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理论视阈下南京大屠杀事件对外传播的三个维度

佘庄墅

同为世界灾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历史广为人知，而我国南京大屠杀事件却长期得不到世界关注，主要原因在于相关历史事实严重缺失且精确性低，对外传播缺乏公信力；集体表征长期受到忽视，当前呈现表面化趋势；集体记忆被赋予“仇恨”意义，缺乏人文关怀。要想建构关于该事件的全球性集体记忆，必须充分发挥亲历者群体作用、在内容和形式上结晶集体表征、站在全球视野彰显人文主义精神。

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人们需要通过“记忆”巩固历史，在集体中形成共识，记忆是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从社会群体角度看，记忆已经不仅仅是生理学或个体层面的概念，而是社会共同的对自身或他者过往情况的集体认识，这种记忆被称为“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具有建构属性，其建构过程取决于“社会事实”“集体表征”“集体意义”三个内容层次。对比纳粹屠杀犹太人事件，我国南京大屠杀事件之所以长期得不到世界关注，主要是未能在这三个内容层次上建构起该事件的全球性集体记忆。

一、社会事实：严重缺失且精确性低，对外传播缺乏公信力

集体记忆的建构行为必然是基于一定的社会事实。社会事实是集体记忆内容结构的原点，对集体记忆内容的总体形态和结构起根本作用。①我们要建构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全球性记忆，必须首先掌握该事件的历史事实。

由于南京大屠杀事件距今时间跨度大，登记在册的南京幸存者目前仅剩104位。②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历史文献、图片视频等资料了解历史事实。而当前流传的资料主要来源于美英德等第三方中立国，甚至部分来源于日本媒体的报道。根据“议程设置”理论，其对于事件的记录和传播更多建立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导致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历史事实严重缺失且部分失实。例如，美国文本覆盖的南京地域客观上受到限制，屠杀特别集中的长江岸边草鞋峡、幕府山、燕子矶、上新河、三汊河等处，在文本中罕见提及。③

此外，我国掌握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关键细节精确性不足，历史事实缺乏公信力，难以获得国外受众的认同。例如，关于我国遇难者人数的具体数据，官方统计的人数为30万，但在国外存在较大争议，截至2014年12月能够完全确定名字的受害者人数约为1.6万。④如果我国自身尚且无法完全掌握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历史事实，那么将难以在对外传播中获得认同，建构全球性记忆。

我国南京大屠杀事件对外传播应该更关注亲历者群体，其承载着真实、鲜活的历史事实，能够增强对外传播效果。正如保罗·康纳顿所言：“或多或少属于非正式的口述史，是描述人类行为的基本活动。这是所有社群记忆的特征。”⑤然而，当前我国并未充分发挥该群体的价值。一方面，记者们仅仅把极少数受害者作为消息来源，尤其是习惯性地依靠夏淑琴和李秀英等人来伸张诉求。很多时候，幸存者的出场和发声不过是“仪式化”的乃至“工具化”的。⑥另一方面，因为种种原因，我国相关部门长期不受理日本悔悟老兵到中国认错赎罪的要求。

二、集体表征：长期受到忽视，当前呈现表面化趋势

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通过语言、文献、仪式和视音频等载体感知社会事实，建构集体记忆。这一群体内共享的对社会事实的呈现和描述，称之为集体表征。集体表征是集体记忆内容结构的主体，是集体记忆的社会存在形态。⑦在南京大屠杀事件爆发后，集体表征长期受到忽视，到了新媒体时代则容易在经济利益的控制下消解集体记忆。

据统计，从1952年开始到1981年，南京市《新华日报》《南京日报》等重要报刊没有任何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报道。⑧同时，这一时期也没有影片、紀念仪式反映该历史事件。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和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发生后，我国才开始重视集体表征的重要性，并建成系列纪念场所，如：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落成并在随后被列入首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同时修建的还有燕子矶江滩遇难同胞纪念碑、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东郊丛葬地纪念碑等等。正如学者李红涛和黄顺明所言，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南京大屠杀都没有一个制度化的、有形的记忆场所，这恐怕也是造成它后来所面临的集体记忆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⑨

当前，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助推南京大屠杀事件跨国界、跨区域传播，国内外受众互动交流更为便捷，一方面有利于全球性集体记忆的建构，但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集体记忆在碎片化信息和娱乐化消遣中被分割解构。在互联网场域中，虽然集体表征更为丰富，但鉴于新媒体快速、浅层的特征，传者往往从情感层面解读南京大屠杀事件，缺乏对事件的深层思考，难以获得全球性、持久性的理解和认同。此外，新媒体强调个性化、娱乐化，官方媒体的权威性在其中被逐渐消解，部分媒体甚至为了商业利益肆意调侃历史事件，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导致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在消费中被解构。

南京大屠杀事件对外传播应该重视集体记忆框架的作用，精心挑选并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结晶集体表征。集体记忆是服务于当下的。因此在内容上，要善于从“过去”以及“现在”的事件中凝聚概括出适宜当前对外传播的符号，例如反映日本老兵本多利太郎、盐谷保芳、伊桥彰一等人到中国认错的举动并将其定义为“赎罪”，表达和平愿景。在形式上，要充分利用国外受众最常用的媒介，如“脸书”“推特”等等进行传播渗透，基于社交媒体的强关系链主动设置议程，才能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三、集体意义：赋予“仇恨”意义，缺乏人文关怀

依据拉斯韦尔“5W”假说，在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对外传播过程中，除了历史事实（what）和集体表征（what channel）外，我国（who）想要达成的效果（what effect）即推动全球受众（whom）了解和认同该事件的集体意义。集体意义作为集体记忆内容结构的灵魂，为其设立了稳固的框架，集体意义混乱甚至缺失的群体是松散的、不长久的。⑩

我国对外传播时，往往赋予南京大屠杀事件“仇恨”的意义，以控诉日本帝国暴行为主，通过搜集相关音视频资料、采访受害群体的亲身经历，再现大屠杀场面，渲染恐怖气氛，意图警醒国民吸取惨痛教训，勿忘历史，抵制日本帝国主义。据统计，自1982年至2005年，中国仅拍摄了六部南京大屠杀影片，主题比较单一，大多是纪实性电影，偏重于历史讲述，缺乏对人性的反思和人的终极关怀。11然而，纯粹的“仇恨”是国人基于自身立场需求所塑造的意义，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色彩，缺乏足够的深度和宽容度，难以获得国外受众的理解和认同。endprint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讲到：“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近年来，我国已逐步摆脱民族主义的桎梏，开始从全球视野进行南京大屠杀事件传播。然而，国外受众由于受到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性格、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与国内受众相比有所区别，决定了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必须将意义定在国内外受众共同的关注点。以影片为例，彰显“人文主义”精神已经成为南京大屠杀题材类的故事电影的主流创作方向。在各个文化场域不断疏离与融合的今天，把人文主义精神渗透到影片中去，是一种最简单有效的跨越文化障碍的方法，也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12

「注释」

①张庆园：《传播视野下的集体记忆建构——从传统社会到新媒体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1页。

②于英杰：《又有两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去世》，新华网，2016年12月22日。

③《美报揭露敌军暴行 纽约泰晤士报驻沪访员详电引起美国人士深刻印象》，《大公报》（汉口）1937年12月25日，第2版。

④李丹丹：《张宪文：1.6万个名字距30万还很远》，《新京报》2014年12月12日，第A11版。

⑤保羅·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⑥李红涛、黄顺明：《“耻化”叙事与文化创伤的建构：〈人民日报〉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的内容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期。

⑦张庆园：《传播视野下的集体记忆建构——从传统社会到新媒体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1页。

⑧钱春霞：《新闻媒体中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6页。

⑨李红涛、黄顺明：《“耻化”叙事与文化创伤的建构：〈人民日报〉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的内容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期。

⑩张庆园：《传播视野下的集体记忆建构——从传统社会到新媒体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2-94页。

11陈晓红：《影像生产与集体记忆——以南京大屠杀影片为中心》，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35页。

12田怡：《南京大屠杀题材类电影研究》，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21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