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夷夏桑林崇拜与空桑地望考

胡其伟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119)

先秦夷夏桑林崇拜与空桑地望考

胡其伟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119)

桑既是农业作物，还是夷夏文化中阴阳、男女关系的象征，根源于早期的生殖崇拜。桑林崇拜投射于上古地域命名的典型例子——空桑，是先秦早期东夷信仰中心，在中原和东夷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传世文献中多有空桑，其地望大致在黄河北折以南至山东丘陵一带，是上古夷夏文化的交汇的重要地点和东夷民族研究的关键。

桑;夷夏文化;空桑;地望

一、 夷夏文化中的“桑”崇拜信仰

桑是历史悠久的农作物，最早的桑蚕养殖在考古上的证据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浙江河姆渡遗址有蚕纹牙雕出土，*参见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载于《文物》，1980年第5期，第1-15页。安阳殷墟陪葬器物有玉蚕重见天日。*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载于《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第25-90页。桑蚕也出现于甲骨卜辞、《诗经》等西周至战国的文献都见桑蚕的踪迹。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桑蚕养殖业逐渐发展，至春秋战国成为农业领域的支柱之一。随着桑蚕养殖业的扩大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界和生产领域认识逐渐深化，赋予许多物种以符合其特点的意蕴，桑的含义在思想上也就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周礼·媒氏》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1]媒氏是官方掌管婚姻登记与婚俗主持的官员，常在仲春二月，招集适龄而无配偶的男女于国社处，提供双方见面认识的机会，即使私底下结合也不会有处罚。各国的国社名称不同，祭礼各异，据《墨子·明鬼》：“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2]鲁庄公曾前往参观齐国的社祭而被认为是非礼之举，因为这与周礼“发乎情止乎礼”原则不符，男女公开轻佻的场面是周礼大国鲁国眼中的“非礼之举”[3]。宋国的桑林最为有名，既是祭祀，又是商宋最高礼仪。襄公十年，宋公在楚丘宴享晋悼公，晋国请观桑林乐舞，晋悼公便在这过程中受到惊吓，回国卧病在床。*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77页。按常理度之，桑林乐的旌夏旗帜不足以使晋侯发病，盖因桑林所用的巫祝和仪式不雅观，商遗传统与中原大国风尚迥然不同所致。《列女传》还记载了晋大夫解君甫出使宋国，路遇采桑女而加以调戏的事情。*参见张涛《列女传译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99-300页。

中原到处都能看到桑所代表的男女和合风俗，远在南方的楚地也概莫能外。鲁成公二年，楚国申公巫臣明面上带着家室出使而暗中却想占有倾国倾城的夏姬，路上遇到申叔跪，申叔跪断言：“异哉！夫子有三军之惧，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4]804在后来验证了巫臣携夏姬出奔，申叔所说的桑中之喜即是男女爱情。《诗经·桑中》有“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5]230-233，后三句反复吟咏，表达的情思真切之极。桑代表的男女欢爱在《诗经》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诗经》中提及桑之诗将近20篇，除去无关情爱的，约有《桑中》《氓》《隰桑》等八篇借桑表现了男女之情，其中的《隰桑》就有女方“隰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5]809的大胆表白，《氓》以桑叶的盛开和凋零比喻爱情的盛衰，以体现妇女之幽怨无奈。*参见[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0-299页。江林昌先生考证，《魏风·十亩之间》也是一首关于桑林社祭时的性爱之歌，《天问》中 “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爰出子文”，闾社丘陵，皆古男女期会淫荡相逐之所，《礼记》“是故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及“仲春之月……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于高禖之前”是贵族男女在春耕社祭之时象征性地示范以调动男女和乐之风，促进互相的交欢。*参见江林昌《“桑林”意象的源起及其在〈诗经〉中的反映》，载于《文史哲》2013年第5期，第81-92页。显而易见，桑是男女婚媾的标志，建于桑附近的社渐成官方撮合男女成家立室、祭祀高禖的重地，不拘于一国一地。

这样的习俗历史悠久，上溯三代族源始祖的传说，多少都有父母野合而致知母不知父的奔放特征，地点皆在桑地。《楚辞·天问》有关于夏禹婚姻的流传，“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洪兴祖补注为“禹治水道，娶涂山氏之女，而通夫妇之礼于台桑之地”[7]，言下之意即禹娶涂山女是在治水途中，并无后世的明媒正娶而在台桑直接交合“草草了事”。《拾遗记》记神女简狄在桑野观游，得黑鸟卵而生契；*参见[晋]王嘉《拾遗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0-41页。皇娥与白帝子在穷桑之蒲相遇进而好合生少昊。*参见[晋]王嘉《拾遗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13页。夏商之际，商名臣伊尹的出生也与桑密切关联，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参见张双棣，张万斌，殷国光等《吕氏春秋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1页。儒家宗师孔子据说正是其母在空桑之地产下的。*参见[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906页。

二、 夷夏文化中桑林崇拜的信仰原理

看似粗鲁的风俗和传说背后隐藏的传统，实际上来自初民生殖崇拜的流传与演变。

春季始蛰，太阳直射北回，在古人看来就是阳气渐盛，万物萌动，这也是古人常以春季为婚媾的时节的原因。“先民们从蚕吃桑叶吐丝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由卵到蚕到蛹到蛾的变化发展而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巨大而神奇的生殖力，而这蚕的生殖力又来自于桑叶。”[6]商夷(商与东夷民族)文化中，桑林就是生殖崇拜的缩影。商汤曾祷于桑林，桑林是殷商民族的圣地，商及其后宋国不仅使用《桑林》乐舞，还有桑林之地、桑林城门。扶桑树所居之九日的父亲就是帝俊，商族高祖夔，也即帝喾、帝舜，大概在帝喾时代初步认识了日月星辰的运动规律，他被商夷民族尊为日神上帝。*参见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山海经》记载，帝俊是十日、十二月之父，商代正采用十天干、十二辰，并用于商王庙号命名。杨宽先生赞同郭沫若所说，帝喾、帝俊、帝舜为同一人，帝俊之妻、日月之母羲和、常羲就是帝喾之妃姜嫄与简狄，帝舜之妃娥皇、女英的源流分合演变；加之《孟子》《山海经》《国语·郑语》等提出商族也属东夷民族，帝俊是东夷及商族所尊之上帝日神。*参见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6-155页。王晖先生进一步指出，甲骨所见的“东母”“西母”，综合文献和古文字的演变，即是帝俊之二妻、日月之母，三足乌即具男性生殖器特征。*参见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2页。商夷民族的日神祖先崇拜，与桑结合在一起，因商与东夷部族大都起源于东方，有相同的上帝始祖与信仰属性。日神帝俊之子十日，就在东方广野的扶桑上“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8]354，“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8]259-260，更相替代照耀九州，寄托着这些部族尊祖敬宗、企盼后代绵延不息的美好愿望。

因桑林的交合的意蕴符合春秋战国的阴阳观念，桑也就有求雨的功效。古人认为，大旱是阳灭阴，而求雨巫术则是反其道而行之，以阴灭阳的厌胜法。求雨祭法的一种就以女巫裸体伴随祭礼而舞，借此引诱男性天神降施云雨。*参见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对男女性交生云雨有楚王与巫山神女事，郭沫若认为“楚之云梦乃楚社所在地，其中有阳台、高唐观，有巫山神女之朝云庙，而为之云雨之所。‘高唐’者，余谓即高禖或郊社之音变”[9]，云梦祭或为男女聚合行周公之礼的年度聚会。而桑作为祭祀的场所，作为承载着厌胜法的特殊符号，单纯地祭于桑林大致也有一定功效。汤曾于桑林求雨，祭法为置巫于火上焚烧，汤就是巫君。*参见张双棣、张万斌、殷国光等《吕氏春秋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4页。昭公十六年，郑国大旱，派屠击、祝款等人到桑山祭祀，子产批判了筹办祭祀时砍斫山林的行为。*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382页。无论以女巫引诱求雨还是祷于桑林，都属阴阳交感思想的表现。天地氤氲交合降雨滋生万物，男女阴阳媾合而万物润，天地、男女同构而互相感应，是古人采取求雨祭的思想来源。

与之密切相关同样具有生殖意味的特色还有商夷鸟俗文化。商族起源就是玄鸟的感生神话“天命玄鸟，降而生商”[5]1103，有学者研究，甲骨卜辞中，殷人高祖亥之“亥”字常从亥从鸟，*参见胡厚宣《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载于《文物》，1977年第2期，第84-87页。同《山海经》谓“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8]351极度契合。昭公十七年，郯子在鲁，追述其高祖少皞挚的往事：“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4]1387，正是上古时期东夷民族的鸟崇拜的明证。《国语·鲁语》载“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臧文仲使国人祭之”[10]，又为东夷鸟文化习俗的孑遗。东夷民族散居于东方近海平原一代，接触各种鸟类，这些鸟类多为候鸟，秋去春来，繁衍生息，或栖息于东方广泛的桑林之上，先民也在早期奔波的岁月中希望像桑那般具有旺盛的繁殖能力、鸟那般代代相传永世不竭。《山海经》扶桑十日载于乌鸟之说，不外生殖崇拜在自然界鸟类和桑蚕养殖的蔓延，并在族源祖先传说之下聚合，逐步形成了三足乌载日轮值天空的神话。

可见，桑在早期夷夏文化中是生殖崇拜的标志性符号，体现于桑林信仰和鸟俗文化。也由于桑标志着上古奔放的男女婚媾野合习俗，至春秋战国时期，桑林常成为社祭所在、男欢女爱之处，乃至进入乐舞诗歌。这种史实在岁月长河中传承损益，在后世不明所以、饱受礼仪熏陶的人眼中，也多多少少有了轻佻不文明的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史料与时人作品极尽表现桑林崇拜的，先秦诸多地点的命名包含桑字，遍及中原与四方。其中，空桑是传说“三皇五帝”下至夏商周时期某些重要历史人物的诞生地，伊尹、孔子皆出生于此，纵横黄河流域的炎帝、蚩尤、少昊、颛顼也在此发迹。这里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东方的一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探索夷夏关系和东夷文化的突破口。

三、 “空桑”地望考证

空桑，又称穷桑，大致约在今华北平原中北部，但其确切地望，文献典籍莫衷一是。虽然载籍的记录各执一词，所幸依然能窥见粗略的版图，还有比较丰富的考古材料，笔者从两者的结合入手，参考夷夏文化信仰进而推及空桑的地理范围。现将其所在文献整理分为两大类如下：

其一，空桑在鲁国中北部，约在曲阜一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少皞氏四叔重、该、修、熙的历史流传，他们恪尽职守，“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杨伯峻注引《帝王世纪》作为空桑的地理解释。*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503页。《绎史》引《归藏·启筮》云：“蚩尤……登九淖以伐空桑”[11]34，也引《帝王世纪》“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颛顼始都穷桑，徙商丘，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11]73，皇甫谧在整理卷帙浩繁的文献时，大抵对穷桑所在心存疑虑，且年代久远难以考证而附上他说，此穷桑约去曲阜不远或正在曲阜。《史记·孔子世家》正义引《括地志》所引干宝《三日纪》云：“征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窦，在鲁南山之空窦中……今俗名女陵山。”[12]《读史方舆纪要》谓与尼山县东南五十里的尼山对应者为颜母山，“或为女陵山，在今曲阜市东郊境。”[13]《淮南子·本经训》*参见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78页。和《路史》*参见[宋] 罗泌《路史》，存于《四库备要》(第044册)(影印本)，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1页。所载的空桑、空桑氏，其地各家皆认为在鲁北、曲阜。

其二，空桑在今河南省多处。《太平御览》引谯周《古史考》曰：“伊尹生于空桑，陈留有空桑故城”[14]，考陈留在今开封陈留镇。《太平寰宇记》载有空桑城，在雍丘县西二十里，古雍丘县即今河南杞县，空桑城在县西，与陈留相近。*参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页。《吕氏春秋·本味》记有莘氏女得伊尹于空桑，《水经注》以空桑在伊川，*参见[北魏] 郦道元著《水经注校正》，陈桥驿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75页。伊川即今河南伊川。伊尹以伊水得氏，出生可能在伊水一带，伊水流经栾川、嵩县、伊川、龙门和偃师，注入洛河，整条伊水流域都可能是伊尹诞生地，或其先祖在这一带。

仅从上述史籍所见空桑，大都在鲁北曲阜、河南开封一带，另也有所谓商墟今商丘等说法。自秦汉以来，各家注释亦不相同，似乎空桑的最大四至，南至今连云港至商丘、郑州、洛阳一线，以伊水为西极，沿太行山南麓东麓以北，至北京、秦皇岛的华北平原中北部广大地区。但这与空桑的具体位置还存在相当的差距。我们有必要将目光投入空桑的地理环境上。

黄河自洛阳出崇山峻岭后，便是一望无际的黄河下游大平原，地势较平坦开阔。黄河及支流的泛滥不仅给周边两岸带来了较肥沃的种植地和水源，也使这一地区成为种植桑树的最好区域。桑的种植，在河南、山东中北部等水源充足地区相当普遍，自黄河出洛阳后，大平原地区成为百川滔滔入海之势，河周边有许多游移的部落，也就有了养蚕植桑的需要。黄河入海平原的地势特征与文献空桑的地理材料大致相符。《山海经·大荒南经》“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璞注引《归藏·启筮》云：“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8]381，而羲和是尧时主天文历法的官员，分为羲氏与和氏，受命于四方观察星象和日月运行，并指导管理农业劳作。*参见杨筠如《尚书覈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15页。《启筮》又云：“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旸谷。故尧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时”[8]381，可见《山海经》中的羲和氏就是《尚书》尧舜时代的天官，旸谷、空桑位于东方海滨地带观测天文的绝佳之处，总体地势平坦广阔，南岸不高的山脉丘陵，更便于羲和氏开展观象工作。罗泌《路史》描述的空桑“兖卤也，其地广绝。高阳氏所尝居，皇甫谧所谓‘广桑之野’者”[15]，意为位于上古兖州地，多有盐碱，地形旷阔，说是“桑野”毫不为过。“蚩尤……登九淖以伐空桑”，《淮南子·本经训》云：“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16]，共工是传说中擅长水利的部落领袖，上古时代战争可能会根据地形采用水攻，龙门、吕梁都在黄河北折出群山处，那么共工高筑河防蓄水攻下游的部落更相当轻便，空桑正因位于黄河下游的低广平原，才会深受水害。

另外，殷墟出土卜辞文字资料中有若干片记录了“桑”这个特殊的地方，可以作为参考：

辛巳卜，殼贞：“呼雀敦桑？”(《合集》5959)

乙……贞……桑……[无]灾。(《合集》39362)

辛未卜，何贞：“王往田桑，[无]灾？”(《合集》29363)

癸巳卜，在桑，贞：“王旬无咎？”在四月。(《合集》36738)

壬子卜，贞：“……田桑，往来无灾？”王占曰：“吉。”(《合集》37494)

□□[卜]，在桑，贞：“……澅衣……无灾？”(《合集》37562)[17]

上列甲骨卜辞中大致透露出几点：(1)商争夺并屯守桑地，军队长官叫“雀”；(2)商王会专门卜问桑地有无灾害；(3)王在桑地进行田猎；(4)王在桑地会用复杂而隆重“三祀”周祭，*参见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170页。甲骨35435片里，在桑祭祀之日正好是天干中祭祀上甲的甲日。看来，该桑地对商王来说极为重要，占词隐约透露此桑地离商都并不远，似乎还在商都的东方。按照上文笔者论述的商夷文化，桑地是男女媾合的象征，更是商族和东夷部族的圣地，尤其是空桑、桑林，承载着商夷对远古祖先的追怀及后世绵延不绝的希望。这也不得不提起在商迁徙中出现的一个特征——亳的命名。

亳是早期商都，殷墟甲骨一期到五期，商代的亳父乙鼎，周中期的亳鼎，其亳字古文字字形上部是京，而下部是一棵植物之形。亳社是殷社，建国而立亳社，且随着控制范围的扩大，每迁徙一处，则立一亳社，所以终商一代，有多处亳地，学者或称之为“北亳”“西亳”“南亳”，商族祭祀徒弟与先王先公，大致就在亳社进行。西周至春秋战国，仍然有亳社存世，鲁国季氏掌管着亳社和国社，而宋国的亳邑正是其宗邑。古字亳下部的植株盖为桑树，古人造字将城邑高大的特征和象征先祖和后代的桑结合在一起。孝对应的目标是祖。*参见严振南，王晶晶著《先秦两汉天道神学观的嬗变——兼谈汉乐府郊庙歌辞的精神转变》，载于《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21-26页。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宋国的桑林之社是“男女之所属而观”的地方，桑和社结合得如此紧密。桑距王都不远且位于东方，不但方位上与空桑这一发源圣地的特征相符，而且也指向了东夷民族和文化，商与东夷联盟灭夏，除了政治形势因素外，相同的信仰崇拜甚至起源也是关键。空桑、穷桑，就在黄河入海大平原的南方。至于黄河北面的华北平原北部，到幽燕一带为何不具有空桑的可能性，这可以在地理环境方面得到解释。太行山东麓北向，几乎不会受到黄河泛滥的影响，相较京津而言，黄河的泛滥对南部山东地区影响更大。从纬度、地形上看，南方的山东丘陵一带，生活、生产也比北部更合适。

傅斯年先生在《夷夏东西说》谈到：“只有这个大平原区的南部，即是西起陈、东至鲁一带，是理想的好地方，自荥泽而东，接连不断的有好些蓄水湖泽，如菏泽、孟诸等，又去黄河下游稍远，所以天然的水患不大，地是最肥的，交通是最便当的。”[18]早期的先民就聚居在黄河南岸，大致在黄河北折后近鲁区域，夹于洛阳东至山东山脉一线。绵延起伏的山脉丘陵为人们提供了生活防御的需要，逐渐发展成东方沿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历史上，曾有有炎帝、少昊氏、有穷氏、有莘氏、奄国等强大的部落方国定居于此，空桑显然是东平原区之第一重心。

1963年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陶片上的“日火山”形符号，*参见郭雁冰《大汶口文化陶符新解》，载于《中原文物》，2000年第1期，第8-10页。说它是炅字，更不如说是金乌载日。从民族特色到载籍，无一不将空桑指向河南、鲁地的广野，只不过史家、诸子大概都未结合整体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记载，忽略空桑“广绝”的特征，将横贯两省的东方文化带切割开来，只选择其一，错将空桑定为某个具体的地点，给后世的学者带来了相当的不便。笔者认为，空桑的地望是明确的，它同商的亳一样，承载着上古时期东夷部族迁徙、演变的足迹，仍将在夷夏关系与文化研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结 语

综上分析，远至上古三代民族始祖有关桑的感生神话传说，近如春秋战国史料、诸子著述的桑中男女欢爱，实际上源自早期先民们的生殖崇拜。可称得上是“尊天法天来构造人的在世方式”[19]。在这样的习俗传统之下，地域命名也深受影响，空桑即是典型。其地望，大抵在黄河北折后以南与洛阳经开封往东延伸至山东丘陵之间的地带，四通八达，有丰富的水源和耕作地，又可以山脉丘陵据守，是东夷民族先祖们的居处，也是东夷民族散居迁徙却不远离的圣都，也是夷夏关系与文化研究的关键。

[1]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1040.

[2]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1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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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5] [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79.

[7] 江林昌.“桑林”意象的源起及其在《诗经》中的反映[J].文史哲,2013(5): 81-92+167.

[8] 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9]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63.

[10] 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154.

[11] [清]马骕.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2]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1906.

[13]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1514.

[14]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95：767.

[15] [宋]罗泌.路史[M].上海:中华书局,1936：21.

[16] 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578.

[17] 姚孝遂.殷墟甲骨刻辞类纂[M].中华书局,1998：516-521.

[18] 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69.

[19] 汪韶军.先秦尊天情结述论[J].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6(6): 32-37.

(编校：何军民)

Worship of Mulberry in the Ancient China’s Central Plain and Ancient East Tribes in Pre-qin and the Research about Kongsang’s Location

HU Qi-wei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Mulberry is a kind of crop, and also is the symbol of Yin and Yang, and man and woman relationship based on reproduction worship in the early time in the culture of the ancient China’s central plain and ancient tribes in the east. The typical example influenced by the worship of mulberry - Kongsang, which was the center of the central plain and the early ancient east tribes’ faith and had very special position in the two ethnic groups. Kongsang had been recorded many times in the literature and roughly it is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o the Shandong hilly area. This is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culture of the ancient China’s central plain and ancient tribes in the east, and the the key of study about the latter.

mulberry; the culture of the ancient China’s central plain and ancient tribes in the east; Kongsang; location

格式：胡其伟.先秦夷夏桑林崇拜与空桑地望考[J].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 2017(4):54-59.

2017-06-14

胡其伟(1992-)，男，浙江丽水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史。

C952

A

2096-3122(2017) 04-0054-06

10.13307/j.issn.2096-3122.2017.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