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博物志》中引文看司马迁生年的纷争

李小成， 冯晓宇

(西安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西安 710065)

【汉唐研究】

由《博物志》中引文看司马迁生年的纷争

李小成， 冯晓宇

(西安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西安 710065)

对司马迁的生年，学界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王国维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其证据出于西晋张华的《博物志》；郭沫若主张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对此问题眼下还没有一个公允的认识。王国维所据《博物志》是推考司马迁生年的唯一原始资料，也是司马贞、张守节共同依据的史料。故《博物志》中的材料真伪就至为关键。通过对《博物志》引文与原文的对比分析，可以考察王国维引用材料来源的真实可靠性，为佐证司马迁生年提供理论依据。

司马迁生年；《博物志》；《史记索隐》；《史记正义》；王国维

司马迁在中国文学上有崇高的地位，扬雄称“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1]。班固是汉代系统评价司马迁的第一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郭沫若诗赞“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此语出自郭沫若在陕西韩城司马迁祠墓的题诗，诗曰:“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称司马迁的功劳赶得上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是对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评价有其卓越的识见和强烈的感染力，从文化意义上高度赞扬了司马迁的地位及意义。，将司马迁与孔子并提，奠定了司马迁“史圣”的地位。然司马迁生年存有争议，因史料中没有详细叙述，后人对司马迁生年的推断考证，主要依据唐代张守节的《史纪正义》和司马贞的《史纪索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种观点：王国维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在《史纪·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正义》“按：迁年四十二岁。”“五年”，司马迁为太史令五年也，所以“自太初元年”，逆推42年，是景帝中五年，持景帝中五年说者主要根据此注。郭沫若主张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持此说者主要根据司马贞《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自元封三年，逆推28年，是建元六年。张惟骧在其《太史公疑年考》中提出司马迁生于元光六年，卒于后元元年。认为“四十二岁”为总括司马迁一生之说。

截至目前，对此问题还没有一个公允的认识。其中一些学者就司马迁“生于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从安国问故”“平原君子与余善”“家徙茂陵”“余睹李将军”“吾视郭解”“余闻董生曰”“二十南游”“仕为郎中”“早失二亲”等问题考辨，这对确定司马迁的生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司马迁行年问题不仅对司马迁和《史记》的全面认识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关系着对汉代史学乃至历史文化的认识和衡量[2]。

王国维所据《博物志》是推考司马迁生年的唯一原始资料，也是司马贞、张守节共同依据的史料。因此，对司马迁生年的研究绕不过《博物志》，故《博物志》中的材料真伪就至为关键，本文欲就《博物志》中引文与原文的对比分析，以见出王国维引用材料来源的真实可靠性，从而为考证其生年问题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3]

一、司马迁生年纷争的缘起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问题，最早是由王国维提出来的，他发表了《太史公行年考》一文*太史公系年考略(太史公行年考)：见王国维《学术丛编》本，上海仓圣明智大学1916年；又见《广仓学窘丛书》甲类本1916年；又见《观堂集林》第11卷1929年。，收录在《观堂集林》卷11。王国维所持观点为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这种说法目前在学界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肯定。然郭沫若发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驳斥了王国维的观点*《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郭沫若《历史研究》1955年第6期；同时亦见于《中国古典散文论文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文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沫若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香港三联书店,1963年版；《郭沫若全集·历史编3》，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此二人的观点都是根据《史记》三家注来推算的。据史料记载，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三家注中有“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司马贞《史记索隐》注：“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汉武帝时期首创年号，元封三年即为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年二十八岁，郭沫若据此推算，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此文章一发，司马迁生年问题之间相差了十年，学界对这两种观点各执一词，使司马迁生年问题更加扑朔迷离。

目前史学界对于司马迁生年问题的争论主要在于“十年之差”，王国维在其《太史公系年考略》中把司马迁的生年定为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赞同王国维之说的有梁启超《要籍解题及读法》、张鹏一的《太史公年谱》、郑鹤声的《司马迁年谱》、张大可的《关于司马迁生年的考辨》、日本泷川资言的《太史公年谱》、施丁的《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五年》及程金造的《从史记三家注商榷司马迁生年》等，而郭沫若提出疑义，他在其《〈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中提出司马迁的生年是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赞成郭沫若观点的人也不在少数，有李伯勋、罗松芳、赵生群、桑原骘藏(日)、黄烈等。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争论长达十几年，在20世纪50年代引起热议，像黄烈先生发文驳斥程金造的观点，程金造又发文《史记正义与索隐关系证》，列十来条观点证明他的观点无误，等等云云，可见争论之激烈。60年代稍作停息，近些年主要有李伯勋的“建元六年说”和黄瑞云的“景帝中元五年说”，然大多都围绕这“十年之差”而展开，至今仍尚未定论。

王国维和郭沫若二者观点之所以产生分歧，主要是因为两条有价值却又相互抵牾的史料的不同记载导致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卒三年而迁为太史令。”下有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博物志》云：“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唐代张守节《正义》注云：“案，迁年四十二岁。”王国维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其证据出于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今本《博物志》中没有这段话，故王国维认为“当在逸篇中”。为证明他的观点正确，采用了敦煌汉简佐证《博物志》中材料的真实性，还列举了汉人写履历的例子来证明“此条当本先汉记录，非魏晋人语。”*这句话和前面出现的“当在逸篇中”，都出自王国维的《太史公系年考略》(太史公行年考)学术丛编本，有三个版本：上海仓圣明智大学1916年；《广仓学窘丛书》甲类本1916年；《观堂集林》第11卷1929年。且王国维认为张守节之说“四十二岁”是正确的，而司马贞之说“二十八岁”是错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数字讹传，“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理为远。”就是说“三”讹为“二”是容易的，而“三”讹为“四”是不容易的。其二问故孔安国，作者推定司马迁向孔安国学古文应该在“二十左右”。其三拜会董仲舒。《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曰，余闻董生”，王国维考证见董生“亦当在十七八以前”。司马迁游学或出仕京师之时，适逢两位前辈也正仕宦京师，司马迁才有机会向两位前辈讨教学习。以上三点作为王国维关于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的立论。

郭沫若主张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郭沫若在其《〈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一文中辩证地分析了王国维的观点。一方面，他认同王国维以敦煌汉简佐证《博物志》中引文的真实性，同时也整理了十来条居延汉简，进一步佐证汉人写履历的格式与《博物志》中司马迁履历的格式是相同的，确是“此条当本先汉记录，非魏晋人语”。另一方面，郭沫若驳斥王国维数字讹传之说，他认为，汉人写“二十”作“廿”，写“三十”作“卅”，写“四十”作“卌”，今本《史记》《汉书》中“二十”与“三十”罕见相讹，“三十”与“四十”经常相讹，以“韩信袭杀龙且”的为例，《高祖本纪》在三年，《汉书·高帝纪》在四年，正好印证了这一说法。最后作者以《报任安书》中“早失二亲”为据，推断司马迁应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

按照王、郭之说，二者有同也有异。相同之处在于：一是司马贞《索隐》所引《博物志》之说，为“先汉记录，非魏晋人语”，这条史料的归属应是司马迁而非司马谈；二是《博物志》引文中“司马”下所夺为应为“迁”字；三是“三年六月”中的“三年”为“汉武帝元封三年”。唯有一处不同在于，王主张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郭主张生于公元前135年。

二、《博物志》与司马迁生年的关系

王国维和郭沫若考证司马迁生年，虽然有十年之差，但根据其所据材料，实际上同出一源，即张华的《博物志》中相关的记载。由于《史记索隐》与《史记正义》存在矛盾，而且又没有其他直接证据，因此，《博物志》是考证司马迁生年材料的唯一史料，《博物志》中所载年岁是否有误，则是考定司马迁生年的关键。

《玉海》卷46载：“《史记正义》：《博物志》云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又《玉海》卷123载：“《索隐》曰：《博物志》：太史令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这两条材料所载的司马迁年岁，与今本《史记》中司马贞引《博物志》之文完全一致，说明《索隐》引《博物志》的文字准确无误，同时也可证实，张守节推算司马迁生年的根据也是出自于《博物志》。在《博物志校注》中，关于司马迁生年问题的材料在三家注合刊时已被删除，但在书后的佚文中，有这段材料：“《史记》三家注引：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这是我们不仅失去了鉴定张氏之说的宝贵的文献资料，更失去了可能提供解决司马迁生年疑题的一条新途径，令人遗憾。因此，王国维说“当在逸篇中”。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博物志》引文可靠多于不可靠。王国维认为：《博物志》是“最可信之史料”，来论证张守节《正义》说有理有据。赵生群在其《从〈正义〉佚文考定司马迁生年》中说：“《博物志》确实是考定司马迁生年唯一的，也是最为可靠的原始材料。”[4]李伯勋在《考辨》中也提出“《博物志》关于司马迁履历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5]杨永康认为：“《博物志》佚文是研究司马迁生年最重要的证据，就史料性质而言，它是第一手资料。[6]但仍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易平先生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司马迁生年考证中的史料鉴别问题》，提到对《博物志》引文的真实性的怀疑，理由如下：一是“《博物志》记司马迁官名为‘太史令’，张守节坚持‘(司马)迁官太史公’”，二是“《博物志》记司马迁官轶‘六百石’，而张氏则主‘太史公轶两千石’，并驳臣瓒之说(《史记·太史公自序》张守节《正义》)。”据此，易平先生质问，若《博物志》引文真实可靠，那张守节为何连官职这至关重要的事都没有考证清楚就妄下结论，所以他认为《博物志》材料来源不明，牵扯问题较复杂，需要对现有史料进行深入研究和考证，才能对《博物志》引文下定性结论。

以上种种材料表明，学界对于《博物志》引文其可靠性同意态度多于否定，不少学者多次在不同刊物上发表论文证明《博物志》是考定司马迁生年的重要史料，因此，在目前没有找到更多直接有效的证据，司马迁生年问题仍然依靠《博物志》来解决。

三、从王国维材料出处考察其可靠性

王国维曾经发表过《太史公年系考》，距今长达一个多世纪，目前仍有大多数学者赞成其观点。王国维的依据正是出自《博物志》中关于司马迁生年问题《正义》案语，王国维列举多条敦煌汉简，从汉代人写履历的格式入手，证明《博物志》中关于司马迁生年的记录为“汉时簿书”“为最可信的材料”。故本文以《博物志》中引文与原文的对比为立足点，通过对引文的分类考察，得出王国维所引材料来源的真实可靠性，间接推断出司马迁的生年情况。

《博物志》的引文，大概分为下面几种情况：

(一)引文与原文字句完全相同者

《博物志》中引文约有三十条，其中有三条引文与原文字句完全相同，遵循原文之意。

1.《庄子》云：地三年种蜀黍，其后七年多蛇。

按：《太平御览》卷842百谷部六：“地三年种蜀黍，其后七年多蛇。”今本《庄子》已删除这两句话。张远山在其书《庄子复原本注译》中《郭象所删〈庄子〉佚文概览》一文中提到“郭象删这两句话，认为盖属似《山海经》”。但在《太平御览》中引文与原文完全一致[7]4376。

2.《神农经》曰：药物有大毒，不可入口鼻耳目者，入即杀人，一日钩吻。

按：“药物有大毒，不可入口鼻耳目者，入即杀人，一日钩吻。”作者在引这句话时，完全按照文意来引，符合文意且一字不差*《丛书集成初编》(第321册)，魏吴普等述，清孙冯翼、孙星衍同辑：《神农本草经》卷3，中华书局，2011年版。。

按：《左传·哀公十四年》，“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作者引用这段话时完全遵循了原文之意，意思相同[8]1682。

(二)引文与原文有出入者

《博物志》中引文与原文中出入的占多数，主要表现为引文内容有省略、改写、改写字样及原文意思相近情况下以己言言之。

1.《史记·封禅书》云：威宣、燕昭遣人乘舟入海，有蓬莱，方丈，瀛州三神山，神人所集，欲采仙药。盖言先有至之者。其鸟兽皆白，金银为宫阙，悉在渤海中，去人不远。

按：“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这里张华对《史记》的征引并没有忠实于原文，而是做了缩引，甚或是改写，但大意是相同的[9]1369-1370。

2.《援神契》曰：五岳之神圣，四渎之精仁，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

按：《文选·蔡伯喈陈太丘碑文》注引《援神契》作“曰征士陈君。禀岳渎之精。苞灵曜之纯。五岳之精雄圣，四渎之精仁明。”“五岳吐精，宋均曰，吐精，圣人也，灵曜，谓天也。”《援神契》这本书已经找不到，这句话在《文选》中出现过两次，皆是注引《援神契》原书，对比发现后世在引原文时，并未忠实于原文，第一个陈太丘碑文中文意、句式更接近于引文，做了缩写，第二个以己言言之，改写后文意大致相同[10]802。

3.《考灵耀》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三万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常动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觉。

按:“大仪斡运，天回地游。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三万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闭舟而行，不觉舟之运也”。“地恒动不止而人不止,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牗而坐，舟行而不觉也。”在《尚书纬·考灵曜》中也有提到这句话[10]276。

第一条原文中前面都一致，唯有最后一句“譬如闭舟而行，不觉舟之运也。”与引文不同，但其意基本一致。第二条的原文与引文对比，改动较多，如“地恒动”为“地常动”“舟行而不觉也”为“舟行而人不觉”等，但与原文大意大抵相同，都表达出世界万物都处于相对静止和绝对运动的变化状态中。

4.《时含神雾》曰：东北极人长九丈。

按：“东北极有人名曰诤人，长九寸。”《列子·汤问》有引这句话，对比发现《博物志》中引这句话基本上遵从了原文的意思，原文相对具体，引文则精炼[11]155。

5.《周书》曰：西域献火浣布，昆吾氏献切玉刀。火浣布污则烧之则洁，刀切玉如脂。布，汉世有献者，刀则未闻。

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昆吾之剑，火浣之布。其剑长尺有咫，炼钢赤刀，用之切玉如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则火色，垢则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在《列子集释》中找到了引文相通之处，《列子》一书中详细介绍了火浣布、昆吾剑的由来及特性，作者在引故事时并未完全遵循原文征引，而是在其基础上进行整合，使语句更为精练，取其精华而用之[11]189-190。

6.《周官》云：貉不渡汶水，鸲鹆不渡济水。

按：《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瞿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瞿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矣，地气然也”。作者在引《周官》文时，虽未完全按照文中内容一字不差地引用，但其意思基本相近，除了将“瞿鹆”写成“鸲鹆”，出现改换字样的情况，还有将“貉逾汶则死”作者写成“貉不渡汶水”，使上下句式更对仗工整[11]158-159。

7.《神仙传》云：松柏脂入地千年化为茯苓，茯苓化为琥珀。伏苓千年化为虎魄，一名江珠。今太山出伏苓，而无虎魄江珠。益州永昌郡出虎魄，而无伏苓。或云蜂烧巢所作，未详二说。

按：《太平御览》卷989药部六：“《仙传》云：松柏入地中千年化为茯苓，伏苓千年化为虎魄，一名江珠。今太山出伏苓，而无虎魄江珠。益州永昌郡出虎魄，而无伏苓。或云蜂烧巢所作，未详二说。”“典术曰：茯苓者，松脂入地千岁为茯苓，望松树赤者下有之”。对比发现后原文中书名直接写作《仙传》，首句略有不同，引文多了一个“脂”字，其余内容大致相同，基本上遵从了文意[7]4376。

8.《神农经》曰：药种有五毒，一曰狼毒，占斯解之；二曰巴豆，霍汁解之；三曰黎卢，汤解之；四曰天雄，鸟头大豆解之；五曰班猫，戎盐解之。毒菜害小儿，乳汗解，多食饮二升。

按：“药种有五物，一曰狼毒，占斯解之；二曰巴头，霍汁解之；三曰黎卢，汤解之；四曰天雄，鸟头大豆解之；五曰班茅，戎盐解之。毒菜害小儿，乳汗解，多食饮二升”。作者在引这段话时基本上忠于原文，除个别字写法不同外，唯像“五物”与“五毒”，最后一句中“先食饮”和“多食饮”的区别，但基本上文意与原文相符*《丛书集成初编》(第321册)，魏吴普等述，清孙冯翼、孙星衍同辑：《神农本草经》卷3，中华书局,2011年版。。

9.《孔子家语》曰：“食水者乃耐寒而善浮，食土者无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石者肥泽而不老，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绪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气者神明而寿，食谷者智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

按：“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食土者无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绪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捍，食气者神明而寿，食谷者智惠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通过对比发现，作者在征引这段话时，并未完全按照原文一字不差地引用，如首句“食水者善游而耐寒”为“食水者乃耐寒而善浮”，征引时去掉了“食石者”这一句，“食谷者智惠而巧”引为“智惠而夭”，但其文意与原文相符[12]313。

10.《止雨祝》曰：天生五谷，以养人民。今天雨不止，用伤五谷，如何如何。灵而不幸，杀牲以赛神灵，雨则不止，鸣鼓攻之，朱绿绳萦而胁之。

按：“天生五谷以养人，今淫雨太多，五谷不和。敬进肥牲清酒以请社灵，幸为止雨，除民所苦，无使阴灭阳。阴灭阳，不顺于天。天之常意在于利人，人愿止雨，敢告于社”。作者在引用这段话时并未完全忠实于原文，有缩写和改写，但原意基本上没有改变[13]438。

(三)引文与原文之间无较多关联，是一种意引

《博物志》中有一部分引文和原文无较多联系，只是引了其中的一个词句，其内容也与全文无关。

1.《河图括地象》曰：地南北三亿三万五千五百里。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广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云气，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国，名曰河也。其山中应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绕之，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是奸城也。

按：洪兴祖《楚辞补注》引张衡《灵宪》曰：“八极之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五百里，南北短减千里。”《海外东经》郭璞注引《含神雾》及《开元占经》卷4引《河图括玉象》并作二亿三万一千五百里，宜据正。对比可见，征引内容与原文之间并无多大联系。

2.《河图玉板》云：龙伯国人长三十丈，生万八千岁而死。大秦国人长十丈，中秦国人长一丈，临洮人长三丈五尺。

按：“帝凭怒，侵减龙伯之国使，侵小龙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农时，其国人犹数十丈。从中州以东四十万里得僬侥国。人长一尺五寸”。征引时只用了“龙伯国”三个字，但引文与原文内容无大关联[8]155。

3.《神农经》曰：上药养命，谓五石之练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药养性，合欢蠲忿，萱草忘忧；下药治病，谓大黄除实，当归止痛。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利，病之所以止，当其药应以病也。违其药，失其应，即怨天尤人，说鬼神矣。

按：《文选·养生论》中嵇康也引到这段话。“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天神仙遨游，上下役使万灵体生毛羽行立至。中药养性。下药除病，能令毒虫不加猛兽，不犯恶气，不行众妖拚辟。”作者在引这段话时做了较大的改动。只取“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除病”之意，剩下征引加入了作者的联想*《丛书集成初编》(第321册)，魏吴普等述，清孙冯翼、孙星衍同辑：《神农本草经》卷3，中华书局，2011年版。。

4.《传》云，东方朔奏汉武帝，试之有验。

按：《汉书·东方朔传》中“上尝使诸数家射覆，置守宫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赞曰：“臣尝受《易》，请射之。”乃别蓍布卦而对曰：“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眽眽)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上曰：“善。”赐帛十匹。复使射他物，连中，辄赐帛。书中出现的这句话在《汉书·东方朔传列》中已找不到这句，但联系《博物志》上下文，在这句话之前写道：“蜥蜴或名蝘蜓。以器养之，以朱砂，体尽赤，所食满七斤，治捣万杵，点女人支体，终年不消。唯房室事则消，故号守宫。”在书中这句话意在讲守宫砂之事，在《汉书》中则是细致地讲述了蜥蜴的特性。可见作者在引用这句话并未忠于原文，而是加入了自己的想象，扩充了故事[14]。

5.《典论》曰：陈思王曹植《辩道论》云，世有方士，悉招至之，甘陵有甘始，卢江有左慈，阳城有郄俭。始能行气，俭善辟谷，悉号二百岁人。自王与太子及余之兄弟咸以为调笑，不全信之。然尝试郄俭辟谷百日，同与寝处，行步起居自若也。

按：“典论曰：颍川郄俭能辟谷，饵茯苓，初俭至市茯苓价暴贵数倍。”作者在引用原文时只化用了“郄俭辟谷”故事，其余进行了主观性改动[7]4376。

6.《礼记》曰：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母亡，问于邹曼父之母，乃合葬于防。防墓又崩，门人后至，孔子问来何迟，门人实对，孔子不应。如是者三，乃潸然流涕而止曰，古不修墓，将济。何晏，夏侯玄，王肃皆云无此事，注记者谬。时贤咸从之。

按:“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鄹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丧冠不。”作者在征引这段材料时，并未完全按照原文来引，做了删减，使文段大意更精练、生动[15]。

7.《列传》云：聂政刺韩相，白虹为之贯日。要离刺庆忌，彗星袭月。专诸刺吴王僚，鹰击殿上。

按：《史记·刺客列传》中“酒既酣，公子光详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这段话在《唐雎不辱使命》中出现过，“彗星袭月”“白虹贯日”“仓鹰击于殿上”都是自然现象，在《史记》中未出现原话，作者把这些现象与人事联系起来，是古代迷信的说法——即有大事发生时，上天都会警示[9]5461-5480。

8.《新论》说：方士有董仲君，罪系狱，佯死，臭自户出，既而复生。

按：今本《桓谭新论》为清人孙冯翼所辑，其中并无上述话语。只是书后有“董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此为《太平御览》卷976菜部所引，见清孙冯翼辑《桓子新论》第419页，收在《丛书集成初编》中，中华书局，2011年版。

(四)引文未找到其原文出处

《博物志》中有八条引文未找到其相关出处，有些书早已失传，有些话在修订校注过程中已删除，现摘录如下：

1.《诗》云：螟蛉之子，蜾蠃负之。是也。

2.《仙传》曰：杂食者百病，妖邪之所钟焉。

3.《荆州图经》曰：湘君所游，故曰君山。

4.《南荆赋》：江陵有台甚大而有一柱，众木皆拱之。

5.《公羊传》曰：有以告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

6.《神仙传》曰：说上据箕尾为宿，岁星降为东方朔。传说死后有此宿，东方生，无岁星。

7.《异说》云：瞽瞍夫妇凶顽而生舜，叔梁纥淫夫也，征在失行也，加又野合，而生仲尼焉。安在有胎教也。

8.《徐偃王志》云：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独孤母有犬，名鹄苍，猎于水滨，得所弃卵，衔以东归。独狐母以为异，覆暖之，遂沸成儿。生时正偃，故以为名徐君。宫中闻之，乃更录取。长而仁智，袭君徐国。后鹄苍临死，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偃王乃葬之徐界中，今见云狗垄。偃王既主其国，仁义着闻。欲舟行三国，乃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为弓，自称徐偃王。江淮诸侯皆服从偃，从者三十六国。周王闻之，遣使乘驿，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斗害其民，为楚所败，逃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后遂名其山为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灵，民人祈祷。今皆见存。

以上便是《博物志》中所有引文摘录，内容繁杂，经整理对比分析，见其特点如下：其一，有三条引文与原文出处字句完全一致，且意思相同。其二，有11条引文与原文有出入。对于像一些未找到引文中所征引的书的出处，有些是在校注过程中已删除，光书后注即有佚文122条，都是通过其他文献资料中征引过类似的话从而摘录出来，进行对比分析，在引用过程中出现改换字样的情况，改换为同音字或通假字。还有些虽未完全按照原文一字不差地征引，但作者在征引过程中做了缩减，适当取舍，但大意与原文相近，以己言言之。其三，有10条引文与原文之间无较大关联，引文是一种意引，多取其中一点，或只引一个词，围绕这一点展开丰富地创造，内容本意与原文大相径庭。其四，有8条引文未找到其出处，有些是书籍失传导致的；有些是后世修订过程中删繁就简，无迹可寻。

总之，《博物志》中引文可考察到征引出处的占多数，作者在征引过程中根据原意做了主观性改动，对原文内容进行扩充、丰富，使故事更具完整性、主观性。而且这些改动都是在主题范围内，更体现了《博物志》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奇书。况且，《博物志》的成书年代距司马迁之死不到四百年，按照考据学的通例，所引资料的时代越早，可靠性就越大，而张华又是博览群书的人，“好观秘异图纬之书，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所以他记录的这条关于司马迁生年的记载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有一定根据的。因此，《博物志》中引文的真实性较高，王国维引《博物志》来考证司马迁生年是有其价值意义的。

四、王国维的考论相对正确

《史记索隐》和《史记正义》作为考证司马迁生年的直接材料，司马迁的自述及其经历也是考订其生年的有力的旁证。《史记·太史公自序》有一段话：“(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根据这段话我们可以发问，司马迁何时以“郎中”身份出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也有助于我们考证司马迁的生年问题。我们也知道古代交通不发达，人们出行短则十来天，长则多达一两年，司马迁“游江淮、涉汶泗、过梁楚”这样长途的云游绝不会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清人王鸣盛说得好：‘此游所涉历甚多，阅时必甚久，约计当有数年，归后始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所以作者推断，这时应为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司马迁游江淮时正值20岁，按王国维之说《报任安书》中：“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毂下二十余年矣”作于太始四年，由此上溯29年是元朔二年，上溯21年是元鼎四年，则司马迁入仕时间应当在元狩二年至元鼎四年之间。元鼎四年，汉武帝周游河洛，观省民风。元鼎五年，西登 崆峒，北出萧关，带领数万骑打猎于新秦中，气氛雄伟壮观。元鼎六年，征略西南夷，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地区。元封元年，汉武帝封禅泰山，太史令司马迁作为汉武帝的仕从奉使归来。正是这些游历，给司马迁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司马迁在《史记》中擅长描写战争激烈场面，与这几十年跟随汉武帝的豪放游历是分不开的。由以上观点可以推论司马迁亦当在元狩五年出仕为郎，也就是公元前118年。这个观点也得到了王国维、施丁、张大可等人的认同[16]。

除此之外，《报任安书》中的两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以及“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毂下二十余年矣”可作为考定司马迁生年问题的有力旁证，这是郭沫若驳难王国维拿得出手的唯一论据，并声称是王国维的“致命伤”*② 参见张大可《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述评》。。郭沫若认为如果依王国维之说，这时的司马迁应当为36岁，36岁死父亲怎么可以说是“早失二亲”呢？据此，郭沫若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元封元年他正好26岁。26岁死父亲，言“早失”是可以说得通的。但笔者认为是不合理的，若这个假设成立，郭沫若、李长之等人需要作考证来说明为什么26岁可以说早，36岁不能说早。“早”的时间界定是什么，作者并未作考证，而是放了一个烟雾，偷换概念，“早”与“不早”针对的主体是说话者，郭沫若，李长之等人转移视线，避开了回答“早失二亲”，把待证的观点的主体偷换为死者，也就是父母去世时间的长短，以此来证明前135年说的证据，这是断章取义的。还有一条举证，史料中记载“颜渊早夭”，有说颜渊死时32岁，有说42岁，无论哪一说均已超过26岁，所以说，郭沫若等人以“早失二亲”来驳难王国维之说，是行不通的。

在考据学中，一般实地证据的出现是考定该问题的有效证据。按照目前学界通认为司马迁是韩城龙门人，若《博物志》的记载为真，那他应是“茂陵显武里”，但史料中并未出现“移居茂陵”之说。汉武帝建元二年，在茂乡建造寿陵，设茂陵县，采用主父偃的建议用行政力量鼓励人民大规模迁移茂陵，天下郡国仕宦京师的都在迁移之列，司马谈作为当时的太史令，必然会参与建陵这一巨大工程的筹建，这是他分内之事，因此这件事在记载于关于司马谈的《茂陵中书》中。可见，司马迁少年时期生活在家乡龙门，之后跟随父亲司马谈移居茂陵，所以司马迁才有机会在茂陵拜会董仲舒及大侠郭解。因为在《董仲舒传》中记载了“家徙茂陵”，而郭解是在元朔二年徙居茂陵，根据推断，司马迁见大侠郭解只能在茂陵，套入生年前145年说，时年19岁，合情合理。之后司马迁20南游，问学于董仲舒，问故孔安国则是在南游归来的二十三四岁到二十七八岁之间，这与董仲舒、孔安国在京时间相符合。若将郭之说(前135)来推算，漏洞百出，极不合理。

虽然我们未能准确地判定司马迁生年，但可以根据一些直接的证据群来推考其生年，像籍贯、史书记载拜见董仲舒、遇郭解、问故孔安国等，这无疑为我们考定司马迁生年又提供了新方向、新思路。

根据《史记》记载与司马迁相关的事例来推考其生年，都是对王国维观点之说的有力佐证，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论点坚实，二是方法正确，三是逻辑严密。王国维在论证过程中从材料出发，重视推理考证，不是表面上看谁有据，谁无据，而是发现《索隐》说与司马迁行年有不符的，找出司马迁行年的几个坐标点，进行行年排比，看哪一个生年最合理，不要在任何后人举证上过多纠缠，用严密的逻辑推论出《正义》与《索隐》同源，这才是科学的考证方法。张大可在《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述评》中提出：“他的论文初名《太史公系年考略》，过了七八年改名《太史公行年考》重新发表，将‘系年’改‘行年’一字之差，确有极大深意”②。“系年”是编年，按年月日来做年谱。“行年”则强调其人生轨迹的经历。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王国维不仅考证有理有据，而且严谨的做学问态度让我们敬佩。

相比较，郭沫若发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举证三条驳难王说，皆是有辨无考，不能成立，他对司马迁生年的讨论没有超过王国维一步，只是给人一个印象说王氏考证“证据不足”，造成了一种错觉。因此郭沫若对于司马迁生年观点从理论依据上弱于王国维之说。

关于王国维和郭沫若各自对司马迁生年问题的观点，通过对《博物志》引文与司马迁生年之间的关系的考证，间接证明王国维引《博物志》材料是真实可靠的，以及列举各家采用不同方法和思路考定其生年，为司马迁生年问题研究提供更多研究思路。综合多种材料，我们更倾向于王国维的观点，《索隐》作者司马贞与《正义》作者张守节，二人都是唐代人，他们的说法是一对一的，具有同等价值。但王国维取《正义》说而舍《索隐》，以三条论据作为论证的思路：一是《索隐》引《博物志》为最可信的材料；二是数字讹传；三是根据司马迁生平经历(如拜见董仲舒、拜会大侠郭解、问故孔安国等)。他的推理与考证思路很全面很严密，“方法也是正确的，其结论是经得起历史与时间的检验的”。故司马迁应该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

[1] 汪荣宝.法言义疏[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507.

[2] 施丁.司马迁行年新考[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4.

[3] 张华.博物志[M].范宁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

[4] 赵生群.从《正义》佚文考定司马迁生年[N].光明日报,2000-03-03(历史周刊版).

[5] 李伯勋.司马迁生卒年考辨——驳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J].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76-85.

[6] 杨永康.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对《史记索隐》所引《博物志》佚文的再认识[J].渭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9)：17-19.

[7] 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9]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 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 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2] 王国轩点校.孔子家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1：313.

[13]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438.

[14] 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2843.

[15] 孙希旦.礼记集解[M].沈啸环，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171.

[16]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陈文和，张连生，孙显君校点.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朱伟东]

ControversyoverSimaQian’sYearofBirthBasedonBoWuZhi

LI Xiao-cheng, FENG Xiao-yu

(SchoolofHumanities,Xi’anUniversity,Xi’an710065,China)

There are two views about Sima Qian’s year of birth in the academic circle: Wang Guowei insists that Sima Qian was born before 145 B.C. with his proof from Zhang Hua’sBoWuZhi; Guo Moruo argues that Sima Qian was born before 135 B.C. No agreement has been reached about this problem so far.BoWuZhiis thought to be the only original material for reckoning Sima Qian’s year of birth, which is used by Sima Zheng and Zhang Shoujie, therefore, the identification of its authenticity is very important.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ts quoted and original texts can identify the reliability and authenticity of Wang Guowei’s quoted material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backing the evidence about Sima Qian’s year of birth.

Sima Qian’s year of birth;BoWuZhi;ShiJiSuoYin;ShiJiZhengYi; Wang Guowei

K825.81

A

1001-0300(2017)06-0012-09

2017-05-06

李小成，男，陕西渭南人，西安文理学院国学研究所所长，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古代经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