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对新文学发生时期巴蜀诗坛的影响

彭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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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对新文学发生时期巴蜀诗坛的影响

彭 超

杜甫入蜀，构成他与巴蜀文化之间的一种双向互动关系。杜甫在巴蜀完成其众多经典名篇，也对巴蜀文化产生巨大影响，论文就新文学发生时期巴蜀诗坛对杜诗精神及其创作的传承和创新，看杜诗与中国新诗坛之间的传承关系。笔者以民国初期成都新文学刊物《草堂》为例谈巴蜀新诗坛对杜诗的接受，再以巴蜀诗人吴芳吉、叶伯和为例解析杜诗精神传承与现代经典创造，并由此分析当下巴蜀诗坛的生存状态。

杜甫 草堂 叶伯和 白屋诗风

文人入蜀，受巴山蜀水风物感染，创作众多名篇佳作。杜甫是典型代表，他在巴蜀完成诗作九百余首，如《成都府》《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文化交流通常都不是单向，而是双向互动。如《成都府》云：“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巴蜀风物浸染了入蜀的杜甫，成就了杜诗。杜诗也成为巴蜀文学一道永远亮丽的风景线，滋养了无数巴蜀文人创作。

巴蜀文化素有浪漫飘逸、开放包容的特点，对进入蜀地的杜甫不仅接受，且满怀崇敬，可谓突出地展现了巴蜀文化特点和巴蜀人士的开阔胸怀。作为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杰出代表，杜甫精神价值和意义是在其身后逐渐被发掘认识并日益彰显的，由于杜甫与巴蜀文化的密切关系，巴蜀文人对杜甫有特殊的情缘，一方面深受其诗歌影响，同时也对杜甫精神的弘扬光大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自宋代开始，巴蜀地区就成为杜集版本的校刊、注释、传抄、流播的重要区域，巴蜀作家的杰出代表如宋代苏东坡、明代杨升庵、清代张问陶，都是学习杜诗、反映民生疾苦和时弊的典范。两宋大诗人黄庭坚、陆游也是因入蜀经历而加深了对杜诗的理解，追随杜甫，成就卓著，世代配祀于成都杜甫草堂工部祠，与杜甫共享馨香。

这种优良的传统影响深远，直到民国初年新文学发生期间，巴蜀文人依然传承着杜诗精神，为中国新文学发生作出独有的历史贡献。探索新文学发生期巴蜀文坛对杜甫精神及其诗歌创作的学习和借鉴，有助于深化认识和总结新文学发生期间的经验和得失，对于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亦不无裨益。

一、草堂文学研究会对杜诗的传承

杜甫与成都草堂渊源十分深厚，自公元759年来到成都，于城西浣花溪边修筑草堂茅屋，他的名字便与成都“草堂”联系在一起，直至今日。杜甫在成都作诗几百首，多与草堂有关联，如《西郊》“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狂夫》“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客至》“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人们在纪念杜甫时，都会想到成都的草堂。正如著名学者兼诗人冯至先生所说“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从五代韦庄最初发现草堂茅屋遗址，历代逐渐扩建，文脉未曾断绝，并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的圣地。

当下的中国共有杜甫草堂纪念馆9处，其中成都杜甫草堂最富盛名，这展现了巴蜀人对杜甫的热爱及对杜甫精神的传承。

民国初年，中国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1919年的“五四”运动将之推向高潮，影响辐射全国。在时代浪潮汹涌下，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尤其令人瞩目。关于新文学发生期的界定，最具有认可度的观点是将新文学发生期界定为1917-1927年，以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为代表。需要注意的是，其界定在学界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争议的焦点在于发生期的上限。一种观点是认为中国新文学发生上限可以追溯至1895年前后，以提出百年中国文学的谢冕为代表；另一种观点是认为中国新文学发生上限时间可以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算起，以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代表。尽管对于新文学发生的上限有一定的争议，但是总体来说发生期还是属于一个大致相同的时间段，即晚清至“五四”。文学社团是新文学发生的主要表征之一。1921年到1923年，是新文学社团的发轫期，全国出现文学社团40余个。此时期的巴蜀文坛状况是中国新文学发生的一个缩影，既有叶伯和、郭沫若、康白情、吴芳吉、李劼人等独领风骚的先锋作家，也有《草堂》等纯文学社团，还有如《少年中国》等宣扬新文化为宗旨的文化团体。以1923年为例，成都创刊的新文化刊物有《小说四周刊》《蜀评》《小灵》《孤吟》等，泸县还创刊文艺刊物《星星》。这足以说明此时的四川已经显示出新文学运动全面展开的趋势。出川的川籍学子们在北京参与主创新文学刊物《新潮》，在上海创办《浅草》(后期命名为《沉钟》)，出国留学的川籍学子王光祈、周太玄等则以投稿的方式支持新文学刊物，这样便形成川内外、海内外新文学同气相呼应的氛围。

1922年，当时成都高师校长吴玉章支持叶伯和与陈虞裳等创立了四川第一个以推行新文化为目的的文学研究团体——草堂文学研究会，主编会刊《草堂》。草堂文学研究会会刊《草堂》1922年11月30日创刊，1923年11月停刊，共出版四期。《草堂 》是巴蜀地区第一个新文学刊物，对于带动巴蜀新文学发生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草堂》创办之艰难可以由其稿酬、办公地点和社会环境见证。创办《草堂》的资金来源在今天已经无从考证。由于经费困难，对于撰稿人草堂文学研究会只能赠以《草堂》刊物或者叶伯和的《中国音乐史》与《诗歌集》作为酬谢。从当时《草堂》收稿通讯地址“成都指挥街百零肆号叶宅转本会编辑部”可知草堂文学研究会并没有正规的办公场地。由于当时封建保守势力十分庞大。这由当时“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吴虞被逐出四川教育界便可窥视一斑。在保守势力围剿之下，《草堂》出刊发行一年之后被迫停刊。

草堂文学研究会本着开放、包容之精神面向海内外征稿，并欢迎学者们的批评建议，这显示了巴蜀文化的包容。《草堂》内容兼容小说、诗歌、戏剧，文体形式多样，审稿苛严，为了保证刊物质量，秉承宁缺毋滥的原则。稿件要求主要有两条，一是必须用语体文，二是要求加新式圈点。这种严肃认真的办刊精神为《草堂》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草堂》在社会上颇受欢迎，第一期刊发不到十日便销售一空，全国各地书店皆来函要求再印刷。《草堂》不仅在国内销售发行，而且远销至南洋、日本和欧美各地。周作人认为人性、民族性和地方色彩是构成伟大国民文学的必备元素，“中国的新文学，我相信现在已经过了辩论时代，正在创造时代了。…近来见到成都出版的草堂，更使我对于新文学前途增加一层希望。向来从事于文学运动的人，虽然各地方的人都有，但是大抵住在上海或北京，各种文艺的定期刊也在两处发行。这原是很自然的事情，艺术中心当然在于都会，然而地方的文艺活动却是更为必要：其理由不但是因为中国地域广大，须有分散而又联络的机关，才能灵活的运转，实在是为地方色彩的文学也有很大的价值，为造成伟大的国民文学的原素，所以极为重要。我们想象的中国文学，是有人类共同的性情而又完具民族与地方性的国民生活的表现，不是住在空中没有灵魂的阴影的写照。我又相信人地的关系很是密切，对于四川的文艺的未来更有无限的向往”。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看到家乡创办的新文学刊物《草堂》，非常振奋，写了评论，以《通讯》的名义发表在《草堂》。

《草堂》对于巴蜀新文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为新文学运动开辟了一个新的阵地，培养了一批从事新文学创作的年轻作家，例如，叶伯和、陈虞裳、沈若仙、雷承道、何友涵、张拾遗、秋潭……。年轻的巴金也在《草堂》初试文学之笔，以佩竿为笔名分别在第二、三期发表小诗数首，翻译的俄国迦尔洵的小说《旗号》发表在第二期。作为地方性文学刊物，《草堂》并不孤芳自赏，而是与文坛主流刊物互相宣传，以促使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例如《草堂》与北京文学研究会刊物《诗》的互动。《草堂》在第一期便为《诗》宣传，称其为海内第一家真正致力于新诗的刊物。由巴蜀人主办的新文学刊物《浅草》创刊于上海，也与《草堂》在宣传上相互呼应。《草堂》与上海、北京的新文学刊物一起为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作出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贡献。

《草堂》杂志对杜诗的传承体现为两方面。其一为《草堂》对杜甫“诗是吾家事”之精神的传承。杜甫曾言“诗是吾家事”表现他对诗歌热爱之纯粹精神。草堂文学研究会创办《草堂》刊物纯粹出于对新文学的热爱，并不以追名逐利为目的。《草堂》是以纯“精神”为纽带的同仁刊物，会员资格是以投稿方式表达精神上的援助即可加入草堂文学研究会，且没有章程和会所。叶伯和以他自己的家宅作为草堂文学研究会的工作地点，印证其对于杜甫“诗是吾家事”的传承。其二是对杜诗创新精神的传承。杜甫诗歌创作形式多样，富有创新精神，被称为中国诗歌的集大成者。《草堂》文体形式同样丰富，以诗歌为主，兼有小说、戏剧文体，语言白话，反映青年一代对于自由的向往以及对于扼杀“自由”的恶势力的揭露、批判。无论是文学形式还是文学内容，《草堂》都勇于突破传统文学藩篱，是巴蜀地区文学创新的领头羊，其中有对杜甫创新精神的继承。

成都草堂文学研究会和刊物的命名集中体现了巴蜀文人对于杜甫的高度认可。《草堂》的创办者之一叶伯和非常敬仰杜甫，推重杜甫精神。他在诗歌《草堂怀杜甫》中直接将杜甫比喻为中国的弥尔顿、歌德，指出杜诗跨越时空的价值延续性。

杜公！

你生在襄阳，

乃卜居在锦江。

你的名诗大半完成于入蜀之后，

或因为感受蜀山蜀水底影响？

杜公！

你生当黄金时代，

却抱着满腹底悲哀。

你非无病呻吟，

是伤心人别有情怀！

杜公！

你虽一去不复返，

但你所居底草堂尚依然如故呵！

你在草堂中产生底诗歌底生命，

仍永续不断地与世长存呵！

杜公！

中华底歌德呵！

唐代的弥尔顿呵！

超地域的诗人呵！

超时代的诗人呵！

《草堂》有一位主要撰稿人名字为张拾遗。查遍相关文献资料，没有找到该作者的真实名字，推测这应该是一个笔名，“拾遗”之名是对杜甫接受的一种表达方式。杜甫曾经做过左拾遗，因而又被称为杜拾遗。巴蜀新文学深受“草堂”影响，由此可窥其一斑。而“草堂”对杜诗的接受，是反驳了新文化运动断裂传统文化的一个有力例证。

民国初年，《草堂》是巴蜀新文学的重要阵地，这不仅说明巴蜀对于杜甫的接受认可，更体现了杜诗的生命力与影响力。巴蜀人对杜甫的推崇延续至现代延绵不绝，例如川人穆济波于1945年在重庆南温泉创办私立草堂国学专科学校，其命名本身也是表达对杜甫的推崇；再如郭沫若对杜甫的所评“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又如朱德的“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蜀中近代研杜名家有：四川大学的缪钺，西南财经大学刘开扬，四川师范大学的屈守元、王仲镛和王文才，成都大学的钟树梁……成都杜甫草堂是现存最大、保存最完好、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诗圣纪念地，其刊物也成为杜甫研究重要阵地。从民国新文学刊物《草堂》到今天的学术刊物《杜甫研究学刊》，体现了巴蜀人对杜甫精神的传承。

二、巴蜀新文学对杜诗的传承

伴随中国近代的留学热潮，叶伯和于1907年东渡日本学习法律、音乐，且在音乐方面颇有造诣。归国后的他先后在大汉军政府、成都中学、益州中学等单位任职。1914应聘四川高等师范学校(今四川大学前身)筹建手工图画兼乐歌体操专修科。叶伯和用音乐的形式教授白话诗，其影响由四川传到北京、上海等地。

叶伯和出身于成都富裕之家，其祖父是成都一位大地主，富而仁，办学兴教。叶伯和由于家学传统诗艺渊源，与大多中国传统士大夫一样，自小便熟悉和研读杜诗。又因出生地位于锦官城西浣花草堂北，他对诗圣杜甫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和天然的亲近。叶伯和对杜诗精神的传承，一方面体现在继承杜甫诗歌艺术的革新精神；二是体现为对杜诗忧国忧民情怀的传承。叶伯和是中国白话新诗的先行者，他在留学日本期间已经尝试用白话作诗。中国第一部个人新诗集，胡适的《尝试集》于1920年3月出版。中国第二部个人新诗集叶伯和的《诗歌集》则为1920年5月出版。但是如果细究诗歌创作时间，第二部新诗集中的一些诗歌创作时间比第一部新诗集要早。

叶伯和的诗歌经常在《星期日周报》《人声报》《直觉》等刊物上发表。这些刊物在“五四”时期颇具影响力。叶伯和的诗歌创作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例如，当他的《心乐篇》问世后，叶圣陶、康白情、王怡庵等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叶伯和被当时的媒体誉为中国的泰戈尔。

叶伯和传承了杜诗在诗歌艺术的革新精神。与杜甫“诗史”比较，叶诗更加感性，杜诗理性成分较多。这与两者文化渊源有关。从文学地理角度分析，诗人、诗、地方三者之间构成密不可分的多位一体关系。杜甫家乡河南位于中原一带，儒家文化气息浓厚，且杜甫出身于儒学世家，儒学对于杜甫而言犹如血液一样流淌于生命。为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杜甫滞留京城十年，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后流寓巴蜀，杜甫仕途受挫，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流寓他乡，这些都构成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以及理性思考人生的缘由。叶伯和文化来源一为浪漫飘逸的巴蜀文化，二是追求民主、自由且同具有浪漫精神的西方文化。叶伯和家境殷实，属成都上层名流。文化视野的广阔与生活的富足，都使得叶伯和这位翩翩佳公子具有潇洒、灵动飘逸之文风。故而不难理解叶伯和对杜甫诗风传承中呈现的差异性。

杜甫对统治阶级则毫不留情，揭露其荒淫无道、穷兵黩武，例如“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兵车行》)；对百姓的爱表现为传统士大夫的悲悯情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杜甫时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其诱因是安史之乱，故而，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别是泾渭分明。杜诗中对于“征兵”参战一事呈现出复杂矛盾的情感。对黎民百姓的爱使杜甫以史诗的笔法写下战争给人民带来无限苦难的“三吏三别”，此时的他是反战派。但是，对朝廷复兴国运的期待和儒家文化的忠君思想，促使他又希望人民能积极抗战，故而对于参战一事又是赞同支持的。杜诗《新婚别》最具有此类矛盾情感的典型代表：“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纵然成都为一座繁华富丽之都，“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杜甫《赠花卿》)，但依然不能解除杜甫流离之苦与忧国之思。他即使远离京城也心系社稷：“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情感高尚，纵使自家房子被狂风吹破也心怀天下寒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叶伯和对黎民百姓之爱表现为人道主义关怀，并从“人性”视角揭示战争对人们心灵造成的异化。叶伯和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各方军阀势力混战的时代。战争难以辨别正义与非正义。军阀混战多为争夺地盘，谋取私利。叶伯和不仅看到战争下百姓的苦难，也看到乱世之中人性的堕落，故而他的批判指向为双重，一为战争、兵祸，二为乱世中缺少礼教导致的人性之堕落。小说《夜泊夔门》描写战争导致家破人散的凄凉农人生活景象:被拉夫后的人家缺少劳动力，庄稼荒废，妻儿生活无着落。再如小说《一个农夫的话》写出农民被兵匪抢劫的凄凉。农夫张三哥辛苦积攒一年的粮食被抢劫一空，大儿子还被强拉去替部队背枪。一支部队刚抢劫过，另一支部队又追赶过来。乡村已经不复宁静，横尸遍野，臭味弥漫整个乡里，却无人理会。四川本为天府之国，富庶之地。但是民国年间，四川遭遇兵匪之祸很重。叶伯和借农夫之口写出巴蜀百姓之苦难。但是，他并没有停留在对苦难现象的表层描述，而是犀利指出人性在乱世之中的堕落：

叶伯和所处的时代恰逢我国传统文化转型，东西方文明碰撞使现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具有一种既具忧患意识，又具备现代的文化自省精神。

作为巴蜀新文学领军人物的叶伯和对杜诗的接受传承说明新文化运动不仅没有断裂传统文化，反而为传统诗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中华文化延续发展。草堂文学研究会刊物《草堂》《叶伯和著述丛稿》《伯和诗草》等便是巴蜀文人对杜诗的传承创新。

三、杜诗传承与经典创造——吴芳吉诗歌创作

杜诗善于从生活小事中发掘深意，浓郁的生活气息与“穷年忧黎元”的爱国情怀结合。吴芳吉诗作也善于将宏大的家国叙事寓于现实生活点滴描写之中，如《秧歌乐》《卖花女》《非不为谣》《小车词》等。诗作从农民的辛苦劳作、卖花女的辛酸等生活细节处着眼写时代风云。较杜甫而言，吴芳吉更多了几分幽默诙谐，如《摩托车谣》，诗歌一方面借骑摩托车者的招摇讥讽达官显贵；另一方面写出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渗透、掠夺；更深一层寓意在于思考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生活形态的冲击，是对当时时代潮流中“全盘西化”呼声的反驳。

吴芳吉对杜诗传承还体现为诗歌创新精神。他创作“白屋诗体”融雅俗于一体，既有古雅的文言，也穿插通俗的白话。中国新诗发生之际，语言的形式成为当时“新”“旧”两派文人争论的焦点，是执着于文言？还是选择白话？因惑了当时的诗坛。吴芳吉认为诗歌贵在有诗美，诗的佳处在于内容的精彩，而不是文字与文体。他反对将语言作为判断诗歌好坏的唯一标准，且认为诗歌的新与不新应体现在意思与境界两个层面。诗歌语言能做到明净、畅达、正确、适当、经济、普通就很好。

结语

民国初年新文学刊物《草堂》对新文学发生的建设性意义、叶伯和诗歌的开创性与和“白屋诗风”的经典创造说明了杜诗精神对于巴蜀新文学的影响力。巴蜀诗人群为中国新诗的发生起到了开创引领的历史作用。今天巴蜀诗坛依然繁荣，出现了诸如翟永明这样具有敏锐女性意识的诗人，在当代女性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也出现了像彝族诗人吉狄马加、阿库乌雾和羌族诗人羊子等这样优秀的民族诗人，为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有像周啸天这样传承古典文化的杰出学院派诗人；还有像流沙河、杨牧等这样笔耕不辍的老诗人；……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全国诗坛具有革命性影响力的巴蜀先锋诗歌流派，例如由李亚伟、万夏，胡冬等人组成的莽汉诗歌流派，再如由周伦佑、蓝马、杨黎等人为首发起的非非主义诗歌运动，具有反文化、反价值的特点，追求语言变革，产生的影响力改写了当代诗歌史的发展走向，但是其弊端也显而易见。虽然当下的巴蜀诗坛依然具备有引领当代中国诗坛浪潮的先锋精神，但是因为对于文化、价值的放逐，导致诗歌走向戏谑化，乃至于被称为“诗歌江湖”，将昔日阳春白雪的诗歌拉入下里巴人的尴尬境地。当下巴蜀诗坛的生存状态是当代文化建设的典型案例，反映了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精神向度的关系演变。从时代大环境看，从“十七年”到“文革”，文学曾经被政治过度绑架，遭遇“不能承受之重”；今天，在全球化、商业化的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又走向标新立异、文字游戏的困境。在消费文化至上的今天，当代诗坛缺乏杜诗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缺乏对于国家、民族的担当意识。时下流行口语写作、身体写作，或献媚文学，或视文学为游戏，审美价值与道德诉求较为缺失。被放逐与自我放逐，这也是文学由中心转移至边缘、被世人所轻的原因之一，故而，再度讨论杜诗精神与经典创造、杜诗关注平民的人道主义精神、关注社稷的忧患意识、追求诗歌艺术的创新精神都非常必要，对于当下诗坛具有重要启示。

注释

①“同时，代表当时北宋文坛的苏东坡的诗文在高丽文坛的日渐流行，给杜诗的接受也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林椿和李仁老在评价杜诗时，不仅借用了苏东坡对杜甫及杜诗的评价用语，还巧妙地运用了苏东坡的文学批评视角。”参见郑墡谟《高丽朝接受杜诗的研究》，载韩国汉文学会2014年年度国际学术大会:东亚视野中的杜甫诗学，会议论文集。

②冯至：《杜甫传·成都草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5页。

③《草堂》第二期《草堂文学研究会征稿启事》，民国十二年一月。

④《胡适文存》卷四收《〈吴虞文录〉序》，上海书店版，第259页，原文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

⑤《草堂》第二期《编辑馀谈》，民国十二年一月。

⑥周作人：《读草堂》，载《草堂》，1923年第三期。

⑧顾鸿乔：《叶伯和编年事辑》，参见叶伯和著、顾鸿乔编《中国音乐史》，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49-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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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