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区明至清建筑结构和风格演变原因分析*

姚军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位于我国西南，地处我国南、北交界地带。从现存的木构建筑来看，除地域性特点明显外，南、北文化的交流也在建筑中有所体现。考察四川现存的木构建筑，我们发现明清之际，建筑的大木结构和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研究资料来源

对于明代建筑的考察，我们的资料主要基于以下几个部分：

现存木构建筑。这是我们的主要研究资料，具有直观性和直接性。现存的明代木构建筑大部分在清代进行了改造，但是木结构主体没有改变。

壁画中的木构建筑。四川现存的明代木构建筑中，约有10余座建筑遗存有壁画，而这些壁画中具有建筑题材的仅有剑阁觉苑寺大雄宝殿壁画、广汉龙居寺中殿壁画等，平武报恩寺大悲殿、屏山县万寿寺观音殿影塑中也有建筑形象（图一）。

图一 屏山万寿寺观音殿悬塑建筑形象

表一

文献资料。文献资料给我们的研究提供的信息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建筑的相对地理位置，一是建筑的时代。文献里面对于我们研究有重要价值的是“艺文志”里的“记”“序”“引”等，而尤以“记”最为有价值，不但有建筑的地理位置，还有建筑的创建年代、维修年代等沿革，群体建筑也有布局的记载，但对于建筑的结构则基本不涉及，这是缺陷。另外方志中的“舆图”部分也基本以写实的方式绘制一些建筑，但现存方志基本为清代所修，建筑也局限于衙署、文庙、武庙、文昌宫等。

图二 开善寺大殿明间横剖面图

图三 三台蓝池庙岱岳殿梁架结构图

二、明代建筑特点

在清代以前，四川地区建筑结构和风格仍旧沿袭了传统官式建筑的风格。通过对四川现存的元代建筑和明代建筑的考察，除遂宁广德寺、平武报恩寺、三台县云台观等因与“皇家”具有一定的关系，建筑规格和规模比较高，如建筑使用须弥座台基，建筑面阔三间以上，屋面使用黄色、绿色琉璃瓦等，其他建筑遗存因在清代的维修中几乎都进行过至少屋面改造，包括椽、望板、屋面瓦、脊饰等。除去后期改造的因素，明代建筑具有以下特点：

1.建筑平面呈方形或近方形。一般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或小四间，进深小四间的建筑遗存平面采用减柱法。一般而言，无论进深三间或小四间，建筑的通面阔与通进深相等或略等（表一）。

2.建筑大木结构为抬梁式。现存明代建筑遗存一般为单檐或重檐歇山顶。重檐歇山顶较少，面阔以五间的居多。另外雅安市名山区金刚寺大殿（明正统，1436～1449年）、雅安市定慧寺正殿（明万历，1573～1620年）、南充隐珠寺后殿（明景泰二年，1451年）、盐亭花林寺大雄宝殿（明万历，1573～1620年）、蒲江河沙寺大雄宝殿（明天顺二年，1458年）等为悬山顶，或为清代改造所致。宜宾李庄旋螺殿（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为三重檐八角攒尖顶。

图四 平武报恩寺万佛阁前檐溜金斗栱

明代材份制的解体直接导致了明代建筑时大木作技术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斗栱、梁架等大木构架的做法与形式上[37]。通过对现存有明确纪年的明代建筑遗存的考察，建筑大木构架基本为四椽栿前后带乳栿结构，可分为A、B两型，这两型的梁架结构在时代上是并存的。

A型，以开善寺大殿为代表。结构为金柱上施四椽栿，四椽栿两端有卯，扣于柱头之上，立面呈“兀”字形，四椽栿头刻麻叶头。四椽栿上施童柱承平梁，平梁正中施脊瓜柱，脊瓜柱撑脊槫。四椽栿上承平槫。斗栱一般为溜金斗栱（明王寺没有斗栱）。前、后金柱间于四椽栿下施金枋一重，左右用穿枋相连（图二）。彭山梓橦宫大殿、蓬溪宝梵寺大雄宝殿、广汉龙居寺中殿、三台尊胜寺大雄宝殿、马边县明王寺大雄宝殿等均为这种结构。

表二

B型以三台县蓝池庙岱岳殿为代表。金柱柱头施四椽栿，柱头有透卯，四椽栿头有榫，四椽栿是通过榫头“挂”在柱上的。四椽栿与柱头平齐或柱头略高于四椽栿。四椽栿下又施枋一重，径小于梁径。四椽栿上施童柱承平梁，正中为脊瓜柱，承脊槫。金柱柱头直接承平槫，平槫施于平梁梁头。槫下施随檩或随檩枋（图三）。平武豆叩寺等属于此种类型。

A型结构为官式建筑正统的构架体系，尽管在构架上个体略存在或为地方特色的差异。B型结构中前、后金柱间四椽栿与金枋的结构已具有抬梁穿斗混合式结构体系的雏形，此梁架结构发展成为清代建筑的主要构架。

3.施斗栱。斗栱位于平板枋上，作为结构构件，仍具有承载屋面荷载、悬挑屋面等功能。斗栱有三踩、五踩、七踩，单昂或双昂，也有三昂的。前、后檐斗栱一般为鎏金斗栱，昂尾搭于下金檩。昂有批竹昂、琴面昂，还有雕刻成动物头部的象鼻形的。鎏金斗栱在平武报恩寺、三台县云台观的建筑中也在使用，应该是当时流行于四川地区的一种做法（图四）。

图五 三台云台观玄天宫屋面苫背

图六 觉苑寺大雄宝殿壁画中的建筑

图七 雅安市明山区金刚寺正殿旋子彩画

4.有侧脚。侧脚是早期建筑的特点之一。四川地区的明代建筑继承本地区元代建筑的特点，建筑一般有侧脚。檐柱侧脚60～135mm,但柱头同时有升起的并不多见，荥经开善寺大殿、广汉龙居寺中殿有升起（表二）。

5.屋顶施望板、苫背。清代在修葺前朝建筑中，对屋面结构的改动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四川现存明代建筑中基本没有望板，瓦直接瓦于扁椽上，飞椽出头也很短，致使部分建筑的转角铺作斗栱等部分暴露于上出檐之外。2011年维修三台县云台观玄天宫时，屋面发现用薄木板、竹席望板，望板上铺黄土苫背。平武报恩寺也有望板和苫背。表明这一时期的建筑是使用望板和苫背的（图五）。使用望板、苫背的椽为圆形或方形，而不是扁椽。

6.屋面装饰有走兽。屋面装饰走兽现存的实例有平武报恩寺[44]、三台云台观等，其他由于清代的改动而不详。从平武报恩寺大悲殿影塑、剑阁觉苑寺大雄宝殿壁画、广汉龙居寺中殿壁画和屏山县万寿寺观音殿彩塑等图像中，建筑正脊有宝顶，两端有吻兽，歇山建筑的戗脊上施走兽。其中剑阁觉苑寺壁画中建筑形象较多，建筑的屋面装饰更为丰富，其中正脊上的鸱尾脊饰引人注意[45]（图六）。

7.有彩画。彩画在平武报恩寺各建筑、三台云台观玄天宫、名山金刚寺正殿、广汉龙居寺中殿、屏山中都文庙大成殿等建筑都有发现。彩画均为旋子彩画，但色彩基本消失。彩画基本为“一整两破”布局，旋花较大，找头与枋心之间的岔口线为弧形，这些特点都是早期旋子彩画的特点（图七）。

除平武报恩寺保存较为完好外，其余各建筑或者被后期彩画叠压，如三台云台观玄天宫彩画即被清代的彩画叠压；或者被后期漆饰覆盖，如广汉龙居寺中殿彩画；或者由于长时间后彩画脱落仅存痕迹。另外剑阁觉苑寺大雄宝殿壁画中的建筑图像也是有彩画的[46]。

8.用材较大。在现存的无论是元代建筑遗存还是明代建筑遗存，建筑用材一般均较大。柱径一般400mm以上，屏山万寿寺大雄宝殿金柱柱径达680mm。梁径一般在350mm以上，仁寿甘泉寺大殿梁径达450mm。另外，A型建筑遗存一般不用随檩，檩径一般在200mm以上。

以上是四川现存明代建筑遗存的典型特点。

图八 平武报恩寺大雄宝殿草架椽

三、清代建筑特点

清代建筑保守地分期，大概以康熙时期为限，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约为顺治、康熙时期，第二个时期为康熙以后。前一个时期是建筑结构发生演变的时期，这一时期现存的实物不多，建筑的断代一是根据现存建筑遗存梁架上的题记，一是文献记载。第二个时期是建筑结构、风格演变完成后的时期，现存的建筑实例较多。

在调查中我们注意到，明代建筑经清代对屋面的改造后，椽被改变为90～100×35～40mm的扁平椽，椽距240～260mm；椽上的木基层望板和苫背被取消，瓦直接放置于椽间；飞椽椽头被锯短，出檐减小，甚至于转角铺作局部暴露于外，如荥经开善寺大殿；屋面脊饰变得繁缛，花脊盛行，正脊两端饰鱼龙吻。这种改造应该在清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但因为明代的建筑在清代经过了多次的修葺，情况较为复杂，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可信的直接的时间证据。

清顺治、康熙后，建筑具有以下特点：

1.平面呈长方形。四川现存的清代建筑，建筑的平面形制基本为长方形，建筑群中轴线上的建筑面阔一般为五间、七间，面阔三间的较少，七间以上也较为少见（中轴线两侧次要建筑有七间以上的，如文庙建筑中的厢房）。建筑的通面阔与通进深比似乎并不确定，而可能与建筑的塑像数量、祭祀形式等有关[47]。如建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 新都观音寺观音殿面阔11.45米、进深5.1米，比例2.25∶1。明末毁于兵、清康熙八年（1669年）重建的温江大乘院大雄宝殿面阔七间26.4米、进深20.2米，三圣殿面阔七间23.8米，进深14.2米，面阔与进深比分别为 1.3∶1、1.7∶1。

2.大木结构为抬梁穿斗混合式。抬梁穿斗混合结构即前、后金柱顶部施抬梁（根据建筑的体量大小，抬梁分单重和双重），抬梁上立柱，柱上施檩，柱间用穿枋连接，形成穿斗构架。柱头直接撑檩，柱侧脚和升起消失。山面柱或全部落地，或部分落地，柱间用穿枋连接，为典型的穿斗式结构。不落地柱子落于下层枋上，该枋川北地区称“头圈枋”，川南地区称“抬担”，柱间施木装板。为减小穿枋间的受力，“头圈枋”或“抬担”以上柱间施竹编夹泥墙。抬梁穿斗式混合式梁架结构目前发现最早的建筑实物是彭山梓橦宫大殿，平棊以上的草架椽均采用了穿斗式结构[48]，平武报恩寺天王殿、大雄宝殿、万佛阁及中轴线两侧的大悲殿、华严藏等建筑的平棊以上的草架椽也采用了穿斗式结构[49]（图八）。这种抬梁穿斗混合式结构一直成为清代公共性建筑梁架结构的唯一结构形式。

图九 梁架结构演变图

清代这种抬梁穿斗混合式建筑构架实际是从明代B型建筑发展而来。B型构架结构中的四椽栿演变为抬梁枋，下金枋位置上移，实际形成两重抬梁枋。槫的位置也由施于四椽栿上演变为挂于柱头上，最后演变为柱直接承檩，成为穿斗式构架的典型结构特点（图九）。檩下普遍施随檩或随檩枋，檩与随檩枋形成“T”形结构，柱头内凹，深约檩径的1/3～1/2，随檩枋榫头穿于柱内。各间的檩为巴掌榫或直接对接于柱头。

这种结构是清代祠庙、会馆等公共性建筑的构架形式，规格较高的民居的主体建筑也多采用这种构架形式。

图一〇 万寿宫前檐结构

3.斗栱消失，屋面出跳用挑，挑与檐柱间施撑栱，形成三角形结构。作为屋面出跳主要结构的斗栱，在清代消失。而在这一时期屋面出跳结构演变为挑枋，就是在檐柱或（廊柱）上部施扁平的穿枋，穿枋头上承檐檩。穿枋与挑檐檩相交处施垂花柱，穿枋与柱间施斜撑，称撑栱或撑弓，上端亦与垂花柱相交，形成三角形结构。垂花柱既有固定挑枋和撑栱的功能，同时施以雕刻，也有装饰作用（图一〇）。撑栱有圆形的，也有扁平的，一般施有雕刻。圆形撑栱雕刻多为圆雕、浮雕，题材有戏剧故事、神话故事、仙禽瑞兽等。扁平撑栱多为浮雕，题材以花草居多。出檐较大者用双步，多不用撑栱，如蓬安县文庙大成殿。民居建筑很少用撑栱，四川北部、东北部地区民居建筑挑枋枋头向上弯曲，并较枋加宽，系因出檐较大，枋头弯举可增加屋檐的高度以增强采光（图一一）。

挑枋取代斗栱成为屋面出檐悬挑构件可见于现存建筑遗存。大英寂光寺金轮殿创建于明正统八年（1443年），清代在修葺中，前檐明间柱头铺作第一跳华栱改用挑枋，因挑枋与挑檐檩不相交，故于挑檐檩下施垂花柱，挑枋交于垂花柱上（图一二）。平武豆叩寺后檐斗栱均被挑枋替换。斗栱在清代新建建筑时弃而不用，改用挑枋出跳。

斗栱的消失，建筑不再以材份制为模量计算，改为用柱、檩的数量来计量建筑，如七柱九檩、九柱十一檩等。

图一一 巴中市巴州区曾口镇永和村民居挑檐结构

图一二 大英寂光寺金轮殿前檐柱头铺作

4.用材变小。通过实地调查、结合文献记载，清代新建的建筑中，用材较明代建筑普遍变小。包括柱径变小，单檐歇山顶的建筑中柱柱径明显较明代建筑小；檩规格也变小，檩下多用随檩或随檩枋，时代越晚，越是如此。还有一点就是明代常见的楠木、柏木、马桑木等木材，清代时楠木已不多见，柏木仍有使用，松木、杉木使用较多，同时石柱较多使用，如宜宾李庄东岳庙岱宗殿、蒲江文庙大成殿、剑阁觉苑寺观音殿、德阳文庙大成殿、合江县临济寺正殿等。

5.屋顶无木基层，无苫背。屋面结构的变化是梁架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加上材料和用材的变小，屋面荷载相应减小。从现存的明代建筑来看，清代在改造时保持了大木结构，但屋面进行了较大的改动：木基层取消，苫背取消，屋面改为檩上直接铺扁平椽、椽上直接瓦瓦，而椽的材料也以杉木为主。根据一般的常识，不改变梁架结构的修葺，没有必要改变屋顶结构，因为屋顶荷载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存的明代建筑屋面几乎均被改为檩上施椽、椽上直接瓦瓦的结构，难道是清人审美使然？或者是其他原因？

6.彩画减少甚至消失，雕刻发达。彩画的消失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大木结构的改变导致建筑彩画的布局不完整。传统的建筑彩画由梁枋彩画、斗栱彩画和椽望彩画构成，平板枋消失，梁枋彩画结构、布局不完整，失去存在的必要性。斗栱和望板的消失、椽子形制的改变使得斗栱彩画和椽望彩画载体消失。其二是建筑结构发生改变后，传统的彩画不能满足建筑装饰的需求，如撑栱、垂花柱等使用彩画装饰的效果不突出，或者难以与传统的彩画有机结合。

清代建筑的装饰以雕刻最有特点。雕刻以石材和木材为主，雕刻的部位包括柱础石、护栏栏板、台基台帮、踏道垂带及撑栱、垂花柱、驼峰、隔扇门裙板等，尤以公共建筑如会馆、寺庙等最为发达。四川多为丘陵地区，石材丰富，就地取材方便。石材以砂岩为主，砂岩易于加工，但也易于风化。雕刻技法有镂空雕、圆雕、高浮雕、浅浮雕、阴线雕，或为单一技法，或为多种技法综合。题材多样，有花草、仙禽瑞兽、人物、戏剧故事、神仙故事、寓意吉祥的内容等。木雕还有绘彩的，装饰效果较强。而石材的雕刻装饰在牌坊、墓葬碑坊上发挥到极致。

四、明、清建筑结构与风格变化原因分析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四川建筑结构和建筑风格在清代发生了大转变，这个转变应该是在清初就已经开始了，转变是经历了一个时间段的，而不是戛然而止式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这种转变的呢？

图一三 德阳文庙大成殿剖面（道光二十八年）

其一是材料的变化。建筑需要消耗材料，尤其是群体建筑，消耗的木材更多，“蜀山兀，阿房出”，建筑材料的消耗可见一斑。历朝历代大兴土木成为一种必然，大兴土木意味着消耗，但是全国能够供应建筑木材的地域并不多，其中四川即为主要的木材供应地之一，而官式建筑对于木材品种的要求较高，加之名贵木材大多位于交通不便的深山老林，运输成本很高，所以到明代时就已经在考虑名贵木材的替换品了，“楠、杉采运甚艰，则取其用，亦当爱惜。以后各工必不得已者，方用楠、杉。如可通挪，宁以柁木伐之。盖用一柁木，价不过数两与十数量，而用一楠木，非百仟其价不止者。则改用省费，若霄壤然。”[50]“一应楚蜀良材，经年出水，经年在途，已多腐朽，又复暴露，伤损实多。”[51]四川从明末天启元年（1621年）的永宁土司奢崇明父子叛乱、崇祯年间张献忠之乱到清初康熙十九年（1680年）平定“三藩之乱”的60多年间，境内兵灾战乱不断，“地方迭罹兵燹，人民稀少，物力凋耗，非昔殷实时之所可同日而语。”[52]连年战乱导致四川人口锐减，同时县城、官署、寺观、祠庙等大量的古建筑毁于兵燹，“保宁府儒学数经寇乱，仅辨故址”[53]，荥经县文庙“明时在县之左，鼎革后片瓦弗存，所见者仅棂星门倾圮于荒塘茂草间”，康熙时也只能“草创圣庙数椽于城外之小坪山……岁时拜跪蓁芜中且数十年”[54]。

清王朝建立后，一方面是修葺经战乱破坏的古建筑，另一方面新建重要的、服务于政府统治必需的建筑如官署、学宫等。纵观清代的建设，大概分为修葺（补葺）、复建和新建几种情况。

修葺是对前朝留“倾圮”建筑进行维修、“补

葺”，以“复旧观”。如康熙十四年维修宜宾县文庙时，“视栋梁之颓折者尽更之，椽瓦之零落易之，垣壁将圮者悉从而新之”[55]。乾隆二十九年维修东山书院，也是“栋梁榱桷倾欹者轮之、奂之，墙垣户窗塌腐者筑之、门之，瓦缝漏零者复之、密之，粉壁剥落者泥之、墁之。”[56]

复建或者是在原址重建，如道光二十一年知县王宝华新建文庙时，“大成殿新基即罗汉寺故址也”[57]。或者是利用其他建筑基址新建，如昭化县“桥北亦为文庙基址，现立仓圣宫”[58]。

新建则是重新选址、重新规划建设。如盐亭县文庙由于地势卑下，殿宇湫隘，清同治年间重新选址，并改变原来的建筑规模，“卑者增之，狭者阔之”，大成殿的规模达到七间，“规模旧制焕然改观”[59]。

无论是修葺还是复建、新建，木材的缺乏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楠木乃钦工之必需也。蜀当繁庶之时，培植颇多，奈自蹂躏之后，滨水州郡及道路平坦之地，人迹所到，无不焚毁殆尽。且二十年来荒草茂盛，以致佳木凋落，故梁栋之材絶为稀少”，“因蜀罹兵燹之后，即巨树良材咸遭焚伐，且无培植，求其千百年长养拱抱、堪为朝廷梁栋者，诚不能如当年之可指画而得也 ”[60]。“明万历三十五年采办木枋共二万四千有零根块”，到康熙八年时，“今通省所报楠、杉二木共八千有零，亦当年三分之一矣”[61]，楠木、杉木等建筑用高级木材要经过数十年甚至百年的生长期才能作为建筑用材，因此选用不足年的材料成为建筑材料的重要来源，材料缺乏，成功之难，“（保宁府文庙）自兵燹后殿宇颓圯，举目荒凉，历守兹土者屡欲复兴旧址，苦于物力繁创起艰，仅构大成殿以蔽风雨。”“数十年榛莽相沿，迄无所就，盖成功若斯之难也”[62]。

图一四 平昌县白衣镇吴记当铺墙体结构

图一五 自贡牛佛镇贺乐堂墙体结构

图一六 自贡牛佛镇万寿宫后殿屋脊灰塑与嵌瓷

在建筑的复建中，明代是“即其遗址而更构之”，“址仍其旧而伟观倍之”[63]。清代则是“因旧制而廓大”，如乾隆七年庆符县重修学宫，“因旧制而廓大者，为崇圣祠、大成殿及殿前戟门”[64]，嘉庆十二年时宜宾县重修文庙，“大成殿较旧制高三尺、修四尺，两庑更廓之袤”[65]。

四川经明末清初数十年的战乱，尽管自然条件适宜多种木材生长，但因时间关系缺乏高大的木材，即适合于建筑的材料匮乏，加之明代材份制的解体，需要新的木构架体系。明代A型建筑较B型建筑用材大，B型建筑用材相对较小，适合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因此明代B型建筑发展、演变后成为清代建筑主要的结构形式。

穿斗式大木结构用材小，但用材密集，这种结构室内用柱密集，故空间不够宽敞，但在柱网的布置上具有灵活性，即可以通过柱子的落地与不落地的形式解决减柱、移柱问题，扩大建筑的空间。抬梁穿斗混合式构架系前、后金柱柱端设抬梁枋，抬梁枋下设穿枋，穿枋与抬梁枋间施驼峰或柁橔。抬梁枋上立柱，柱上直接承檩，柱间施穿枋，檩下施随檩或随檩枋，形成抬梁穿斗混合式结构。抬梁枋以上形成抬梁式构架，抬梁枋以下部分则实际采用了减柱，这种结构有效解决了建筑用材、建筑空间及结构的关系，也就成为清代主要的建筑构架（图一三）。

而由于建筑材料的变化直接引起建筑结构的变化，相应地建筑的装修、装饰也发生了适应于该结构体系的变化。

第二，移民注入新的文化元素。清初大规模的移民，为四川地区的建筑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湖北、广东、贵州、湖南、陕西等地的移民及经商的人，把本土的建筑文化因素融入当地建筑中，使得这一时期的建筑文化呈现出多地域建筑因素包容的特色，如清代建筑祠堂、会馆等建筑中的封火山墙，当地人称“空斗墙”，但在墙体的砌筑技法上有明显的不同。巴中平昌县白衣古镇、达州宣汉县姚氏宗祠墙体砌筑为“一眠一陡加一丁”的方式[66]（图一四）。自贡市牛佛镇的建筑中常见一眠一陡砌法，因其形似“盒子”而又称“盒子墙”[67]（图一五）。这些都是移民所带来的新的文化元素。

雕刻、绘彩、灰塑、嵌瓷等被广泛运用于建筑装饰。尤其以会馆建筑和供祀行业神的祠庙建筑为代表的公共性建筑，建筑装饰高度发达，灰塑、嵌瓷被大量运用于屋面的装饰上。灰塑古称“灰批”，是岭南地区汉族传统建筑装饰工艺。嵌瓷俗称“聚饶”、“贴饶”、“扣饶”，是潮汕和闽南特有的工艺门类，始创于明末清初。嵌瓷以其色彩艳丽丰富，装饰效果强而被运用于建筑装饰[68]。灰塑和嵌瓷装饰工艺随着“湖广填四川”而传入四川，并被广泛运用于建筑的屋脊、山墙面装饰（图一六）。

五、小结

清顺治、康熙以来四川地区建筑一改明代抬梁式官式建筑大木构架，演变为抬梁穿斗混合式大木结构，其主要因素我们认为是建筑材料的匮乏而直接引起的[69]。大木构架的变化又使建筑装修、装饰发生与之相适应的改变，加上移民文化的影响，四川地区的建筑在本地区域性特征中融入了外来建筑文化因素，如徽派、赣派建筑的月梁在四川地区很少或基本没有，徽派建筑中的“三雕”、“粉墙黛瓦”等装饰工艺也没有被完全照搬，而是于个性中显包容性，形成多元的建筑文化。

在我们的调查中，四川地区的建筑工艺、建筑语言又存在川东、川西、川北、川南等小区域的差异。那么四川地区的建筑在清代是否形成了自己独立、完整的法式？这都需要我们更多的基础工作和研究。

[1]王小灵.峨眉山市元代古建筑飞来殿落架维修及香殿搬迁工程[J].四川文物,2002（2）：80-82.

[2]魏奕雄.峨眉山飞来殿[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1（2）：96.

[3]李显文.梓潼磐陀石殿建筑年代初探[J].四川文物,1984（1）：39-43.

[4]四川古建筑测绘图集（第2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25.

[5]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582.

[6]赖西蓉.四川蓬溪县新发现元代建筑金仙寺[J].四川文物,2012（5）：72-76.

[7]赵元祥,蔡宇琨.四川蓬溪县金仙寺藏殿元代题记及相关问题[J].四川文物,2014（5）：88-96.

[8]陶鸣宽,江学礼,曹恒钧.四川阆中永安寺元代大殿及其壁画塑像[J].文物参考资料,1955（12）：99-100.

[9]朱小南.阆中永安寺大殿建筑时代及构造特征浅析[J].四川文物,1991（1）：67-69.

[10]国家文物局主编.四川省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651,为至顺四年（1333年）.

[11]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651.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77.

[12]四川古建筑测绘图集（第3辑）[M].177页.

[13]闫金强,张宇.四川芦山青龙寺大殿调查记[J].建筑创作,2011（11）：242-244.

[14]四川古建筑测绘图集（第1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7.

[15]四川古建筑测绘图集（第1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20.

[16]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621页.

[17]四川古建筑测绘图集（第1辑）[M].43页

[18]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423.

[19]王小灵.峨眉山市元代古建筑飞来殿落架维修及香殿搬迁工程[J].四川文物,2002（2）：80-82页

[20]魏奕雄.峨眉山飞来殿[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1（2）：96.

[21]关于时代王小灵文为元至治二年（1322年），误。

[22]四川古建筑测绘图集（第2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2.

[23]四川古建筑测绘图集（第2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46.

[24]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595.

[25]李全民.四川文物,1995（1）：64-65页在其蓬溪鹫峰寺,中认为“重建于明宣德十年（1435年）”。

[26]梁思成.四川蓬溪县鹫峰寺大雄殿兜率殿及白塔[M].见林洙整理梁思成手稿本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89-190页，169-172页。3月思成文中明确指出“殿建于明正统八年（公元一四四三年）见明间下金枋题字。”

[27]刘新尧.蓬溪鹫峰寺考释[J].四川文物,1995（5）：69-72.

[28]刘新尧.蓬溪鹫峰寺考释[J].四川文物,1995（5）：69-72.

[29]李全民.蓬溪鹫峰寺[J].四川文物,1995（1）：64-65.

[30]庄裕光.观音寺史略[J].四川建筑,1999（2）：20-23.

[31]颜开明,杨在东,刘锦标.新津观音寺：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05周年[J].建筑创作,2006（4）：175-177.

[32]四川古建筑测绘图集（第3辑）[M].177.

[3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向家坝水电站淹没区内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万寿观异地搬迁保护方案.

[34]四川古建筑测绘图集（第3辑）[M]：243.

[35]李又起.宜宾真武山玄祖殿及古建筑群[J].四川文物,1987（2）：23.

[36]蔡永旭.宜宾真武山古建筑群及其相关问题[J].四川文物,1997（3）：68-71.

[37]郭华瑜.明代官式建筑大木作[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8-17.

[38]李显文.梓潼磐陀石殿建筑年代初探[J].四川文物,1984（1）：39-43

[39]四川古建筑测绘图集（第2辑）[M]：25.

[40]四川古建筑测绘图集（第1辑）[M]：20.

[41]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621.

[42]四川古建筑测绘图集（第1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7.

[43]四川古建筑测绘图集（第2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2.

[4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平武报恩寺博物馆,四川省平武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编著.平武报恩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6.

[45]王振会,阮荣春,张德荣主编.剑阁觉苑寺明代壁画[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46]王振会,阮荣春,张德荣主编.剑阁觉苑寺明代壁画[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47]有个现象值得注意：明代平面呈方形或近方形的寺庙建筑多供奉三身佛塑像，清代寺庙中祭拜三身佛的基本没有，似乎祭拜对象发生了变化。

[4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古建筑测绘图集（第1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23.

[4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平武报恩寺博物馆,四川省平武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编著.平武报恩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66，76，89，101，119.

[50]何士晋撰，江牧校注.工部厂库须知,（明万历四十三年刻本）卷三“营缮司，条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1.

[51]同[50]：卷五“台基厂，条议”，154.

[52]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四级刘显第疏略，雍正四川通志,（四库全书本），卷十六上“木政”

[53]清陈卓.保宁府儒学记[M].咸丰阆中县志,“祠庙志”.

[54]清王士正.迁建学宫记[J].民国荥经县志,卷十四“艺文志”.

[55]清焦湘.重修宜宾学记[M].刘元熙纂修.嘉庆宜宾县志,卷四十八“艺文志”，嘉庆十七年刻本.

[56]清初元方.重葺东山书院碑记[M].刘元熙纂修.嘉庆宜宾县志,卷四十八“艺文志”，嘉庆十七年刻本.

[57]清王宝华重建文庙碑记[J].清赵懿纂修，光绪名山县志,卷四“学校上”.

[58]清张绍龄等纂修.同治补修道光昭化县志,卷十二“舆地志·街巷”，清道光二十五年刻，同治三年曾寅光补修重印本.

[59]清邢锡晋修，赵宗藩等纂.光绪盐亭县志续编[M].清光绪八年刻本.

[60]清张徳地题报遵义属地方楠木疏略[M].雍正四川通志,（四库全书本），卷十六上“木政”。

[61]署分巡永宁道马湖府知府何源濬条议略，雍正四川通志,（四库全书本），卷十六上“木政”。

[62]清张注庆府学文庙碑记[J].咸丰阆中县志,“祠庙志”.

[63]明樊垣.重修宜宾县学记[M].刘元熙纂修.嘉庆宜宾县志,卷四十八“艺文志”.

[64]清李华松.重修学宫碑记[M].清孙定扬等纂修.光绪庆符县志,“艺文志”.

[65]清吴巩.重修宜宾学记[M].刘元熙纂修.嘉庆宜宾县志,卷四十八“艺文志”，嘉庆十七年刻本.

[66]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的古建筑即为这种做法。即墙体先并排平铺两块砖，两块砖间有一定的空隙，是为一平；平砖两侧各顺砌一砖，两侧顺砖前后错开，再于顺砖的两头各垂直砌筑丁砖，由于顺砖是错开的，因此丁砖也是错开的。墙身立面填黄土、石块、瓦块等。

[67]即先在条石上平砌一层砖，平砖上两侧各顺砌一砖，再于顺砌的砖上平砌一砖，砖层之间填碎砖块、土等。上下层砖之间错缝砌筑，砖与砖接头处用糯米灰浆勾缝。此类墙平砌与顺砌砖之间是整层贯通的，因此在内部加木筋，木筋周围用碎砖（瓦）块、土块填塞、固定。

[68]姜省.潮汕传统建筑嵌瓷工艺研究[J].古建园林技术,2008（1）：3-8.

[69]这种结构变化还有待于结构力学的进一步验证和论证，将有专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