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流动还是信息不对称
——对中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动因的实证研究

蒲艳萍 成 肖

(重庆大学 1.公共管理学院 2.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重庆 400044)

资本流动还是信息不对称
——对中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动因的实证研究

蒲艳萍1,2成 肖1

(重庆大学 1.公共管理学院 2.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重庆 400044)

理论上，地区间税收竞争行为可能基于资本流动与信息不对称两种动因产生。基于1999—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中国地区宏观财政收入与各主要税种及费类收入竞争行为的性质与动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地区间存在显著且稳健的税收模仿行为；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税表现出信息不对称下的税收标尺竞争；对于与资本要素密切相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资本的跨地区流动是解释其地区间策略互动关系的最好方式；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与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具有显著的空间策略互动特征。

税收标尺竞争；信息不对称；资本流动；晋升锦标赛

一、引言及相关文献回顾

中国的优惠政策尤其是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层见叠出，地区争取到的税收优惠幅度和范围的不同，导致地区间实际税收负担具有较大差异。通过调整税收审计、税收督查等税收征管力度，地方政府可诱发地区企业避税，降低企业税负压力。该方法更为隐藏，更难被上级政府监督，因此在实际中常被地方政府采用。此外，地方政府还可通过多种税费减免方式来吸引企业投资，提高地区竞争力。2007—2008年，11个省区地方政府以“招商引资”、“旧城改造”等方式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19.61亿元*资料来源：审计署审计报告《40个市地州56个县区市土地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及土地征收出让情况审计调查结果》。。可见，中国地方政府虽无权展开以税收立法和名义税率为策略性工具的税收竞争，但可通过税收优惠、税收征管、财政补贴等手段调整地区实际税率，实现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在大量研究(沈坤荣 等，2006；郭杰 等，2009；龙小宁 等，2014；王佳杰 等，2014；等等)为中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客观存在提供实证证据后，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揭示税收竞争的动因。实证考察中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动因既是客观刻画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发生机理的需要，也将对匡正地方政府税收竞争行为与深入理解中国式分权有所贡献，此即本文宏观立意之所在。

解释地区税收竞争行为最具影响力的理论由Wildasin(1988)提出，该理论基于资本完全流动假设，认为资本稀缺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受各地区财政政策驱动，某地区财政政策的选择会通过影响资本在地区间的配置进而影响其他地区的政府预算约束。为吸引更多的资本要素流入以实现本地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会选择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手段与同级政府展开竞争，造成地区间税收政策选择的策略性互动。Besley et al.(1995)基于地方官员与选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出地区间税收竞争行为的另一种解释。提供辖区内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所必需的财政收入信息在地方官员与选民之间是不对称的。为获取政治租金，地方官员具有隐瞒该信息、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激励。处于信息相对贫乏一方的选民，有效评估地方官员表现的能力受限，通常会选择以邻近地区税负状况作为标尺来推断本地区地方官员的表现并对其进行选举制裁。地方官员为再次获选，在制定本地区税收政策时会参考邻近地区的相关税收政策。因此，标尺竞争机制下地区间税收政策选择呈现空间策略性互动特征。Bosh et al.(2007)揭示出西班牙各选区的政治选举结果不仅受辖区内的税率影响，也与邻近地区的税率相关，验证了基于信息不对称假说的税收标尺竞争理论的合理性。

以上两种理论引发了随之而来的疑问：中国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下是否有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下的税收标尺竞争？如果有可能，那么现实中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究竟是基于流动性动因还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动因？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可否由流动性动因或信息不对称动因来单独解释？不同税种的税收竞争动因是否存在差异？遗憾的是，目前基于中国现实背景解答中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动因的文献较为匮乏，且大多停留于初步的逻辑分析，没有利用经验数据对中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动因进行实证研究。为填补国内此项实证文献的空缺并解答上述疑问，本文利用1999—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动因进行实证检验，并对不同税种的税收竞争动因进行区分。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基于中国现实的理论分析

地区间税收策略互动关系的理论根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地区间为争夺稀缺性流动资本而展开税收竞争，另一个是信息不对称下选民以邻近地区的税收政策为标尺来对本辖区地方官员进行选举制裁所产生的税收标尺竞争。中国地方政府为争夺资本稀缺要素而展开税收竞争的观点获得普遍认可。谢贞发等(2015)在讨论了税收标尺竞争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后指出，采用资本流动性动因解释中国分税制下同层级政府间的横向税收策略互动关系更为合理，但其没有对该观点进行进一步的实证验证。王守坤等(2008)通过在税收竞争识别模型中引入重大政治经济会议召开年份虚拟变量与税收策略反应项的交互项来检验标尺竞争效应，结果表明理论上的税收标尺竞争效应没有得到证实。那么，信息不对称下的税收标尺竞争假说是否可以作为解析中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问题的理论基础？这是需要首先回答的重要理论问题。

国内外政治体制存在差异，中国地方官员并不由(至少是不完全由)地区居民选举产生，这使得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自下而上的税收标尺竞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需要进一步的推敲与讨论。基于中国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与西方标尺竞争机制的相似性(周黎安，2007；Caldeira，2012)，本文认为，中国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下，地区间展开基于地方官员与上级政府信息不对称动因的税收竞争成为可能。所谓中国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是指具有集中人事权的中央或上级政府会设计一定的晋升和提拔标准来评估地方官员的绩效并决定其升迁。考核标准包括GDP增长、地方财政收入、充分就业、公众满意度*中国现行政府考核机制中，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引入群众上访一票否决等规定。等一系列社会经济目标。由于上下级官员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减少政绩考核的误差，处于信息相对贫乏一方的上级政府会理性地根据地方官员绩效的相对位次而不是绝对成绩来决定其晋升。位居行政金字塔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为在晋升锦标赛中获得更高的排名，会积极关注竞争对手动向并看着竞争对手“出牌”(尚虎平，2007)。可以看出，在信息约束和风险规避条件下，由上级政府发动的对地方官员的晋升制裁使得地方政府具有与其他地区保持高度竞争的激励。考虑到税收政策与地区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地区就业、居民满意度等之间的紧密依存关系，税收政策的选择无疑成为了地方政府参与竞争的重要手段。地方官员将竞争性地区的税收政策、实际税负水平等作为自己施政的参照，产生了地区间税收的策略性互动。

标尺竞争机制的一个必要前提假设是信息具有可比性(Besley et al.，1995；Emmnuelle et al.，2009)。若邻近地区的税收负担具有较大差异，信息溢出的有效性和借鉴性大大降低，选民很难确定并统一评价本辖区税负状况所应采用的基准税负。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地方官员提高辖区内税负而不被选民准确识别的几率提高。因此，不同于基于资本流动性动因的税收竞争假说，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税收标尺竞争假说中，地区税负与邻近地区税收负担的离散程度相关。标尺竞争机制的有效性受制于邻近地区信息的可比性，这在中国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中依然成立。有效推行晋升锦标赛的一个重要提前是合理的参赛组构成，只有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地区才能保证相互竞争的激励(周黎安，2007)。

综上，本文认为，中国存在信息不对称下税收标尺竞争假说的理论逻辑所要求的基本要素，地方政府有可能展开地方官员与上级政府信息不对称下自上而下的税收标尺竞争。*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信息不对称下自上而下的税收竞争本质上源于晋升竞争。不是税收竞争促进了标尺竞争，而是晋升竞争促进了税收竞争。而且，在晋升考量中，税收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还有很多因素也具有决定性。作者感谢审稿人的提醒。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的资本跨地区流动呈不断上升趋势(Lai et al.，2013)，已有文献基于资本形成总额、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企业异地并购等视角对税收环境与资本流动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经验证据支持了低税负的资本流动效应(钟炜，2006；付文林 等，2011；王凤荣 等，2015)。因此，理性的地方官员不敢贸然提高与资本要素密切相关的税种的税收负担，因为这样会将资本驱赶至税负更低的邻近地区。更为普遍的是，针对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对资本流动有着积极影响的税种，地方政府会采取先征后返、税收优惠、税收征管力度等多种方式的税收竞争。根据姚君(2003)的研究，在2000年中央政府发文强制取消地方政府自行制定并实施的企业所得税先征后返优惠政策之前，在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中，有700多家涉及先征后返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高培勇等(2013)使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测算发现，采用最保守的窄口径金额，2007年中国增值税税收优惠高达22630.92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4%。范子英等(2013)实证发现，相比由国家税务局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企业，由地方税务局征管所得税的企业的避税情况更加严重，即受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直接影响的地方税务局具有更低的企业所得税征管力度。由此，本文提出：

假设1：在地区经济高度竞争与区域一体化日益强化背景下，中国地方政府针对与资本要素密切相关的税种会展开基于资本流动性动因的税收竞争。

如果争夺资本投资是中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唯一驱动力，那么地方政府只需针对与资本流动密切相关的税种展开竞争，对资本流动无显著影响的税种的实际税率选择在各地区间相互独立。然而，有研究发现，对吸引资本收效甚微的消费税与费类收入的税负水平也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策略互动特征(童锦治 等，2013；崔治文 等，2015)。这表明，中国很可能存在流动性动因税收竞争以外的税收标尺竞争。以消费税为例，消费税的税负转嫁性质使得消费税的高低关乎地区物价水平、居民消费意愿等重要民生问题，刘宇等(2015)利用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不同情景下开征碳税的经济影响，发现若保持政府预算不变，碳税全部用于减免消费税，物价水平可下降6.91%，刺激消费支出大幅增加3.22%。地方政府获得的消费税返还根据1993年的基期数据按照一定的增长率逐年递增而确定，与地方政府的征税行为基本无关。因此，晋升锦标赛下的地方官员具有降低消费税税负的激励。中央政府陆续出台一些有关消费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可参见财税[2005]174号、财税[2006]33号、财税[2008]38号、国税发[2008]45号、财税[2010]98号、财税[2010]118号、国税局公告[2010]第12号、国税局公告[2010]第16号等。，这使得地方政府在使缴纳消费税的生产企业享受特别消费税减免优惠或给予其财政补贴上具有一定的操作空间。但当邻近地区的消费税税负具有较大差异性时，消费税凸显性降低，消费税提高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也会降低，这削弱了地方政府降低消费税税负的激励。因此，地区间消费税税负的策略互动关系受制于邻近地区消费税税负的离散程度。由此，本文提出：

假设2：在中国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下，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税等税种税收竞争的驱动力在于地方官员与上级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三、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一)基于流动性动因的税收竞争模型

在资本完全流动假设下的税收竞争简化模型(Wildasin，1988)中，经济体由L个同质地区组成，每个地区均有N个个体。经济体共有资本存量K，ki为地区的资本存量，满足：

(1)

位于地区i的个体j提供θ≡1

(2)

(3.1)

(3.2)

其中，-i表示i地区的竞争性地区。式(3.1)、(3.2)表明，i地区的资本存量ki与本地区税率ti负相关，与竞争性地区税率t-i正相关。

政府预算约束与个人预算约束分别为：

gi=tiki

(4.1)

(4.2)

假定个人因消费私人物品c与公共物品g所带来的效用函数满足：

uij=u(cij,gi)=cij+v(gi)

(5)

给定竞争性地区税率t-i，选择本地区税率ti以最大化效用函数：

(6)

对式(6)求ti的一阶偏导数，有：

(7)

其中，v′(gi)为公共物品的边际价值。式(7)反映地方政府税率选择的空间策略性互动：地区i在其竞争性地区税率t-i给定条件下选择本地区税率以最大化本地区效用函数；同时，竞争性地区在地区i税率给定条件下选择该地区的最佳税率。

(二)基于信息不对称动因的税收竞争模型

借鉴Emmnuelle et al.(2009)建立的地方官员与选民信息不对称假设下的税收竞争简化模型，本文将中国背景下基于地方官员与上级政府信息不对称动因的税收竞争模型表达如下：

i地区地方官员获得晋升的概率函数pi满足：

(8)

(9)

i地区地方官员制定本地区税率ti以最大化其目标函数：

(10)

其中，t0为提供辖区内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所需的税率水平，ρ为地方官员在任期间可获得的政治租金。地方官员最大化其目标函数意味着式(10)对ti的一阶偏导数等于零，即：

(11)

同时，式(10)对ti的二阶偏导数小于零，即：

(12)

根据式(11)，应用隐函数定理，有：

(13)

(三)计量模型的设定

根据式(7)与式(11)可知，分别在资本流动假设与信息不对称假设下，地方政府的税率选择均呈现空间策略性互动特征。式(13)表明，在基于信息不对称动因的税收竞争模型中，地区税负与其竞争性地区税负水平的离散程度存在正向变动关系。这一关系在基于流动性动因的税收竞争模型中却并不成立。因此，判别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是基于流动性动因还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动因的关键在于检验地区税负与其竞争性地区税负水平的离散程度之间是否显著正相关。为实证检验中国地方政府是否展开税收竞争，以及可能存在的税收竞争行为的动因，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14)

(15)

(16)

(四)模型估计方法

四、经验分析

(一)变量定义和数据说明

本文实证模型的变量包括三大类：

第一类是被解释变量。为区分不同税种的税收竞争特征及动因，本文分别采用地区宏观税负R_fis、增值税税负R_vat、消费税税负R_ct、营业税税负R_opt、企业所得税税负R_eipt、个人所得税税负R_iit、城镇土地使用税税负R_lut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税负R_aift作为计量模型的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税收负担以税收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由于中央政府的非税收预算内财政收入缺失地方统计数据，因此本文估算地区宏观税负时仅包括全国税收收入和地方非税收预算内收入*2013年，中央非税收预算内收入占中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仅为2.6%，因此，忽略中央非税收预算内收入分地区数据，不会带来地区宏观税负估算的显著偏差。。2014年，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及行政事业性收费约占财政总收入的80%，具有较强代表性。

第二类是主要解释变量。在针对地区总体财政收入与各细分税种及费类收入进行的回归中，根据式(15)和式(16)，本文构建反映其空间邻接省份平均税收负担的变量(Rv_fis、Rv_vat、Rv_ct、Rv_opt、Rv_eipt、Rv_iit、Rv_lut、Rv_aift)与反映空间邻接省份税负离散程度的变量(σ_fis、σ_vat、σ_ct、σ_opt、σ_eipt、σ_iit、σ_lut、σ_aift)。

第三类是控制变量。计量模型控制各地区财政支出比重、地方财政自主性、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贸易开放度、外资实际利用水平等因素对地区税负的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比重gov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地方财政自主性decen为地方财政净收入与地方财政总支出之比，其中，地方财政净收入等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减去上解中央支出；产业结构ts为地区第二、三产业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城市化水平urban为地区非农业人口与地区总人口之比；固定资产投资比重invest为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贸易开放度trade为各地区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外资实际利用水平FDI为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1994年分税制的实施带来中国财政收入体制的巨大变化，鉴于分税制改革从实施到生效的时间滞后性及可得数据的完整性，本文采用1999—2014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税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观测值=496) (单位：%)

(二)计量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系统GMM方法，分别利用1999—2014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地区宏观财政收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及地区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数据进行模型(14)的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见表2。广义矩估计采用一阶段估计法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在小样本中采用两阶段估计法则容易导致标准差被严重低估。因此，本文采用一阶段估计结果进行系数统计推断，采用两阶段估计进行模型筛选，较为合理。表2中AR(1)、AR(2)与Hansen行分别对应相应的p值。干扰项序列相关检验结果表明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但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Hansen检验结果表明不能拒绝工具变量与扰动项不相关的原假设，工具变量外生，模型设定合理。

表2中，除列(6)针对个人所得税进行的回归分析外，其余各列结果中L.R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各地区当年的税负水平与该地区上一年的税负水平呈现显著的正向关联关系，反映出地区税收负担自身的惯性，即地区宏观财政收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与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税收负担均表现出显著的时间上的路径依赖特征。基于地区宏观税负的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地方政府展开呈策略性互补特征的税收竞争，某地区相邻省份的平均税负增加或减少1%时，会导致该地区的宏观税负水平同向增加或减少0.1833%。列(1)中，变量空间邻接省份税收负担标准差σ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整体上中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是为争夺更多的稀缺性流动资本。

具体来看各主要细分税种和费类收入的回归结果。对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估计得到的税收竞争反应系数分别为0.5243、0.2921与0.6135，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中国各地区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收负担均存在显著的模仿行为。其中，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收竞争反应系数最大，原因在于：地方税务局由地方政府管理，直接受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影响。相比国家税务局，地方税收局具有更强的调整税收执法力度进行税收竞争的激励。城镇土地使用税全部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管，因此具有更大的税收竞争空间。列(2)、(5)、(7)中，衡量邻接省份税收负担离散程度的变量σ均不显著。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及城镇土地使用税与资本投资高度相关。在地区经济高度竞争与区域一体化日益强化背景下，对于直接影响资本跨地区流动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中国地方政府展开了基于资本流动性动因的税收竞争，验证了假设1。

表2 地区总体税负及各主要税种和费类收入税负水平的系统GMM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值；L.R、Rv与σ在回归结果(1)～(8)中分别表示相应税种的解释变量名(因篇幅有限，其指标具体形式此处省略)。下同。

列(3)的回归结果显示，消费税的税收竞争反应系数为0.2028，中国地区间消费税税负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竞争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衡量邻接省份消费税税负离散程度的变量σ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某地区相邻省份消费税税负标准差提高或降低1%，会使得本地区消费税的税收负担同向提高或降低0.1679%*这一回归结果也可能是因遗漏解释变量而造成。如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区域，比经济发展较均衡的区域消费税税率更高。因此，本文进一步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以199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回归结果显示，控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改变模型主要结论，此时，消费税的税收竞争反应系数为0.2058，衡量邻接省份消费税税负离散程度的变量σ为0.1964，且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一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设2，在中国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下，地方政府针对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税展开了基于地方官员与上级政府信息不对称动因的税收竞争。

分别针对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与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的回归结果见列(4)、(6)、(8)。可以看到，空间邻接省份平均税负Rv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某地区邻近省市的营业税税负、个人所得税税负与行政事业性收费负担对该地区的税收负担无显著影响，即地区间营业税税负、个人所得税税负与行政事业性收费负担不呈现空间策略互动特征。营业税的税收竞争反应系数不显著的可能原因如下：营业税主要是对建筑业与第三产业(不含批发与零售业)征收的税种，相对绩效考核压力下的地方政府容易做出短视行为，更倾向于争夺投资规模大的工业企业，往往通过财税优惠、租金减免、资金扶持等竞争手段以开发区为载体来吸引工业企业的入驻。根据《中国开发区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发现，2011年131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开发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72.62%与22.68%，而同期全国工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39.99%与43.10%。另外，营业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总公司集中交纳的营业税)属于地方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地方政府针对营业税进行“竞争到底”竞次行为的激励较低。行政事业性收费同属地方税，地方政府选择征管行政事业性收费来满足地方财政需求，找补对其他税种向下的税收竞争所造成的财政收入损失。个人所得税的税收竞争反应系数不显著与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相关。

表2还给出了各控制变量对地区税收负担的影响。由于被解释变量的不同，相同控制变量在不同回归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值与显著性水平存在差异。观察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1)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与地区税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在通过税收融资实现公共支出的财政理念下，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会倒逼地方政府提高税负；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会提高地区税收负担，这与对农业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相关，如2006年农业税、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全面取消，再如增值税中制造业部门的适用税率一般为17%，而农业相关货物的适用税率多为13%。(2)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宏观税负、增值税税负、企业所得税税负等具有负向关系，这是因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受宏观经济形势与企业资金制约，税负降低对企业盈利能力起积极作用，因此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提升意味着企业面临较低水平的税收负担。(3)总体上，对外开放程度与地区税负之间存在正向变动关系，尽管出口企业享有一定的出口退税与出口补贴，但其对地区税负的抑制作用被较高的进口税负抵消。

(三)稳健性分析

本文采用多种方法对表2的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综合多种方法进行的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注：R_fis、R_iit分别表示地区小口径宏观税负与广义个人所得税税负，并相应调整列(9)、(14)中L.R、Rv与σ的统计口径。

列(9)是以地区小口径宏观税负进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测算小口径宏观税负时仅包括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不包含地区非税收预算内收入；2004年，东北地区率先启动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由生产型增值税转为国际上通用的消费型增值税，以2004—2014年增值税相关数据进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见列(10)；列(11)和列(12)分别为采用差分GMM方法对消费税与营业税进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2002年中国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将企业所得税由原来的地方税转变为中央-地方共享税，同时规定在2002年之前成立的企业还保留在地税局管理，而所有新成立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必须由国税局征管，这可能影响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激励与税收竞争空间，因此，列(13)为利用2002—2014年企业所得税相关数据进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考虑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基金虽然不是采用征税的方式缴纳，但它是对劳动工资征收，属于对个人所得课税，因此，列(14)是以个人所得税收入与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之和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的广义个人所得税税负进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由于西藏城镇土地使用税数据缺失严重，列(15)是剔除西藏样本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列(16)是剔除控制变量后对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对比表2与表3，可发现调整变量统计口径、更换模型估计方法、变更样本估计区间或剔除模型控制变量对模型关键解释变量Rv与σ回归系数的正负号及显著性与否均无影响，表明表2的结果具有稳健性。具体来看回归系数值的大小与显著性水平，列(9)中地区小口径宏观税负的竞争系数为0.2174，大于表2中的0.1833，其显著性水平也明显提升，表明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空间策略性互动更多地体现在税收收入而非地区非税收预算内收入上，进一步佐证前文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具有显著的空间策略性互动特征的结论。以2004—2014年增值税相关数据进行的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地区间增值税税收竞争行为加剧(税收竞争反应系数由表2中的0.5243上升至表3中的0.5788)，这与近年来中国资本跨地区流动呈不断上升趋势相契合。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竞争反应系数由表2的0.2921提高至表3的0.3346，这是因为在仍由地税局负责征管企业所得税的系统中，中央政府税收分成比例的提高，将降低地方政府提高税收征管努力的激励，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降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以吸引资本要素流入。剔除数据存在缺失的西藏样本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收竞争反应系数也进一步提高(由表2中的0.6135变为表3中的0.6183)。

表4 以变异系数指标衡量离散程度进行的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注：cv在列(17)～(24)中分别表示相应税收在空间邻接省市税负水平的变异系数，计算公式为：cv=σRv。

为增强检验结果的信度，本文进一步地采用变异系数指标衡量空间邻接省市税负水平的离散程度，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模型(14)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可以看到，与表2一致，在针对地区宏观财政收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进行的回归中，空间邻接省份平均税收负担的回归系数均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其变异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空间邻接省份消费税平均税负与其变异系数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在针对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与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的回归中，空间邻接省份平均税负与其变异系数的回归系数则均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综上，可以发现：中国地区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表现出基于税基流动性动因的正向空间竞争，消费税的正向空间竞争则源于地方官员与上级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与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具有显著的空间策略性互动特征，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中国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下地区间税收标尺竞争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一方面，由上级政府发动的对地方官员的晋升制裁使得中国地方政府具有与其他地区在税收政策选择上保持高度竞争的激励；另一方面，邻近地区信息要具有可比性的必要提前假设在中国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中依然成立，晋升锦标赛的有效推行受制于邻近地区经济发展条件差异。因此，本文认为，税收标尺竞争假说可以作为解析中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问题的理论基础。

利用1999—2014年中国地区宏观财政收入以及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与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对地方政府税收竞争行为的性质与动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验证了“与资本要素相关的税收要素争夺竞争、与居民生活相关的税收可蒙混竞争”的理论假设。具体而言：(1)总体上，中国地区间存在显著且稳健的税收模仿行为，并且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空间策略性互动更多地体现在税收收入而非地区非税收预算内收入上。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日益强化，中国地区间税收竞争呈加剧趋势。(2)对于与资本要素密切相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资本的跨地区流动是解释其地区间策略互动关系的最好方式。为争夺稀缺的流动性资本，地方政府会展开以竞赛到底为特征的税收竞争行为，出现均衡税率低于最优水平的结果。匡正地方政府恶性税收竞争行为可从税收分成比例与税收征管机构着手，因为这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激励与税收竞争空间。(3)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税表现出信息不对称下的税收标尺竞争。当邻近地区消费税税负具有较大差异时，地方官员更容易“浑水摸鱼”去提高本地区消费税税负。因此，在规范地方政府税收竞争行为时，应特别注意不同税种的税收竞争动因存在差异。(4)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与行政事业性收费税不具有显著的空间策略互动特征，地方政府选择其来满足地方财政需求，找补对其他税种向下的税收竞争所造成的财政收入损失。中国地方政府并没有对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展开竞争，表明现阶段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仍依赖于资本的大量投入，并没有转向创新和人才的使用上，须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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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志炜)

CapitalMobilityorInformationAsymmetry:AnEmpiricalStudyofMotivationsofTaxCompetitioninChina

PU YanPingCHENG Xiao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Two mechanisms, capital mobility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can theoretically lead to strategic interaction of tax policies across provinces. This paper tests the nature and motivations of competition in overall revenue and each major category of taxes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9 to 2014.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exists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spatial tax competition. Consumption tax which highly related to the living is involved in an information-led tax competition, while in the case of value-added tax, enterprise income tax, and urban land use tax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capital and the mobility of the tax base seems to be the best way to explain tax competition. Business tax, personal income tax and administrative fees don′t have significant strategic interactions.

tax competition; information asymmetry; capital mobility; promotion tournament

2017-07-09

蒲艳萍(1965--)，女，四川西充人，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成 肖(1990--)，女，湖南邵阳人，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多态叠加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新表现与新挑战研究”(15AZD022)；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中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研究”(CYB16052)。

F812.4

A

1001-6260(2017)09-0075-12

10.19337/j.cnki.34-1093/f.2017.09.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