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以来中国电影中的多元“自我”

刘 杨

(西安外事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5)

一、引 言

中国电影从戏剧中走出，经历不同的发展时期，在改革开放后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更是在叙事题材、故事内涵、人物塑造等方面均获得了创新发展，汲取西方电影创制过程中的有益经验，更加关注故事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呈现，而关于个体精神领域的重要构成“自我”的讲述也从无到有、逐渐丰富。本文将在从心理学、哲学及西方电影艺术等角度简要解读“自我”的基础上，以《绿茶》《霸王别姬》《一个人的武林》《过界》等影片为例，解读20世纪末以来中国电影中的多元“自我”。

关于“自我”主体性的认知要开始于存在主义理论研究，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曾提出著名的“他人即地狱”理论，认为个体是孤独的，世界是荒诞的，从个体与世界之间的相对存在呈现出关于“自我”主体性的反思与探寻。如果说存在主义是在哲学领域关注“自我”的代表，那么在心理学领域中，对于“自我”研究起到奠基作用的便是精神分析，其领军人物弗洛伊德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专家和心理学大师，在长期临床研究中，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类在具有意识的同时，还具有“潜意识”和“前意识”，而意识与“潜意识”的对比犹如漂浮在海面上的冰川，露出水面的意识仅仅是冰山的一小部分。以“潜意识”研究和冰山理论为基础，弗洛伊德提出了“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模型理论。“本我”受“潜意识”控制，遵循“快乐原则”，“超我”则受意识控制，遵循道德原则，而在“本我”和“超我”的相互制衡中，个体呈现出了不同的“自我”。[1]个体虽然始终与“自我”同行，但对“自我”的关注和了解并不充分，精神分析学说就为人类探寻“自我”提供了一种思路，在弗洛伊德之后，其学生荣格继续着精神分析领域的研究，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理论，阐释了“无意识”在个体“自我”形成及人类集体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作用。虽然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的理论研究只代表了一种角度和一个方面，却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人们关于“自我”的思考，这种思考也体现在电影艺术领域。在电影中，经过艺术化呈现的“自我”常常具有异于平常的癫狂特点，而这种看似不正常的思想与行为正是对“自我”的鲜明呈现。[2]从20世纪末以来，我国电影创作者受西方电影及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也开始从“自我”的角度来创制影片，呈现出不同情境中的不同“自我”，给观众带来新鲜审美体验的同时也留下了关于“自我”及个体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思索。

二、分裂“自我”

分裂“自我”并非神经领域的精神分裂，而是指个体所包含的多重人格也被称为人格分裂，所谓多重人格是指个体同时具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人格，多重人格的个体常常在不同场合拥有不同的角色身份，拥有不同的性格特质，进行着不同的行为。关于多重人格故事的讲述在西方影坛上早已有之，但在国内的电影中却比较少见，上映于本世纪初的影片《绿茶》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影坛探索分裂“自我”的开拓之作。2003年，由导演张元执导，赵薇、姜文主演的影片《绿茶》上映，影片《绿茶》改编自金仁顺所著小说《水边的阿狄丽娜》，在这部爱情文艺片中，赵薇分饰吴芳和朗朗两个生活、性格迥然不同的女性形象，讲述着女主人公陈芳、朗朗与男主人公吴明亮之间微妙的情感关系。这部影片获得了高达900万元的票房收入，作为一部上映于本世纪初的文艺电影，这一票房收入已十分可观。同时影片《绿茶》还获得了多维利尔亚洲电影节“金荷花奖”、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虎奖”的青睐，赵薇也凭借该片荣获华语电影传媒大奖内地最受欢迎女演员、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受大学生欢迎女演员称号。

在《绿茶》中，吴芳是一个行为刻板的女硕士，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素质养成并没有使吴芳遇到“白马王子”，于是吴芳开始不停地相亲，而在相亲过程中，吴芳有一个固定的行为——在桌上放一杯绿茶，因为吴芳始终相信绿茶能够预测爱情。在一次相亲中，吴芳遇到了影片的男主人公陈明亮，陈明亮对绿茶预测爱情的论断不屑一顾，坚持着自己的爱情观，他认为女人只有两类，即森林型和罗马型，与森林型女人相处时，有许多条路，也有许多种可能；而罗马型的女生则拥有着未知数量的追求者，在不同的道路上向“罗马”进发，所以森林型女人容易使人迷失，而罗马型的女人更容易使人迷失。在吴芳和陈明亮不同爱情观的碰撞中，朗朗逐渐浮出水面。与吴芳不同的是，朗朗性感奔放，善于展现女性的妩媚，在黑夜中以放浪之行和妩媚之姿吸引着陈明亮的目光，而陈明亮也在代表着“白天”的知性吴芳和代表着“暗夜”的妩媚朗朗之间周旋徘徊。从表面上看，《绿茶》讲述的是一个老套的“三角恋”故事，但事实上，影片中截然不同的两个女性形象吴芳和朗朗只是一个人的两种人格，白天的吴芳端庄典雅、克己自律，采用十分传统的方式与男性接触；夜晚的朗朗自由奔放，用最原始的性与男性相处，这正是精神分析理论中遵循“道德原则”的“超我”和遵循“快乐原则”的“本我”之间的关系。[3]在影片中，吴芳和朗朗对待男性的根本态度也说明了二者只是单一个体不同人格的体现，吴芳用相亲的方式游走在诸多男性之间，用一杯绿茶来透视男性的虚伪与狡诈；朗朗用身体来呈现男性的卑劣与无耻，殊途同归的吴芳和朗朗事实上都指向了一段关于父亲虐待母亲的悲惨童年记忆，当个体在面对外界刺激而无力应对时，便很有可能走向自我的分裂，从这一角度来看，《绿茶》女主人公的分裂“自我”是对男权的一种控诉。

三、畸变“自我”

在“本我”和“超我”的博弈中，受客观环境影响而走入极端境遇中的个体“自我”呈现出畸变的态势，在畸变之中透视出畸变背后的悲剧故事，这类影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中国影坛上时隐时现。总的来说，讲述畸变“自我”的影片常常带来深刻的反思。1993年，改编自李碧华同名小说的影片《霸王别姬》上映，这部影片由导演陈凯歌执导，集结了张国荣、张丰毅、巩俐等知名影星出演，讲述了两位京剧名角程蝶衣和段小楼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情感纠葛。这部影片成为中国首部荣获戛纳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奖的影片，也打破了中国文艺故事片的票房纪录。此外，《霸王别姬》还获得了美国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奖，入选《时代周刊》评选的“全球史上百部最佳电影”。[4]在《霸王别姬》中，程蝶衣自幼进入戏班学习，时为小豆子的程蝶衣被安排修习旦角，从此开始了“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的学戏经历，也成为程蝶衣畸变“自我”的开始。成年后的程蝶衣凭借在《霸王别姬》中对虞姬一角的完美诠释而名满京城，同时也在与师兄段小楼多年同台演出的过程中对他产生了刻骨铭心的爱慕之情，这段情感进一步使程蝶衣身陷虞姬这一女性角色中无法自拔。在经历军阀混战、解放战争及“文革”后，世事变迁中的段小楼和程蝶衣之间师兄情谊及程蝶衣对段小楼的爱慕之情都沾染了太多的悲凉，在往日之事难以追忆的境遇中，程蝶衣在最后一次与师兄同台表演《霸王别姬》时自刎，在了解了畸变“自我”虞姬的同时结束了自己悲剧的一生。

《霸王别姬》中程蝶衣的“自我”畸变源自个体性别意识构建过程中的错位，在人类文明发展之初，人们对性别就形成了初步的认识，随着生物学和心理学的不断发展，人们更加认识到性别意识对个体的心理构建和具体行为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霸王别姬》中，程蝶衣自幼学习旦角使他的男性性别意识逐渐模糊，值得注意的是，在程蝶衣刚刚进入戏班学戏时，经常将“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错唱为“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这代表着程蝶衣对男性“自我”的认知。然而在进宫演出之前，为了纠正程蝶衣的唱词，师兄段小楼用烟袋使劲地塞入程蝶衣的口中直至流出鲜血，而这一情节也被认为是隐喻了男性对女性的强奸，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程蝶衣不再念错唱词，其男性“自我”逐渐畸变。在与师兄共同成长并同台数载的日子中，《霸王别姬》中的虞姬及虞姬与霸王之间的爱恋进一步加剧了其扮演者程蝶衣的“自我”畸变，而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金鱼就隐喻了这种畸变。金鱼是鲫鱼在变异过程中形成的“金鲫鱼”，其貌似可爱美丽的鱼冠实际上是变异过程中留下的肉瘤，而金鱼的多次出现也隐喻了程蝶衣的畸变。正如上文所述，在与段小楼最后一次同台表演《霸王虞姬》时，程蝶衣用霸王之剑杀死了舞台上爱慕霸王的虞姬，也杀死了舞台下爱慕师兄段小楼的程蝶衣，这是一种性别认知困境中的极端选择，被泯灭已久的男性性别意识的苏醒和两种性别意识的冲突使程蝶衣必然走向悲剧的终点。

四、迷惘“自我”

影片《过界》由导演袁卫东执导，郭涛、李小冉等人担任主演，上映于2008年，这部影片以现代都市生活为背景，讲述了男主人公顾涛在逃亡之路上告别迷惘并找到真实“自我”的故事。在《过界》中，顾涛在汽车公司担任高级营销主管，优厚的薪资待遇使顾涛及妻子小安的生活十分富足，富足和体面的生活使顾涛对这份“金领”工作和主管头衔十分得意。然而，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顾涛所在的公司也受到了影响，随之而来的是顾涛经济收益的降低，在与日俱增的工作压力中，顾涛的情绪也逐渐发生着变化。在工作中，顾涛遇到了一位十分难缠的顾客，在顾客对所租车辆百般挑剔之后，顾涛一段时间以来的不良情绪彻底爆发，失手“打死”了顾客。看着顾客满身的鲜血，顾涛在慌乱之中带着妻子小安开着这辆被百般挑剔的车踏上了逃亡之旅。在逃亡的过程中，失去了原有身份和财富的顾涛遇到了许多人和事，其中一位洞穴中的修行者不顾世俗眼光和舆论影响选择了独居修行，又跟随自己的心意回归尘世，这使顾涛开始反思曾经迷惘的“自我”。在快速赶路的生活中，顾涛引以为傲的身份成为他存在的唯一价值，当这一身份意外被剥夺后，顾涛才逐渐摆脱物化的生活状态，逐渐认清真实的自我。在影片中，顾涛的妻子小安是一位美丽异常的女性，几乎没有男人能够抗拒她的魅力。尽管顾涛也一直因为貌美妻子所带来的虚荣心而沾沾自信，但在生活中并不能做到真正关爱妻子，甚至在多年的生活中对婚姻和家庭逐渐呈现出冷漠的态度。而在这次逃亡之旅中，顾涛与小安一直相伴同行，二人之间遗失的真情也奇迹般复原，这也使顾涛认识到家庭对于自我的重要性。在顾涛夫妇逃亡后，被“打死”的顾客“重生”了，原来顾涛并没有真正打死顾客，而是打破了顾客身上携带的血袋，看似黑色幽默般的逃亡之旅似乎不再具有现实逃亡意义，却在男主人公走出迷惘、重获自我的旅途中被赋予了新的逃离物化、获得真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