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全球经济包容增长的中国角色

汤柳

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发展模式受到质疑。对于未来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我国政府多次表达了全球经济包容增长的核心思想，使得这一理念受到广泛关注。

自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正式提出“包容性增长”以来，其内涵得以不断完善与发展。追溯历史，包容增长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时期。在提倡市场引导经济发展、反对政府干预的同时，亚当·斯密指出，尽管人类具有追求财富的本性，但是财富只集聚在少数人手里，是不公平的;国富民强是经济发展的理想状态。

包容增长的基本内涵是解决贫困、失业以及不公平的对待，核心是经济增长的广泛参与和成果共享权利。在不断深入认识贫困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要摆脱贫困，单单依靠收入分配是不够的，而应该获得相应的发展权利。例如，亚洲开发银行提出，既强调通过经济增长提供就业和发展机会，又强调要公平对待边缘群体，保证该群体的经济参与权和收益权;世界银行则表示，包容性增长是降低贫困人口并使得最大限度的劳动力参与经济活动的增长方式;G20则提出，包容性增长将促进机会和收入的均等。

中国促进全球包容性增长的主导作用

坚持全球化的发展路径

我国推进全球包容增长的基础是坚持全球化发展路径。在理论层面，从自由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到国际分工理论等，以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为核心的全球化经济发展模式成为主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同样认为，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也是全球化的。众多研究表明，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并在减少贫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全球经济包容性增长。质疑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的诸多主张并非要求全面废除全球化，而是寻求如何构建全球化更加公平持久的新机制。在实践层面，为了维护本国利益，运用贸易保护主义对抗自由贸易的发展的主张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世界经济终将回到全球化发展轨道。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阶段，各国提高关税和限制进口的做法对萧条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导致二战后自由化浪潮的出现，并推动各国建立国际组织来实现全球贸易制度安排。

“一带一路”倡议体现包容思想

确立开放包容的合作导向。在我国，从过去我国参与的国际金融合作来看，无论是遵循地域原则，与周边国家展开亚洲金融合作，还是依照南南合作模式建立金砖国家的金融合作，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世界范围内，以往全球价值链并未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众多发展中国家处于价值供应链的低端或者被长期排斥在外。“一带一路”倡议立足于全球国家的多元化和差异性，不再单纯地局限于亚洲或者是发展中国家，更体现出广泛参与的包容思想，结合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不同优势，有助于将更多国家纳入国家体系，以谋求互利共赢的局面。

突出公共产品供给的合作内容。公共物品的消费和生产的非竞争性与排他性，从而产生外部性和“搭便车”的现象，常常导致部分落后区域长期缺乏公共产品的供给。扩大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提升这些区域参与全球化程度，实现经济增长与降低贫困。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多为中低等收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缺口较大的状况，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互联网平台等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促进互联互通、共享包容。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启动中巴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等六大走廊的基础设施项目，涉及资金5046亿美元。在2016年前三季度，在“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签订754亿美元的对外承包工程合同，保持了26.1%的高速增长，未来5年仍具有4.2万亿美元的投资潜力。除此之外，跨境电商和互联网平台的搭建，有助于提升中小企业跨境贸易规模，改变原有的跨国公司主导模式，提高经济增长的成果共享。

大国政策的溢出效应形成推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相关领域的改革正在成为推动全球包容性增长的巨大推动因素。在国家战略方面，倡导平等参与和平等发展的权利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之一，把尊重和保护市场机制、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作为提供包容增长的正确方式;我国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包容增长的要求。在普惠金融方面，国务院发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旨在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可得性，减少金融排斥现象，提高金融包容度，为对社会发展有价值和共享的金融需要获得公平的融资机会。在环境保护方面，全面提倡绿色金融，将环境因素作为投融资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

在国际方面，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全面推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深度必然不断提高，并通过大国政策的溢出效应，使包容增长理念贯穿区域合作之中，为更多的区域提高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和解决民生问题。截至目前，我国为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民生项目的援助和贷款达600亿美元，建立300个面向沿线发展中国家基层民众的小微型援助项目;将设立“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倡议建设“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运用中国的移动支付等先进的金融科技帮助沿线国家发展普惠金融等。

促进全球包容增长的挑战

实现本国包容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产业结构和要素供给结构的改变以及环境资源约束的增强，经济增长逐渐放缓，经济迫切需要转型。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加速了收入不平等，中国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有所扩大的现象。

中国包容增长的实现是促进全球发展的基石。自身实力的增强是展望全球的前提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并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由一个贫穷、不发达的国家成为世界新兴经济体的领导者，GDP占世界份额由1978年的不到3%增加到20%。促进全球包容增长与我国新发展理念相符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才能向世界展现“榜样的力量”。

因此，须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准确把握风险程度、做好总体规划、合理安排结构性改革的先后次序，并给予合适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以配合，消除增长过程中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现象，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鼓励平等竞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一系列包容性经济制度。endprint

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

在国际舞台上，我国获得全球治理的更大话语权仍须努力。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表明，以IMF为核心的全球化经济治理体系存在问题，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成为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全球化治理是规范各国交往合理的、透明规则。欧洲央行原行长Trichet指出，G20的建立、央行行长的全球经济会议以及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建立是全球经济治理正在经历重大转变的表现。有关研究表明，除了拥有较大份额的货物贸易规模之外，中国的资本和技术输出贡献、货币国际化程度等多项实力指标仍然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外援助规模所占比重、在国际组织中所占经费与比重、人道主义援助等国际社会责任与援助方面也较为有限。因此，我国在G20等方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力有待提高。

完善全球包容增长的相关理论政策研究

全球包容增长的相关理论政策研究，不是单纯的经济学理论，更多涉及政治经济学原理，深入有关研究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我国对全球包容增长作用的发挥。具体包括：

第一，在全球化研究方面，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变化及未来方向有待探究。首先，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国内文献的情况来看，以往发展中国家对于参与全球化持有谨慎态度，大多研究集中于讨论如何正确参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并抵制不良的影响。从国外文献情况来看，关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争论从未停止，自特朗普政执政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更是掀起了“逆全球化”思潮，并将矛头指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因此，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出现了重大变化，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探寻这些变化的根源及规律有助于把握未来全球化发展方向，驳斥“逆全球化”思潮。此外，作為全球化的新探索，应深入探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将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全球结构调整等产生的影响，

第二，在财富与收入分配方面，《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通过对长期数据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具有使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均等加剧的长期内在趋势，库兹涅茨曲线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偏离现象。由此，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制度对于贫富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引起经济学家极大的兴趣。除此之外，体现消除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均的包容增长的衡量指标有待完善。

第三，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包容增长的政策要义在于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充分发挥政府和财政政策的相关职能，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创造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然而，对于全球范围而言，如何形成符合多国利益的相应机制，充分发挥经济政策的协调作用，有待研究探讨。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