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体育报道中的政治镜像

项杨春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210046）

《申报》体育报道中的政治镜像

项杨春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210046）

从晚清到20世纪二十年代，这几十年间，体育报道在《申报》中只占很小的数量，并不受人重视。20世纪二十年代后，中国的竞技体育迅速发展，体育报道也有了很大进步。此时《申报》逐渐开始把体育新闻作为一个特定门类加以报道，并有了体育专栏、体育特刊，有了专门进行体育新闻报道的部门，还有了专职的体育新闻记者，《申报》的体育报道逐渐成熟。此时，奥运会（世运会）、远东运动会、全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逐渐成为《申报》体育报道关注的重点。随着《申报》体育报道的成熟，体育和政治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从30年代开始，无论是大竞争中的《申报》用专版报道全运会，还是“九一八”事变后主动加大对远东运动会、奥运会（世运会）等体育报道，亦或是日伪统治和蒋介石“党化”被操控时期的《申报》，《申报》的体育报道都折射出那一时期的政治镜像。

《申报》；体育报道 ；政治镜像

1 报纸竞争策略和政治需求“联姻”

史量才接管《申报》前期，他始终坚持《申报》无偏无党、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理念。因此，在军阀混战频繁的内战时期，《申报》始终以旁观者的姿态存在，对于国家重大问题、政治都尽量回避，力保《申报》不卷入是非漩涡。20世纪30年代，上海报业竞争异常激烈，《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都希望自身报道取得突破。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和体育报道的成熟，1930年的第四届全运会让他们看到了角力的平台。作为老牌的商业报刊《申报》自然不甘人后，使出浑身解数，整个比赛期间，《申报》总共刊出新闻232篇，摄影图片达98张[1]。

1.1 体育报道间接承载“国家意志”

20 世纪30年代，正是中国内战频繁、外患不断的时候，此时也正是南京国民政府想宣扬国家理念、表达国家统一意志的关键时刻，大型体育赛事由于其自身的规范性、统一性和仪式感，成了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选。

第四届全运会于1930年4月在杭州举办，这是中国体育发展的繁荣期。为了办好这届全运会,国民党当局不惜斥巨资建造规模宏大的体育场，办赛规模巨大。全运会期间，蒋介石更是两次亲临现场讲话，国民党各个元老也悉数到场。在和上海各报的竞争中，《申报》做出了重大调整，为了对此次全运会进行全方位报道，《申报》暂停原先的教育消息和其它体育新闻，专门开辟两个专版，对全运会进行报道。

《申报》在这次全运会开、闭幕式的报道中全文刊载蒋介石、朱家骅等国民党人士的讲话，还用了大幅标题、大幅图片突出气势——《蒋主席训词两次 勉励众聚，西湖畔空前盛况 热闹异常》[2]，突出当局对此次盛会的重视。同时，《申报》还全文刊载了国民党人士朱家骅关于《大会之意义》的文章，文中除了认为运动会可以强身健体外，还重点强调此次全运会选手产生的方法和以往不同，“从前是用华东、华南、华北、华西中分区产生，这次是以省、特别是市以及海外华侨为单位，之所以这样改，就是要全国的运动家在政府的领导下和奖励下普遍的动员起来……”[3]改变选手的产生办法，强调以省市并且还包含了海外华侨，也是希望通过这次全运会，增强国家的凝聚力。此外《申报》还在专版上列出了全运会开幕的十七项“开幕礼节”，体现出一种正式、庄严和仪式感并存的盛况，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国人感知体育盛宴的同时，也感知到国家统一和民族强盛的重要。

1.2 国民党各派政要悉数“登场”

通过第四界全运会政治家们看到了体育的潜在可利用的政治价值因素：通过体育能够团结人民，能“化敌为友”；同时，通过体育传播的影响力能够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第五届全运会由于“九一八”事变和十七个省的水灾影响被延期至1933年，这届运动会引起全国人民高度重视，规模宏大。如果说1930年的全运会的体育报道仅仅是开闭幕式有政要报道的话，1933年的全运会政要活动则贯穿始终。

此时，1931年蒋介石下野，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派别和国民党元老都借助这次全运会粉墨登场，而《申报》在其全国运动会的开幕特刊中，专门将“大会重要议员”的名字悉数列出，并且在报刊的醒目位置刊出了大会重要议员的单人照片[4]，其中蒋介石、林森、汪精卫、张伯苓、朱家骅等都悉数“露脸”。《申报》刊载了《林主席训词》、《蒋委员长训词》、《汪院长演说词》、《孙院长演说词》、《戴院长之希望》等人的讲话，他们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更有《林主席赞赏 褚民谊踢毽子》、《汪院长定期招待 全体职员选手》作出各种不同的亲民姿态[5]，可以说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大佬们也希望借助全运会的赛场和报道悉数“出境”。

可以说，这一时期《申报》关于全运会的体育报道并不是出于政治目的，但因政府在体育场馆建设、体育赛事的举办等方面都占主导地位，《申报》的体育报道虽然是为了在激烈的报业竞争中取胜，但在客观上也不可避免的和政治产生了联姻。

2 利用体育传播唤起民族意识

随着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在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影响下，史量才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申报》改变了以前对政治事件不发过激言论甚至沉默的做法，开始密切关注政治事件。尤其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也详加披露，此时，《申报》的体育报道也开始反映这一政治议题。

2.1 将体育和战争相提并论

体育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代表着民族的精神符号，其蕴含的是一份对民族、国家的情愫甚至是一种民族精神状况的晴雨表。《申报》作为全面关注远东运动会的大报，逐渐意识到体育在振奋民族精神、争取国际地位方面的重要作用，逐步改变了前期远东运动会报道近乎中立的报道倾向，确立了鲜明的价值取向和政治、民族立场。

远东运动会期间，《申报》的报道将体育提升到战争的高度,其中在《运动与战争之比较》一文中有如此阐述∶运动非战争之事也,然竭其力以求胜于人,则与战争无二。战争败则丧失疆土,运动败则丧失名誉,名誉与疆土孰轻孰重,正未有可轩轻者……此外，在远东运动会的发刊词中，《申报》主笔陈景韩更是将远东运动会的召开与“国家危机”联系在一起，将个人强弱和国家之强弱联系在一起，将体育报道纳入到“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

2.2 运动员的符号象征意义

运动员往往容易被想象成替代国家出征的战士，去赢得尊严，透过夸大的“体育式”战争，国家和民族仿佛找到了实现残酷现实转移和救赎的途径，这些都容易唤醒想象的共同体。

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开幕前，日本企图让刘长春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以此获得国际社会对其统治的认可，而最终刘长春则代表中国“负国旗赴美出席第十届世界运动会”，《申报》还先后刊登8篇文章对刘长春参赛的过程进行较为完整的回顾，并揭示刘参赛的政治意义：“一使伪满洲国不得参加，不得在国际上得地位；二是刘长春为东北人，可乘机向世界青年宣传日本侵略东北。”[6]其中，在刘长春参加的比赛中，新闻报道用“刘不甘示弱，亡命冲刺，刘差一寸得第四”，强调刘长春“为国出战”顽强拼搏的精神。

除了塑造刘长春“为国出征”的政治意义外，《申报》还对代表伪满洲国参加比赛的中国人加以抨击。其中一篇关于奥运预选赛的报道中，文章将代表伪满洲国参加比赛的选手比作“傀儡”，认为他是“体育界奇耻大辱”，并直接点名“选手李绍唐，甘愿事敌，人格廉耻，扫地殆尽矣。”将这类运动员类比为出卖国家、为敌效力的“叛徒’。

2.3 对日本的无情批判

1934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举办期间，正值中国政局动荡、列强侵略、军阀混战的内忧外患之时，经济发展更落后于人，国人亦被扣之以“东亚病夫”的头衔。参与远东运动会，对于处在风雨飘摇中的中国人来说，意义深远。这使得长期的压抑终于可以在体育运动中寻找到宣泄，人们期待国人能够在体育赛场上扬眉吐气。

然而，日本方面依仗其在政治上的优势,不断挑起是非，，使中国运动员遭到不公平待遇，屡次影响到中国队员的成绩，其后又在比赛的规则等方面多次发难。《申报》对这些风波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先后撰写《日本谋笼络荷引》《伪组织谋参加远运案我国坚决反对》《我国向大会提案三件》《远运会不欢中闭幕》《反对非法修改会章我代表毅然离场》《日本竟宣言解散远运》等文章，纪录了中方代表与日本进行的斗争，爱国主义色彩浓厚。这些体育报道中彰显的爱国立场和民族气节引起很大的震动，对于唤醒国人民族意识，提振国人精神、反抗日本侵略有很大的作用。

民族意识是民族认同和忠于祖国的意识，它是一种政治意识，也是一种历史和文化意识。体育赛场更是群众宣扬爱国主义的战场。体育的政治色彩从表面上看似乎很淡，但是在实际中，体育新闻一旦涉及到国家荣誉和民族尊严，其背后无不是政治在起作用。

3 沦为工具：体育传播成为美化、粉饰的工具

3.1 日伪用体育报道美化其统治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日方企图控制申报，《申报》宣布停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上海的公共租界，在其威胁下，《申报》复刊，日方派汉奸陈彬和以“军管会”的名义接管《申报》，此后，《申报》沦为汉奸操控下的傀儡传声筒。而此时，日伪也开始利用《申报》进行体育宣传报道，“人为”制造体育报道，并以政治绑架支配体育，达到政治目的，获得政治利益，《申报》的体育报道成为其加强统治的政治工具。

此时，被大汉奸主持的《申报》非常重视体育报道，尤其是日伪政府接收租界时，《申报》的体育栏目还用“庆祝接收租界”作为冠名的标题，其中一篇新闻报道《庆祝接收租界足球赛》[7]：小标题“褚部长亲临致词”，副标题为“陈市长行开球礼”、小标题还有“丁部长主持义拍式”等，标题被冠以巨大字号，而伪政府的大多数官员均粉墨登场。作为体育新闻，报道的内容对运动员的技战术很少提及，而把更多篇幅放在体育之外的各个领导的重视和祝贺上，可见当时的伪政府只是将体育新闻报道作为宣传政治统治的工具，借助体育的方式，让伪政府的官员出场，并通过一系列报道故意制造社会各界对其接收租界的欢迎态度和喜庆氛围，达到美化其统治的目的。

3.2 蒋政府用体育粉饰太平

由于战时《申报》被日军占领，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政府以《申报》“附逆”为由，对其实施接管，从此《申报》完全被国民党控制，沦为国民党操纵下的“官报”，中国内战全面展开，《申报》已经缩减为8个版，在奥运会期间，《申报》此时依然用半个版面对第十四届奥运会进行报道。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申报》特意刊发了蒋介石亲自为奥运代表队送行的新闻，这在以前历届奥运会的报道中是没有的。除了奥运会常规的体育报道外，还出现了国民政府驻英大使款待运动员的新闻《郑大使举行酒会 招待我世运代表》、以及中国奥运代表团总领队王正廷在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发表广播演说的新闻，并在报道世运会开幕时用《世运大会开幕盛典 我代表团雄姿焕发》，发表的社论文章《庆祝世界运动会节目》中更在文末用“我们欢呼！我们歌唱！[8]”

而此时国内战时通货膨胀，物资奇缺，运动员都是自己携带干粮远赴伦敦，代表队连路费都凑不齐，他们回国的路费是靠足球队参加商业比赛挣来的。这时的体育报道，可以说是将政治意图巧妙的掩藏在体育报道中。此时《申报》的体育报道特意突出政府对奥运会的重视，只不过是为了粉饰国民党在大陆风雨飘摇的统治，对内对外制造一片天下太平的假象,无论是日伪时期还是被国民党“党化”时期，被操控的《申报》通过体育报道建构了一个虚拟的世界，这个虚拟的世界制造出了一片祥和，这种体育报道所呈现的祥和镜像提供了一个能够进行心理投射的影响，使各方构建了通过联想、感受而自我满足的方式。

4 结语

纵观体育报道成熟后的《申报》，无论是史量才时期常态下面临激烈竞争环境下的《申报》，还是“九一八事变”后报道理念发生转变的《申报》，亦或是日伪统治和蒋政府官股控制下的被操控时期的《申报》，其体育报道中折射的政治元素无所不在，且又错综复杂，体育报道都折射了那一时期的政治镜像。

[1]肖鸿波，申报（1872-1949体育报道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80.

[2]蒋主席训词两次勉励众聚，西湖畔空前盛况热闹异常[N].申报,1930-4-2.

[3]大会之意义[N].申报,1930-4-2.[4]大会重要议员之一,大会重要议员之二[N].申报,1933.10.10.

[5]林主席赞赏 褚民谊踢毽子、汪院长定期招待 全体职员选手 [N].申报，1933-10-13.

[6]世界运动会中华选手刘长春昨日安抵上海 [N].申报，1932-7-6.

[7]庆祝接收租界足球赛 [N].申报,1943-8-4.

[8]庆祝世界运动会揭幕 [N].申报,1948-7-29 .

The Political Mirror in Sports Reporting of Shen Newspaper

XIANG Yangchu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Jiangsu, China)

项杨春（1980-），安徽繁昌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传播、媒介文化、新闻传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