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蛮族”的饮器*
——再议新疆所见磨面纹玻璃杯

林怡娴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磨面纹玻璃器（facet-cut glass），或称磨花玻璃，指器表主要以冷加工磨面纹装饰的玻璃器皿[1]。我国新疆发现的3件磨面纹玻璃杯非常值得关注，分别出自扎滚鲁克一号墓地49号墓、尉犁县营盘墓地9号墓以及营盘遗址墓地Ying.III.3墓葬，后者由斯坦因盗至海外。它们的器形相同，均为侈口平唇、斜腹小平底。其纹饰特征非常突出，器身上饰以2到3排磨琢而成的椭圆形或圆形凹球面，与广为人知的一类萨珊磨面纹玻璃钵颇为相似，只是后者大多器壁很厚、磨面更深且排列紧凑。是故，包括发掘者在内的多数研究者起初都认为它们是典型的萨珊玻璃。

然而检测结果却显示其中2件均为低镁低钾的泡碱成分，将产源指向罗马帝国。无独有偶，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R. H. Brill博士曾对大英博物馆收藏的1件据称出自新疆的“萨珊风格磨面纹小玻璃杯”进行有损取样，并称其“令人联想到斯坦因发掘的那一件”，但最后的化学分析结果亦属罗马成分[2]。

本文拟根据相关考古发现，结合早期玻璃制作的时代特征，对上述器物（后文简称“新疆玻璃杯”）的产地重新溯源，并尝试分析其风格与成分相抵牾的原因。在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先做如下两点说明。

其一，自青铜时代晚期起玻璃的生产与加工就已各自独立，至罗马时期已相当普遍[3]。生产指由原料经高温工艺获得可进一步加工的玻璃料块或锭子等半成品的过程，而加工指这种玻璃半成品在较低温度下软化后经加工塑形以获得最终成品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论及一件玻璃器的“产地”时实则包括“生产地”与“加工地”两个可能毫无关联的概念，且同一“加工地”的半成品料可以来自多个“生产地”甚至是回收的废品[4]。此外，多数磨面纹器皿的加工过程又可分解为热成型（吹制）和冷加工（琢面）两步工序并由各自独立的工匠群体分别完成[5]。

其二，这类器物在发掘简报及相关文章中常被称之为“杯”或“碗”，而事实上一般口径略大于高度，宜作“钵”更妥。但所谓“杯”的叫法已经约定俗成，西方学界在命名上同样存在钵/碗和杯（bowl,beaker, cup）混用的现象，实际比对中很难完全对应。故本文仅在论及分型时严格加以区分，其他情况下均沿用习惯称法。

一、三件玻璃杯的发现与研究

斯坦因在第三次“中亚考察”的返程中于1915年3月20日对营盘遗址佛塔Ying.I所在高地边上分散的古墓群进行勘察并简单发掘了其中4座墓葬。在编号Ying. III.3的墓中，从男性墓主头部右侧出土1件完整的玻璃杯（编号Ying.III.3.06，图一，1a）；囿于发掘墓葬有限且出土器物的时代特征不明显，斯坦因便仅凭Ying. I附近采集到的唐代钱币而笼统地将这些墓葬年代归为唐以前任何时期[6]。但在后文讨论中他提出营盘就是“注宾城”[7]，似乎暗示遗址与墓葬的下限为《水经注》成书的5世纪末至6世纪初。

贝格曼在整理斯文·赫定从楼兰带走的文物时，注意到斯坦因带走的这件玻璃杯与丹麦Varpelev和Kobbe Aa两处墓地的出土器物非常相似，认为它们皆为罗马玻璃[8]。他援引Kisa的观点指出这类饰以“空心磨面纹”（hollowground circles / ground ovals）的器皿多出自公元2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和A.D. 300前后南俄罗斯的墓葬，产地应在罗马帝国东部[9]。

安家瑶根据日本学者刊布的伊朗高原发掘资料将萨珊玻璃分为4型，其中I型凹球面磨饰碗又分3式，以上营盘玻璃杯（图一，1b）“与伊朗高原I型II式碗相似”[10]。在此之前Saldern曾提出相同的看法[11]。I型的流行时间自帕提亚晚期历经萨珊王朝直至伊斯兰早期，涵盖斯坦因提出营盘年代下限的5～6世纪。

图一 新疆出土的3件磨面纹玻璃杯

图二 罗马早期多面纹玻璃杯

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于1996年抢救性发掘时出土1件磨面纹玻璃杯（M49:4，图一，2a、2b），与上述营盘玻璃杯高度相似。发掘者划分出三期文化并将M49归入第三期即东汉至南北朝，后又转引斯坦因的看法推测玻璃杯年代为5至6世纪[12]。

营盘墓地在1949年后共发掘和清理墓葬约200多座，据初步分析墓地的年代上限在汉代、下限延至北朝初[13]。1995年底抢救性发掘中，M9出土1件玻璃杯（M9:1，图一，3a、3b）。发掘者认为器形与扎滚鲁克玻璃杯完全相同，是典型的萨珊玻璃[14]。这件玻璃杯后经安家瑶公布其化学成分为典型的罗马玻璃[15]。

扎滚鲁克玻璃杯后经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LA ICP-AES）分析，同样被判定为罗马玻璃。检测者由此推断其生产年代在公元100～400年、产地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海湾地区[16]。在此基础上，赵永通过比较国内外类似器物判断它们是公元3～4世纪的罗马玻璃[17]。马艳则将来源指向4世纪黑海北岸切尔尼亚霍夫文化（Chernyakhov Culture）[18]。

显然斯坦因并未就器物本身做深入探究，考察年代问题时似不必局限于他所设定的范围。其他学者对科学检测结果以及由此导出的罗马“生产地”的结论几无异议，分歧主要集中在磨面纹饰的风格亦即“加工地”上，故有必要首先厘清这3件玻璃杯上磨面纹的归属问题。

二、磨面纹：罗马还是萨珊？

玻璃冷加工磨面技术最早可上溯至公元前8世纪的新亚述帝国[19]，历经波斯阿契美尼德和希腊化时期的发展，于公元1世纪在罗马工匠手下达到高峰[20]。罗马早期多面纹饮器最显著特征是器身上如蜂窝般密集排列大量卵形或菱形多面纹[21]，后者为前者相互交错重叠所致[22]；典型器形为Isings21型杯[23]，有高、矮之分（图二），绝大多数无色透明。此外另有双耳高足杯、执壶、浅盘、匙、钵和来通等，但后二者仅见于贝格拉姆宝藏[24]。这类玻璃杯当中年代背景可靠的大多属A.D.75～125，故Whitehouse定年在公元1世纪晚期至2世纪早期[25]是比较可靠的看法。

图三 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藏公元3世纪后的磨面纹玻璃器

图四 萨珊磨面纹玻璃器

这项技术发展至公元4世纪左右逐渐走向衰落[26]。后期的罗马多面纹玻璃器均与新疆玻璃杯相去甚远、并无可比性[27]。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出版的《馆藏罗马玻璃》一书将7件器物划归一组公元3世纪以后的磨面纹器物[28]；因有学者认为其中2件与新疆玻璃杯存在相似之处（图三，5、6）[29]，在此不妨一并列出（图三），与上一组罗马早期器物比较。

首先无疑可排除安佛拉罐（图三，7）与新疆玻璃杯的关联。其次，Kowalk类型杯（图三，6）集中出土在东南欧（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和西北欧（挪威、瑞典、丹麦和德国北部）两大区域，前者系产地，后者则为贸易输出地[30]， 萨珊玻璃上的磨面工艺最早出现在公元4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32]。但萨珊玻璃的分型、分期工作曾长期依赖于古董市场流通的传世品，结论难以令人信服[33]。直到近十余年来，相关考古发掘日益增多，对萨珊玻璃器谱系发展的认识才逐渐清晰。据Simpson最新总结[34]，萨珊磨面纹玻璃器的演进大致可分如下三个阶段。

一期，公元4世纪早、中期（图四，1～3）。典型器形为侈口束颈钵；显著特征是器腹饰以非常浅的圆形磨面纹、近乎等距间隔排列成行；常带淡绿色调。

后继的是侈口平唇钵，其磨面纹更深且以椭圆形居多（图四，4～6），多呈浅绿色。

三期，公元6世纪及其后（图四，7～9）。典型器形是半球状钵[35]、另见少量垂腹罐、浅腹盆、细长管等等，往往通体饰以成行密集排列、交错重叠的多边形蜂窝或龟甲状磨面纹；器壁较厚、磨面纹也相应较深；颜色多为淡绿或淡褐色。这是萨珊玻璃器中最知名的类型并被多位学者用以比定新疆玻璃杯。以往普遍认为这类器物可早至帕提亚时期[36]，盖因古董市场上流通的许多相似风格的玻璃器皆称出自当时的吉兰。然而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多属萨珊晚期，即公元6～7世纪[37]。

表一 5组罗马、萨珊的磨面纹玻璃器与新疆玻璃杯之比较

图五 “蛮族”地区常见的玻璃器皿

表二 出土的E223、226和228型玻璃杯（高、口径、壁厚等单位均为厘米）

上述5组罗马、萨珊的磨面纹玻璃器与新疆玻璃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但仔细比对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或多或少存在差别（表一）。如萨珊二期组与新疆组的相似性较多，但前者多以形态、大小不等的椭圆磨面组合出丰富多变的图案（图四，4、5），是后者所没有的；而后者的圆形磨面亦鲜见于前者。Simpson将1件与新疆玻璃杯较为相似的大英博物馆藏品（编号BM135304，图四，6）归入萨珊二期，但它的产地、来源皆不明，无法作为可靠的参考器物。此外，罗马后期组与新疆组存在共同的器形和磨面纹形态，而前者典型的狭长卵形磨面纹却完全不见于后者之上，可以充分厘清二者关系。

至此，笔者以为新疆玻璃杯上的磨面纹饰既非罗马也非萨珊。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第一，罗马后期组中侈口束颈钵（图三，2）在萨珊波斯亦有制作[38]；第二，对萨珊一期器物的产地及文化属性还存在其他看法[39]。考虑到在不涉及这些问题的前提下并不影响本节的分析，因此将在后文探讨生产、加工问题时再作说明。

三、“蛮族”玻璃杯：生产与加工

磨面纹饰并非罗马或萨珊玻璃专属。总体来看，新疆玻璃杯属于公元2世纪中期至5世纪欧洲“蛮族”文化遗存中颇具代表性的器皿。它们集中分布在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到黑海之间的广袤地区，其中绝大多数形制从未见于罗马帝国境内[40]。究其形态，大致可分为钵、碗、杯三大类，装饰上以磨面纹最突出（图五）[41]。以往普遍认为这些玻璃器是在罗马帝国生产、加工的[42]，然而目前许多学者更倾向于黑海北岸一带是主要的制作中心[43]。这是自罗马帝国后期至“民族大迁徙”时代在帝国周边的“蛮族”地区制作并广为流传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玻璃器皿——我们或可称之为“蛮族”玻璃。据器形和体量判断，它们多属饮食器具、几乎不见容器。

Eggers最初对这批器物进行分型[44]，其数字式命名沿用至今。Ying.III.3.06和扎滚鲁克杯属Eggers 223型（简称E223型，后文同），营盘墓地M9杯因无法获知壁厚，暂归为E226型（薄壁）或E228型（稍厚壁）二者之一。前述研究者中，贝格曼所列Varpelev（今丹麦西兰岛）A杯（图六，8）和Kobbeaa（今丹麦博恩霍尔姆岛）杯（图六，5）分属E229、E228型，马艳例举乌克兰 О с е л и в к а墓地 M86 出土杯子（图六，10）应是E229型，赵永提出的Kowalk类型杯（图三，6）则为E230型。

图六 E223、226／228及E229型玻璃杯

已知出土实物中属E223、226和228型的玻璃杯仅7件，分别出自丹麦、德国、波兰、乌克兰及克里米亚，均见于墓葬中（表二[45]；图六，1～7）。另在乌克兰Komarov遗址作坊区中发现许多E223型器皿残片（见后文）。Rau对“蛮族”磨面纹玻璃器进行了重新分类，并按典型器物的出土地点另行命名。他先后提出过两个方案：起初是按器形划分出矮杯、高杯和锥形杯3型[46]，后又细分为6个类型，其中Varpelev类型大致相当于之前的矮杯型，囊括E220～229等9型[47]。Vasil’yev则 认 为 Varpelev类型还可进一步划分出4种亚型，其中Sigersted-Neyzats亚型的Sigersted式即为E223、226及228型：典型器形为钵或杯，侈口、圆形圜底、薄壁；典型特征为器身上装饰2至3排椭圆形磨面纹，最靠近底部的磨面纹则多呈圆形，椭圆磨面纹长直径2～2.5、短直径1.2～1.8厘米，圆形磨面纹直径约2厘米[48]。此外，E229型也与新疆组器物比较相似。但它的突出特征是厚壁，且代表器物Varpelev A杯与Zakrzów（波兰中南部）杯（图六，8、9）均为深色，磨面纹排列也十分紧凑，因此Vasil’yev把它另外划归Varpelev类型Varpelev-Zakrzów亚型是非常合理的。

综上，新疆玻璃杯的形制特征非常吻合Vasil’yev界 定 的 Varpelev类型Sigerstad-Neyzats亚型Sigerstad式。因其中2件均证实为罗马成分，推测其生产—加工过程存在两种可能：在“蛮族”地区生产并加工、在罗马帝国生产却在“蛮族”地区加工。

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罗马边境外的“蛮族”玻璃作坊的是黑海北岸今乌克兰Komarov聚落遗址。与同时期其他“蛮族”作坊遗址单一产业结构显著不同，这是一处高度集中化和专门化的复合型手工业中心，代表罗马后期“蛮族”手工业技术的较高水平[49]，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根据对熔炉、模具、坩埚、工具和废料等的详尽分析并结合玻璃料块及残片的化学成分特征判断，该遗址主要依靠进口不同来源的罗马玻璃料或回收成品重熔后再吹制成型[50]。尽管遗址发现的许多残片确系典型“蛮族”玻璃类型，如E220、223、237、238等等，但考虑到它们形态如此丰富或许不符合当时玻璃加工专门化的情况，研究者不愿贸然肯定这些磨面纹器皿即为当地加工，而是谨慎地提出回收利用假说并认为制作地点可能在邻近区域[51]。笔者以为玻璃的加工与生产所需工艺控制、人员组织及知识体系差别很大，玻璃加工完全可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何况这些残片虽属不同形制但均饰磨面纹，其冷加工技法大同小异，与专门化加工方式并不矛盾。而且“蛮族”玻璃器皿主要见于精英阶层墓葬中[52]，恐非日常器用，能否被大量回收值得商榷。当然，以上看法与研究者的结论无本质冲突，换言之，不论其具体制作地点是在该遗址抑或周围何处，“蛮族”地区或许只存在玻璃加工活动且已掌握磨面纹技术。由此进一步推测“蛮族”玻璃在罗马帝国生产、在“蛮族”地区加工的可能性很大。

表三 对E223、226和228型玻璃杯的不同定年（年代均为公元后）

而关于扎滚鲁克杯的加工情况，或许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扎滚鲁克杯自口沿向下依次有3组旋纹且第2、3组旋纹均被磨面纹打破，对此检测者认为该旋纹或为定位线、后因位置偏高而被工匠弃用[53]。但有关定位线的例证似乎相当欠缺。实际上，一个可作比较的例子是伊朗西北部发现的一件萨珊风格玻璃钵[54]，其腹部靠近底部位置的狭长卵形磨面纹同样打破了原有刻划旋纹。Simposon解释为萨珊工匠对进口的罗马成品器皿的改造[55]，并指出这种改造多为冷加工琢面且集中见于包括钵在内的少数几类器形[56]。四角隆二亦持类似观点[57]。同理推测，扎滚鲁克杯也可能系“蛮族”工匠对罗马玻璃杯再造的产物。

这一看似不合常规的解读虽然是尝试性的，但若放置于玻璃生产、加工技术发展的大框架中却颇能吻合。萨珊与“蛮族”玻璃琢面技术的起源多少都与罗马相关[58]。正因此，萨珊、“蛮族”的早期磨面纹器皿与罗马同类器物很难明确区分，如前文中罗马后期组与萨珊一期的个别器物也被一些学者视作“蛮族”玻璃。然而得以传播的似乎仅限加工技术，去色剂技术仍为罗马工匠所垄断，而这恰是获得清澈透明玻璃之关键所在[59]。Isings21型多面纹杯是罗马玻璃饮器中最早开发出的无色透明产品[60]，因其晶莹剔透堪与水晶媲美而备受推崇[61]。此后，罗马工匠多以无色透明的玻璃料来加工高品质的饮食器具并在流行式样上频繁更新[62]。椭圆或圆形磨面纹这样一类简单之极的装饰元素之所以在罗马帝国内外迅速传播、广泛流行且长久不衰，自然与无色透明的玻璃载体密不可分，同时亦折射出不同文化群体的审美趋同。对萨珊或“蛮族”工匠来说，进口罗马玻璃料后再加工成型或者直接改造罗马成型器物，都是合乎情理的选择，取决于他们获取资源的渠道。基于Komarov遗址的情况来看，这两种选择对“蛮族”工匠而言应该都是可行的。Komarov遗址玻璃样本多含锑与锰[63]、扎滚鲁克杯系锰去色[64]，也印证了这种假设。

四、年代范围

Varpelev类型Sigerstad-Neyzats亚型Sigerstad式玻璃杯出土数量有限而分散，且其共生器物的时代特征也不显著，断代相当困难，故学界意见很不统一，见表三。囿于考古材料的欠缺，暂时恐怕很难精确定年。本文在此扼要说明其上、下限的大致范围以供参考。

Varpelev类型的上限基本依据Varpelev A杯（图六，8）的年代设定；参照出土钱币，传统看法认为Varpelev墓地中所有墓葬集中于AD 250/260～310/320[73]。下限的考虑则与E230型即Kowalk类型（图三，6）相关——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其逐渐取代包括E223、226、228、E229型等在内的多种类型而成为“蛮族”地区最流行的磨面纹器物形制的规律。E230的断代同样在学者间异见纷呈，不过Петраускас的最新研究已大体勾勒出这类器物从乌克兰境内多瑙河右岸向左岸扩张的基本趋势，其两段发展期分别对应于AD 310/320～370/380和AD 360/370～400/410[74]。由此可将 Sigerstad 式器物大致定年在公元3世纪中期至4世纪中期。

以上年代范围与“蛮族”玻璃技术发展状况也较为契合。从玻璃生产的技术角度考察，公元2至3世纪的罗马无色透明玻璃多选用纯净原料并以锑去色，而罗马晚期时的原料则多含杂质并以锑加锰或仅以锰去色[75]。扎滚鲁克杯的成分特征与一组公元4世纪罗马无色透明玻璃[76]非常接近，均为高铝、高钙、较高钡且以锰去色。从玻璃加工的角度看，常用作“原坯”的Isings 96型钵在罗马世界最早在公元3世纪出现，后盛行于4世纪[77]。

当然，公元3世纪中期至4世纪中期是这3型玻璃杯在欧洲“蛮族”地区出现、流行直至消失的时间，至于它们何时到达新疆及何时埋藏则另当别论。

五、结语

欧洲“蛮族”玻璃制作与使用的中心区域在文化面貌上属切尔尼亚霍夫文化。尽管其族群组成相当复杂，包括日耳曼人、斯拉夫人、萨尔马泰人、斯基泰人及色雷斯人等[78]，但在玻璃器的使用上几无差别。“蛮族”精英阶层墓葬的标志性器物组合为珠宝、武器和饮具，后者则由玻璃杯、大体量容器与挹酒器构成固定搭配，体现出宴饮活动特有的礼仪知识[79]。值得一提的是，据斯坦因描述，Ying.III.3.06杯内残留有疑似酒或葡萄汁的流质痕迹[80]。限于中间环节的缺失，这一相似性是源于相近习惯还是交流尚不得而知。要深入了解欧洲“蛮族”地区与魏晋时期西域在罗马晚期至“民族大迁徙”期间所发生的联系，显然还有待更多考古发现及相关研究。本文谨提供些许有益的线索，以期抛砖引玉。

附记：本文部分研究工作获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Rakow基金资助（2013年度），访问期间受该馆荣退科学家R. H. Brill博士协助参加2014年3月David Whitehouse的纪念会议，得以同与会大英博物馆St John Simpson博士和美国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Sidney Goldstein博士交流而深受启发，在此一并致谢！

[1]David WHITEHOUSE. Sasanian and Post-Sasanian Glass in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M]. Corning:Corning Museum of Glass, 2005：41.

[2]a. Robert H. BRILL. Chemical Analyses of Early Glasses Volume 1 Catalogue of Samples [M].Corning, New York：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1999：148. b. Robert H. BRILL. Chemical Analyses of Early Glasses Volume 2 Tables of Analyses [M].Corning, New York：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1999：344.

[3]Th. REHREN & Ian C. FREESTONE. Ancient glass：from kaleidoscope to crystal ball [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5 (56)：233-241.

[4]这种复杂的生产－加工模式在罗马帝国境内非常典型，回收现象则多见于罗马晚期。参见：Caroline M.Jackson et al. Identifying Group and Meaning：An Investigation of Roman Colourless Glass [C]// D.FOY & M. D. NENNA. Échanges et commerce du verre dans le monde antique. Montagnac：Monographies instrumentum 24, 2003：33-39. 虽然关于罗马帝国是否向其他地区输出玻璃料还没有太多线索，但乌克兰Komarov遗址的相关研究证实这种可能性很大，详见后文讨论。

[5]Jr.Andrew OLIVER. Early Roman Faceted Glass [J].Journal of Glass Studies, 1984 (26)：35-58.

[6]Aurel STEIN.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Vol. II Text [M]. 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 1928：755-761. 玻璃杯照片见该书第三卷图版Pl.CX (III.3.06).

[7]同[6]：761-766.这一看法后来遭到质疑，参见：李文瑛.营盘遗址相关历史地理学问题考证——从营盘遗址非“注宾城”谈起 [J]. 文物1999（1）.

[8]Folke BERGMAN.Lou-lan wood-carvings and small finds discovered by Sven Hedin [J].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Ostasiatiska Samlingarna)Stockholom, 1935 (7)：71-144.

[9]Anton KISA. Das Gas im Alterlume II [M].Leipzig：Verlag von Karl W. Hiersemann, 1908：631-638.

[10]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J].考古，1986（2）.原文称出自楼兰，根据赵永考证应为营盘玻璃杯Ying.III.3.06之误。参见[17]a.

[11]Axel von SALDERN. Achaemenid and Sasanian Cut Glass [J]. Ars Orientalis, 1963 (5)：7-16.详见注释[24].

[12]a.新疆博物馆，巴州文管所，且末县文管所. 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 [J]. 新疆文物，1998（4）. b.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且末县文物管理所. 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 [J]. 考古学报，2003（1）.

[13]李文瑛. 新疆营盘墓地出土的古玻璃器介绍 [C]// 干福熹. 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39-144.

[14]a.周金玲.营盘墓地出土文物反应的中外交流 [J]. 文博1999（5）.b.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5年发掘简报 [J].文物，2002（6）.

[15]安家瑶.第八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玻璃技术 [C]//干福熹等.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122-123.

[16]成倩，王博，郭金龙.新疆且末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玻璃杯研究 [J].文物，2011（7）.

[17]a.赵永.新疆且末扎滚鲁克49号墓出土玻璃杯的年代问题 [J].考古与文物，2014（4）.相同观点另见：b.罗帅.粟特商人与东晋玻璃器皿 [C]// 陈春声.海陆交通与世界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39-63.

[18]马艳.大同出土北魏磨花玻璃碗源流[J].中原文物2014（1）.

[19]Axel von SALDERN. Glass Finds at Gordion [J].Journal of Glass Studies, 1959 (1)：22-49.

[20]同[11]. 鉴于罗马早期多面纹的加工方式始终存在“冷加工和“热加工”两种截然相反的假说，本文以“多面纹”而非“磨面纹”来表示这一时期此类罗马器物上的纹饰。[21]C.ISINGS. Roman Glass from Dated Finds [M].Groningen/Djakarta：J. B. Wolters, 1957：37.

[22]同[5].

[23]同[21]：37-38.

[24]PIERRE HAMLIN. Matériaux pour servir à l'étude des verreries de Bégram [J].Cahiers de Byrsa, 1953(III)：121-156. 钵参见Planche VII中R. A. B. 37 Forme type C MG. 21425及Planche XIV中R. A. B 37 n° LXXXIV, 来通参见Planche VIII中Forme type H MG.21.830.

[25]DAVID WHITEHOUSE. Roman Glass in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Volume One [M]. Corning, New York：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1997：222.

[26]同[19].

[27]同[25]：221-223, 233-283.据第3组的希腊神话情景图像、第6组的几何纹等，可完全排除它们与新疆玻璃杯的关系。

[28]同[25]：257-261.

[29]同[17]a.

[30]同[25]：222, 260.

[31]该书前言即已说明收录范围是公元前1至公元7或8世纪期间罗马人及其后继者统治疆域范围之内及邻近地区，而用以区分不同时空的“边界线“则相当松散。参见：[25]：7.

[32]最早可能出现在Veh Ardashir遗址，参见：a. M M N.PONZI. Glassware from Choche (Central Mesopotamia)[C]// R. Boucharlat & J.-F. Salles (éd.). Arabie Orientale, Mésopotamie et Iran méridional de l’Âge du Fer au début de la période islamique, Paris：Editions Ro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4：33-40. b. M M N. PONZI. Late Sasanian Glassware from Tell Baruda [J]. Mesopotamia, 1987 (22)：265-275.

[33]同[1]：7-10.

[34]a.St John SIMPSON.Sasanian glass：an overview[C]//Daniel Keller et al. Neighbours and Successors of Rome：Traditions of Glass Production and Use in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in the Later First Millennium AD. London：Oxbow Books, 2014：200-231. b. St John SIMPSON. Sasanian Glassware from Mesopotamia, Gilan, and the Caucasus [J]. Journal of Glass Studies, 2015 (57)：77-96.

[35]北周李贤墓出土的凸雕玻璃碗（或钵）（参见[10]）同属这一时期，不过相比起磨面纹半球钵，其数量可谓相当稀少。

[36]深井晋司最早对帕提亚-萨珊玻璃器进行的系统研究影响甚广，参见：Shinji FUKAI. Persian Glass translated by Edna B. Crawford [M]. New York, Tokyo, Kyoto：Weatherhill/Tankosha, 1977：34-35.

[37]St John SIMPSON. Sasanian Glass From Nineveh[C]//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Glass.Annales du 16e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histoire du verre, London,2003. Nottingham：The Associ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Glass, 2005：146-151.

[38]同[25]：258.

[39]Günter RAU. Spätantike Facettschliffgläser in Nord-und Osteuropa [J]. Acta Praehistorica et Archaeologica, 2008 (40)：221-240.

[40]Ulla LUND HANSEN. Contacts during the Third to Fifth Century AD Between South Scandinavia and the Black Sea Illustrated by Late Roman Glass and Jewellery [C]// Igor’Khrapunov and Frans-Arne Stylegar.Inter Ambo Maria：Contacts between Scandinavia and the Crimea in the Roman Period.Simferopol：Dolya Publishing House, 2011：138-153.

[41]Günter RAU. Körpergräber mit Glasbeigaben des 4.nachchristlichen Jahrhunderts im Oder-Weichsel-Raum [J]. Acta Praehistorica et Archaeologica,1972(3)：109-214.

[42]a.Hans Jürgen EGGERS. Der Römische Import im Freien Germanien [M]. Hamburg：Hamburgisches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und Vorgeschichte, 1951.b. Gunnar Ekholm. Scandinavian Glass of Oriental Origin from the First to the Sixth Century [J].Journal of Glass Studies, 1964 (5)：29-37. 早期学者多持这种看法，如贝格曼所引Kisa观点。见[9].

[43]a.同 [40]. b. Igor’GAVRITUKHIN. Cut Glass Beakers within the Context of Studies i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outh of Eastern Europe and Scandinavia in the Late Period of Roman Influence and the Great Migration Periods [C]//Igor’Khrapunov and Frans-Arne Stylegar.Inter Ambo Maria：Contacts between Scandinavia and the Crimea in the Roman Period. Simferopol：Dolya Publishing House, 2011：39-69. c. Berta STJERNQUIST. A Magnificent Glass Bowl from Uppåkra [C]// Lars LARSSON. Continuity for Centuries：A Ceremonial Building and Its Context at Uppåkra, South Sweden.Stockholm：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Ancient History, 2004：103-151.

[44]同[42]a：TAFEL 15, 16.

[45]Aleksandr VASIL’ YEV.Thin-Walled Glass Beakers with Wide Mouth and Decoration of Cut Ovals(Eggers 223, 224, 226, 228) [C]// Igor’Khrapunov and Frans-Arne Stylegar.Inter Ambo Maria：Northern Barbarians from Scandinavia towards the Black Sea.Simferopol：Dolya Publishing House, 2013：420-434.原文正文中“Sigersted”均拼作“Sigerstad”.

[46]同[41].

[47]同[39]. 原文共8型，但其中第4型是以缠丝方式构成椭圆形，类似椭圆形磨面效果，第6型主要特征是刻划弦纹装饰，均非采用真正的磨面技术，故此处略去这2型。

[48]同[45].

[49]a.O.V.PETRAUSKAS.Komariv–ein Werkstattzentrum barbarischen Europas aus spätrömischer Z e i t (F o r s c h u n g s g e s c h i c h t e,e i n i g e Ergebnisse und mögliche Perspektiven)[J].Ephemeris Napocensis,2014 (XXIV)：8 7-1 1 5.b.О.В.Петраускас.Деяк iп iд с у м к и д о с л iд ж е н ь к о м п л е к с у п а м’я т о к п iз н ь о р и м с ь к о г о ч а с у б iл я с. К о м а р iв [J]. OIUM,2014 (4)：165-183.

[50]a. О.С.Ру м я н ц е в а.С т е к о л ь н а я м а с т е р с к а я в К о м а р о в е：х а р а к т е р и о с о б е н н о с т и п р о и з в о д с т в е н н о г о к о м п л е к с а [J].OIUM,2014(4)：184-196.b.О.С.Р у м я н ц е в а,И.Б. Х.Щ е р б а к о в.К р а т к и е и т о г и и з у ч е н и я с о с т а в а с т е к л ас ы р ц а с п о с е л е н и я К о м а р о в н а С р е д н е м д н е с т р е [J].КраткиесообщенияИнстит утаархеологии，2015 (241)：184-190.

[51]О.С.Ру м я н ц е в а.С т е к л я н н ы е с о с у д ы с о ш л и ф о в а н н ы м д е к о р о м и х р о н о л о г и я п о с е л е н и я К о м а р о в [C]// А.М.Об л о м с к и й. П р о б л е м ы в з а и м о д е й с т в и я н а с е л е н и я В о с т о ч н о й Е в р о п ы в э п о х у В е л и к о г о п е р е с е л е н и я н а р о д о в (Р а н н е с л а в я н с к и й м и р.Вып.15),М о с к в а：И з д а т е л ь с т в о И А Р А Н, 2014：401-435.

[52]同[41].

[53]同[16].

[54]即[1]：46-47, 53. Cup.

[55]St John Simpson在2014年3月15至16日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举办的David Whitehouse纪念会议上的发言及会后与笔者的交流时告知。

[56]同[34].

[57]Shikaku Ryūji. Sasanian Glass and the Silk Road[C]// Ancient Glass Feast of Color-古代ガラス -色彩の饗宴.しがけん(滋贺县)：MIHO MUSEUM, 2013:354-357.

[58]a.同[34]a. b.同[49].

[59]去色剂的应用技术包括选择纯净的原料及严格配比、控制合适的熔炉气氛等工艺，并非简单添加去色剂，参见：C.M. JACKSON. Making Colourless Glass in the Roman Period [J]. Archaeometry 2005 (47/4)：763-780.

[60]H E M COOL& Jennifer PRICE.Colchester Archaeological Report 8: Roman Vessel Glass from Excavations in Colchester, 1971–85 [M].Colchester：Colchester Archaeological Trust Ltd and English Heritage, 1995：8, 71-85.原文中“无色透明”特指成功添加去色剂消除原料杂质颜色的效果。

[61]Michael VICKERS. Rock Crystal：the Ke to Cut Glass and Diatreta in Persia and Rome [J].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1996 (9)：48-65.值得一提的是罗马人喜爱水晶胜过黄金。

[62]同[4].

[63]同[50]b.

[64]同[16].

[65]a.同 [42]a：180.b.Hans Jürgen EGGERS.zur absoluten Chronologie der römischen Kaiserzeit im Freien Germanien[J]. Jahrbuch des römisch-germanischen Zentralmuseums, 1955 (II)：192–244.

[66]同[39].

[67]Ulla LUND HANSEN. Römischer Import im Norden:Warenaustausch zwischen dem Römischen Reich und dem freien Germanien während der Kaiserzeit unter besa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Nordeuropas[M].København：Det Kongelige nordiske Oldskriftselskab, 1987：30, 38, 78.转引自[45].

[68]E. STRAUME. Gläser mit Facettenschliff aus skandinavischen Gräbern des 4. und 5. Jarhunderts n. Chr.[C]// Oslo：Universitetsforlaget. Ser. B Skrifter. LXXIII, 1987：42-43. 转引自[45].

[69]同[45].

[70]Amemand E. VEDEL. Bornholms Oldtidsminder og Oldsager [M]. Kjøbenhavn：Universitetsboghandler G. E. C. GAD., 1897：34-35, Fig. 46,46-47, 54, 79,139-140.

[71]Igor’KHRAPUNOV.Ceramic Artifacts in the Cemetery of Neyzats [C]// Igor’Khrapunov and Frans-Arne Stylegar.Inter Ambo Maria：Northern Barbarians from Scandinavia towards the Black Sea.Simferopol：Dolya Publishing House, 2013：177-195.

[72]ПетраускасО.В. ПастернакВ.В.Склянi посудини могильника чсрняхiвськоiкультури Велика Бугаiвка в Середньому Поднiпров’i[J]. Археологiя, 2003 (4)：65-77.

[73]Thomas GRANE. Varpelev—Carsium — Constantinople.Contacts across Barbaricum [C]// Igor’ Khrapunov and Frans-Arne Stylegar.Inter Ambo Maria：Northern Barbarians from Scandinavia towards the Black Sea.Simferopol：Dolya Publishing House, 2013：128-145.

[74]ПетраускасО.В.Склянi посудини типу еггерс/230 в черняхiвськiй культурi：хронологiчний аспект[J].OIUM, 2016 (5)：89-106.

[75]同[59].

[76]Harriet E. FOSTER & Caroline M. Jackson.The composition of late Romano-British colourless vessel glass：Glas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J].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0 (37)：3068-3080. 相似成分为“无色透明2b”组（n=8）。

[77]同[21].

[78]Boris MAGOMEDOV. Correlation between North-Western and Local Elements in the Chernyakhov Culture [C]//Igor’Khrapunov and Frans-Arne Stylegar. Inter Ambo Maria：Northern Barbarians from Scandinavia towards the Black Sea. Simferopol：Dolya Publishing House, 2013：267-271.

[79]Thomas Grane. Roman imports in Scandinavia：their purpose and meaning? [M]// Peter S. WELLS.Rome Beyond Its Frontiers：Imports,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Portsmouth, Rhode Island：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The Supplementary Series Vol.94), 2013：29-44.

[80]同[6]：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