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八阵图》为个案的跨语境中国古典诗典故翻译探微

周睿 张望

本文系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基于语料库的杜诗英译规范研究》(编号：2016YBWX073)、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项目(编号：SWU1509468)阶段性成果。

作者

：周睿，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400715。张望，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400715。

以《八阵图》为个案的跨语境中国古典诗
典故翻译探微

周睿 张望

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古典诗教学是汉语国际教育的重难点，其中尤以典故的翻译最为艰涩。本文试图从精准性、对应性、文化性几个角度切入，以杜甫《八阵图》诗典故翻译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汉语专业本科生的教学实践为样本展开个案研究，寻求在英语语境中更为适应的中国古典诗典故的译法的一些共同规律和科学教法。

中国诗 典故 英译 杜诗

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在当下推广战略实践中，正在逐渐从汉语言教学向汉语言和汉语文教学双管齐下的方向转型，不再一味强调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语言学形而下的技术层面的传授，也注重以中国文学为载体对中国传统进行教学与传播的文化学形而上的哲理层面的探寻。中国古典诗以高度凝练的古典语言形式与广远传承的传统文化精神，理应是汉语文教学中展现汉语独特魅力、彰显中华悠久文明的重点，但是在教学实践中，古典诗教学又是难点，不仅存在着古今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的流变，更体现在跨语境视野下中西方文化本体的认知差异，这是有目共睹、不容忽视的事实。前辈学者对中国古典诗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教学上已经做出了卓绝的贡献，本文不再赘述，其中对中国古典诗的典故教学，由于要求研究者既要兼跨语言学和文学的双重研究领域，又要对汉语史、诗律学、文艺学、教育学等专业领域以及英语能力有较高要求，所以研究上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本文打算就中国古典诗的最为艰涩的典故翻译的教与学为研究目标，从跨语境的角度切入典故翻译的精准对应的可能程度，以杜甫的一首绝句中的典故翻译为核心，以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汉语专业本科生的教学实践为样本展开个案研究，寻求在英语语境中更为适应的中国古典诗典故的译法的一些共同规律和科学教学法。

一

典故本是汉代掌管礼乐制度等司史的职官之名，古义是指称古代的典章制度、旧例掌故，后引申为以指代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等的故事或传说，以及古典文学作品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典故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亲屈至尊，降礼下臣，每赐宴见，辄兴席改容，中宫亲拜，事过典故”，即是沿用旧制旧例的原意；而在今天的汉语实践中，典故多用今义，《现代汉语词典》释为“诗文里引用的古书中的故事或词句”，一般分为事典和语典两大类。在英语语言文化中，中国特色的典故多被译作(classical/literary)allusion，《牛津辞典》的释义是“An expression designed to call something to mind without mentioning it explicitly; an indirect or passing reference.” 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事典和语典，但reference的指示性还是颇有对应性的。为了讨论方便，本文不拟对典故的定义诠释、分类标准和英译术语做进一步分析，而是置于汉语教学的背景下考察典故是如何被诠释和接受的。

本文选取的中国古典诗典故教学的样本是杜甫的七绝《八阵图》，理由如下：其一，杜甫是中国古典诗的集大成者，众题兼备，各体皆工，在诗艺上“语不惊人死不休”，尤其是在格律诗上的精益求精，成为后世楷模；其二，杜甫的“奉儒守官”的儒家思想，“民胞物与”的人本精神，反映在诗教传统中，形成了独特的“诗史观”，成就了他诗中圣贤的至高地位，很好地代表了中国传统的民族气节和文化精神；第三，杜甫的海外传播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前期基础和关注兴趣，稍后本文会略加介绍杜诗的海外英译和研究现状，他对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比较具有知名度；第四，以《八阵图》这首律绝为例，既考虑到五言四句的近体诗格式与英语四行诗Quatrain的对应，其包含的典故也关涉到三国历史故事与人文地理掌故的难易程度适中、易为外国读者熟知文化背景，且可略加参考前辈学者的英译加以修正教学实践中的偏误。总之，杜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显学，而关注杜诗的海外传播的学者亦不在少数，以他的绝句来作为探讨古典诗的典故翻译教学是具有合理性的。

杜诗外译和研究一直都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热点，包括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日语、韩语、泰语、马来语等都有译本，在此仅简单介绍英译和研究情况。除了不少著名译者的中国古诗英译选本如 Herbert Giles(翟理斯，1898)、William Fletcher (弗莱彻，1918)、Cyril Birch(白芝，1965)、Irving Yucheng Lo & Wu-Chi Liu (罗郁正、柳无忌，1975)、Burton Watson(华兹生，1984)、Stephen Owen(宇文所安，1997)等之外，就杜诗专译而言，代表作包括 Florence Ayscough(艾思柯，1929)、William Hung(洪业，1952)、Rewi Alley (路易·艾黎，1964)、David Hawkes(霍克思，1967)、A. R. Davis(戴维斯，1971) 、Arthur Cooper(亚瑟·库珀，1973)、Eva Shan Chou(周杉，1995)、Sam Hamill(汉米尔，1988)、Burton Watson(华兹生，2002)、David Hinton(戴维·亨顿，1989)、David R. McCraw(麦大伟，1992)、David Young(大卫·杨，2008)、Jonathan Waley(乔纳森·韦利，2008)及James R. Murphy(詹姆斯·墨菲，2009)。而2016年宇文所安的

The

Poetry

of

Du

Fu

(《杜甫诗》)目前所见最完善的杜诗英文全译本，标志着杜诗英译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尽管他们的翻译和研究看似热闹，但并未真正跟中国国内杜诗研究达成有效的互动，无论成就高下，大陆学界对这些集子的再研究基本上是较为轻视的，引进版和中译版都寥寥无几。国内译者则有杨宪益、徐忠杰、吕叔湘、梁宗岱、汪榕培、孙大雨、顾正阳、章学清等所出版的英译唐诗选本都有杜诗英译的尝试之外，就杜甫专译而言，则有李惟建/翁显良(1985)、谢文通(1985)、吴钧陶(1985)、许渊冲(2014)等为代表，遗憾的是，欧美学界对中国译者翻译的东方主义态度使之在海外传播中无法真正进入西方学术话语圈中心，究其实质，是双方在中国文学研究上缺少行之有效的规范话语沟通。

二

《八阵图》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这首诗在诸家译本和研究专著中的选译率并不高，此处引用英译选自宇文所安《杜甫诗全译》(2016)：

The Plan of the Eight Formations

His deeds covered a kingdom split in three,

his fame completed the Plan of the Eight Formations.

The River flows on, the stones do not turn,

a remnant bitterness at his failure to swallow Wu.

本诗的典故教学是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语言与文化学部中国与内亚语言与文化学系中文本科(BA Chinese [Modern and Classical])三年级课程Chinese 304《中国古典语言文学1》(TRADITIONAL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2016-2017第一学期课堂教学实景为研究样本。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文系是欧洲最老牌最实力的中文系之一，师资强大、生源优质，辅以亚非学院优势的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政治学、法律学等学科支持，以及中国研究院和伦敦孔子学院的交叉互动，且坐拥馆藏极为丰富、中文书即多达17万册的图书资源。中文系本科生源以英国和欧盟学生为主，也有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华语语系的学生。该本科专业学制四年，第一年学习基础现代汉语、中国历史文化、古文导论等核心课程，第二年则赴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一年的汉语。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要选修本样本中的课程CHN304，则须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古文课程(Classical Chinese)并通过考试，否则不能进入下一学年的此课选修。本课程的教学师资，是本校硕博连读、即将获得中国古典文学博士学位的意大利籍助教，她的博士论文是研究香奁体。因此，该样本研究的教学对象的特点是：第一，强调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结合，学科研究细化，并不局限在语言教学尤其是现代汉语应用教学上，而是注重独立学术精神的培养，格外重视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第二，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言文的掌握能力很强，延续着亚非学院中文系的一以贯之教风和学风；第三，教学以英语语系(Anglophone)为语言主导，汉英文化对比上具有相对单一而不必旁逸斜出的便利，而个别华语系学生(包括交换生)的列席又能提升典故对比的深阔度；第四，以关注文本主体的形式主义批评方式新批评(New Criticism)为主要研读手法，强调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三

典故教学在本诗中须具体落实到细处。首先是标题。“八阵”的概念源于战国时期的《孙膑兵法》：“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用阵三分，诲阵有锋，诲锋有后，皆待令而动。”这里是由诸葛亮运诸军事的作战法，《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曰：“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由于《三国演义》的影响，学生对诸葛亮这个人物还是比较熟悉，知道他是非常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谋略家，brainpower/strategist，所以对他能创立这样的神秘东方主义、天人合一的军事迷阵并不会太奇怪。在了解诸葛亮文化背景的时候，教学中也会简单提及诸葛亮在文化中国视野下是有儒家正统(orthodox)的身份和形象投射，以此更好地了解此诗的主旨。既然是军事布阵，学生们则会对应到自己文化体系中的堡垒，比如英国的爱丁堡(Edinburgh Castle)、多佛城堡(Dover Castle)，法国凡尔登杜奥蒙要塞 (Fort Douaumont)、芬兰堡(Suomenlinna)等，但联系到这些堡垒无不以守势为主，且兼靠依山临海的地形优势而建，且遗址尚存，堪可考古，但与欧洲军事堡垒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更多运用在军事进攻上的诸葛亮八阵图则更像是传说，虽有文献记载和石阵遗迹，却无法确知究是何为。在教学实践中，译法一是Octagonal Henges，认为如此神秘的军事布阵跟英国的巨石阵(Stonehenge)一样是千古之谜，但感官上来说似乎太过呆板；译法二是Diagram of Eight Tactical formations，diagram强调“图”的概念，但图表的意味比较重，更像是纸上谈兵的军事图或沙盘图；译法三是Eight Arrays of Wars，突出的是排兵布阵的变化莫测，而非单纯依靠天时地利，凸显了诸葛亮的谋略意识，学生提到了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斜线阵(Echelon formation)或与之异曲同工之妙。对比前辈学者的翻译，宇文所安承袭霍克思(1967)的译法“The Plan of the Eight Formations”，plan让诸葛亮运筹帷幄的形象跃然纸上，凸显出战略战术的意义；他译本作Eight Battle Dispositions(洪业1952)、The Eight-Battle Arrays(王大濂1997)，都直接标出了battle，显得略为拘泥；而The Stone Fortress(许渊冲2004)则对标题做了归化处理，似乎有让西方读者更易为接受之考虑，但却比较失真。

首句的典故在“三分国”。三国是中国历史一段三个政权并立的时期，正史是从曹丕建国220年开始，但一般三国故事则是从初平、建安年间开始(190年)开始，到西晋灭吴的280年结束，所指曹魏(220-265)、蜀汉(221-263)及孙吴(229-280)三国。在教学实践中，译法一是Kingdom split in three，既可能是受到“三国”的习惯英译法Three Kingdoms的直接影响，也可能与英国称为United Kingdom的“王国”概念有关。这个译法很有意思的一点是，Kingdom在这里可泛指整个中华的政治版图或地理版图如今分裂成了三块(split in three)，也可以暗指蜀国，是三块居其一，其后是限定性的定语从句，一方面可以引申出蜀国自称的帝统性，另一方面也符合当时的社会文化史背景。诸葛亮在后世被逐渐地抬上神坛，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智囊形象的代言人，然而将诸葛亮还原置身在三国时代，于魏、吴二对立政权而言，即使能够对诸葛亮保持敬意，但是他毕竟还是属于“敌营”，要说他的“功盖”的范围，恐还是在蜀国一地，其正统性才更合情合理。这里用Kingdom很容易让学生联系到UK今天的实际，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构成的联合王国，在权力下放体系之下各自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权力性，成为王国的构成国(countries)，虽彼此在文化上存在差异，但毕竟统于联合王国，并非分裂或对抗的局面，所以在这里还是与“三国”的kingdom有本质差异。译法二是Nation divided into trisection。此法略微繁复，值得注意的是nation，中国是以汉文化作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但在三国时期，华夷之辨还是非常明显，所谓的“中国”(Middle Kingdom)，是汉民族建立的“正统”王朝，即是三分天下，各自的民族主体还是汉族，这与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是有显著区别的。正如江宜桦(1998)指出：“如果就‘nation’这个字在现代英文中的意义而言，‘nation’不仅指涉中文的‘国家’(即英文的同义字state, country, commonwealth)，也可以指涉‘民族’(即英文的同义字people、tribe、nationality)，而当一个‘民族’以追求独立自治、建立‘国家’为政治目标时，‘nation’亦可以被理解成“国族”或“民族国家”(即nation-state或national state)。”显然，用nation一词揭示了欧洲学生鲜明的民族意识，会自觉运用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去审视对照中华文明。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三分国”是诸葛亮之“功”，是他独具只眼的政治意图和计划，这里的动词“盖”有人用到了overshadowed，也有人用到了covered。overshadow有夺去他人光辉锋芒，使别人黯然失色的意味，会让目的语读者对诸葛亮产生一种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的错觉，而cover则不会把话说得太满，消解了唯我独尊的霸相形象，更为匹配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

次句，八阵图的典故在标题中已经讨论，“名成”的“成”，讨论用“completed”还是“achieved”。complete的完成，暗示着功德圆满，而且有种水到渠成、循序渐进的自然，而achieve的意思是达到预期的目的，实现预期的结果，如用被动语态，似乎功利性比较强。

三句，应该说本句没有实质的典故需要英译，但名物也与限定的文化有关。“江”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一般特指长江(Yangtze)，这里用“the River”也似可从一条无特指的河流引申到对长江的特定指称，对应在欧洲文化里，River会让学生们想到泰晤士河(Thames)、塞纳河(Seine)、莱茵河(Rhine)、多瑙河(Danube)等，这些河流是欧洲最为重要的河流，孕育出灿烂的欧罗巴文化，其重要意义与长江之于中国文化似可等量齐观。接下来，教学适当补充对此诗写作的背景介绍，不仅在方法上打破了文本批评的垄断，也进一步重申了中国古典诗的知人论世和隐喻性的阐释传统(allegorisis)，更利于学生对字词和典故理解的准确性。此诗大概是唐大历元年(766年)杜甫初抵夔州在白帝城外所见八阵遗迹时怀想诸葛亮所写，时空的交织穿梭，亦幻亦真、亦虚亦实，既是所见所闻，也是所思所感，从诗体结构上来说也是转捩点，时空线索从历史中拉回到现实来，回归到古典中国的沧海桑田、世事无常的哲学理念上来。“石”用stone而不用rock很值得讨论。rock可以指暗礁，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比意义单纯的stone要更加准确，但是rock也有动摇的动词义，而诗意要强调“不转”，stone就不容易引起这样的联想歧义。此外，rock一般指巨石，stone则相对来说要小一些，或许会引导读者想象千年以来，如今的八阵图已经失去了战略部署的价值，看上去零零落落，stone比rock更有沧桑和落败的绝望感(despair)，而且还是容易联想起诸如前文提及的巨石阵(Stonehenge)，而且欧洲的军事堡垒也多是石制，比较容易产生共鸣。这里“石不转”突出的是战场遗址的凋敝，是杜甫眼中所见或心中所想的实时景象，而在遭遇战争的历史上，二战欧陆战场也多在塞纳、莱茵、多瑙河之间展开，但并没有太多的战争遗址留下来，有学生提到了布达佩斯多瑙河畔的鞋子(Shoes on the Danube Bank)，那是出于对二战中被纳粹枪杀的犹太人的纪念，而非战场遗址。此外，欧洲的军事遗址多以依山傍海的堡垒和海防为主，与长江中的“八阵图”的可比性不大，这里彰显出的是受限于宇宙世界的必然盛衰、不可抗拒的生生规律，而赋予的一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苍凉。

末句的典故重点在“吞吴”上，这是刘备破坏诸葛亮大计而兵败身亡之举。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20年)，孙权夺取军事重地荆州并袭杀关羽。次年，为报结义兄弟之仇并意欲重夺荆州的刘备亲率大军攻吴。东吴以陆逊率军应战，以逸待劳，在222年的夷陵之战中以火攻击溃蜀军。刘备狼狈退至白帝城(即杜甫是诗写成之地)，一病不起，在永安宫向诸葛亮托孤。诸葛亮原意是联吴抗曹，完成北伐统一中国，刘备“吞吴”之计则让蜀汉元气大挫，夷陵一战也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杜甫为诸葛亮大计未统而心痛，也是他对当时唐王朝局势板荡的担忧的投射。译法一是annexed the Southeastern Kingdom。annex这个词很准确，辞典义为add (territory) to one's own territory by appropriation，本义就是领土上的纷争，也有不正义的涵义，暗藏了对刘备此举的批评。欧洲近代史上，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对他国领土的蚕食鲸吞，也适用这个词。Southeastern Kingdom采用了意译，形象直观地呈现了三国版图之争的地理方位。译法二是swallow Wu，这与霍克思、宇文所安的译法暗合。swallow的吞咽用在这里有点令人诧异，虽是字面直译，却不如洪业的译法expedition against更易于理解，而Wu(吴)的音译，会让不熟悉中国史的外国读者茫然，但考虑到教学受众的汉语言文化程度，在这里也无可厚非。宇文所安对诗题的脚注的阐释上补充说明，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The ‘Eight Formations’ were a group of rocks in the Yangzi near Kuizhou, supposedly set there by Zhuge Liang to illustrate his proposed campaign against the state of Wu.”此外，读者无法判断杜甫运用“遗恨”二字的本意是偏正结构，还是动宾结构，因为汉语词序是一个不确定的、非计量的系统，源于汉语语法的模糊性。译法一pain surviving，是定语后置的名词结构，pain既指痛苦、遗憾，也有努力、徒劳的意思，surviving有侥幸的意味，这种延续连绵不绝，似乎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译法二a remnant bitterness也把重心放到了定语前置的修饰语后面的名词上，bitterness更能彰显“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痛感，而这种感情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下，已经变得如此的淡泊，remnant的残余意味，对比千年前的坚持与努力，则加强了讽刺的张力。两个译法都无一例外地用名词性结构，也可见中诗英译中的常见问题：汉语是以动词为优势，而英语是以名词为优势的不同语言。

四

诚然，以一首绝句中的典故翻译的教与学，以一所英国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实体的研究样本，以跨语际对比的研究角度，就想要寻求在英语语境中更为适应的中国古典诗典故的译法的一些共同规律和科学教学法，这无疑是不自量力；但通过文本细读来讨论典故教学的得失，还是有迹可循的。

其一，典故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典章制度、地理风俗等的故事或传说，不能一味地以“中国特色”加以含混笼统解释。中国诗的典故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毋庸置疑，但如果没有在目的语有相似的历史典故或人文地理的对照，则很难真正做到深层次的理解。《八阵图》一诗中的主角诸葛亮在中国传统中极受推崇，不仅在于他谋略智囊的军事形象、赤胆忠臣的儒家代表、高尚品格的人格魅力，而且还得益于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英雄理想主义受挫于现实的悲壮性。这一形象在曾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也是智谋的同义词，日本战国时代的竹中重治(1544-1579)即被尊为“今孔明”。诸葛亮的文化标签在汉语文化圈广为流传，例如三顾茅庐、草船借箭、舌战群儒、七擒七纵、空城计、作奸犯科、开诚布公、思贤如渴、鞠躬尽瘁、运筹帷幄等成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事后诸葛亮”等俗语，孔明灯、诸葛菜、卧龙岗、武侯祠、孔明庙等物件遗迹，都是汉语读者耳熟能详的。对应在英语系文化中，则近似地(虽不能完全对应)可以找到一些例子来加深对本诗典故的理解，例如在坎尼会战(Battle of Cannae，216 BC)中大获全胜的迦太基军主帅汉尼拔(Hannibal)，突出的军事谋略上的成就感；英国传说中辅佐亚瑟王(King Arthur)的梅林(Merlin)则在身份、谋略、发明、人品诸多方面与诸葛亮形象有着可比性，这样会在中西文化对话中较易实现沟通。

其二，对名物的具体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把握要准确。文化的差异造就了名物的对应不会完美对接，前面强调了对应性，这里也要强调精准性。“八阵图”这一名物究竟是如何布阵，由于缺少实物证据，无从得知细节，之前提到的Octagonal Henges，Diagram of Eight Tactical formations，Eight Arrays of Wars三种译法，也都有各自的合理推测性，便于学生自己的理解，前文已经详论，此不赘言。“三分国”的“国”的概念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nation、state、kingdom、country之间做选择，如何挑出最符合典故中所呈现的中国历史实景还需斟酌，避免理解的时候先入为主的西方政体理念的套用。再比如人名、地名及其他名物的准确性和地方性，举个题外的例子，杜甫“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丽人行》)，当中的“青鸟”这里典出《汉武故事》：“七月七日，上于承华殿斋正中，忽有一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来也。’有顷，王母至，有二青鸟如乌，挟侍王母旁。”“青鸟”是西王母的侍从，又名金乌、赤乌、三足乌，唐宋诗词中多见其义，比如李商隐“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无题》)，秦观“几时待得，信传青鸟，桥通乌鹊”(《水龙吟》)。这里明确的是，“青”在这里是“乌”，英译为Black birds，而不要直译为“bluebirds”，因为后者在英语中多特指蓝鸲(a small blue singing bird found in North America)，与中国典故的“青鸟”相去甚远(这一点白润德Daniel Bryant在他的《南唐词人》一书中有详细讨论)。颜色词所引申出象征意义和联想意义也受到文化的制约，汉语中颜色词的模糊性进一步加大了名物概念的把握准确性的难度，同样是“青”，青天、青菜、青龙、青烟、青眼、青山、青柠、青花(瓷)，译作英文azure-sky、green-vegetables、black-dragon、light-smoke、aterrimus-pupil、verdant-mountain、lime、blue-and-white等等，仅以一例即见典故翻译的繁复与艰难。此外，名称是直译还是意译，例如前面涉及的“吴”，是State of Wu，还是Southeastern Kingdom，也需要结合具体语境。

其三，对典故翻译的教学还应在文本之外寻求教与学双方的引导与互动。在本个案中，由于依托SOAS平台的学生本身素质很好，对汉语言文化的理解程度比较高，再加上母语文化的正迁移影响，很容易形成有效的跨文化对话，迅速在母语文化中找到近似的对应物。老师的引导也必不可少，将自己研读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诗的心得，放在自己的欧洲文化体系中衡量，从而为学生的翻译的准确性和对应性起到导航的作用。教学主体双方都将典故置于社会文化史视野之下整体进行把握，从文化史的宏观角度切入，反思个案在各自文化史现象中的表现和归属，在文本分析和语境研究之中寻求某种平衡。因此，他们在典故的思想内容上贴合文本，翻译策略上异化大于归化，也愿意保留了中诗的意象和结构的诸多“异国情调”，在字词的推敲上很下功夫。样本中师生双方的汉语言文化的能力都较强，虽然不具备广泛的适用性，但却指明了一个方向——中国文学的教学应置于跨文化交际的语境中，教与学的双方要充分利用文化的共通点来探讨典故的适用性，需要预先解决读中国古典诗中诸如姓氏、名号、官阶、种族等令西方读者混淆不清的系列概念。在此个案中，由于重点放在了典故的教学上，并未对文类、体裁、题材、格律等方面加以分析，所以侧重点在于历史文化知识的强化和比较，此外，参考汉学家和翻译家的其他译法作为辅助教学的材料也是必不可少的。

以中国文学为载体的中国文化海外教学还有诸多可供探讨的领域和空间，就中国古典诗的研究和教育来说，还有很多可以完善的工作。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学者对海外汉学研究讯息的重视和掌握，还远不如其他学科领域，除了自身专业的特殊性之外，也在于国外学术信息尚未置于学术史的系统脉络中作认真检视评判，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文献基础和思想基础，缺少合适权威的“工具书”中介，就是直接表现；而海外汉学机构因循各自的学术传统与术语体系，在学术全球化与规范化的今天，也不利于研究和教育工作的深一步拓深和交流。因此，本个案研究呼吁从学术共同体的视阈出发，认为规范以中国古典文学专业术语的外译与文献概念标准，将会对海外以中国作为学术文献资源的海外汉学研究者，将产生实用性的价值与影响，同时也对本土学者研究海外唐诗传播，研读相关外文文献，提供可靠的工具参考。中国文学中的典故，应该有一本参考词典。尽管有倪豪士《印第安纳中国传统文学手册》(1994)、伊维德《中国文学导读》(1997)、蔡宗齐《如何阅读中国诗》(2007)等材料可资参考，但并不能很好针对性解决典故的这一问题，2017刚出版的《牛津中国古典文学手册》也同样如此。如果能有这样的典故规范之举，那么典故教学这一领域将会是全新的面貌。

责任编辑

潘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