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分析

吴 漾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 100089）

转型期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分析

吴 漾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 100089）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高速发展伴随着社会利益结构失衡和社会规则体系缺失，必然催生出大量的社会矛盾。这些社会矛盾具有复杂多样、错综交织、扩张速度快的特征。针对这些社会矛盾，应从改善民生、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和建立法治社会等方面着手应对。

转型期；社会矛盾；特征；社会利益；社会规则

一、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催生

在社会转型期，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和飞跃。首先是现代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大工业生产以及新技术革命极大地释放了人类生产和创造活力。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大工业所概括的那样：凭借着大工业生产，“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其次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而且还能够充分激发每一个社会成员、每一个社会群体的生产潜能。亚当·斯密指出，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每个生产者都“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2]

经济形态的巨大变化和飞跃必然引发和伴随着空前的社会变革。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涉及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由分化不明显的社会向高度分化的社会转化，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由宗教准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化，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化[3]。这种社会变革影响之大，用李鸿章形容当时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语来类比实不为过。

应当看到，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空前的社会变革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如下两种情形，进而引发复杂多样、甚至会在某个时期快速扩张的社会矛盾。

第一，社会利益结构长期呈现相对非均衡态。

一个社会能否避免大量社会矛盾的出现，并保持着安全运行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具有一个相对均衡的社会利益结构。只有具有相对均衡的社会利益结构，这个社会的成员才能具有相对稳定的生活预期，才能形成较为广泛的认同心理和相应的行为。

无论是对处于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其社会利益结构一般来说是相对定型的，即：呈现出一种相对均衡态。与之不同的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利益结构往往会呈现出一种相对非均衡态。对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和地区来说，社会利益结构相对均衡态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过程，即：需要经过这个社会的各个利益群体相继发育和成长，以便与逐渐普及的现代价值理念如自由、平等相适应，并且需要经过社会各个群体反复博弈、反复试探，从而最终达到彼此之间相对来说都能接受的过程。美国、英国的发展历程均说明，社会利益结构相对均衡态的形成，需要一百多年甚至二百多年的努力；台湾地区、韩国的发展历程也说明，后发国家和地区社会利益结构相对均衡态的形成也需要经历几十年的时间。

对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和地区来说，社会利益结构相对均衡态的形成之所以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解释。

一方面，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看重趋于普遍和强烈，物质利益诉求趋于增强。人类的本性之一就是趋利避害，重视物质的需求。物质利益是人们生活甚至是生存的最为基础性的需求，是安身立命之必需。马克思认为，“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尤其是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以往类似于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逐渐被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取代，重视现实的、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世俗化生活取向逐渐被人们所普遍接受认同。与传统社会所盛行的财富先赋性获得方式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只有与每个社会成员自身的具体努力结合在一起，亦即必须通过“自致性”的努力，方有可能得其所得。凡此种种，造成了两种情形。一方面，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成员对自身物质利益诉求的普遍重视，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必须看到的是，社会成员各自的利益所得又是同自身的努力结合在一起，而且每位社会成员对于自身的具体利益目标往往会有较大的差别，同时转型期的社会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这就使得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相对均衡态的形成具有了较大的难度。

另一方面，人们的利益诉求趋于复杂化和多样化。社会转型，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功能的“专门化”，即：社会系统的结构中原来承担多种功能的某一社会单元逐渐发展为承担单一功能的多种不同社会单元，社会逐渐从同质性社会转变为异质性社会。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大量职业化的社会群体相继出现，大量专业化的社会组织纷纷出现，每一个社会群体以及每一种组织都扮演特定的角色，承担担负特定的功能。以美国的职业群体为例，专业人员群体人员的比例从1911年的4.05%上升至1951年的6.63%，雇主和经理群体人员的比例从1911年的10.14%上升至1951年的10.50%，办事员群体人员的比例从1911年的4.84%上升至1951年的10.68%，而工头和体力工人群体人员的比例则从1911年的80.97%下降至1951年的72.19%。见表1。中国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形。1978年，中国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阶层结构，经过30年的社会转型，发生了巨大变化，已转变为由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5]社会群体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必然会使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状态。

表1：美国的职业分布（%）

显然，在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着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日益普遍化以及复杂化、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利益结构相对均衡态的形成，需要经历一个比较艰难且历时较长的过程。所以，在此过程中，社会利益结构往往会呈现出一种相对非均衡态，即相对失衡态。

第二，社会规则体系的相对缺失。

社会转型，意味着包括制度等在内的社会规则体系的变迁。转型期社会具备的一个明显特征：同以往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原有规则体系正在逐渐失去原有的功能，而能够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规则体系尚未系统地建立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处在规则的真空时期，社会经济领域往往缺乏正常的秩序和健全的规则体系。”[6]换言之，转型期的社会规则体系呈现出某种相对缺失的情形。

进一步看，社会正常秩序和健全规则体系的相对缺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的规则体系”与“旧的规则体系”之间出现某种“空档”或“真空”的情状，即：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某些部位，已经相对缺乏有效规则的约束。二是不少新旧规则的交错存在。在社会转型时期，多种隶属不同时代、性质不同的规则成分往往会同时并存，即：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规则体系虽然没有完全形成，但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规则成分；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旧的”规则体系虽然在消失，但还没有完全消失，其中的一些“旧的”规则成分仍然存在。于是，“新的”同“旧的”规则成分在社会转型这样一个特定时期便出现了同时并存的状态，不少规则之间缺少“首尾一致”的情状。

社会规则体系的相对缺失必然会引致大量社会矛盾的出现。其一，规则体系某种“空挡”、“真空”的情状，必然会造成大量的社会矛盾问题。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社会人”，社会成员必须进行必要的社会交往。而要进行社会交往，就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没有了规则，就意味着人们的行为没有了遵循。在缺少规则的条件下，大量社会成员就会无章可循、各行其是，只是按照自身本能化的利益需求和利益冲动来进行必需的社会交往，因而相互间就必然会出现一部分人损害另一部分人利益的情形，就必然会产生种种抵触、矛盾和冲突。其二，新旧规则的交错存在，更是会直接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的社会规则体系在逐渐形成，而且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开始遵循这一规则体系。但同时不能否认，在社会转型时期，仍然有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所适应的仍然是以往旧的规则体系。这样一来，依据新旧不同的规则体系行事的社会成员之间就必然会产生种种矛盾和冲突。而且，由于不同社会成员依据不同的规则行事，来维护或扩张自身的利益，因而相互间的抵触及矛盾行为就具有了某种相对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因为制度具有分配效应，自然而然就会涌现出矛盾。一套制度会使某些人受益，另一套制度则会使其他的人群受益。因此，对于人们来说，掌握权力来塑造并保持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同时避免或者削弱制度对他们的消极影响，总是乐此不疲的。”[7]

二、转型期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

正是基于上述时代背景，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种复杂多样和快速扩张的态势。转型期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复杂多样。

转型期的社会矛盾种类多、涉及面广泛。作为一场深刻历史进步的社会转型，要经历一个社会全面变革的过程。这样的社会变革，要涉及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全方位、大幅度调整的问题，要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每一个社会群体甚至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而利益尤其是切身利益的具体状况，是大部分社会群体或大部分社会成员对改革发展采取怎样的态度和行为取向的基本依据。既然社会转型是一个全方位重塑利益格局的过程，那么，就必然会不断生成能够从改革发展中受益，从而拥护改革发展的多个社会群体的推力，同时也会遇到来自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维护既有利益的多个社会群体的阻力。这两股力量一旦相遇，就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抵触，形成社会纠纷、矛盾和冲突。由于每个社会群体每个社会成员都会在切身利益方面有所选择和表达，因而必然会形成种类繁多、涉及面广泛的社会矛盾。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一是，有的群体在某个时段能够从改革发展中受益，从而成为改革发展的拥护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在改革发展中的受益变小乃至消失，相应地，其对改革发展的态度和行为取向也会发生变化。二是，有的群体在此方面能够从改革发展中受益，从而拥护此方面的改革发展，但在彼方面由于其具体利益却有可能在改革发展中受损，因而不认同彼方面的改革发展；换言之，同是一个群体，对于改革发展却在不同方面有着不同的态度。比如，2016年5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该年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仅湖北、江苏两省，就将分别减少4万和3.8万生源计划，用于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此规定一出，在考生家长中引起轩然大波：面临人生的关键一考，孩子是不是突然少了几万个机会？那么，增加跨省招生名额是否会降低省内学生的录取率，旨在促进教育公平的方案，是否会带来新的不公平？这些，无疑加重了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复杂性。

从纵向的脉络来看，虽然不同类型社会矛盾相对大规模出现的时间点有所不同，但是各个国家在转型期都会遇到各式各样、涉及各个领域的社会矛盾，几乎是概莫能外。比如，美国在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遇到了几乎是所有类型的社会矛盾，而且有的时期所出现的社会矛盾甚至十分激烈。再比如，在现阶段，中国在经济、社会、政治、环保等多个领域都已经出现了数量越来越多和规模越来越大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对矛盾问题的覆盖面越来越大，涉及面越来越广泛：工人的劳动待遇、劳动环境问题，下岗失业问题，集资融资问题，集体财产管理问题，征地拆迁补偿问题，医疗卫生问题，社区管理问题，移民安置问题，基层民主选举问题，司法公正问题，腐败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等。

第二，错综交织。

值得注意的是，转型期当中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常常是交织聚集在一起的，这就使得转型期社会矛盾呈现出更加复杂化的状态。从各个国家和地区社会转型的实际历程来看，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推进过程中，社会的各个部分各个环节不可能是齐头并进、“齐步走”，而是有快有慢地不平衡发展。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社会、政治等几个重要领域的发展常常是不平衡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增进、不同群体之间的思想观念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进程也常常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有发展相对较快的部分或环节，也表现在有发展相对较慢的部分或环节。于是，这就从一个重要方面促成复杂多样利益诉求的形成，使得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聚集在一起。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有时看似是一个社会矛盾问题，但实际上在这一社会矛盾问题上，却是有可能交织聚集了多个方面的社会矛盾问题。比如中国现阶段的农民工问题，同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表面看去只是中国社会现阶段转型过程当中的一个十分特殊的具体问题。但是如果稍加仔细分析，便可发现，农民工这一问题实际能够反映出中国社会转型当中的许多矛盾问题：既反映出城乡矛盾、劳资矛盾、官民矛盾、贫富矛盾以及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反映出维权问题以及社会政策不平等、不到位问题，还反映出历史遗留问题（户籍制度）与现实的社会流动大趋势之间的矛盾，等等。

进一步看，在一定时间当中，即便属于同一时代内容的亦即同属发展层面上的社会群体之间行为取向及观念也难免磨合不易，相互间有时会出现抵触和冲突；而属于不同时代内容的亦即已发展和未发展两个不同层面上的社会群体之间更是容易产生抵触和冲突。显然，社会矛盾的这种交织性，进而使得社会矛盾容易产生一种叠加放大的效应，增大社会整合的难度。吴敬琏指出，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各种‘快变量’和‘变量’之间就会发生互不衔接的情况，使市场经济体系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面和较快地投入运转。”[8]

第三，扩张速度较快。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大量的社会矛盾必然会出现。亨廷顿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9]现代化生产力的出现和市场经济的推进，使得整个社会聚集了巨大的势能，而社会变革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利益结构的非均衡态以及社会规则体系的相对缺失，使得巨大的社会势能往往难以按照同一方向释放，而是按照社会各个群体不同的甚至是相反利益诉求和行为取向释放。所以，这种释放必然会形成大量的社会矛盾。另外值得提及的是，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经济发展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因而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改善往往普遍充满了期待，希望从中受益。重要的是，民众的期望值往往是以相对较高的指数迅速攀升，而能够满足民众期望的经济水准却是以相对低指数增长，两者之间有着较大的落差。问题在于，民众的期望如果长期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挫折感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进而会加剧社会矛盾。这种情形，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来说更加明显。同先发国家和地区相比，对后发国家和地区来说，往往要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有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同时要面临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双重艰巨任务。任务虽然极为繁重和艰巨，但是，受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较高生活水准所产生的示范效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后发国家和地区民众的普遍期望值却在不断提高，期望与现实两者之间的落差相对较大，因而容易遭受更多的挫折，更难认同社会，对社会矛盾的形成和加重势必会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势能平时就在多个领域多个方面不断地积累和发酵，但或许并不是很明显。但是，社会矛盾一旦积累到一定地步，就很有可能在某个时段，就会呈现出一种爆发性扩张的态势；或者，一旦遇到某种经济危机和公共危机，社会矛盾便会以此为节点得以扩张，而且连带性很强，会迅速蔓延扩散至整个社会。例如，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这段时间，由于社会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建设，社会矛盾实际上已经开始积累，但还不是十分凸显。到2010年左右，社会矛盾便进入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扩张时期。其中一个重要的具体表现就是，近年来中国在公共安全方面的成本不断攀升，其费用支出总额一直高于国防支出总额。

表2 我国近年国防支出和公共安全支出 单位：亿元

美国曾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美国的民众陷入苦难的状态：1932年，“大约有1500-1700万人失业，大多数是一人养活全家的；”[10]27“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近于人口总数的28%；”[10]24“约有200万美国人到处流浪。”[10]13以苦难的经济生活为节点，整个美国社会普遍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纠纷、矛盾和冲突：1932年，大约2.5万名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身无分文，携家带口进入华盛顿露营住下，请求政府救济；尽管举动和平，但遭到了军队的武力镇压。“1932年，曾发生过多起拼死斗争式的罢工，但都以失败告终。”[10]28“农民运动继续扩展，弄得很多城市交通中断。有的城市有一千个武装农民围攻监狱，有的城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有的城市有5000人占领了市政府大厦，有的城市有5000名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10]42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在转型期，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生成巨大的社会势能，社会的全面变革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社会利益结构非均衡态以及社会规则体系的相对缺失必然会促成大量社会矛盾的出现。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与哪个执政党或政府执政无关。无论是哪个执政党或政府，只要在这样转型期，都会遇到这样的过程和这样的社会矛盾。

三、应对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思路

针对转型期的社会矛盾的对策，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里只对其中的关键点进行阐述。

第一，改善民生。孙中山对民生问题较为经典的解释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11]民生问题关乎民众的根本生计，涉及到全体社会成员，是民众最不能忽视的基本权益。只有保障了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才可以从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避免社会矛盾激烈、广泛地爆发，这也是社会安全运行的基础。国家对于社会救济、义务教育、基础性保障住房、就业、医疗、养老等各种关乎民众基本生存的问题，需要根据形势不断调整和改进相关的政策和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提高保障资金，确保按时足额发放。

第二，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民众如果拥有了稳定的物质生活和一定的文化水平，就会惧怕社会动荡不安，就会保持理性的态度，就会重视社会秩序。这种情形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长治久安。因此，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是缓和社会矛盾、降低社会矛盾发生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12]在中国，中等收入人群成员占比较低，只有20%出头。这与不少发达国家50%甚至60%以上的高比例相比，差距明显。一个普遍共识是，中国还未形成中等收入阶层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仍是低等收入阶层偏大的洋葱头型。而扩大中等收入人群，需要国家制定合理的制度和政策，通过在收入分配、住房、教育、经济等等各方面予以支持，保证民众个人财富能够有所积累，同时降低流动门槛，增加低收入人群向上的流动机会。

第三，建立法治社会。社会上各个群体或个体拥有诸多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些利益诉求未必都是合理的。当前经常能看到在遭遇社会矛盾所引发的事件和问题时，往往伴随着“动员式解决”、“人民矛盾人民币解决”等扭曲的解决方式。这样应对社会矛盾往往是非理性的，并且有很大的随机性，不具备长远效应。只有从制度层面入手，将各方权利纳入法制轨道，通过这种权威的、能够被社会全体成员认可并接受的形式，一方面保证和维护各个群体的合理权益，另一方面对于不合理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才能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情况的发生，才能够公平、长远地解决和消除社会矛盾。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27.

[3]吴忠民.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分析[J].学海，2003（3）：98-9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5]陆学艺.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J].社会学研究，2011（4）：4.

[6]吴忠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演进及问题（上）[J].文史哲，2008（3）：160.

[7]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R].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08.

[8]吴敬琏.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234.

[9][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1.

[10][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M].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研究室翻译组、朱协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6.

[11]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802.

[12]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强调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发展中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N].人民日报，2016-05-17（01）.

责任编辑：贺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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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3605（2017）05-0029-06

2017-05-20

吴漾，女，山东济南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研究生处教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