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发展路径转型研究
——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考察与分析

文 严 红（四川行政学院区域经济教研部，四川成都 610072）

西部民族地区发展路径转型研究
——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考察与分析

文 严 红（四川行政学院区域经济教研部，四川成都 610072）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制定了经济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高度依赖国家投资和政策扶持，大力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高度依赖外力进行资源开发的外生增长之路尽管使西部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地区生产总值极大提高，但西部民族地区依然落后，与汉族地区的绝对差距仍在拉大，创新能力低下、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必须对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路径进行转型，通过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人力资本体系、创新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促进西部民族地区逐步走上内生增长之路，才能使西部民族地区彻底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实现持续良性发展。

西部民族地区 发展路径 转型 内生增长

西部民族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宁夏、新疆、西藏5个省级自治地方和贵州、云南、青海三个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份，总面积565.2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9518.35万人，分别占西部地区的82.34%、52.57%和全国的58.88%、14.20%，其中少数民族人口7273.94万人，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65.34%。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制定了特殊的发展战略，试图缩小与汉族地区（指除西部民族地区以及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海南省以外的汉族聚居省区，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全文“汉族地区”均指这一地域范围）的发展差距，但由于过分强调外生增长而忽视了内生增长能力的培育，经过多年的开发，尽管西部民族地区的生产总值显著增长，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但西部民族地区依然落后，与汉族地区的绝对差距仍在拉大。总结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实践并根据当前发展需要提出新的发展路径，对西部民族地区彻底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西部民族地区的特殊发展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制定了经济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高度依赖政府投资和政策扶持，大力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呈现出典型的外生增长特征。

（一）基本战略目标是经济增长优先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为了尽快缩小与汉族地区的发展差距，采取传统追赶型发展方式，以追求GDP增长为主要目标，实行“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1］。“九五”时期，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都将“缩小经济发展差距、基本解决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口温饱问题、多数群众达到小康水平”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2］。“十五”时期，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把“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为8%以上”、“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再翻一番以上”等经济增长目标作为发展的首要目标。“十一五”时期，西部民族地区纷纷把“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左右”等作为经济发展主要目标。“十二五”时期，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都将“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增强经济综合实力”、“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0%以上”等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此框架下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纷纷制定了各自的“十三五”规划，相对调低了经济发展速度，均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建设重点，但仍然高度重视资源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政府管理和发展经济的重点仍然停留在吸引了多少重大项目、地区财政收入增长的数量上，对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培育和制度创新重视不够。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主要实施的是经济增长优先战略，重视经济指标增长，忽视制度创新和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建设等有利于内生增长的因素培育。

（二）主要发展途径是依赖资源开发

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主要途径是依赖资源开发。2015年西部民族地区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占工业销售总值比重高达60.79%，高于汉族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22.76和21.20个百分点，呈现出明显的资源依赖性（见表1）。其中青海采掘和原材料工业的比重高达76.89%，高于汉族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38.86和37.30个百分点，新疆、宁夏、内蒙古的采掘和原材料工业的比重也在70%以上。从工业产品加工业占工业销售总值的比重看，西部民族地区普遍较低，比汉族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21.84和20.34个百分点，除了广西和贵州以外，其余地区工业产品加工业比重均低于10%，表明西部民族地区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的产业链较短，工业品以初级产品为主，工业生产的相对效益较低。西部民族地区农产品加工业占工业销售总值的比重为21.29%，高于汉族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0.71和0.67个百分点。西部民族地区的采掘业、原材料工业、农产品加工业的比重均高于汉族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而工业产品加工业的比重却低于汉族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采掘业、原材料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对资源的依赖性较高，属于典型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呈现出典型的资源型工业结构特征。

表1 西部民族地区工业结构情况（2015）单位：亿元，%

（三）主要发展方式是依靠投资拉动

在国家纵向转移支付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主要方式是依靠投资拉动。由表2可知，2015年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的投资率大多在90%以上，表明西部民族地区多数省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有90%以上是通过投资拉动实现的。其中青海的投资率高达130.1%，位居全国第一，西藏、宁夏、新疆、贵州的投资率分别为126.2%、117.7%、112.9%、101.7%，分别居全国第二、第三、第五和第八位。而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西藏、青海、宁夏位居全国倒数前三位，新疆、贵州、云南也在全国倒数十位以内。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看，云南、贵州、西藏、广西位居全国倒数前五位。由此可见，尽管西部民族地区的投资率在全国排在前列，但通过大量投资并没有真正改变西部民族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的位次，西部民族地区在全国的经济版图中仍然是最落后的地区。

表2 西部民族地区投资率及地区生产总值情况（2015）

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看，2015年西部民族地区国家预算资金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6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汉族地区5.33和6.08个百分点。与此相反，2015年西部民族地区利用外资和自筹资金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仅为0.12%和63.74%，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汉族地区，利用外资和自筹资金总额分别仅为汉族地区的3.16%和12.40%。西部民族地区的投资资金中国家预算资金比重高，而利用外资和自筹资金比重较低，表明国家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投资资金支持并没有真正提高西部民族地区利用外资和自筹资金的能力，并没有真正提高西部民族地区的内生增长能力，西部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仍然低下。

（四）基本制度保障是各种政策扶持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加速西部民族地区发展，我国制定了纵向补贴和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1980年我国对西部民族地区实行的是财政收入全部留用、支大于收的差额由中央财政补贴的特殊财政政策。1985年我国对西部民族地区继续保留“三项照顾”政策（20世纪60年代国家决定给少数民族地区三项照顾：①财政预算支出，另加5%的机动资金；②预备费效量比例高于一般地区；③每年安排一笔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用于解决一些特殊开支。）同时按照中央财政核定的定额补助数额，继续实行每年递增10%的补助金额，在此基础上仍然收大于支的部分，实行定额补助。除了每年根据基数递增10%的补助金额以外，国家还拨出各种专项资金支持西部民族地区发展。1996年中央政府制定了《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决定从中央财政的增加部分中，拨出20亿元对民族自治区和辖有民族自治州的省进行财政补助。2002年国家财政部和民委在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中安排3300万元用于支持22个人口较少民族发展［3］，“十一五”期间中央安排专项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资金达25.50亿元，“十二五”期间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扩至28个，专项扶持资金达51.75亿元。另外，国家对西部民族地区实施了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从1992年开始中央减免民族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从1994年开始国家对边销茶企业免征增值税，对边销茶企业的原料企业减按10%的税率征收农业特产税；从1994年开始国家规定对少数民族地区新办的企业三年内免征所得税。除此之外，国家对西部民族地区还制定了一系列金融优惠政策。1992年我国对民族地区设立了基本农田建设专项贴息贷款和水利工程项目专项贴息贷款，同年中国农业银行制定了少数民族地区关于乡镇企业贴息贷款的管理暂行办法，每年新增1亿元的专项贷款用于扶持民族地区的乡镇企业；1993年国务院制定了专门的文件，要求人民银行用于西部民族地区的专项贷款每年应适当增加，重点用于支持西部民族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同时，为了支持民族贸易和民族手工业发展，国家专门制定了流动资金贷款优惠利率政策和技术改造贷款贴息政策。

二、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效果分析

以经济增长为主要发展目标、政府投资和资源开发为主要发展方式、政策扶持为主要制度保障的外生增长之路尽管使西部民族地区的生产总值显著提高、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但西部民族地区依然落后，与汉族地区的绝对差距仍在拉大，城乡居民收入比仍然较高，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较弱，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一）生产总值显著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支持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地区生产总值显著增加。1978年西部民族地区生产总值仅为275.8亿元，相当于全国和汉族地区的7.61%和8.28%，2015年增至74436.4亿元，相当于全国和汉族地区的10.86%和12.18%，增长了269.9倍，比汉族地区和全国平均多增长86.5倍和80.7倍。从1978年到2015年，西部民族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6.33%，比汉族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高1.2和1.1个百分点。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看，从1978年到2015年西部民族地区由210元增至38137元，增长了180.6倍，比汉族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多增长51倍和49倍，由全国平均水平的55.41%增至76.47%，由汉族地区的52.11%增至73.05%，与汉族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有所缩小。

（二）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民族地区交通、通信、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西部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1978年西部民族地区仅有铁路营业里程、内河航运里程、公路里程10560公里、8816公里和195008公里，到2015年分别增至33244公里、16472公里、1081225公里，分别比1978年增长了2.14倍、0.87倍和4.54倍，高速公路更是从无到有，到2015年达到26981公里，每百万平方公里分别有铁路、内河航运、公路、高速公路里程0.59公里、0.29公里、19.13公里、0.48公里。同时，西部民族地区航空运输事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8个干线机场和26个支线机场实施了大规模改扩建，新建了37个支线机场。从2001年到2015年，西部民族地区的邮路总长度由 541498公里增至1259018公里，增长了1.32倍；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由2197万户增至31479万户，增长了13.32倍；光缆线路长度由98591公里增至3584656公里，增长了35.36倍。另外，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工程项目，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和大型水利枢纽等一批重点工程的相继建设，不仅改善了西部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也有利于发挥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为东部地区进一步快速发展提供能源和动力支撑。

（三）城乡收入差距较大

西部民族地区GDP和人均GDP增长幅度较大，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汉族地区，但西部民族地区居民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并不同步。从1978年到2015年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69.87倍，而全国平均增长84.24倍，西部民族地区明显比全国增长慢。1978年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25.61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99元，1999年和2015年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41.26元和2644.91元，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逐渐拉大。1978年至2015年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增长了65.40倍，但比全国平均水平少增长25.44倍。1978年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7.68元，比全国平均水平多64.28元，1999年和2015年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少2036.08元和4532.23元，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也在逐渐拉大。1978年西部民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5，1999年增长为3.27，2015年下降为3.04，表明西部大开发之前西部民族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逐渐增大，近年来有缩小的趋势。1978年和2015年全国城乡收入比分别为2.57和2.73，在此期间西部民族地区城乡收入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四）创新能力仍然较低

区域创新能力依赖于科技活动人员和科技活动经费等区域创新投入，表现为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授权量等方面。从2000年到2015年，西部民族地区R&D人员由4.11万人年增至17.09万人年，增长了3.16倍，R&D经费由25.46亿元增至505.83亿元，增长了18.87倍。西部民族地区科技活动投入的增加带来了产出的增加，从2000年到2015年西部民族地区专利申请受理量由7227件增至108013件，增长了13.95倍，专利申请授权量由4967件增至56909件，增长了10.46倍。从2000年到2015年，西部民族地区R&D人员比汉族地区少增长0.05倍，R&D经费比汉族地区多增长4.21倍，但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分别比汉族地区少增长4.12倍和5.64倍。从2000年到2015年西部民族地区R&D人员占汉族地区R&D人员的比重分别为4.83%和4.77%，西部民族地区R&D经费占汉族地区的比重由2.92%增至3.71%，但西部民族地区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授权量占汉族地区的比重分别由5.45%和5.52%下降为4.27%和3.70%。由此可见，从2000年到2015年西部民族地区科技产出增长较慢，表明西部民族地区的科技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创新能力仍然较弱。

（五）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民族地区生产总值快速增加的同时，环境污染程度也日益加剧。从2005年到2015年，西部民族地区的“三废”排放量中，只有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递减，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分别增长了1.90倍和2.56倍。2005至2015年期间，尽管西部民族地区废气污染物排放量总体趋势递减，但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却表现出递增的趋势。从2005年到2015年尽管西部民族地区空气质量达到或好于二级以上天数占全年比重在全国的排序大多数城市是上升的，但从空气质量达到或好于二级以上天数占全年比重的具体数值来看，均低于2005年的相应数值（见表3），近年来西部民族地区的空气质量有下滑的趋势，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压力日益增大。

三、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过分依赖政府扶持和过分强调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虽然改善了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促进了地区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但这种外生增长方式并没有带来西部民族地区的快速发展，西部民族地区依然落后，与汉族地区的绝对差距仍在拉大，而创新能力低下、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却不断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西部民族地区长期过分依赖外援而导致内生增长能力的缺失。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的战略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路径必须转型，必须把重点放在对产业发展、人力资本、科技研发等投入上，通过构建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产业体系、人力资本体系、创新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着力培育西部民族地区的内生增长能力，推动西部民族地区逐步走上内生增长之路，这是西部民族地区彻底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实现持续良性发展的根本切入点和突破口。

表3 西部民族地区主要城市空气质量变化情况（2005－2015）

（一）构建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产业体系

引导西部民族地区实现内生增长，关键是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实现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与知识积累是相联系的，知识积累率越高，技术进步越容易实现。不管是原始创新推动的技术进步，还是消化吸收再创新引起的技术进步，都依托于一定的产业发展，蕴含在一定的产业体系中，因此现代产业体系是西部民族地区实现内生增长的重要载体。构建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产业体系就是要形成由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组成的产业结构体系，现代农业发展为西部民族地区提供农业剩余，现代制造业为西部民族地区提供先进装备，现代服务业为西部民族地区提供优质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为西部民族地区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赢得先机。西部民族地区农牧业资源优势明显，应大力发展畜牧业和林业，适当降低种植业比重，加快发展肉牛、肉羊以及骆驼、鸵鸟、山鸡、肉兔等特种经济动物，在条件适宜的区域大力发展花椒、核桃等经济林，增加油料、糖类、棉花、蔬菜、花卉等作物的播种面积，推进饲料作物种植，建立农业股份合作社或农业股份公司等增强农业从业者的组织化程度，以先进适用技术支撑现代农业发展［4］。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重点是加快引进或研发先进技术改造提升油气化工、煤化工、盐湖化工、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炼、机械装备制造、农畜产品加工等传统产业，结合主体功能区定位既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又着力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产业链下游产业，在“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下深度整合内外资源、积极制定产业规划，寻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西部民族地区具有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应该围绕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拟定发展路线图和产业化方案，在研发投入、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步伐。根据西部民族地区服务业发展现状和产业升级需要，西部民族地区应重点发展金融服务业、规范发展中介服务业、加速发展现代物流业、着力提升旅游业、合理发展文化产业，因地制宜推进西部民族地区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二）培育西部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本体系

西部民族地区实现内生增长的前提是人力资本的培育和积累。教育是人力资本体系形成的基本途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有助于专业性人力资本的形成，基础教育和扫盲教育有助于一般性人力资本的形成。根据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本的现状和实现内生增长的需要，构建以高等教育为先导、以职业教育为主体、以基础教育为基础、以扫盲教育为辅助的教育体系，是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本体系形成的重要保障。高等教育是提高西部民族地区公民素质和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源动力，是培育创新型人才的主阵地，应调整西部民族地区高等院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加大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力度、加强对高校的政策支持力度，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先导作用，形成更多西部民族地区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体系。职业教育是为西部民族地区培育各行各业实用新型人才的主渠道，应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意义，高标准、高起点编制职业教育规划，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调整专业学科设置，同时加大中央政府对西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资金的投入力度，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基础教育是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整体素质提升的基础，是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高层次教育的前提，应进一步强化基础教育的战略作用，加强对基础教育的资金支持，吸引或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教师，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努力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制定符合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实际的素质教育计划，从基础教育阶段为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素质全面提升打下良好基础。大力开展扫盲教育，是提高西部民族地区人口整体素质、消除民族地区贫困、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途径，是构建西部民族地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根据目前文盲主要集中在贫困地区、偏远山区等地以及以女性居多的特点推进课程教材改革，借鉴和配合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教育形式创新扫盲教育模式，攻坚扫盲教育难点，培育更多自立型人力资本。

（三）培育西部民族地区的创新体系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只有通过产品、工艺、原材料、市场、组织形式等创新才能提高生产效率［5］，以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才能保证有更多资本投资于创新，形成更多创新成果，推动经济沿着内生增长轨迹螺旋上升［6］。创新的实现依赖于高校创新体系、科研院所创新体系、企业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高校创新体系是区域内新知识、新技术、新思想等原始创新成果的提供者和创新人才的培养者，也是部分创新成果的转化者，在区域创新体系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培育西部民族地区的高校创新体系，就要加强学科体系建设、培育研究团队、搭建创新平台，提升高校的基础创新能力，加速创新成果转化，为西部民族地区提供源源不断的新知识、新技术和创新型人才。科研院所是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机构，分为公益性和营利性两种。公益性科研院所是从事社会公益研究、提供公共服务、主要不以盈利为目的、需要政府支持的社会公益型科研院所，应加快改革管理体制，重塑科研生态，增加经费支持，提高创新能力。营利性科研院所是从事开发性科研活动，其科技活动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其科研成果能及时被转化而带来经济效益的科研机构。提高营利性科研院所的创新能力，关键是明确科研院所的产权，推进事业制科研院所向企业制转型，并制定财政、税收、金融、人才等配套政策激励科研院所发挥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企业是区域创新的主体，不仅是创新成果的提供者，也是创新成果的转化者［7］，因此企业创新体系建设是西部民族地区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应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制度环境，加强企业自主创新的人才队伍建设，搭建企业自主创新的研发平台，建立官产学研用联合创新体系，大力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集聚、交流、合作形成区域创新网络，推动创新主体和区域整体创新能力提高的过程，就是区域创新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西部民族地区的南贵昆、呼包银等地区产业基础较好、科技资源较丰富，是西部民族地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区域，应引导这些区域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加强合作，形成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区域创新体系，提高西部民族地区的创新能力。

（四）构建西部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体系

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有利于人才、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构建西部民族地区的交通、通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体系是实现西部民族地区内生增长的重要支撑条件。交通网络体系建设有利于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顺畅流动，形成统一的市场，促进民众思想观念改变，是西部民族地区实现内生增长的前提。加快西部民族地区交通网络体系建设，应加强省区之间、城乡之间、国际之间的规划合作，统一规划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管道等交通设施，加大政府出资力度，通过BOT、PPP等模式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设［8］，有选择地优先安排交通线路和交通枢纽建设项目，进一步提升交通网络建设水平。加快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是西部民族地区提升人力资源素质、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数字鸿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前提，应大力推进光纤宽带、无线宽带、新一代互联网等信息基础网络建设进程，加快推进功能性信息服务平台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培育大数据产业园区，重点支持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建设。西部民族地区电力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不仅对保障我国电力供应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也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西部民族地区电力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重点是合理规划电站设施，加快推进外送电网和配电网建设进程，提高西部民族地区电力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西部民族地区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为不均，合理调节和利用水资源，形成供需平衡的用水结构，是西部民族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根本目的。因此加快西部民族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合理规划和修建水源工程，完善城镇和农村供水工程，健全农田灌溉渠系工程，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

［1］胡鞍钢.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279.

［2］陆大道，薛凤旋等.1997中国区域发展报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0.

［3］魏后凯，成艾华，张冬梅.中央扶持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1）.

［4］刘涛.中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J］.当代经济管理，2013，（04）.

［5］［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孔伟艳，朱攀峰，娄季芳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38.

［6］［美］菲利普.阿吉翁，彼得.霍依特著，陶然，倪彬华，汪柏林等译.内生增长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8.

［7］盖文启.创新网络——区域经济发展新思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1.

［8］王文舟，闻涛.欠发达地区城镇化过程中交通建设的财政思考——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J］.经济界，2015（07）.

责任编辑：唐若兰

F061.5 文献标志码：A

1008-6323（2017）04-0059-07

严红，四川行政学院区域经济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17-06-2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xmz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