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涿鹿故城新发现的鹿纹和人面纹瓦当

邵会秋 魏东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涿鹿故城（黄帝城）遗址位于河北省涿鹿县矾山镇三堡村北，地处涿鹿县矾山盆地中。遗址平面为不规则四边形，南北长500余、东西宽450～500米，城址周围存有高低不等的城墙。2014年7月至9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涿鹿县文物局对该遗址进行了联合发掘，出土了比较丰富的遗物[1]。遗物中包含了一定数量的瓦当等建筑构件，其中以鹿纹和人面纹瓦当最具特色。

1.鹿纹瓦当 共发现6件，依据外形差异可分为A和B两个类型。

A型 半圆瓦当，5件，形制和图案均相同，泥质灰陶，纹饰为一只奔跑回首的鹿，在鹿头右侧似乎有一个双腿叉开站立的人。

标本2014HZHT2009③：4，保存完整，鹿头部有火烧的痕迹。直径约18厘米（图一，1；图二）；

标本2014HZHT2001③：4，残，鹿纹仅保存上半部，和一小部分人的形象。残长13.5厘米（图一，2；图三）；

标本2014HZHT2002③：6，残，已不见瓦当圆边，但大部分鹿纹均保存。残长10.5厘米（图一，3；图四）；

标本2014HZHT2003③：2，瓦当圆边已完全残损，仅保留鹿纹的前半部和人的下半身。残长10厘米（图一，4；图五）；

标本2014HZHT2008②：7，瓦当圆边完全残损，亦保留鹿纹的前半部和人的下半身。残长10.7厘米（图一，5；图六）。

B型圆瓦当，仅发现1件，标本2014HZH T2002③：5，泥质灰陶，残存约四分之一，瓦当上有奔跑的回首鹿纹饰，中心可能有圆圈装饰。残存最大径约9厘米（图一，6；图七）。

2.人面纹瓦当，共发现3件，圆瓦当，图案基本一致，呈现的是人面笑脸的形象，眉眼深邃，双目突出，炯炯有神，圆锥状鼻子，鼻孔下有两条短线与嘴部相连，嘴部张开，嘴边上下均由两条双短线胡须。

标本2014HZHT2005③：10，保存完整。直径19.5厘米（图八，1；图九）；

图一 涿鹿故城出土的鹿纹半瓦当

图二 鹿纹瓦当（2014HZHT2009③:4）

图三 鹿纹瓦当（2014HZHT2001③:4）

图四 鹿纹瓦当（2014HZHT2002③:6）

图五 鹿纹瓦当（2014HZHT2003③:2）

图六 鹿纹瓦当（2014HZHT2008②:7）

图七 鹿纹瓦当（2014HZHT2002③:5）

标本2014HZHT2004③：1，保存完整。直径15.5厘米（图八，2；图一〇）；

标本2014HZHT2010③：8，残，仅保存人面下半部嘴和胡须部分。直径约15.3厘米（图八，3；图一一）。

涿鹿故城新发现的9件鹿纹和人面纹瓦当均为2014年发掘的出土器物，有明确的地层，除1件出自第2层外，其余均出自遗址第3层。因此涿鹿故城的使用年代对于判定这些瓦当的年代至关重要。

涿鹿故城，又被人称为黄帝城，在90年代初曾进行过考古调查，在城内采集的包括布币、刀币、半两和五铢钱等遗物均属于战国和汉时期，因此调查者认为涿鹿故城（黄帝城）“年代在战国、汉时期，东汉以后废弃”[2]。我们2014年的发掘与调查的情况大致相似，出土的包括五铢、半两和货泉铜钱，云纹瓦当和少量刻有“年”“富”等字的瓦当残片等，大部分遗物都属于秦汉时期，晚于汉代的遗物数量非常少，仅有少量的辽代瓷片和清代的铜钱等。考虑到出土的部分战国时期陶片，涿鹿故城的主要使用年代可能在战国到汉时期，2014年发掘的第2层和3层也均属于这个时代范围。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城墙的解剖时，在城墙墙基下发现了一座灰坑，灰坑内动物骨骼所测碳十四年代相当于春秋时期，这表明涿鹿故城在建造之前，遗址范围内已经有人居住，但城内的早期遗存基本被战国到汉代人群的生产和生活活动破坏。从上述情况看，此次新发现的鹿纹和人面纹瓦当年代也在战国到汉代。

图八 涿鹿故城出土的人面纹瓦当

图九 人面纹瓦当（2014HZHT2005③:10）

图一〇 人面纹瓦当（2014HZHT2004③:1）

图一一 人面纹瓦当（2014HZHT2010③:8）

涿鹿故城发现的鹿纹瓦当多为半瓦当，回首奔鹿纹图像生气盎然，鹿头右侧的站立的人的形象面部刻画较细。从发表的资料看，目前尚未发现与之相同的瓦当。在陕西战国秦雍城遗址发现的鹿纹瓦当也有鹿奔跑和回首等图案，但均为圆瓦当，而且都有明显的鹿角，也不见人物的形象。有学者研究，这种单体当面无格瓦当年代在战国前期和战国中期[3、4]。

其他地区发现的单体动物纹半圆瓦当数量不多，在战国平山灵寿城、渤海湾东周遗址和山东章丘平陵遗址曾有出土[5]，虽同为单体动物纹，其图案与涿鹿古城的鹿纹瓦当风格差异非常明显，很难与之联系在一起。

因此，涿鹿故城出土的鹿纹瓦当尚无明确的来源，但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相关的线索。首先，涿鹿这一古代地名中就有“鹿”字，《水经注》载：“涿水出涿鹿山，世谓张公泉（今阪泉），东北流迳涿鹿县故城南”[6]。现在虽然还无法确定涿鹿与涿鹿山的关系，但从涿鹿山的称呼看，极有可能山上有大量的鹿等野生动物，而且这里离燕山和坝上草原距离也很近，这似乎表明对于涿鹿故城古代人群来说，鹿这种动物非常常见，与大量的野生动物的频繁接触是可能其艺术创造的来源之一。另外，涿鹿地区在东周时期是中国北方文化的分布区，而动物纹装饰是中国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最为典型的特征之一，在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河北北部和北京地区分布着发达的玉皇庙文化[7]，该文化中动物纹装饰艺术异常发达，在北京军都山玉皇庙墓地出土了大量的动物纹饰牌，其中就包括造型优美的鹿纹装饰[8]，最近出版的延庆胡家营遗址发掘报告显示，玉皇庙文化人群在战国中期以后逐渐融入燕文化中[9]。因此，涿鹿故城居民中极有可能融入了部分玉皇庙文化为代表的北方人群，鹿纹瓦当人与鹿的图案显然是北方人群工匠的艺术风格。

涿鹿故城出土的人面纹瓦当均为圆瓦当，人面造型写实性与夸张性融于一体，也十分有特色。有学者认为人面纹瓦当具有镇火去灾，压胜辟邪的含义[10]。目前发现的人面纹瓦当最早见于战国时期，但先秦时期人面纹瓦都是半圆瓦当，多为抽象的图案，来源于兽面纹瓦当，具象人面纹瓦当非常罕见[11]。战国时期的齐临淄城，燕下都遗址虽有发现[12]，但风格与涿鹿故城的人面纹瓦当差别很大。人面纹圆瓦当出现的时间要晚一些，而且分布非常集中，主要出土于六朝时期的南京地区，数量多，种类丰富。根据已有的研究，这些瓦当年代大致从孙吴到西晋时期[13]。虽然南京六朝时期的人面纹瓦当数量和种类都很丰富，但图案线条比较复杂，没有与涿鹿故城人面纹瓦当形制一致的，而且年代也要晚很多。除了南京地区外，其他地区的这种早期人面纹圆瓦当发现数量极少，在山东章丘市东平陵故城出土1件，圆形眼、柱状鼻，长弧形眉交于鼻梁上方，倒V字形短线代替嘴，嘴角四条胡须，直径17.5厘米，属于西汉时期[14]。这件瓦当与涿鹿故城人面纹瓦当风格有些相似，线条都非常简单，而且都有四条胡须，但二者的嘴、眉毛和眼睛差别明显，而且涿鹿故城的人面纹圆瓦当四条胡须均为双短线，这一点也与山东的这件瓦当不同。

从上面的分析看，汉代以前的人面纹瓦当均为半圆瓦当，风格迥异，很难将它们与涿鹿故城的人面纹瓦当联系起来。而山东地区出土的这件人面纹圆瓦当与涿鹿故城的同类器风格有些相似，可能属于同一时代，但二者的差异也比较明显，探讨二者的来源仍需更多的资料。有学者认为六朝时期南京地区的人面纹瓦当来源可能与山东地区早期瓦当有关[15]，涿鹿故城此次出土的3件人面纹圆瓦当为探讨六朝时期南京地区人面纹瓦当的来源提供了新的线索。

[1]2014年涿鹿故城发掘资料正在整理编写中。

[2]刘建华.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古城址调查发现与研究[J].文物春秋，1993（4）.

[3]刘庆柱.战国秦汉瓦当研究[C]//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4]申云艳.中国古代瓦当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5]同[4]：图四十七.

[6]郦道元.水经注（第13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180.

[7]滕铭予，张亮.东周时期冀北山地玉皇庙文化的中原文化因素[J].考古学报，2014（4）.

[8]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9]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延庆胡家营[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10]王志高，马涛.论南京大行宫出土的孙吴云纹瓦当和人面纹瓦当[J].文物，2007（1）.

[11]洪梅.先秦时期瓦当中的兽面纹与人面纹[J].东南文化，2008（3）.

[12]王飞峰.汉唐时期东亚文化的交流——以人面纹瓦为中心[C]//边疆考古研究（第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13]贺云翱.南京出土的六朝人面纹与兽面纹瓦当[J].文物，2003（7）.

[1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中国出土瓦当集录（齐临淄卷）[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图三三三.

[15]同[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