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重建的有益尝试

颜英+何爱国

[摘要]近代中华民族在遭遇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与文化危机的背景下，先进的中国人根据墨子及其墨学所蕴涵的文化基因，大力阐发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科学、革命、民主、平等、博爱、互助、牺牲、大公无私、渴望和平、勇于反抗外来侵略等精神，对于推动中华民族恢复文化自信、自强不息、独立自主、富国强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墨子 近代中国 中华民族 中国共产党 文化自信 新精神建构

甲午战争之后，传统文化开始受到全面冲击，遭到强力批判。新文化运动以来，这种批判进一步强化，传统文化几遭灭顶之祸，然而令人讶异的是，墨子及其墨学却完全是一个例外。

自鸦片战争以来，墨学复兴成蒸蒸日上之势，而辛亥革命以来，墨学几有取儒学而代之之势，墨学救国论，盛极一时。梁启超、易白沙、方授楚、王桐龄等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20世纪初正在大力开展“新民”运动的梁启超于《子墨子学说》中大声疾呼：“今举中国皆杨也，有儒其言而杨其行者，有杨其言而杨其行者，甚有墨其言而杨其行者，亦有不知儒不知杨不知墨而杨其行于无意识之间者。呜呼，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惟墨学。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1]p11915年10月，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易白沙在《述墨》中认为墨子学说是中国文化中唯一没有毒素的文化，是拯救中国的唯一有效良方。其谓：“周秦诸子之学，差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者，殆莫如子墨子矣。其学勇于救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精于制器，善于治守，以寡少之众，保弱小之邦，虽大国莫能破焉。今者四郊多垒，大夫不以为辱，士不以为忧，战既不能，守复无备，土地人民，惟人之宰割是听。非举国全国之人，尽读墨经，家有禽子之巧，人习高何之力，不足以言救国。”[2]1936年4月24日，方授楚于《墨学源流》自序中也道出墨学的真谛就在于“救世之急”：“墨子之道，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而救世之急；今内忧外患深矣，守御无方，利之无术，若腐心于区区文字之末，而曰此墨学也！是则辱我子墨子于地下矣！”[3]p3-4近代中国，挽救民族危亡是为所有有识之士所追求之首务，而墨子及其墨学被认为具有“摩顶放踵”与“大公无私”的救世精神，无疑被选为救国第一良方。

近代中国，中华民族精神经历了与西洋现代性精神的融合而焕发出新的魅力。墨子被推为这种新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墨子及其墨学经过重新诠释被认为具有牺牲、非攻而尊守、科学、社会主义、坚苦卓越、博大公平、兼容并包、一视同仁、不矜不伐、克勤克俭、为万民兴利除害等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所需要的新精神。1921年4月5日，梁启超于《墨子学案》第二自序中言，“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坠，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4]p3。梁启超把墨学所具有的牺牲精神、互助精神、非攻而尊守的精神、社会主义精神与科学精神视为中华民族新生所必须具备的新精神。梁启超认为墨学对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最有益、最重要的精神就是牺牲精神：“墨教之根本义，在肯牺牲自己。《墨经》曰：‘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经说释之曰：‘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墨子之以言教以身教者，皆是道也。是道也，秦汉以后士大夫信奉者盖鲜，而其统乃存于匹夫匹妇”，“今之匹夫匹妇，曷尝诵墨子书，曷尝知有墨子其人者，然而不知不识之中，其精神乃与墨子深相悬契。其在他国，岂曰无之。然在彼则为畸行，在我则为庸德。呜呼，我国民其念之，此庸德者非他，乃墨翟、禽滑釐、孟胜、田襄子诸圣哲，溅百余年之心力以莳其种于我先民之心识中，积久而成为国民性之一要素焉。我族能继继绳绳与天地长久，未始不赖是也。”[4]p3-4梁启超谓，墨学的“非攻而尊守”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两千年来存亡继绝的要诀：“我国人二千年来言军旅之事，其对于开边黩武，皆轻贱而厭恶之，对于守土捍难，则最所尊崇，若关羽、张巡、岳飞之流，千百年后妇人孺子犹仰之如天神者，皆捐躯于所职以卫国土御外难者也。此种观念，皆出于墨子之非攻而尊守，故吾国之豪杰童话，与他国多异其撰，故吾国史迹中，对外虽无雄略，且往往受他族蹂躏，然始终能全其祖宗疆守毋失坠，虽百经挫挠而必光复旧物者，则墨子之怯于攻而勇于守，其教人入深也。”[4]p4梁启超认为墨学之中亦有社会主义精神：“墨子之经济理想，与今世最新之主义多吻合，我国民畴昔疑其不可行者，今他人行之而底厥绩焉。”[4]p4其《墨经校释》自序中也大力阐发墨学的科学精神：“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矣。墨子之所以教者，曰爱与智。”[5]p1与梁启超一样，伍非百《墨子大义述》也从中华民族精神的视角大力阐发墨学的根本精神，伍氏总结的墨学精神包括：兼爱、尚同、节用、非命、坚苦卓越、博大公平、兼容并包、一视同仁、不矜不伐、克勤克俭、务为万民兴利除害等等。伍氏谓这些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导源于中华民族的祖先大禹，而集中阐发则为墨子：“墨子之学，远祖大禹。禹为开创中原平治水土之第一人，亦为会合诸侯，亲履万邦，而定一统之第一人。中国之有今日，称疆域者曰‘禹域，称民族者曰‘华夏，皆禹一人开辟搏结之功。所谓‘微禹，吾其鱼乎。禹之气魄与勋业，实上迈尧舜而远过汤武，其流风遗教，允为中国世法。墨子缵禹之绪，处周之末，背周道而用夏政，其所倡导之十义，皆禹之旧教，而中夏之故物也。兼爱、尚同，禹实有之。节用、非命，禹实行之。故能由一隅而扩至九州，由一人而抟合万邦，其坚苦卓越、博大公平之精神，不特可以代表中夏，实足以仪型万类。”[6]p195-196伍氏谓，墨学精神不仅为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也是世界精神的榜样。想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恢复根源于大禹精神的墨子精神：“惟墨子远祖大禹，会万国，平九州，选天子，建诸侯，兼容并包，一视同仁，其不矜不伐，克勤克俭，务为万民兴利除害而后已，乃真华夏固有之宗教而禹域之旧学也。今欲重振华夏，再建禹域，非恢大禹之精神不为功。读墨子者，当时时有大禹之人格与社会在。心大禹之心，行大禹之行，学大禹之学，志大禹之志。诚如是，岂惟中夏民族是赖，将再建一九州外之九州，环瀛海而禹域之，其功岂不伟欤。”[6]p196-197endprint

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思潮自鸦片战争以来长盛不衰，西方的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思潮播入中国，同时富国强兵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目标。这样，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精神在近代中国获得了巨大发展空间，墨子被诠释为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精神的中国代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实用主义诠释墨子思想。李相显《先秦诸子哲学》谓“墨子的哲学为功利主义，墨子的方法在以功利为标准”[7]p193。胡耐安《先秦诸子学说》亦谓“墨子之学，赅而言之曰：‘舍己为群、‘强本节用。兼爱之旨，不唯‘利他，而且‘利自，是以近人论墨子者辄以功利主义者拟之”[8]p70、76。嵇文甫《先秦诸子思想述要》则认墨学为一种“极严格的实用主义”，也是极热烈的救世精神[9]p23。

随着“千年大变局”出现，儒学随之没落，中华民族的精神界面发生重大转换。王桐龄《儒墨之异同》指出：“有清末年，欧美学说输入中国，儒教之道德伦理即已根本动摇。民国成立以来，君臣一伦，随宣统帝之退位以消灭，儒教学说益失其根据。”儒学精神动摇，西学精神广播，使得中华民族精神发生重要嬗变，激活了沉寂已久的墨学精神。“墨子学说，乃因种种机会，随外国学说之输入而复活。”其“兼爱”精神借佛教与基督教得以复活：“墨子之兼爱主义，自东汉以后，佛教输入中国，慈悲之说流行，为第一次复活。有明以来，耶稣教输入中国，博爱之风流行，为第二次复活。”其“抑强扶弱”“除暴安良”精神借辛亥革命得以复活：“墨子之抑强扶弱主义，自有清初年，明末之忠臣义士，组织秘密结社，如哥老会、天地会等以反对满洲政府，为第一次复活。有清末年，民国之创业先烈，如吴樾、徐锡麟、温生才等，输入日本之武士道、俄国之虚无主义，组织暗杀党，剪除满廷大臣，为第二次复活。”其“尚贤”“尚同”精神借共和理想与共和政治、社会主义与劳农政治得以复活：“墨子之尚贤主义、尚同主义，自有清末年，民国创业先哲，翻译欧美学说，输入共和理想而复活。民国成立以来，实行共和政治而益复活。现在自命为维新之莘莘士子、理想大家，方且鼓吹社会主义，提倡劳农政治，率全国不学之人，步俄国过激党之后尘。”其“义利合一”精神借西方的功利主义精神而得以复活：“墨子之实利主义，随约翰·弥尔之功利主义学说输入中国而复活。”其“非命”精神借西方的进化论得以复活：“墨子之非命主义，随赫胥黎之天演学说输入中国而复活。”“墨子之国家观念，随卢梭之民约学说输入中国而复活。”其经济自由精神借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而得以复活：“墨子之经济观念，随斯密·亚当之经济学说输入中国而复活。”其“非攻”精神借西方的“反战”和会而得以复活。其“科学”精神借西学的新学科新知识输入而得以复活：“墨子之论理学、物理学、军事学、军械学各种学说，亦随欧美新知识输入中国而复活。”王桐龄认为墨学精神不仅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精神，而且是一种能够“普照全世界”的普世精神：“就目下形势而论，墨子学说之传播力，乃正如日出东方，光焰万丈，有普照全世界之观矣。”[10]p227-229

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墨子及其墨学精神的重要阐发者。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召开的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即席演讲中谈道：“还有一个墨子，也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11]p2280毛泽东在此重点表彰了墨子的劳动精神。陈伯达在《墨子新论》中把中国共产党人视为“墨子精神的继承者”，“真正能够继承其言行最优美的传统的后代”[12]p166。郭沫若《十批判书》指出当时党内有一种说法：“墨子是奴隶解放者，是农工革命的先驱，是古代的布尔什维克”；“墨子是人民的朋友”；“事事为民利着想”；“墨子是‘最民主，是‘布尔什维克”[13]p100、10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谓墨子“代表下层社会农工奴隶要求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始终是为庶民利益着想的”[14]p71。吕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更是对墨子的精神遗产作了全面总结与高度评价：“墨子的思想，给中国民族留下了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传统，值得批判地继承”；“墨子信徒那种对信仰的坚定性、对团体的严格纪律性以及‘自苦为极不惜牺牲自己一切为革命斗争的实践精神，以后都长留在中国农民阶级和中国民族的血液中，是中国民族的优良传统”[15]p120。可以说，当时的共产党人是自觉以墨子精神来构建中国的革命文化、革命道德、革命精神。在整个近代中国革命之中，来自西方与俄国的革命精神，通过墨子精神得以中国化，得以具有感召力，得以深入人心，得以成为近代中国革命家强大的精神动力与精神支柱。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子墨子学说[M].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七）[Z].北京：中华书局，2015.

[2]易白沙.述墨[J].青年杂志.1（2）.1915-10-15.

[3]方授楚.墨学源流[M].上海：中华书局，1937.自序.

[4]梁启超.墨子学案[M].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九）[Z].北京：中华书局，2015.第二自序.

[5]梁启超.墨经校释[M].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八）[Z].北京：中华书局，2015.自序.

[6]伍非百.墨子大义述[M].南京：国民印务局，1933.

[7]李相显.先秦诸子哲学[M].北京：世界科学社，1946.

[8]胡耐安.先秦诸子学说[M].上海：北新书局，1936.

[9]嵇文甫.先秦诸子思想述要[M].北京：开拓社，1932.

[10]王桐龄.儒墨之异同[M].北京：文化学社，1922.

[11]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2]陈伯达.墨子新论[M].见：任继愈.墨子大全（第49册）[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13]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5]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梁发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