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创业资源可得性的中介效应分析

苏岚岚 彭艳玲 孔 荣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社会网络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创业资源可得性的中介效应分析

苏岚岚 彭艳玲 孔 荣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构建家庭、村级及商圈三维关系网络，并联结创业网络、资源获取及创业效果，依据陕西463份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及其路径。结果表明，三维社会网络均对农户创业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通过创业资源可得性的部分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农户创业绩效；其中，信息可得性与正规信贷可得性在家庭社会网络与农户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一致，而在村级社会网络、商业关系网络与农户创业绩效之间，信息可得性的中介效应高于正规信贷可得性；非正规信贷可得性在三维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创业绩效的关系中均不具有中介效应。

社会网络；农户创业绩效；资源可得性；信息；金融

一、引言

农户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更是农村生产要素实现有效整合的关键，而农户如何能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充分发挥优势，实现创业并保持可持续能力是推动其积极参与“全民创业”的重要保障。当前，旨在激活农村创业主体的创业培训、改善农户资金约束状况的创业贷款、优化农村众创空间的创业平台建设等系列扶持政策在许多农村逐步实施。然而，受资源和政策承载力约束，我国西部地区的农户创业仍面临着人力资本水平低、金融资源不足等现实问题，制约了其可持续能力的增强和既有创业效果的改善。随着创业研究的深化，许多学者甚至将创业界定为一个由关系推进的社会过程，且创业网络是影响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朱秀梅 等，2011)。基于对农村“圈层差序”人际关系格局的研究，费孝通(2007)指出，农村人际关系的广度和紧密度直接影响个体的信用累积和约束力的形成。而累积的信用和形成的约束力有助于创业农户在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相对薄弱的条件下，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资源配置替代机制和创业资源获取的重要凭仗作用(李树 等，2012；Stam et al.，2014)。社会资本源于人际关系网络，大量研究证实，社会网络有利于创业者获取财务资源、信息资源、情感支持与联络介绍等，且有助于提升创业者整合、吸收和利用资源的动态能力，进而为创业效果的改善提供了重要保障(Yoo，2000；Casson et al.，2007；Reynolds，2007；芮正云 等，2014)。因此，撬动内嵌于农村社会的关系网络，对于增强创业资源可得性，缓解农户融资和信息等约束，进而有效提升农户创业绩效具有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

近几十年，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带来了农村人际关系结构的深刻变迁，传统的“血缘人情”和市场化的“经济理性”成为当前农村社会普遍奉行的两种重要人际交往规范。通过梳理文献发现：一方面，已有研究较多关注以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亲朋邻里等传统社会关系网络，而忽视了针对创业农户以业缘和友缘为纽带的顾客、生意伙伴等新型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且对社会网络影响资金借贷的分析较多，而对其影响创业信息获取的探讨不够。另一方面，虽然已有研究证实了社会网络是农户创业绩效影响因素的重要方面，但对其影响农户创业绩效的机制研究尚不够深入。以往研究表明，资金和信息的双重约束是制约农户创业过程的关键因素(吴本健 等，2014)。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家庭、村级、商圈三维社会关系网络，从金融与信息资源两方面考察创业资源可得性，并以农户所创事业的盈利发展状况及其带来的创业者收入水平提高、生活质量改善及社会地位提升程度衡量创业绩效，构建社会网络、创业资源可得性与农户创业绩效的关系理论模型，实证检验金融与信息可得性的中介效应，进而揭示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创业绩效的中间转化路径，为优化农户社会网络，探求创业绩效提升和农民收入增加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网络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

社会网络是指由个体之间的主要人际关系所构成的体系，因理论上难以清晰界定，实证上对其测度存在较大差异。现有关于社会网络与创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网络结构特征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讨论，Aldrich et al.(2001)的结果显示，网络规模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丁高洁等(2013)的研究表明，网络规模和网络强度均会对农民创业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陈亦悠等(2013)则通过引入资源整合能力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观点。二是网络关系特征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Pirolo et al.(2010)以关系连带为切入点，发现网络关系强连接有助于获取相对充分和可信赖的信息，降低商业关系交易风险，提高利润，从而增强创业企业经济表现；Baker et al.(1999)对关系弱连接的研究则表明，弱连接在传递大量新颖信息的过程中发挥了获取远距离联系的桥梁功能，进而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针对农民创业者的研究则表明，商业网络强连带数量显著正向影响创业绩效，而商业网络弱连带数量的影响不显著(黄洁 等，2010)。三是网络社会特征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Leung(2006)的实证表明，创业者更加依赖于从家庭和朋友构成的传统社会网络中获取创业支持，并且这种创业支持已成为提升创业绩效的重要途径。Steier et al.(2000)的研究结果显示，新型社会网络能够为创业者提供更多获取客户信息、管理知识和相关技术的渠道，提高了农民创业者决策的正确率，且这些异质性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陈亦悠，2014)。梳理文献发现，已有研究较多关注单一网络特征，且在网络社会特征方面集中于农民家庭和村级层面的社会网络研究，而对商业关系等新型社会网络的重视不够。因此，本文联结网络结构、关系和社会特征，构建包括家庭、村级及商圈的三维社会网络，并从网络规模和强度、强弱连带角度考察不同层面网络成员间的信任支持、联合互助及互惠互利程度，进而探讨农户社会网络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理论上而言，家人、亲戚、朋友之间的信任支持程度越高，同一村庄成员之间的联合互助越强，与顾客、生意伙伴之间的互惠互利越多，越有利于创业农户获取项目带动、资金支持、技术指导、创业信息的共享和情感支持等，进而带来创业绩效的提升。据此，本文提出：

H1：社会网络对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H1a：家庭社会网络对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H1b：村级社会网络对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H1c：商业关系网络对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二)社会网络对创业资源可得性的影响

创业资源是创业过程所需的有形与无形资源的总和，创业资源可得性反映了农户创业过程中资源获取的难易程度。现有关于社会网络对创业资源可得性的影响研究集中于社会网络对资金和信息两种约束的缓解作用。一是社会网络对创业融资的影响，已有研究指出，社会网络不仅可以通过提升对外融资的可得性，显著缓解农户创业选择中的正规金融约束(张鑫 等，2015)，而且还能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民间借贷(马光荣 等，2011)。胡枫等(2012)的研究则表明，与非正规渠道相比，社会网络对正规金融机构有效借贷的影响更大，严太华等(2015)的研究亦证实了这一点，其进一步指出家庭社会网络对民间借贷可得性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借贷规模的影响显著为正。此外，杨汝岱等(2011)指出，社会网络越发达的农户，其民间借贷行为越活跃，但在农村现有残缺产权条件下，社会网络在民间借贷中发挥的作用将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而趋于弱化。二是社会网络对信息获取的影响，已有研究证实了人际关系网络是农户信息交流和获取的重要渠道，尤其是在农村弱势群体的信息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Beggs et al.，1996；叶敬忠，2004)。蒋剑勇等(2013)针对创业农户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社会网络规模对获取信息资源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关系强度的影响不显著。文献研究综合表明，社会网络中复杂的人际连带关系，不仅可以通过弥补农户贷款抵押或担保物的缺失，从而增强农户信贷可得性；也可以通过缓解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状况，减少金融机构的监督成本和交易成本，降低不良信贷比率，进而增强金融机构的授信意愿。但已有研究对社会网络作用于创业融资的关注较多，而对其影响创业信息获取的分析不足。鉴于此，本文兼顾传统社会网络(家庭、村级)和以商业关系为代表的新型社会网络(商圈)，分析双重网络嵌入对农户创业融资和信息获取的影响。理论上来讲，在金融市场不健全的农村地区，基于亲友关系的社会网络借助于隐性抵押替代能够拓宽非正规信贷获取渠道，缓解创业农户面临的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从而增强其创业融资能力。此外，以家庭、村庄和市场为主要活动范围而形成的社会网络是农村创业者交流与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不同层面的网络联结有利于扩大个体交流范围，降低信息获取成本，缓解创业农户面临的信息约束。由此，本文提出：

H2：社会网络对创业资源可得性有正向影响；

H2a：家庭社会网络对创业资源可得性有正向影响；

H2b：村级社会网络对创业资源可得性有正向影响；

H2c：商业关系网络对创业资源可得性有正向影响。

(三)创业资源可得性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

目前，关于创业资源可得性影响农户创业绩效的分析较少，学者主要围绕金融资源可得性和信息获取对农户创业决策行为的影响展开讨论。针对金融约束对创业决策行为的影响，已有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部分研究表明，金融资源是影响家庭创业的重要因素，金融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地区的非农领域创业活动发生，金融资源可得性的提高与创业发生概率之间显著正相关，且对于提升家庭创业水平存在重要影响(马光荣 等，2011；卢亚娟 等，2014)。另有文献分析发现，信贷约束并不会直接影响农户的创业选择，放松信贷约束不一定会带来创业活动的增加(程郁 等，2009)。尽管关于金融资源获取与农村创业活动发生之间的相关性仍未形成定论，但金融资源在农户初始创业决策乃至整个创业过程中发挥的重要资金保障作用毋庸置疑。此外，关于信息获取对农户创业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农户的信息获取能力对创业机会识别的经济性、识别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静 等，2015)，且通过信息获取产生的信息积累效应可显著提升个体工商业创业的概率(吴本健 等，2014)。信息获取为农户创业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储备，创业信息可得性越强，越有利于农户及时准确地把握市场动态和政策信息，增强其对外沟通交流的主动性，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增加创业收益提升的可能。因此，本文提出：

H3：创业资源可得性对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H3a：正规信贷可得性对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H3b：非正规信贷可得性对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H3c：信息可得性对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四)创业资源可得性的中介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创业资源获取依赖于人际关系网络的物质与非物质支持，而创业资源获取又是影响创业绩效的重要因素。从因果逻辑关系上看，社会网络可通过影响创业资源可得性进而影响农户创业绩效。基于此，本文提出：

H4：创业资源可得性在社会网络影响创业绩效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H4a：正规信贷可得性在社会网络影响创业绩效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H4b：非正规信贷可得性在社会网络影响创业绩效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H4c：信息可得性在社会网络影响创业绩效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五)关系理论模型

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不难发现，现有研究多从两两关系出发，而较少将三者联结，更鲜有学者以创业资源可得性为中介，探究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创业绩效的路径。鉴于此，本文构建了“社会网络—创业资源可得性—农户创业绩效”的中介效应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三、研究设计

本文将农户创业界定为具备一定创业资本和能力的农户(家庭)在寻找与开拓市场空间的基础上，通过重组各项生产要素资源、开辟新的生产领域或创新经营形式，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和扩大劳动力就业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广义上创办了家业和创办了事业的群体性创业活动，主要包括：传统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新技术应用、新产品推广、开展新业务、建立新组织等。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基本情况

本文数据源自课题组于2015年11月份在陕西关中(渭南市富平县、临渭区、经开区，铜川市王益区)、陕南(安康市石泉县)开展的关于农民创业的农村固定观测点调查。样本地区农民创业拥有优越的资源条件和环境基础，创业活跃度较高，且从区域位置和产业经济特点来看，均具有一定代表性。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调查组在上述各县(区)选取2～3个有代表性的乡镇，在每个样本乡镇随机选择2～3个样本村，并在每个样本村随机选择10～12个样本农户，采取一对一的入户访谈形式。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40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522份，问卷有效率96.67%。为了准确识别样本类型，问卷设计两个题项“Q1：您曾经是否创业过？(是=1；否=0)”“Q2：您所创事业是否持续？(是=1；否=0)”，并根据问卷反馈信息，将样本划分为普通农户(Q1为0，表示未创过业)、创业农户(Q1为1且Q2为1，表示曾经创过业且所创事业仍然持续)、创业失败农户(Q1为1且Q2为0，表示曾经创过业但所创事业已经终止)三类，并从中提取创业农户样本为463份，作为本文研究的样本数据。样本的基本情况描述如下：

本文样本在陕西关中、陕南的分布比例分别为52.7%、47.3%。从个体基本特征看，受访创业农民中，49.6%为女性，50.5%为男性，平均年龄为41岁。拥有“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受访者占总样本的19.0%，受访者最高的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和“高中”的样本所占比重分别为46.1%、26.8%，仅有8.1%的受访者最高的受教育程度为职业院校及以上。从家庭特征看，受访者拥有的家庭房产价值平均值为15.5万元，69.8%的受访样本家庭有2～3个劳动力。从创业特征分析，受访者所创事业的经营年限在1年以内的样本占总体的5.6%，经营年限为1～3年和3～5年的样本分别为16.4%、17.3%，有16.8%的样本所创事业经营年限为5～8年，另有43.8%样本所创事业经营年限在8年以上。受访者中，15.1%样本选择了在“农林牧渔业”行业内创业，选择在“农业加工服务业”和“非涉农类服务业”行业内创业的样本分别为7.3%、74.9%，另有2.6%样本选择在“非涉农类工业”行业创业。

(二)变量选取与测量

(1)因变量。本文因变量为农户创业绩效，采用Likert五分量表，以8个题项来度量样本农户创业绩效，并运用SPSS 22.0进行因子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法提取1个公共因子，且命名为农户创业绩效，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6.15%。

(2)自变量。本文核心自变量为社会网络，采用Likert五分量表，以13个题项来度量样本农户社会网络状况，并进行因子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法提取3个公共因子，且分别命名为家庭社会网络、村级社会网络、商业关系网络，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0.12%。

(3)中介变量。本文选取创业资源可得性作为中介变量，并从金融与信息可得性两方面进行考察，以样本农户对“您创业过程中，通过银行、信用社等正规渠道获得贷款难易程度如何？”“您创业过程中，通过亲戚、朋友等非正规渠道获得借款难易程度如何？(1=非常难，2=难，3=一般，4=容易，5=非常容易)”“您创业过程中，获取市场信息、政策信息等的渠道是否通畅？(1=很不通畅，2=不通畅，3=一般，4=通畅，5=很通畅)”3个问题的回答分别衡量创业农户的正规信贷、非正规信贷及信息可得性。

(4)控制变量。本文选取创业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创业年限、房产价值作为控制变量，以考虑其他可能会作用于创业绩效的变量的影响。

(三)信度和效度检验

表1列示了信度与效度的检验结果。其中，信度分析采用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本量表所有测量题项的克朗巴哈系数为0.91，所有潜变量及其各维度测量题项的克朗巴哈系数均大于0.85，表明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分析采用KMO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以确定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维度测量题项的KMO值均大于0.80，Bartlett 球形检验统计量均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所有测量指标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表明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表1 信度和效度检验

(续表1)

变量维度测量题项因子载荷 农户创业绩效(Cronbach′sα=0．879)您所创事业整体运营情况很好0．745您所创事业盈利状况很好0．799您所创事业规模扩大很快0．753您所创事业市场占有率(销售量、业务量等)增长很快0．724您实现了当初创业前的设想目标0．760您个人收入比创业前有很大的提高0．761您生活质量比创业前有很大的提高0．753您创业成功后，自身社会地位有很大的提高0．698

(四)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参考温忠麟等(200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采用层级回归方法，分别建立自变量对因变量、自变量对中介变量、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模型，具体如下所示：

Y=cX+e1

(1)

M=aX+e2

(2)

Y=c′X+bM+e3

(3)

c。此外，对于上述模型中可能存在因遗漏变量或逆向因果关系等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各变量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从中可见，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不超过0.5，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家庭社会网络、村级社会网络、商业关系网络、正规信贷可得性、信息可得性均在1%统计水平上与农户创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非正规信贷可得性与农户创业绩效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家庭社会网络与正规信贷可得性、非正规信贷可得性、信息可得性均在1%统计水平上存在正向显著相关关系；村级社会网络与正规信贷可得性、非正规信贷可得性、信息可得性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商业关系网络与正规信贷可得性、信息可得性在1%统计水平上存在正向显著相关关系，而与非正规信贷可得性的相关关系不显著。

表2 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表

注：*、**分别表示在5%、1%统计水平上显著(双侧)。1农户创业绩效；2创业者性别；3创业者年龄；4创业者受教育程度；5家庭劳动力数量；6创业年限；7房产价值；8家庭社会网络；9村级社会网络；10商业关系网络；11正规信贷可得性；12非正规信贷可得性；13信息可得性。

(二)假设检验

1.社会网络对创业资源可得性的影响检验

本文分别以正规信贷、非正规信贷及信息可得性为因变量，检验不同维度社会网络对金融与信息资源可得性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由模型1和3可知，家庭社会网络、村级社会网络、商业关系网络分别在1%、10%、5%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正规信贷可得性，且分别在1%、10%、1%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信息可得性。此外，由模型2可知，家庭社会网络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非正规信贷可得性，而村级社会网络和商业关系网络对农户非正规信贷可得性的影响不显著。综上，H2a得到证实，H2、H2b、H2c得到部分证实。

表3 社会网络对创业资源可得性的影响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2.社会网络及创业资源可得性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检验

本文依次检验社会网络、创业资源可得性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由模型5可知，家庭社会网络、村级社会网络、商业关系网络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创业绩效。因此，H1、H1a、H1b、H1c得到证实。由模型6、7和8可知，依次引入正规信贷可得性、非正规信贷可得性、信息可得性后，三维社会网络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且正规信贷可得性与信息可得性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而非正规信贷可得性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因此，H3a、H3c得到证实，H3b未得到证实，H3得到部分证实。

表4 社会网络、创业资源可得性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

3.创业资源可得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1)正规信贷可得性在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创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1、5和6)。由模型5可知，家庭社会网络、村级社会网络、商业关系网络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分别为0.237、0.209、0.341。由模型1可知，家庭社会网络、村级社会网络、商业关系网络对正规信贷可得性的影响也均正向显著。由模型6可知，引入正规信贷可得性变量后，正规信贷可得性在10%统计水平上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系数为0.078；此时，家庭社会网络、村级社会网络、商业关系网络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均依然显著为正，但系数均有降低，分别为0.223、0.203、0.332。因此，正规信贷可得性在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创业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H4a得到证实。

(2)非正规信贷可得性在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创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2、5和7)。由模型2可知，家庭社会网络对非正规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在1%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系数为0.210(标准差为0.047)，但是村级社会网络、商业关系网络对非正规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均不显著，系数分别为0.021、0.042(标准差均为0.047)。而由模型7可知，非正规信贷可得性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系数为-0.027(标准差为0.044)。因此，需进行Sobel检验，检验统计量Z1、Z2、Z3分别为0.610、0.354、0.516，相应的P1、P2、P3分别为0.542、0.723、0.606，均未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非正规信贷可得性在家庭社会网络、村级社会网络、商业关系网络分别影响农户创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因此，非正规信贷可得性在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创业绩效关系中不具有中介效应，H4b未得到证实。

(3)信息可得性在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创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3、5和8)。由模型3可知，家庭社会网络、村级社会网络、商业关系网络对信息可得性的影响均正向显著。由模型8可知，引入信息可得性后，信息可得性在5%统计水平上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系数为0.106；此时，家庭社会网络、村级社会网络、商业关系网络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均依然显著为正，但与模型5相比，系数均有降低，分别为0.224、0.200、0.314。因此，信息可得性在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创业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H4c得到证实。

(4)中介效应的比较。创业资源可得性的中介效应及其占总效应的比重如表5所示。结果表明，三维社会网络均可通过正规信贷可得性和信息可得性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农户创业绩效；在家庭社会网络作用于农户创业绩效的关系中，信息可得性与正规信贷可得性的中介效应一致，而在村级、商业关系网络作用于农户创业绩效的关系中，信息可得性的中介效应高于正规信贷可得性。

表5 创业资源可得性的中介效应及其占总效应比重

注：中介效应1是以正规信贷可得性为传导中介，中介效应2是以信息可得性为传导中介。

(三)内生性检验

鉴于上述模型可能存在因遗漏变量或逆向因果关系等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对社会网络及创业资源可得性的内生性进行检验，并依据Durbin-Wu-Hausman检验结果作出判断。参照Du et al.(2014)、孙永苑等(2016)*Du et al. (2014)使用社区关系均值作为个体关系水平的工具变量，而孙永苑等(2016)采用除自家外社区(村)关系指数均值作为家庭关系指数的工具变量，其通过剔除自家以避免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的做法，本文选取除自家以外的同村其他农户社会网络的平均水平和创业资源可得性的平均水平作为内生性检验的工具变量。这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受村庄经济社会发展、金融环境、文化与习俗等因素影响，不同村庄之间农户社会网络与创业资源获取表现出明显差异性；同一村庄内部不同农户社会网络、创业资源可得性水平的形成具有共同基础，且关系的互动较为频繁，因而同一村庄其他家庭的平均关系水平及创业资源可得性水平会对单个农户家庭产生直接影响；而农户自身创业绩效水平与同村其他家庭的平均关系水平及创业资源可得性水平并不直接相关。内生性检验及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内生性及弱工具变量检验

注：IV1～IV6分别表示工具变量除自身外同村其他农户家庭社会网络平均水平、除自身外同村其他农户村级社会网络平均水平、除自身外同村其他农户商业关系网络平均水平、除自身外同村其他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平均水平、除自身外同村其他农户非正规信贷可得性平均水平、除自身外同村其他农户信息可得性平均水平。

表6第三列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模型的该检验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无法拒绝社会网络、创业资源可得性外生的原假设，因此，OLS估计与IV估计结果并无显著差异。表6第四列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所有Wald F统计量大于15%偏误水平下的临界值8.96或10%偏误水平下的临界值16.38，因此，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Stock et al.，2005)。综上，上述实证模型不存在显著的内生性问题。

(四)结果分析

1.社会网络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分析及解释

三维社会网络均对农户创业绩效产生显著积极影响。以亲情和信任为核心的家庭社会网络、以群体规范和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村级社会网络共同构成乡土社会传统社会网络，是农户获取物质和非物质支持的重要来源，对农户创业效果有着重要影响。此外，创业农户在生产、销售等环节逐渐形成与顾客、供应商、生意伙伴等市场成员的紧密联结，进而构成以业缘为纽带、以互利互惠为规范的新型关系网络，而这种新型网络是创业农户获取各种创业支持的重要补充渠道。

2.社会网络对创业资源可得性的影响分析及解释

三维社会网络均显著正向影响正规信贷可得性，且家庭社会网络对非正规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显著，而村级社会网络、商业关系网络对非正规信贷可得性的影响不显著。创业农户各层面的社会网络均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信贷风险和监督管理成本，成为正规金融机构提供信贷的重要依据。随着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社会网络对缓解农户正规信贷约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同时，基于亲缘和血缘的家庭社会网络仍然是农户获取非正规信贷的主要渠道，但随着众多村庄的变迁，农村集体意识的淡化，村民联合互助程度的降低，村级社会网络对非正规信贷可得性的作用有所削减。不同于传统社会网络的商业关系网络多是以利益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联结，受信用程度、感情深度、利益大小等因素制约，其对非正规信贷可得性的作用有限。此外，三维社会网络亦显著正向影响信息可得性。市场信息、政策信息等同样是农户创业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信息的交流和获取来源于农户日常生产生活所维系的社会网络，创业农户各维度的社会网络从不同层面为其提供有价值的有关生产、销售、政策等信息，均对缓解信息约束具有重要作用。

3.创业资源可得性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分析及解释

正规信贷可得性、信息可得性均对农户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非正规信贷可得性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非正规信贷多借助于社会网络的隐形抵押替代，一般数额较小，难以满足创业农户数额较高的生产性用途资金需求。正规信贷相较于民间借贷在信贷规模和信贷安全性上具有显著优势，其可得性越强，对缓解农户创业资金约束的作用就越明显。此外，信息可得性越强，创业农户越能及时准确的把握市场动态，适时调整决策，灵活应对变化，同时更好地抓住市场机会，获取政策支持，因而对创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明显。

4.创业资源可得性的中介效应分析及解释

正规信贷可得性、信息可得性在社会网络影响创业绩效的关系中中介效应显著，而非正规信贷可得性在社会网络影响创业绩效的关系中不具有中介效应。来自家庭、村庄、市场等层面的社会网络交错联结能够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机构监督和授信成本，增强正规信贷可得性，有效缓解创业农户资金紧缺状况，进而改善创业绩效。而随着农村地区正规金融的发展，农村乡土社会的转型，社会网络对非正规信贷可得性的作用有所弱化；同时，非正规信贷因其规模较小，对弥补农户创业资金缺口和改善生产经营状况作用有限。此外，各个层面社会网络的有效联结能够为创业农户信息交流和获取提供重要平台，信息获取和累积有利于充分发挥信息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政策为依据，增强生产组织活动的灵活性，为提升创业绩效创造更多机会。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家庭、村级、商圈三个维度构建创业农户社会网络，实证检验了金融与信息资源可得性在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创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揭示了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创业绩效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村级及商圈三维关系网络嵌入均对提升农户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可通过正规信贷可得性和信息可得性的中介作用对农户创业绩效产生间接影响；其中，信息可得性与正规信贷可得性在家庭社会网络作用于农户创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一致，而在村级、商业关系网络作用于农户创业绩效关系中，信息可得性的中介效应高于正规信贷可得性；非正规信贷可得性在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创业绩效的关系中不具有中介效应；三维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创业绩效的总效应按大小排序依次为商业关系网络、家庭社会网络、村级社会网络。此外，结论还显示，三维社会网络对正规信贷可得性和信息可得性均有显著积极影响，且正规信贷可得性和信息可得性的提高均可显著提升农户创业绩效。

基于以上研究所得，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创业农户需立足于亲友圈、村级圈，拓展商业圈，丰富创业活动联结的人际圈层，加强多维社会网络的构建、维护和开发，在充分利用传统社会网络带来的创业价值的同时，需更加注重培育和开发商业关系等新型社会网络；二是，创业农户需通过加强沟通、增进信任、争取支持等方式优化家庭社会网络，通过增进互助、加强群体规范和价值观共享等方式改善村级社会网络，并通过增进互惠、加强利益联结等方式改进商业关系网络，进而不断提升社会网络质量；三是，建立在多维社会网络构建和维护的基础上，创业农户需注重从多个人际圈层获取有关市场、政策等方面有价值的信息，以增强创业机会的识别能力，提高创业决策和行动的灵活性，同时，需充分发挥社会网络缓解正规信贷约束的作用，积极利用自身社会网络争取金融机构支持，为事业可持续发展和创业绩效提升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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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建军)

InfluenceofSocialNetworkonFarmers′EntrepreneurialPerformance:UndertheMediationEffectofEntrepreneurialResourceAvailability

SU LanLanPENG YanLingKONG R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This paper builds a three-dimensional network relationship including family, village, business, combines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features, finance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entrepreneurial effect,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 on farmers′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with 463 farmer households′ survey data from Shanxi province. The result shows that social network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and an indirect effect through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 availability on farmer household business performance. Among them,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information availability and formal credit availability is consistent in the relationship that family social network influencing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while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information availability is higher than that of formal credit availability in the relationship that rural and business social network affecting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However, informal credit availability has no intermediary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that three dimensions of social network influence the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farmers.

social network; farmers′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resource availability; information; finance

2016-12-12

苏岚岚(1992--)，男，河南信阳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彭艳玲(1986--)，女，江西吉安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孔 荣(1967--)，女，新疆乌鲁木齐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农户收入质量的农村正规信贷约束模拟检验及政策改进研究”(71373205)的资助。

F323.6

A

1001-6260(2017)09-0027-12

10.19337/j.cnki.34-1093/f.2017.09.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