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女子摔跤运动员的幸福感研究

杨森莲



我国女子摔跤运动员的幸福感研究

杨森莲

(广西重竞技运动发展中心, 广西南宁 530031)

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深入了解女子摔跤运动员的幸福感的现状，探索其差异性及相关性，提出提高女子摔跤运动员幸福感及运动表现的建议。研究表明：（1)我国女子摔跤运动员整体的幸福感水平得分不高。原因为：项目发展空间有限、性别角色冲突、家庭压力和伤病。（2)运动员感知到的伤病程度越严重，幸福感就越低。同时，教练、领队等相关人员对运动员能力越信任，运动员体会到自身价值和受重视方面做得越好，女子摔跤运动员的幸福感就越高。据此提出建议：要强化思想政治工作，推行“个性化”管理；完善退役运动员保障制度，坚持“教体结合”；提高训练科学化水平；大胆突破体制束缚，走市场化、产业化发展之路。

女子摔跤；运动员；幸福感；个性化

竞技体育世界是个讲究更高、更快、更强的身体动作技能竞争场域。任何想要在颁奖台上穿戴桂冠者，不但要有优于常人的运动天赋与能力，还要长期接受严格训练并且能够通过竞争胜出，才能被大众认可，成为冠军、英雄、明星、楷模，被大众称颂。然而，大浪淘沙，优秀运动员获得掌声的背后是无数的血汗、泪水和身体伤病，更多的是无法登上领奖台的运动身影。

在我国，女子摔跤运动员从事着“举国体制”下的摔跤运动，接受着三级训练网的训练，因此，在她们这个群体，大部分人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个人社会交往空间比较狭小，生活的目的与任务比较明确。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物质水平的提高，以及和谐社会构建的不断地深入，幸福成为各行各业的热门话题，Blustein等人曾经研究发现，稳定安全的依附关系能够促进个体更加积极地进行生涯探索[1]。近年来,另外一些研究者更将支持关系从家庭中的父母、手足，扩充到同事、角色楷模等家庭外的人际关系，相关研究结果发现，关系的品质与生涯发展具有互相联结的关系[2-3]。Siebert等人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有正相关，社会支持比收入和物质状态更可预测幸福感[4]。Hong等人则发现情绪性支持会借助人际作用提升幸福感[5]。因此，在此种背景与社会意义下，研究女子摔跤运动员的幸福感问题，就显得非常适宜。本研究尝试探讨女子摔跤运动员幸福感的影响，希望能为运动训练管理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1 研究对象

以“女子摔跤运动员的幸福感”为研究对象。以方便抽样的原则，抽取参加2014年全国女子自由式摔跤锦标赛（2014年5月）、2014年全国女子摔跤冠军赛（2014年10月）的女子摔跤运动员作为本研究的受试者。受试者的选取兼顾年龄、婚姻状况、运动水平、伤病情况等指标的差异，受试者共计112名，平均年龄23.7岁，标准差为1.53。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研究需要，借助图书馆和数字文献资源平台，从国家图书馆、北京体育大学图书馆，中国期刊网、独秀数据库等数据平台收集与本研究相关的资料。

2.2 访谈法

咨询北京体育大学、武汉体育学院等运动心理学、运动训练、摔跤运动方面的专家10名，了解该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

2.3 问卷调查法

2.3.1 调查工具

制订问卷。问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资料；第二部分为幸福感量表。

2.3.1.1 个人基本资料

目的是收集研究对象的背景资料，所要探讨的变量主要为：（1）婚姻状况。本研究并不直接探讨年龄问题，而是采用婚姻这一变量，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女子摔跤运动员的年龄，也重点关注其家庭结构及来自家庭方面的社会支持。婚姻状况区分为未婚和已婚两组。（2）运动水平。分为国际水平、全国水平两组，以受试者曾经参加的比赛和最佳成绩作为判断其运动水平的标准。奥运会、亚运会、世界锦标赛等国际比赛为国际水平；全国运动会、全国锦标赛等全国性比赛为全国水平。（3）伤病程度。准确地讲，是指运动员的知觉受伤程度。由于研究条件所限，本研究以受试者知觉到自己运动伤病的严重性程度为变量，分为轻度、中度及重度三种，由受试者依照自己的状况来勾选。

2.3.1.2 幸福感量表

采用主观幸福感这一指标。主观幸福感是个人对部分或整体生活满意的认知与情意反应。在认知上的测量为生活满意度，在情意上的测量则为正、负情感。

（1）生活满意度

采用diener等人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并进行修正，测量整体的生活满意度（得分越高，表示对生活有越高的满意度），各个题目的反应方式为莱克特七点量表，由非常不同意“1”到非常同意“7”。经过专家依据“合适”“不合适”“修改后合适”勾选，并修改在备注或空白处，最后完成预调查问卷。在预调查部分其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值为0.846，总量表的KMO值为0.878。正式测试后，本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0，表示量表在本样本上具有高程度的内部一致性。

表1 专家对生活满意度量表内容效度的意见汇总

非常好地反映能够反映一般不能反映非常不能反映 人数38000 百分比27%73%0%0%0%

（2）正、负情感

采用四类正向情感词汇“爱、喜欢”“高兴、喜悦”“满足”“自信、自豪”，四类负向情感的词汇“害怕、恐惧”“生气、愤怒”“悲伤、难过”“自责、内疚”来测量个人对部分、整体生活满意的情感反应。邀请受访者勾选出在最近一个月来她们所经历到这些情感的频率，各个题目的反应方式为莱克特七点量表，范围从“1”（从未经历）到“4”（约一半的时间都经历到）到“7”（总是经历）。在正向情感词汇中，总分越高表示反应出越高的正向情感；负向情感词汇总得分越高，表示反应出越高的负向情感。经过专家依据“合适”“不合适”“修改后合适”勾选，并修改在备注或空白处，最后完成预调查问卷。

表2 专家对正负情感量表内容效度的意见汇总

非常好地反映能够反映一般不能反映非常不能反映 人数92000 百分比82%18%0%0%0%

正式测试后，正、负向情感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37和0.828，表示正负情感量表在本样本上具有高程度的内部一致性。

2.4 数理统计法

运用SPSS13.0软件和Exce1对所得各种数据进行统计。所采用的统计方法主要是频数统计以及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相关分析、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对调查资料与相关数据进行汇总和统计处理，通过运用数据作运算，分析数据反映的问题，为课题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3 结果与分析

3.1 女子摔跤运动员受试样本统计分析

图1 女子摔跤运动员受试样本婚姻状况统计图

所有受试者平均年龄23.7岁。其中只有3名女子（占比3%）摔跤运动员是已婚且仍然坚持参加训练比赛。

图2 女子摔跤运动员受试样本参与该运动年长统计图

受试者参与时间最短者是2.5年以内，有2人；参与时间最长的为14.5年，有1人。平均参与该项运动的年长为7.44年。

图3 女子摔跤运动员受试样本运动水平统计图

就运动水平而言，国际水平的有23人，占21%，全国水平的有89人，占79%。

图4 女子摔跤运动员受试样本知觉受伤程度统计图

如图4所示，就知觉受伤程度而言，知觉轻度伤病的有56人，占50%，知觉中度伤病的有35人，占31%，知觉重度伤病的有21人，占19%。

女子摔跤项目进入奥运会后，中国在该项目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女子自由式摔跤在奥运会上取得4块奖牌给各地女子摔跤运动的发展打了强心剂。虽然在国际上中国要面对日本、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激烈竞争，但总体上中国女子摔跤处于世界中上等水平。近年来，由于奥运金牌战略的驱动和摔跤比赛市场化运作的增多，中国女子摔跤后备人才开始逐渐增多，相关的经费和关注度也在逐渐提升。

但是不能忽视的是摔跤这项对抗性非常强的运动项目对女性的影响。在举国体制下，运动员被训练，目的是为地区、为国家争得荣誉，如果顺利取得奖牌当然有一些奖励方案，但如果过程中受伤，除了无法继续效力，后续的生涯问题也回归到个人身上。其中，韧带损伤、骨折、腰背筋膜炎、急性腰扭伤、膝外侧疼痛综合症、肘关节创伤、肋软骨损伤，以及一些慢性损伤，对女子摔跤运动员的训练、比赛和生活来说是很大的风险因素。女运动员不如男运动员一样，有时因为身体不在社会主流标准之内，对于运动员来说，他人的支持可以成为提高其自信心的重要信息的来源[6]，否则将会失去个人价值。从伤病知觉上，可以看出，女子摔跤运动员的伤病普遍存在，这是从事摔跤运动平均7.44年的积淀，也是未来对女子摔跤运动员支持和帮助的关注点之一。

3.2 女子摔跤运动员幸福感分析

3.2.1 女子摔跤运动员幸福感现状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分析

表3 女子摔跤运动员幸福感描述性统计

项目个数平均值标准差 生活满意度11220.526.47 正负向情绪11236.866.94 整体幸福感11257.3811.5

如表4所示，女子摔跤运动员的幸福感整体得分57.38，其中整体的生活满意度并不高，平均值为20.52，正负向情绪方面则为36.86。标准差的值11.5，说明数据的离散程度较小，比较集中地反映女子摔跤运动员的整体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结果反映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1）女子摔跤项目在我国的发展困境。虽然借助参加奥运会的机会，女子摔跤运动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没有奥运比赛任务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甚至连女子摔跤的国内比赛都没有，很多地方取消了女子摔跤比赛项目。作为小众项目的女子摔跤，在未来奥运会的竞赛体系中的生存本身也是具有挑战性的，倘若有一天女子摔跤不再是奥运会比赛项目，那么该项目的发展也将再次面临严峻挑战。近年来，我国女子摔跤的民间协会、俱乐部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在我国职业体育整体市场环境不佳、市场机会有限的情况下，该项目的社会化、产业化之路也是举步维艰的，难以形成持续发展态势。（2）女子摔跤运动员的发展压力。在这样一个几乎全部围绕奥运争光计划开展的体育活动中，从事该项目的运动员基本都是“体系内”的，除了要应对枯燥的训练、有限的参赛机会和争金夺银的挑战外，她们还要克服性别角色冲突、家庭压力、伤病带来的痛苦等。女子摔跤运动员参与运动的过程可能面临的性别冲突，对她们的自我直觉、健康行为或运动训练都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在目前的体制下，以集训为主的训练模式，常常忽略了运动员的家庭支持，甚至产生家庭压力，这一现象同样值得关注。并且，女子摔跤运动员一旦受伤，心理上会觉得挫败、沮丧、对未来不知所措，在受伤康复期间，会出现高水平的竞赛焦虑、注意力窄化，以及挣扎是否要证明自己的专业技能，这些都会危及到女子摔跤运动员未来的生涯发展，进一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3.2.2 女子摔跤运动员幸福感现状差异性统计结果与分析

3.2.2.1 不同婚姻状况的女子摔跤运动员在幸福感上的差异情况

表4 不同婚姻状况女子摔跤运动员在幸福感上的T检验

婚否个数平均数标准差T值P值 幸福感未婚10957.1311.38-0.260.79 已婚357.7312.4

不同背景变量的女子摔跤运动员在主观幸福感上并未达到显著性差异。表5为不同婚姻状况的女子摔跤运动员在主观幸福感的统计资料。由表中统计的结果得知：不同婚姻状况的女子摔跤运动员在主观幸福感上并未达到显著水平（p>0.05）。研究结果显示，女子摔跤运动员在主观幸福感上并没有因为是否结婚而有所差异。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可能的原因是影响一名女子摔跤运动员幸福感的干扰变量较多，除了婚姻状况以外，还有家庭收入、年龄、运动成绩，甚至包括社会支持等，另外婚姻本身的质量也是重要的变量，由于我国的女子摔跤运动员主要是以集训制为主，所以相对的生活节奏都比较一致，而且从调查的样本分布情况看，已婚的女子摔跤运动员仅占3%，产生差异的可能性并不大。

3.2.2.2 不同运动水平的女子摔跤运动员在幸福感上的差异情况

表5 不同运动水平女子摔跤运动员在幸福感上的T检验

运动水平个数平均数标准差T值P值 幸福感国际水平2358.7911.161.020.64 国内水平8956.2911.94

由表5得知，不同运动水平的女子摔跤运动员在主观幸福感上并未达到显著性差异（p>0.05）。研究结果显示，女子摔跤运动员在主观幸福感上并没有因为运动水平的高低而有所差异。根据假设及经验判断，运动成绩是很多运动员非常在乎的变量，“在乎”往往意味着对幸福感的显著影响。原因可能主要在于竞技体育本身的特点。竞技体育虽然追求成绩高低，但仍然具有内在的“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内核，一名运动员可以输给对手，但通常也十分在乎战胜自己。运动成绩和运动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也包含了个体的自我比较，因此，除去问卷填答可能出现的“回避心理”因素，竞技体育本身的“自我提高”或“战胜自我”等精神内核，降低了产生差异的可能性。

3.2.2.3 不同知觉受伤程度的女子摔跤运动员在幸福感上的差异情况

表6 不同知觉受伤程度女子摔跤运动员在幸福感上的得分

知觉受伤程度个数平均数标准差 幸福感轻度伤病5659.511.56 中度伤病3557.810.94 重度伤病2157.112.90

表7 不同知觉受伤程度女子摔跤运动员在幸福感上的ANOVA

平方和自由度平均平方和FSig 组间3.5621.78 组内15087.21105143.690.010 综合15090.77107

由表7可知，不同知觉受伤程度的女子摔跤运动员在主观幸福感上有显著性差异（P<0.05）。轻度伤病女子摔跤运动员的主观幸福感大于中度伤病女子摔跤运动员、重度伤病女子摔跤运动员。表明伤病是影响女子摔跤运动员幸福感的重要变量，且随着知觉伤病程度的增加，幸福感程度降低。如前所述，运动员对伤病的认知反应是与运动伤病心理康复相关的一个重要成分。已有的研究发现，运动员伤病后的一个主要认知反应就是其自我效能感和对完全重返训练和比赛信心的下降。所以，运动员在完全重返训练或比赛前，必须经历自信和自我效能感重建的过程。对很多运动员来说，自信心意味着训练质量和比赛成绩，更意味着他们的付出是否有回报，这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巨大的。

综合上述分析，主观幸福感的高低会受到许多内外因素所影响。但从本研究的几个变量可以得知，对于女子摔跤运动员来说，伤病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变量。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我国女子摔跤运动员整体的幸福感水平得分不高。原因为项目发展空间有限、性别角色冲突、家庭压力和伤病。

4.1.2 运动员感知到的伤病程度越严重，幸福感就越低。同时，教练、领队等相关人对运动员能力越信任，运动员体会到自身价值和受重视程度越高，其幸福感就越高。

4.2 建议

4.2.1 强化思想政治工作，推行个性化管理

我国女子摔跤运动员幸福感主要得益于摔跤队思想政治工作与训练工作的紧密结合，这是我国集训模式的优点，有必要进一步发扬和提升。同时，随着运动员的更新换代，对女子摔跤运动队的管理要更加个性化，每一名运动员的生理、心理及各自情况都不同，因此只有了解每一名队员的具体问题，才能有助于挖掘其潜能并发挥其长处。

4.2.2 完善退役运动员保障制度，坚持“教体结合”

当关怀、鼓励、经费、财物、信息等向着具有国际水平、有希望在国际赛场争取好成绩的运动员正向偏离时，也不能“堵死”其他运动员的发展之路。一套完善的退役运动员保障机制，可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和就业；坚持“教体结合”则是从根本上，从运动员自身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手段。作为小众项目的女子摔跤运动，在“教体结合”上更应该坚持“以学校为主”的结合形式。

4.2.3 提高训练科学化水平

提高教练员团队的科研能力，借鉴其他项目的科学训练手段，聘请高水平外籍教练，在提高竞赛成绩的同时，科学化的训练还有助于降低伤病风险，提高运动员成才率，大大提高运动员的幸福感。

4.2.4 大胆突破体制束缚，走市场化、产业化发展之路

虽然在举国体制的体系内，女子摔跤运动仍属于小项目，更多的是依赖国家拨款来维持对金牌的冲击力，但是项目管理部门可以尝试“自我造血”，在国家大力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背景下，我国女子摔跤运动的无形资产开发要有创新举措，要大胆突破体制束缚，走市场化、产业化发展之路。这不仅是项目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任何一名女子摔跤运动员的完整生涯和幸福感来说，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1] Blustein, D. L., Prezioso, M. S., &; Schultheiss, D. P. (1995). Attachment theory and career development: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J].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23(3)：416-432.

[2]Caplan, G. (1974). Support system and community mental health[M]. New York: Behavioral.

[3]Cohen, S., ＆ Syme, S.L. (1985). Social support and health[M]. New York：Academic Press.

[4]Siebert, D. C., Mutran, E. J., & Reitzes, D. C. (1999). Friendship and social support: The importance of role identity to aging adults[J]. Social Work, 44 (6), 522-533.

[5]Hong, J., Seltzer, M. M., & Krauss, M. K. (2001). Changes in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y well-being: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ing mothers of adults with mental retardation[J]. Family Relations, 50, 154-163.

[6]桂永锋.运动员伤病期间的自信重建及其影响因素[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1(8):44-48.

Research on Chinese Women's Wrestling Athletes’ Feeling of Happiness

YANG Senlian

(Guangxi heavy sports development center, Nanning 530031, Guangxi, China)

杨森莲 （1990-），广西人，本科，初级教练，研究方向：运动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