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掌院官资品的变化看南京翰林院的地位

○ 赵靖君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从掌院官资品的变化看南京翰林院的地位

○ 赵靖君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自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迁都后，明代南京翰林院的地位逐步下降。通过对南京翰林院掌院官的分析可知：明代南京翰林院代理掌院所占比重大，掌院来源广泛，掌院任职门槛日益降低；掌院更换频繁、无固定任期。南京翰林院地位下降的原因主要是迁都以后，南京翰林院失去了象征其地位的诸多职掌，内部的管理不善及随意任命掌院官员等行为也导致了其地位的下降。南京翰林院地位的下降也是南京各个文职衙门地位变化的一个缩影。

南京翰林院； 掌院官； 资品； 下降

南京翰林院指的是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迁都北京后，仍设于陪都南京的翰林院。因此时北京翰林院具有正统的地位，直接称为翰林院，为了区分两个翰林院，一般将南京的翰林院称为南京翰林院。

南京翰林院从迁都开始一直到明朝结束，共存在223年，经笔者考证，两百多年间，南京翰林院共产生过169人次掌院官，迄今有文献可考者167人。南京翰林院的掌院官是南京翰林院的最高负责人，在南京翰林院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探讨南京翰林院掌院官员这一群体，对促进明代南京翰林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学术界已有一些关于明代南京翰林院的研究，但是成果较少。*相关研究成果有田吉方：《明代南京翰林院考》，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5月；《明代南京翰林院的没落状态及其原因考述》，《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田吉方《明代南京翰林院考》一文认为明代南京翰林院只有66位掌院，且该文对临时掌院无相关考察。为此，笔者特撰此文，以期为促进该领域的研究尽绵薄之力，如有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南京翰林院掌院官员特点

代理掌院人数多，掌院来源广泛，品级降低。国初，翰林院掌院一般以学士任。据《旧京词林志》载：“洪武永乐中学士缺，则以讲读诸学士署之，诸学士缺，则以本院属官署之，亦有用礼书詹事常卿、庶子、祭酒等官者，皆词臣也。”[1]400最初的掌院官是由翰林院学士任，在学士缺的情况下则以侍讲学士或者侍读学士任，如若三者都缺，那就由翰林院的其他官员担任，例如：侍读、侍讲、修撰、编修等官。而事实上，迁都以后，南京翰林院的掌院官极少以学士担任，而是以其他各类官员担任。尤其到了明朝中后期，其掌院官员来源更是广泛，其中不乏检讨、孔目等品级较低的翰林院官员，或者是品级较高但非属词林的官员，如吏部郎中、应天府尹等官，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南京翰林院掌院官来源表

续表

序号掌院官来源品级正式掌院官人数代理掌院官人数合计20太常寺卿正三品01121太常寺少卿正四品17822光禄寺少卿正五品01123鸿胪寺卿正四品01124尚宝司卿正五品04425礼部侍郎正三品20226吏部侍郎正三品01127吏部郎中正五品01128吏部主事正六品04429应天府府尹正三品011总计9178169

由表1可知，南京翰林院掌院官员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代理掌院成为南京翰林院掌院官员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的代理掌院指的是在正式掌院给由如京或者因公外出或者未任命正式掌院官时，暂时代掌翰林院事的官员。代理掌院没有正式的任命，只是临时掌事，所以代理掌院的任职时间具有不确定性，因为是暂时署掌院事，其对南院的事务了解较少，所以代理掌院的专业性自然也没有正式掌院强。自永乐十九年到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南京翰林院掌院官共计169人次，正式掌院91人次，占总数的54%；代理掌院有78人次，占总人次的46%，几乎占到一半。代理掌院所占比例之大，足以说明掌院这一职位之不受重视，也反映了南京翰林院政治地位的下降。

(二)掌院官员来源多样化，品级降低

二、南京翰林院掌院官员更换情况

掌院人数多、更换频率高且无固定任期。考察明代每朝拥有的南京翰林院掌院人数，可以发现明代南京翰林院掌院更换十分频繁，每一届掌院的任期也并不固定，由明代历朝每年拥有的南京翰林院掌院官人次数可以看出，其任期有较大的随意性，详见表2。

表2 明代历朝每年拥有的南京翰林院掌院人次数

图1 明代南京翰林院掌院更换频率图

由表2和图1可知，南京翰林院掌院官员更换情况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整体上更换频率高

由表2的统计可知，明代南京翰林院每年平均约有0.79人次掌院任职，也就是说，大约每5年更换4任掌院官，这远远大于明朝文官三年一考的规定。更换频率最高的隆庆朝每年更换的人次更是达到了2.17人次；平均每年更换超过0.5人次的朝代有10个，占统计的14个朝代的71.43%；超过0.9人次的朝代也有7个，正好占一半。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到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六年间的掌院人数达到了13人次，平均每年的掌院官超过了2人次。这些都充分说明，明代南京翰林院的掌院更换十分频繁，或者可以说，更换的随意性较大。例如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八月，李本以右中允署掌南京翰林院事[4]5731，但是当年九月便因“公出”而去，由祭酒程文德代掌院事；又如侍读学士陶大临，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正月任南院掌院，当年七月“以迁去”[1]473。掌院更换频率高一方面不利于掌院更好地做好分内工作，另一方面也说明南京翰林院地位下降，其未能得到吏部或者皇帝的足够重视，南京翰林院在整个政治机构中只是一个配角。

(二)掌院更换频率整体呈上升趋势

由表2和图1可以看出，明朝南京翰林院掌院的更换频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明中期从天顺到隆庆年间，上升趋势明显，隆庆年间达到了峰值，万历朝下降，天启年间又有所上升。永乐、洪熙朝时处在迁都的初期；正统、景泰朝政局出现波动；万历朝处于明朝转折时期；崇祯朝则处在内忧外患时期；这几个朝代各有其特殊性，概而言之就是政治局面相对不稳定或者统治者无心朝政，故掌院更换频率趋高。从表2和图1可以发现，明后期掌院的整体更换频率是高于明前中期的，说明越是到明后期，南院的掌院之职调动愈发频繁，也愈加不受重视，反映了南京翰林院整体地位的下降。

(三)掌院官无固定任期，时常因故离任

由表2可知，明代每一朝平均每年的掌院人数都是不一样的，而且起伏较大。天顺年间平均每年的掌院人次是0.38，而嘉靖年间的掌院人次达到每年1.04，隆庆朝更是每年高达2.17人次。差异如此大的原因在于：担任南京翰林院的掌院官员经常受命外调，其结果就是有众多的临时掌院出现。概括起来，正式掌院外调的原因大约有升任、召还、纂修书史、公出、给由如京师、回原任职部门、遭弹劾而调任或免职等六种。升任的情况比较多，南院成为“养望”之所，例如右谕德刘曰宁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十二月掌南京翰林院印[5]7384，到了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十月，则升“刘曰宁为南京国子监祭酒”[5]7524，仅任职十个月；又如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十二月，“命掌南京翰林院侍读学士陆可教充玉牒纂修官”[5]4740，此时距陆可教任南京翰林院掌院一职仅四个月；再如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间的六位掌院，其中陈全、张伯颖、周孟简、李贞四人皆有给由如京师的经历；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当时的南京翰林掌院范应期因遭弹劾而调任；“给事中秦燿御史钱岱等以考察拾遗论劾……南京掌院事右谕德范应期等不职当罢……范应期调南京别用”[5]2096-2097。另外，由于掌院官员个人的原因，如生病或者丁忧，也经常造成官员任期未满即离职，例如杨继礼，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585年)二月掌院事，当年九月即“以患病乞罢”[5]7735；又如陈霁，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三月以“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1]392，任职六个月后，陈霁以忧去。如此多的原因造成南京翰林院掌院常常是未任满则离去，掌院无固定的任期，常常调任他用，南京翰林院负责的事情逐渐减少，加速了南京翰林院地位的下降。

三、南京翰林院地位下降的原因

南京翰林院地位下降导致朝廷在任命掌院官员时随意性增大，所以探究掌院官资品变化的原因，归根到底也是探究南京翰林院地位下降的原因。

(一)迁都是主要原因

明代翰林院具有重要的地位，翰林院号称“论思之地”[6]2374，故时人以能进入翰林为荣。但是迁都北京后，南京成为陪都，南京的各个文职衙门不再有重要的地位，南京翰林院的地位更是大不如前。因为翰林院官员是皇帝的近侍，负有“启沃仁义之言”[9]4751的职责，但是南京远离君侧，“论思”与“启沃”的重要职能都无法发挥，南院也成了世人眼中的闲职衙门。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邹守益在被调至南京翰林院任职时，毛恺替其求情，“御史毛恺奏守益宿学有重名，宜留侍青宫，不当置之闲散”[1]393，由此例可见，南京翰林院的官职已经是公认的“闲散”之职了。

迁都之后，事归北院，南京翰林院失去了翰林院应有的诸多职掌。未迁都之前，翰林院的职能大致有“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凡经筵日讲，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侍读、侍讲，掌讲读经史……史官，掌修国史…….经筵充展卷官，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收卷官。凡记注起居，编纂六曹章奏，誊黄册封等咸充之”[9]1400-1401。归纳起来，翰林院官员的职能有：一是典制诰，即撰写诰书、敕书、册文、祝文、祭文等；二是经筵讲学，即进讲经史；三是纂修书史，如各朝皇帝实录、法律文献的纂修等；四是参理刑政，即考驳诸司、清理贴黄等；五是校选人才；六是充当考试官；七是出使外国；八是撰述表笺；九是考究礼制。典制诰之职在迁都以后，“事归北院，近例惟修理南京宫殿陵庙所用祝文则本院撰之”[1]424。参理刑政于迁都之后亦归北院负责，“以侍读等官注销精微，迁都后事归北院”[1]432。永乐十九年五月，“命清黄编修苗衷将原清贴黄赴京整理，此后归之北院”[1]432，以往，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员会参与郊祀，但是”迁都后，此礼南京不行”[1]414。由以上的记载可知，迁都之后，典制诰、参理刑政、陪同郊祀等象征地位的重要事务悉归北院，南京翰林院只负责撰写南京宫殿陵庙的祝文，南京翰林院失去了象征其地位的诸多重要职掌。甚至连行丁祭之礼的权利都没有了，“宣德七年八月丁祭，修撰陈用犹与焉，正德后，以本院无相应官，故废”[1]414。南京翰林院的众多职掌伴随着迁都被取代，南京翰林院的地位也逐渐下降。

(二)南京翰林院内部管理不善

上文所分析的南京翰林院掌院官员更换频繁，代理掌院所占比重大，导致掌院官员对本院事务不娴熟、缺乏专业性，其直接后果就是对院务管理不善。南京翰林院内部管理不善，相关文献中的诸多记载都有所体现。明初，翰林院是藏典籍之所，所以南京翰林院藏有诸多典籍，且设专人管理，所以国初的典籍极其丰富，“朝廷典册、百司章奏必录副藏之词林，即载籍所储等之四库，何其盛耶”[1]354；但是，到了万历年间，“去今二百三十年，所载籍散亡略尽......相传旧案牍凡四大匮，余在事时仅见其一盖”[1]354，这是曾任南京翰林院掌院的冯梦祯所说；周应宾也说“嘉靖中，吕中允怀始启而见之，楮几糜矣......今柜中所存故牍寥寥无几，似未及什之一也”[1]413。由此可以看出，南京翰林院对典籍疏于管理。除了对重要的典籍管理不善，破败不堪的南京翰林院衙署也是其疏于管理的见证，《旧京词林志》中的《南京翰林院重修记》还记载了郭维藩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到此所看到的圮坏之景，“交堂三楹，孔目厅三楹，北厢三楹屋脊皆崩坠，即雨下，垽水如注，屋中及淖如涂附”[1]410，从郭维藩的描述可以看出，此时南京翰林院的损坏甚是严重。衙署的破败非一日之功，虽然明朝对各衙门的修缮工事有具体的规定：“凡南京大小衙门损坏。俱申达本部。工程大者、具奏修理、委官监督。工完、将用过物料工程数目开报、以备查考。”[7]1035但是掌院官员们很少对这件事上心，这其中的原因与掌院任期不固定、代理掌院占比大有密切关系。从这些最浮于表面的管理不善可以看出南京翰林院内部的松散，这样的衙门在整个政治机构中的地位自然也是日益下降。

(三)对掌院官员的随意任命

四、结语

以上主要通过考实和统计方法考察了明代南京翰林院掌院群体的数量及其特点，从考证与分析中，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首先，南京翰林院地位的下降造成了南京翰林院掌院官资品的不断变化，反过来，南京翰林院掌院资品的不断变化也加速了南京翰林院地位的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其次，南京翰林院地位下降的趋势从迁都之时就不可逆转了，南京翰林院地位的下降也是南京各个文职衙门地位变化的一个缩影。

[1]周应宾：旧京词林志[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2]廖道南，等.殿阁词林记[C]//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世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神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宣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7]李东阳等.大明会典:第208卷.工部28[M].北京：中华书局，1989.

[8]黄佐.南雍志[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9]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AStudyoftheStatusoftheNanjingImperialAcademyfromthePerspectiveofQualificationandGradeChangeofItsRectors

ZHAO Jingjun

(College of Social Histor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The status of the Nanjing imperial academy has declined step by step since the capital was moved to Beijing in Yongle nineteen years. A research on the rectors of the Nanjing imperial academy clearly shows that most rectors of the Nanjing imperial academy were acting rectors from different fields with the declining qualification requirements in Ming dynasty. Rector transition was frequent without any fixed-term contrac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eclining status of the Nanjing imperial academy is that it lost a number of positions symbolizing its original function since the moving of the capital. Internal mismanagement and appointment at will also resulted in this decline. The declining status of the Nanjing imperial academy is epitome of other Nanjing government offices in feudal China.

the Nanjing imperial academy; rector; qualification and grade; decline

K248

A

1672—1012(2017)04—0105—06

2017-03-23

赵靖君(1992—)，女，福建漳州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