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马古镇第一镇
——磨黑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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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马古镇第一镇
——磨黑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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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空隧道，让我们再回到从前。

磨黑镇因盐而得名，因盐茶而发展，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在明代，磨黑建永镇寺一座，为傣族居住之地，小巷荒芜，木门轻锁，小镇只是茶马古道上马锅头歇息的千千万万普通小驿站之一。

实至名归第一镇

由于丝绸、盐、茶这些古代大宗商品的运销共用一条主干道，有些学者对茶马古道的提法发表了不同意见，有的主张改叫盐马古道或盐茶古道。其实，只要以道路起点运出的大宗商品来界定路名概念，都可以概括。最早从蜀国运出的丝绸，经云南送到印度销售的道路叫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也称“蜀身毒道”。从唐代“银生诸山”普洱运出的茶叶经大理送到西藏销售的道路叫茶马古道，从古代盐产地运往销售地的马帮道叫盐马古道，而茶和盐的运输兼用的主干道自然可称之为盐茶古道。

磨黑古镇是盐茶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历史上滇南各地的马帮经宁洱茶马古道零公路碑（原普洱府驻地）出发，过茶庵堂驿站到磨黑，进行短暂停留后一路南下，经中原进北京（称：官马大道）。另一路北上，经下关进西藏（称：滇藏大道）再到南亚。从内地和藏区来的商贾、马帮，要进入滇南和东南亚都必经磨黑。

作为盐茶古道上的重要驿站，有太多匆匆的脚步由此经过。历史上，从内地和藏区来的商贾、马帮要进入滇南和东南亚都必经磨黑，它是连接边疆和中原及东南亚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咽喉要地。

随着磨黑盐业的兴起，加之茶叶的贸易日渐繁荣，磨黑古镇一天天热闹起来，从过去的名不见经传到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南来北往的马帮客商进进出出，热闹非凡，他们在这里休整、销售、采购，磨黑古镇因此成为盐茶古道上的重镇。而马店、商铺、古宅、古桥、古道等众多历史文化遗迹至今保留较为完整，可以说“中国茶马古道第一镇”的称号既是对磨黑的历史作用的肯定，也是对当代完整存在的肯定。

因盐而兴的古镇

磨黑镇在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称宝兴镇，以这里的宝兴洞而得名。建国前的思普地区，交通极其不便，唯一的交通工具就只有牛、马，是名副其实的“山高皇帝远”之地。

磨黑当时虽然地处偏僻，但由于磨黑盐的存在，商贩为了牟取高额利润，不辞道远而靠马帮往返当地的商旅十分频繁，于是所呈现的“山间铃响马帮来”的情景，蔚为壮观。

民国以前，思普地区的商业中心在思茅，民国时期，由于瘟疫、瘴疠、地震等原因，思茅逐渐萧条，磨黑则逐渐取代思茅一度成了思普地区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据《云南省磨黑盐矿志》载，当时磨黑镇常住人口虽然只有2700多人，但无户口的留住人口即流动人口的比例较大，每天有四五百牲口出入磨黑盐场，小商小贩满街都是，街道上则商店、马店林立，人喧马嘶，甚嚣尘上。

镇上不少古稀老人回忆，曾经辉煌一时的磨黑，一天到晚十分热闹，商贾云集、马店林立，每天有上百支马帮出入盐井，镇域内有4万余人之多，故有“小香港”之称。随着盐的开采，小镇逐渐形成了盐、茶集市，人丁日益兴旺。同治年初达到鼎盛：各类大商、官贾、马帮汇集此地，人欢马叫，拥挤不堪，异常繁华。据史料记载，这个弹丸小镇，日容纳马帮上百场，马匹上千只，马锅头及商人四、五千人次，用餐时段，大大小小的餐馆人声鼎沸，喝酒猜拳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每到夜间，街道两旁的小木屋便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马锅头把盐、茶驮运到各个角落，同时也把这里人生活所需要的绸缎、布匹等生活用品驮运过来，频繁的贸易过程中，磨黑吸收了大量的中原及邻国优秀文化和先进思想，与远古的盐井文化相互交融、渗透。

磨黑盐矿退休老职工杨忠林回忆说，当时来磨黑贩盐的商贩以来自宣威的和石屏等地的居多，因为宣威要腌火腿，石屏要做豆腐，自然对盐的需求量较大。而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西藏人，因为他们来的时候，一是服装比较奇特，二是每次都会带一些泥巴做的小玩意如泥哨子之类的，让镇上的小孩子们非常喜爱。由于经济发达，小镇上的人们靠各种小生意，赚些银子并非难事，所以往往对孩子们想买几文钱一个的小玩具丝毫不会吝啬，这也成了杨忠林那一辈孩子们当时最幸福的童年时光。

由于马帮当时所走的山道，经常会考虑盐茶古道的通行状况，所以一般雨季不作大规模的盐巴贩运，结果每年一进入旱季，这里的马帮一下子就热闹起来，每家马店都会客满为患。当时磨黑的商品交易最大的自然是食盐，其次是鸦片。史载，当时食盐一般每月的运销额在四五千担，价值达数万银元。鸦片交易虽无法统计，但磨黑作为滇南鸦片集散地之一，省内各地商人马帮驮着大量金银、百货、烟草、食品换取鸦片、食盐运回内地出售。

此外，边疆各地的商人马帮所携带的鸦片，也多数运到磨黑来出卖，由此也带动了枪支武器的销售。因为这些商人马帮为了防御官府缉禁没收和土匪的抢劫，一般都要全副武装进行押运，因此除步枪手枪外，甚至还携带着轻机枪，这使得磨黑街头成了枪的交易市场和武器买卖市场。

杨忠林至今还记得，当时镇上的一些人在手头有了一些银两之后，也吸食上了鸦片。他们将买来的鸦片放在小罐罐里，藏于床下，吸时拖出小罐罐，捻上些许，放在烟枪上，一阵吞云吐雾之后，才显得十分受用地走出家来，在街道上踱着方步，又开始考察着该买什么赚钱的商品了。

磨盐往事和变迁

磨黑盐矿虽有200多年的开采历史，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均系人工采掘、人工运矿，用木柴煎盐。后来虽然规模日益扩大，逐渐形成矿山，但由于当时苛捐杂税繁重，灶户和封建把头的残酷剥削，生产方式原始落后，生产水平很低，产量极不稳定。到民国时期，一般年产食盐不过四千余吨，最高也不过七千余吨。

清雍正三年（1725年）以前，当地居民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以炊具吸卤煎盐自食。后随着生产方法的逐步改进，食盐产量逐渐增加，出现了少量商品盐，乃始设盐务官吏，归宁洱县代管。此时，煎盐户（灶丁）也开始固定下来，由政府核给灶户执照，按户核定年产数额，按额征收盐课，于是使灶户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了专门的煎盐户。

咸丰六年（1856年）杜文秀起义后，磨黑井一度被毁。杜军撤离后，地主豪绅集资重开新井，名定为宝兴洞。从此卤共采，产量大增。清政府对投资者按股份发给煎盐“丁份”执照，每月按“丁份”数额由盐课司配发卤煎盐，是为流传至建国初期的“丁份”制。

在清代，磨黑井除开宝兴洞以外，还有上新洞和下新洞等，这些井洞，均为私人集资，盐课司主持开采。当时清政府颁发的“丁份”执照三百四十担，其中公“丁份”四十六担，私“丁份”二百九十四担。民国时期，又开胜利洞和复兴洞，都是国家投资，但清代所发“丁份”仍然有效，并世代承袭。据1953年统计数据，磨黑井仍有“丁份”三百四十担，其中公有“丁份”四十六担，私人“丁份”除有私人继承权外，还可以出租或出卖。

如此，从封建世代实行“丁份”制后，随着岁月的推移，井灶户都因子孙繁衍，按支分丁，各灶户子孙也就按丁分灶，按灶设人，于是灶户愈添愈多，“丁份”愈分愈少，生产组织愈分愈小，生产能力也愈分愈弱，生产成本愈分愈高。

后经过收归国有和合作社等改造，废除了“丁份”权，建成了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磨黑盐矿真正回到了人民手中。

《云南省磨黑盐矿志》中对过去盐矿工人悲惨命运也有记载，称其为“阴间找钱阳间用”。讲的是，一个矿洞挖开后，往往深达好几丈，工人上下背，仅尺余宽的小道上，坡又陡，工人们背着沉重的背箩，嘴里咬着一盏忽明忽暗的豆油灯，稍有不慎，就会葬身洞内。此外，矿井顶板掉落，打伤砸死工人的事也层出不穷。很多工人进洞时还是壮小伙，但往往不到半年，就累病得不成人样，或病死、摔死、砸死，命运十分悲惨。

下洞的盐工如此，洞外的盐工却也好不到哪里去。作为煎盐工人，既制盐又制卤，从拉水、泡、翻槽、除泥浆，到烧火，加卤捞盐沙，起盐，进仓等等都要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休息日，有的一天要干二十四小时，实在困了，就轮换着在灶头打个盹。夜晚由于照明用的是松明子，光暗烟浓，一不小心就有跌进滚烫盐水锅里的危险。热天灶上温度更高，整日汗流浃背，仅穿一条汗裤，也是终日没有干的时候。出了汗，沾上灰尘后，全身黑的像柴碳，真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但如此受累，盐工们得到的报酬却十分低廉，大部分利润都被灶家拿去了，过着十分窘迫而艰苦的生活。这也是那个时代里，很多矿工们相同的命运和遭遇，作为一个时代烙印，深深地印在了磨黑盐业发展的轨迹上。

古镇记忆

磨黑锅盐以生产不易、驿道艰难、运送凶险以及专制、专卖的丰厚利润而名冠全滇，与此同时，磨黑锅盐也在滇南造就了一批富甲天下的盐商，其中不乏著名演员杨丽坤家族和当地著名的盐商大户张孟希。

张孟希出生于一个小灶户家庭，经济上本不富裕。但后来他向磨黑盐场公署租了两条公盐灶煎盐（有44口大锅）后，倚仗权势，勾结场官盐商，大肆进行私煎私销，家境日富，势力也越来越大。短短数年间，张孟希因磨黑盐矿而声名鹊起，成为通吃思普、坐拥磨黑有武装押运的大盐枭。在取得盐业经营的绝对主动权之后，张孟希又建地方武装并控制了相当一段盐路，同时，百十里方圆的盐号、钱庄、当铺、烟馆以及鸦片买卖也做得风生水起，真可谓“滔滔财源至，滚滚利丰盈”。曾几何时，他的势力几乎与政府的税警队、盐警队和缉私队平起平坐而令官家一度失控，并一跃而为滇南首富。

说到张孟希，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是，由于他聘请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前往磨黑为其母亲撰写墓志铭，没曾想，这一次相邀，却让刘文典失去了西南联大的工作，也由此给云南大学留下了一宝。

一些回忆录里这样记叙了当时的这件事。

刘文典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吸食鸦片，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由于物价飞涨，刘文典又吸食鸦片，家庭生活便很困难。这时，磨黑镇的大盐商张孟希请刘文典到磨黑为其母撰写墓志铭，许以重金，刘文典便很痛快地答应了。于是，张孟希派人用滑竿将刘文典抬到磨黑，一路上派专人保护，到达后还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待之以礼。刘文典为张母写完墓志铭后，没有马上离开磨黑，而是留在那里，应张孟希之邀为当地教师讲课。每天讲完课之后，刘文典就躺在床上吸食由张孟希提供的鸦片，过足了烟瘾，四个月以后才回到昆明。

刘文典此次磨黑之行，没有向学校请假，是擅离职守，使教学受到极大影响，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闻一多对此极为愤怒，所以第二年续聘的时候，闻一多就坚持不给刘文典发聘书。刘文典非常生气，与闻一多吵了一架。当时的清华研究生王瑶回忆：“刘文典回到昆明后，对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气。他曾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先生论理。当时两个人都很冲动，闻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饭，他们就在饭桌上吵了起来。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这种情况就极力劝解。”当时，刘文典的学生王力和几个同事去找闻一多为刘文典说情，但也没起作用，据王力回忆：“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 指刘文典) 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平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刘文典之所以不顾一切地去磨黑，主要是因为当时在昆明买不起鸦片，而烟瘾发作又极难忍，所以才去了磨黑。可以说，他的磨黑之行，是冲着鸦片去的。一代国学大师，却因个人生活上的微瑕而被西南联大开除，后来却使云南大学使用了刘文典，之后，刘文典受聘于云南大学，任文史系教授，先后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等课程。1958年7 月15 日，因病在昆明逝世，享年70 岁。

（编辑：李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