代环境、洋为中用、融会贯通、敢于突破的理念，以及积极变革的行业发展方式。这种与岭南文化开拓进取精神一脉相承的创造力、变通性与革新理念，对于当今中国传统家具的发展仍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林明体.岭南民间百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2]（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5]胡德生.清代广式家具[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3）：13～18.

[4]蔡易安.清代广式家具[M].香港：八龙书屋，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