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d：语词、父性和存在
——从哲学角度看《圣经》译本中λογοσ、Word和“道”的互训

何光顺

Said：语词、父性和存在
——从哲学角度看《圣经》译本中λογοσ、Word和“道”的互训

何光顺

在《创世记》中，语词的创造就是上帝的父性精神力量的创造，就是存在的出场。在《约翰福音》中，希腊文译本的λογοσ、英译本的Word、中译本的“道”，就是对《创世记》语词创生世界的语词中心论传统的再阐释，是父性主权话语的强化。不同的翻译隐藏着文化背景的歧异，古希腊λογοσ(Logos)是单一公正之神的父性特质，是更加精神化的；英译本的Word主要含义就是语词，是更加符号化与抽象化的；中译本的“道”却具有某种母性文化和阴阳和合型特质，是实践化倾向的。古犹太与古希腊文化的融合就在《圣经》的翻译和阐释中实现并生长出整体性的西方语词中心论的文化传统，这使其区别于较为独立的以《易经》等多文本为源头的行动中心论的中国文化传统。

Said；语词；父性；存在；λογοσ；Word；道

作为西方思想的范本，《圣经》既是宗教的，也是哲学的。从哲学角度阐释《圣经》不同译本的关键词，特别对希腊文译本的“λογοσ”、英译本的“Word”、中译本的“道”这几个词进行互训，目前尚未见到有深度系统的研究。实际上，中西方《圣经》译者特别是研究者，并非没有认识到这几个词的重大差异，但从互训角度阐释中西方思想的歧异，特别是着眼于文本凭据的思想史的比较，却是远不够充分的。本文以《圣经》的《创世记》和《约翰福音》的“语言”问题为起点展开思考，论及“语词”或“言说”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所引发的持续讨论，比较这种“符号化”的“概念语词传统”和中国思想的“形象化”的“行为语词传统”的歧异，阐明西方思想传统中所具有的“语词”和“存在”同一并指向“父性”的文化根基，以及中国思想传统中所具有的“实践”和“道德”同一并指向“母性”的文化根基，从而区分西方思想注重“言说”和中国思想注重“无言”的深层根源。这种中西方的差异可从《创世记》的Said(道说)、Called(命名)、made(造物)这三个层次的分析来得到展开。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对Said(道说)一词进行诠释，并对不同译本中的λογοσ、Word和“道”的歧义进行互训。

一、Said(道说)，语词的言说：“λογοσ”和“Word”的同一

在早期希腊传统中，λογοσ(Logos)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言说”*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9页。，希腊神话和史诗就是在众神的“争吵”中开始。早期希伯来神话及基督教圣经也是在上帝的“言说”中开始，《约翰福音》英译本开篇有“In the begining was the Word”对“Word”(语词)的强调，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将其直译为“太初有‘言’”(《约翰福音》1：1)。20世纪以来，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西方哲人都在语言问题上大做文章。在悠久的语言论传统中，柏拉图主义的哲学阐释进路始终是其无法挣脱的父性基因，即语词只有指向绝对理念的父性上帝或存在，才构成西方思想合法性的源泉，以阐明世界的可理解性和秩序性。而这就是罗兰·巴特所指出的，语言赋予世界一种可理解的清晰性，世界被语言重塑，制造为一种决定论的神话学，世界不再是不可说明的。*[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79页。

从《旧约·创世记》到《新约·约翰福音》的首要问题，就是对“语言”的关注。语言被赋予一种创造性力量，世界在上帝的说(Said)中被创造。《创世记》写着：“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Said)：‘要有光。’就有了光。”这种说(Said)因其创始性和本源性而被很多学者直接译为“道说”，从而有近于中国文化中创始万物的“道”。如中国《易传·彖辞》的记述：“大哉干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干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为君、为父、为阳、为刚，乾道就是阳刚君父之道，就是“大明”之道，是光明划破黑暗的二元剖分，乾道运行，创生万物。《创世记》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同样可以隐喻为父系阳性统治力量到来之前的阴性母系时代，故“神说”的精神力量和话语运行就可以被视为父系时代的阳性力量。

从《旧约》到《新约》贯穿始终的就是上帝的父性之道，就是乾阳之道，是精神性话语克服自然性混沌的愈趋抽象的符号性言说。世界在上帝的神圣的说(Said)中有了“事物状态”的最初步的二元划分：

神说(Said)：“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

神说(Said)：“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

神说(Said)：“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

神说(Said)：“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

在上帝的说(Said)中呈现出一种从“无”到“有”的裂变，神从“虚无”造出“万有”，象征着“语词”之“道说”的神秘创造，世界在语词中绽放，“无-有”、“光-暗”的二元状态被呈现，只是还未得到进一步的符号化和概念化命名。然而，万物已渐次显露，青草、菜蔬、树木在萌芽生长，鱼、鸟、牲畜、昆虫和人等活物成为一种尚未被命名的“存在者”：

神说(Said)：“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

理化指标:p H 4.0,可溶性固形物含量7.5%,多糖≥278.3 mg/100 m L,维生素C≥7.5 mg/100 m L,总黄酮≥145.3 mg/100 m L。

神说(Said)：“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

神说(Said)：“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有关引文主要参照《圣经》(中英对照)，中文：和合本，英文：新国际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8年。

值得注意的是，神用“语词”说(Said)出万物时，事就成了。但在人这个环节，神却先要预告“造人”的具体细节和人在被造以后的使命和职责。“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1：27)这一细节就隐藏着多重意蕴：第一层可以是荷尔德林的阐释“神是人的尺度”、“人本是神性的形象”；第二层可以是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的四方游戏说，神创造了苍穹、大地和人，人的诞生只有从其余三方的映照中得到澄显；第三层可以是易学的阐释，即神的初始状态有近于中国易学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的“阴阳同体”思想。

如果说《圣经》第一章“神……照着祂的形象造男造女”还隐指上帝性别的未曾区分，那么《创世记》第二章却指向神最初创造的是一个男人，而女人是神“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创2：20)，这时，男人首先被造的神话在后来的宗教叙事中就掩盖了第一章中男人和女人同时被造的含混神话。于是，上帝就被等同于父性的上帝，语词的创造就是父性精神力量的创造。代表着父权的男性力量就确立了其对于代表着母权的女性力量的胜利。正如希尔曼指出的，今天我们接受这一希伯来/基督教的公理，即“先有亚当，后有夏娃”：这种差距确立了男人相对于女人而言的优越地位，而不是父亲相对于母亲。它关心的是长子身份继承权，而不是男人与女人的繁殖能力问题。*转引自[意]鲁伊基·肇嘉：《父性：历史、心理与文化的视野》，张敏、王锦霞、米卫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9页。

二、Said(道说)，父权的强化：道成肉身的运作

《创世记》中带着象征性和描述性的隐含的父性语词创造，在《约翰福音》中直接演绎成了陈述性和解释性的显明的父性神道创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1：1)这个中译本翻译对应着英译本《约翰福音》“In the begining was the Word，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and the Word was God”，这神道的创造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就被表述为“圣父与圣子”同一：“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祂的荣光，正是父(the Father)独生子(the One and Only)的荣光。”(约1：14)上帝的“语词”(Word)的创造，就是“语词”的肉身化，“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made his dwelling among us”(语词就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种语词的创造同时也是父性力量的创造，是父性“精神”的物化史，“……the One and Only,who came from the Father”(语词、道、独生子正是来自父)。

上帝的“语词”的创造，在希腊文《圣经》中被直译为“λογοσ”(Logos)：“Εν αρχη ην λογοσ, και ο λογοσ ην προσ τον Θεον, καιΘεοσηνο λογοσ.”*雷立柏主编：《拉丁成语辞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66页。古希腊思想的关键词Logogs(λογοσ)的词根源于legein(说)，含义甚广，主要有“谈论”“说明”“思想”“理性”“公理”等。这个从“言说”义而后被诠释为“法则”“理性”“公理”的古希腊关键词，同样是在父性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如毕达戈拉斯就将公正、理性、单一划入到“阳性”，而将混乱、丑恶、偶数划入到“阴性”。λογοσ就是单一公正之神的父性特质，这也是贯穿古希腊哲学的暗线。在这个意义上，《约翰福音》英译本的Word和希腊文译本的λογοσ得以相互贯通，而且Word的翻译实际就来自希腊文译本λογοσ的“言说”及其引申出的“秩序”“公正”“理性”的含义。因此，当赫拉克利特在箴言中作如下叙述：

虽然这里所说的“逻各斯”永恒存在着，但是人们总不留意……尽管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生成。[残篇1，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反杂学》，VII，132]

如果不听从我而听从这个逻各斯，就会一致说万物是一，就是智慧。[列篇50，希波吕特《反驳》，IX，9，1]*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9页。

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关于“λογοσ”的论说已为基督教神学作了本体论或存在论的准备。当赫拉克利特以“逻各斯”作为“火”创生“万物”的根据和法则时，本源之“火”和现世“万物”的桥梁就被搭建起来了。于是，赫拉克利特说：“火在升腾中判决和处罚万物。”([残篇66，希波吕特《劝勉篇》，IX，10])这“火”就有近于“上帝”；而“逻各斯”则近于上帝的“语词”(Word)，或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the One and Only)。“‘逻各斯’永恒存在着，但是人们总不留意”，同样可以转换为《约翰福音》中犹太人对耶稣的不理解：“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约8：52)“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约8：57)而耶稣对自己的父神的“独生子”身份作了超越时空的论述：“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8：58)就近于“逻各斯”作为火的法则的论述：“按照一定的分寸燃烧，按照一定的分寸熄灭。”

因此，当犹太人还无法理解耶稣基督时，非犹太的希腊哲学却为其找到了哲学化的阐释路径。本源之火(创造主)-逻各斯(创世法则)-被造的万物(世界)，就贯通了。世界的本源、宇宙的同一性以及万物的生成毁灭都依据逻各斯。因此，听从逻各斯，就是听从神秘圣言的召唤，就是在父性的单一中得到保持。这种“语词”、“思想”和“存在”的同一在另一位更加玄奥的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挥：

非存在你不认识也说不出，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情。[残篇2，普罗克洛《论蒂迈欧》，I，345]

巴门尼德否定了作为现象的万物的真实性，将这些现象命名为“非存在”。“非存在”只是感官和意见的对象，而不是“思想”的对象，因此也不能被真正“道说”，那些凡人的日常“人说”都无关乎“存在”。于是，“存在”的单一性被凸显，“语词”的父性基因被奠定。这样，我们就可以约略作出这样的训释：巴门尼德的“存在”就相当于“上帝”，“思想”就相当于“基督”或“逻各斯”，而“说”就相当于上帝的“Said”。

从上面关于“λογοσ”和“Word”的互训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父性”、“阳性”、“理性”的力量被不断强化。从这个角度说，《圣经》翻译者将英译本“Word”和希腊文译本“λογοσ”训为中国的“道”，是并不完全贴切的。因为从旧约的古希伯来文到新约的古希腊文书写既有着诸多重大变化，如旧约以信仰上帝、祭祀、律法为重，强调对待敌人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强调犹太人是上帝选民；新约则以信仰基督、爱、谦卑为主，强调“爱你的仇敌”，说明外邦人如忠实上帝，即便没受割礼也是选民。然而，这些差异相对而言却是次要的，真正贯穿始终的却是父神、子神和语词的同一。当然，这种同一在《创世记》首章还有着上帝“阴阳同体”的含混表达，有着上帝(未具体化)、语词(道说、命名)、亚当(近于子神)从同一中被初次分开的裂变；《约翰福音》中，上帝被具体化，道成肉身，具体化的语词上升到上帝、存在和道的高度，基督代替亚当成为子神。父神、子神和语词的统一得到完成，而由此“父权”主导下的 “语言中心论”便真正成为西方文化的基石。

三、Said(道说)，存在的彰显：西方重言和东方重行的歧异

中国思想的关键词“道”虽然同样有着“乾阳”的君父之道对于“坤阴”的母性之道的突破，但《周易》更重视阴阳的和合共生，语词的力量尚未被凸显。从《周易》来看，“易道”就是阴阳的互转互成，阴极阳生，阳极阴生，这种“偶性”平衡从中国文化开端处就被确立。从中国“道”的最初字形“(石鼓文)”、“(古鼎文)”来看，它表达的也不是“语词”的“说”，而是两边合起来像一个“十字路口”以及中间是一个“首”字的“人在十字路口”的即将选择和行动状态。*何光顺：《老庄的“庸道”——兼及西方思想与老庄思想的互训》，《哲学研究》2014年第4期。在这个“道”的源初词义中，并没有“语词”或“言说”的彰显，而是人在十字路口的观望和即将上路的注重行动的状态，是一种注重彼物生此物的生生思想，还不曾过度显现“神-人”“物-人”的对峙，不曾依靠语词进行从无到有的裂变性创造。从创始性、开端性含义上说，“道”更像古希腊哲学化的“神”或“存在”。至于“道”的“言说”含义，后于情境化的“人在十字路口”的本源义，也后于作为“路”的引申义，在早期文献中，只有如《诗经·邶风·墙有茨》“中冓之言，不可道也”等少数具有“说”的义涵的用例。但从中国“道”学思想统绪看，脱离形象而向着抽象语词言说发展的“道”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的“道”更多是在形上和形下的统一中，以一种“生生”思想淡化了父权文化的侵略性和断裂性特征，而注入了更多的母性情结。比如在老子著作中，“道”就被表述为一种母性力量：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帛书本第6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萧呵漻呵，独立而不垓。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帛书本第25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帛书本第42章)*参见刘小龙：《庄子原解》，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98页，第154页，第206页。(帛书本老子系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现存最早的老子版本，其文序为《德经》在前，而《道经》在后，不同于后世王弼作注的老子通行本。刘小龙比照王弼老子通行本对帛书本老子作了详细校对和文本复原，学术价值较高。)

在老子看来，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世界万物之外和之先的“上帝”，而只有那“生生”的“道”。这“生生之道”更像一种母性的生殖力量，可以被比喻为“玄牝”(母性生殖器)，其德可以譬喻为母性和阴性的水。随后，庄子对“道”也同样作了具有母性之德的形象比喻：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

在庄子这里，天地鬼神万物，都是从道化生出来，道未曾被显明是父性的，更多是阴阳共生的，道内在于世界，表明未曾有“单一性”和“多样性”的断裂，从而也就没有“父神”的外在化创造和子对父的弑杀。中国的道既超越了时空，却又不像上帝那样凭借语词“说”出这个世界，而是更倾向于一种无言的沉默和生生不息的绵延与运动。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作为中国主导传统的儒家思想脉络中，“道”渐渐脱离自然化和阴性化的譬喻，而具有了社会、政治、人伦的“父性”法则含义，比如“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1.2)，“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1.12)，“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5.2)，“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11.24)，“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18.6)。在这些例文中，“道”作为士君子进入社会生活与政治伦理的应当践行的准则、公理和正义的含义愈益被凸显。当然，即使这种“父性”法则的“道”逐渐占据着中国文化的主导层面，但其基本意义仍旧是非言说而注重行动的。同样，在中国其他各家思想中，注重行动状态中的法则、规范或态势，而非注重语词、言说，都是一种共同的思想倾向。这种非完全“语词化”的行动之“道”就充满着一种张力，而避免了“父性”文化完全挣脱“母性”文化所带来的紧张与断裂。

正是从希伯来圣经开端处对于“说”的重视，以及随后“λογοσ”、“Word”等以“语词”、“言说”为基本义的阐说，决定了西方思想的“语言论传统”，而这种传统又和“父性”主宰的历史呼应。形成对照的是，中国“道”对于“实践”的重视及其“人在十字路口”的“实践论传统”，同样是和“阴阳共生”文化主导的历史相呼应的。在西方思想中，我们看到，从《旧约》以来，语词的力量不断得到强调。《旧约》的《诗篇》就多次强调圣言的神迹：“一吩咐便都造成。”(《诗篇》148：5，33：9)中世纪神学家安瑟伦同样强调“言”和“神”的同一：“那至高的本性是至高单一的，同样那话语也是至高单一的。”*[意]安瑟伦：《信仰寻求理解——安瑟伦著作选集》，溥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2页。“那至高的真理的‘言’(Verbum summae veritatis)——那‘言’自身就是至高的真理。”*同上，第94—95页。“那至高的‘灵’通过同样永恒的‘言’说出它自己。”*同上，第97页。真理、圣灵和圣言的同一性，在根本上奠定了西方古典语言中心主义和父性文化的地基。

西方学者诺思洛普·弗莱同样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思想与“Word”(语词)、“λογοσ/Logos”(逻各斯)作了关联性阐述：“那些大写的术语如God(上帝)、Word(道)和Spirit(灵)”构成了“《圣经》的核心”*[加]诺思洛普·弗莱：《神力的语言》，吴持哲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作为最后一部福音书的《约翰福音》开头便论述理念(Logos)的绝妙序……‘词’(Word)作为人类思想交流的单元，归属于一种思想秩序，这一思想秩序是与一种自然秩序联系在一起的”*[加]诺思洛普·弗莱：《神力的语言》，吴持哲译，第116页。。在弗莱看来，作为人类思想和交流的单元，词(Word)和上帝的道(Word)以及绝对理念(λογοσ)奇妙合一了，而这就是言说(said)的灵性(Spirit)根源。上帝的“道说”召唤着世界从黑暗中跃入光明，让万物在到来中显现和闪亮。正如德国诗人格奥尔格对于神圣语词的颂歌：“我于是把它掌握，严密而结实/穿越整个边界，万物欣荣生辉……”(格奥尔格《词语》)

四、余 论

在《创世记》中，因为“说”，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划分由此形成。人因着“说”，便有了从“神”的“一元”世界走出，从而形成一个“二元”分化的世界。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分割同时也必然导致上帝与造物的对立，上帝与魔鬼的对立。人作为上帝的造物，终被魔鬼引诱，走出神的世界，失去神赐的天堂，然而也由此意外获得独立的自由与痛苦。《创世记》载，耶和华神所创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是造物中最初反抗神的觉醒者，它同时将神最宠爱的造物“人”也招为同盟。当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创3：1)“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3：4-5)蛇在这里似乎揭示了一个秘密：神害怕人知道更多，而这种害怕还似乎出于私心。不管是夏娃还是亚当，似乎都接受了这种说辞，选择了偷吃禁果。“人”与创造天地的“父”的二元对立终于形成。

人吃了果子，“眼睛就明亮了”，但人却不习惯于“明亮”，而将自己“隐”于“黑暗”。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创3：7)。“编作裙子”是人(亚当)继为万物“命名”之后的一次真正的独立行动，是人创世的开端，是光明与黑暗的再次剖判，而“属灵”的世界由此显现，“属地”的身体被放置回黑暗。身体与灵魂的分别被人自觉地认识到了。神并非不欣赏人的智识自觉，而是恼怒于人因为这种意志自觉终可能犯罪，并走向黑暗、背叛神。故而，神以驱逐人作为对人的惩罚。

人离开了伊甸园，二元化的世界便进一步被强化。人迷失了来源于“神”的“灵”，也失去了“圣洁”，听从物欲诱惑，而这就是文明的开端。《创世记》本当在神歇了祂的工后就完美地结束了，但因人的灵性的丧失与堕落，“救世”的主题遂也从这里开始。人远离了神，而依赖于自己的“说”(said)、“称”(called)、“造”(made)来“创世”(created the world)。这种创造何其艰难！这创造的道路何等漫长！但人既不愿失去“说”的权力，便必将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这里，伊甸园的出走无疑是一种思想史的隐喻。人在尘世漂流，却相信自己与神的一体相依关系，认为被造物从来不过是创造者的一种延伸。相应地，God→λογοσ→Word的逻辑关系，在神存在被怀疑之前，往往被视为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此时的λογοσ和Word也并未分离，凡上帝的Word即是λογοσ。然而，近代以来，当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是)”(I think therefore I am)开始自己的沉思时，思维主客体的分离导致了人神关系的分裂。思想和语言的同一性被割裂，λογοσ和Word也由此二分。

在从《旧约》到《新约》的阐释中，我们或许能理解德里达所说的：“如果对于约翰来说，这词语(道)是光，在这里它是灰烬中的光。太初[诗的开始]有(道[词语])灰烬之光。”(“And if for John this logos is a light,here it is a light of ashes.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schenglorie.”)那不在场的中心即原初的意义和神圣的言说已远去，我们看到的只能是灰烬，是“言说/意义”死去的痕迹。于是，词语/道、光/精神、诗歌/意义的否定性从开端就展露出来。*耿幼壮：《诗歌的终结与见证的不可能性——论阿冈本的诗学思想》，《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第93页。词语(word)就是圣言(Word)燃烧的灰烬。燃烧的初始之光不可见，遗下的灰烬可见。太初的道不可见，道留下的印迹可见。《约翰福音》将《创世记》的神“言”升华到“道”(Word)且与“神”(God)同在的境界，这样，语词的道说便具有开创世界的始源性含义。语词就构成了人类精神源出的故乡，语言的构成识度就构成人之生存的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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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660(2017)05-0085-07

何光顺，四川盐亭人，文学博士，(广州 510420)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