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保护模式

2017-09-04 19:40张满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17年8期
关键词:文化遗产物质主体

张满

【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保护模式已经探索得较为成熟,随着新博物馆学理论越来越多地开始指导博物馆日常实践,博物馆开始更多地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来,这对于扩大博物馆自身功能的外延与内涵,对于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途径,都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博物馆

随着博物馆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的不断加深,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开始不断有新的理论涌现,充分发挥博物馆的重要角色功能,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并在实践中日益完善这一理论范式。

文化遗产应当包括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即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或称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世纪之交,国际博物馆协会在慕尼黑召开以“博物馆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2002年10月,在中国上海召开的国际博协亚太地区第七次大会又一次将博物馆功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提升。

应该说,无论是在博物馆学界,还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都在酝酿着可以将二者充分融合的理论方法。生态博物馆作为新博物馆学运动下产生的一种全新理念,其发轫之初,就蕴含着深刻的无形文化保护的理念。其重要模式之一,是尝试将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包括在内的所有文化及自然物视为一个整体,来加以保护。

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改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参与主体,将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艺人”,从文化保护的“他者”,变成了“自我”。仅仅是这一点转变,就有针对性地疏导了政府的原本角色。

政府通常视保护行为为国家的责任,希望通过政府操办的方式来推进。而一旦形成政府主导的局面,政策往往难以落到实处,与实际脱节的情况时有发生。学者群体也存在着一种固有观念,认为非遗保护工作是一种文化救赎行为,很多学者在调研时存在着文化扶贫的思想,忽视乡土实际。或矫枉过正,以至于树立了对立面,给保护工作带来新的阻力。

层层雾霭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来自各方的力量所拉扯。保护本应以保持其原真性为保护传承工作的首要原则,但更多的却开始讲求创新,不得不说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保护的初衷背道而驰。

在此背景下,博物馆的介入显得尤为必要。首先,博物馆自身存在内在动因,保护工作有助于扩大博物馆功能的外延。其次,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是无形遗产的内容,但必须连带保护它的存在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建具有较强的语境需要,而生态博物馆的基本理念就是力求保护对象主体保持其原真性。在原生态的环境下加以保护,并寻求遗产与人之间活的关系。生态博物馆作为新博物馆学理论发展的成果之一,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理论支撑。

博物馆在长期运行中大多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主题,也形成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时可充分利用自身研究的既有基础,进行有针对性的、与自身固有方向相近的非遗项目保护工作。在此過程中,博物馆得以充分发挥其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自身优势,同时注重前期调研,形成切实有效的保护机制。

博物馆相较其他高校、研究机构、政府机关,由于其面向社会的公益属性以及实际工作的现实需求,长期深入地方进行文普工作,可以说已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附着的重要物质载体的范围涵盖在内。另外,博物馆日渐重视馆校结合的相关实践,跨主体地开展活动已经在以往探索得较为深入,这些无疑都有助于博物馆更好地以社区为主体,寻求自身的恰当定位,真正实现社区民众等作为参与主体。

传统的博物馆运行模式,是基于特定的藏品征集、专业的学术科研以及相对固定的展陈形式而展开。在新博物馆学的理念下,博物馆工作者开始重新思考自身的职能定位,究竟是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生态博物馆进入人们的视野,强调社区参与、强调参与者自治的博物馆新形式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此时,博物馆的内涵开始被重新解读,其保藏的方式与目的都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新形式下的博物馆开始尝试由当地居民进行自下而上地参与到博物馆的日常事务中来,博物馆的专业从业者提供前期的基础性教育培训,提供一个基本的框架。此后,参与者开始按照自我的文化认同与认知来对博物馆的应用之义进行阐释与深化,并开始实现藏品保护的反向输出,提供他们对于文化的见解,对于博物馆运营的意见建议。在从传统社会向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博物馆承担的不仅是对过去的记录,还有对这一社会变迁的记录与阐释的使命。这就要求新形势下的博物馆教育不能停留在博物馆馆舍之内,由有限的专业人员埋头进行,而是要充分看到社会的实践实际与历史的真正主体——人民的声音。在这一理念下,博物馆的保护工作才能实现双向的输出与输入,在实现博物馆自身职能的道路上探索新的途径。

新博物馆学在其发源地欧洲各国得到了逐步完善,我国台湾地区早在20世纪80年代也逐步有意识地开展了有关研究。据王嵩山先生的统计,在台湾发表的文章中,新博物馆学领域的数量逐年上升。同时,很多高校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开始以学校为平台,由学生自发举办展览,在设计的过程中充分展示了新博物馆学把保护对象的主体需求放在首位的理念,按需布展,走出精英化的惯常。对于新旧博物馆学二者间的区别,台湾博物馆学家罗欣怡在其文章中曾以表格的形式加以对比(见表1)。

基于新博物馆学理念下的博物馆建设不仅强调最大程度地实现其传统功能,同时还提倡将博物馆置于其所处的社区内进行思考,强调生态博物馆的概念。这一理念应用于保藏展示文物,则是将一个个孤立的物还原到其背景环境中去,将文物的背景同时进行展演。在实践过程中获得良好效果的有贵州的梭戛生态博物馆、台北市的北投县温泉博物馆等。以北投县温泉博物馆为例,当地民众自发地将原为日据时期的声娱场所进行原址修缮,将原本相对孤立的一个个建筑单体,以温泉博物馆为核心博物馆,以温泉为主题进行串连,形成了一个与当地社区高度融合的生态博物馆。

在对生态博物馆进行实践的过程中,生态与保护并不容易兼顾,这是由于不同博物馆在兼有自然科学与艺术人文上容易产生的偏废所决定的。在这一道路上,博物馆对于中间角色的求索也经历了特有的历程。在非物质文化保护的过程中,将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与博物馆既有经验相结合,同时充分借鉴生态博物馆的成功范式,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索的一条新途径。

参考文献:

[1]潘守永.当代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与生态博物馆建设困境[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4).

[2]苏东海.中国博物馆与无形遗产[J].中国博物馆,2002(4).

[3]罗欣怡.博物馆与社区的发展——兼论美国二座社区博物馆[J].博物馆学季刊,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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