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真理

李海文

一

二年以国学为主，梁启超、胡适的著作是启蒙

我于1907年1月19日（清光绪三十二年腊月初六）出生在永济任阳村。原名张青巽，字柏枫。5岁上学，老师是老秀才，有学问，人很好。11岁到外村上学。16岁毕业当了两年小学教员。1925年到太原考入山西国民师范。

国民师范是阎锡山1919年6月办的一个学校，以后才取得南京国民政府的批准。阎锡山早年留学日本，崇尚军国主义。他极力鼓吹日本的军国主义理论，主张中国走军国主义道路。写过一本书，我们都念过这本书《军国主义谈》。他认为日本的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归功于小学教员。他办国民师范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军国民思想的小学教师，想通过小学教员搞军国教育，普及教育。因此在该校中专门设有军事课，配备有军事教员。

开始是军事编制，班叫队，短期的，两年毕业。徐向前毕业于这种两年制班。正规化了，学制改为5年，队改为班。薄一波、程子华是五年制班的学生，他们都没有毕业，程子华上了黄埔。薄一波参加革命，1927年国民党清党（清除共产党）时就跑了。

到我进入国民师范时，1924年改成新制，6年制，分前期师范、后期师范。前期3年学基础课；后期3年学专业课，分为文史科、艺术科。学校校长是和阎锡山一起留学日本、一起搞国民革命的赵戴文。学校管理很严，课程除了军事课、文化课外，还办有实习工厂、农场，让学生实习。我报了制笔厂实习，学习怎样造毛笔。

国民师范目标是培养小学教员，毕业可以升师大，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先念国民师范，后念教育学院，我在太原念了十年书。

山西省立国民师范是个穷师范，好处是全部官费，每年发统一制服，一套军服，叫做（丘八服），挺傻的三眼鞋。每月发三块八银元饭费、食堂。不管怎么困难，我们平均下来每年要花五、六十块钱。五、六十块钱干了什么，都买了书了。

学校学习什么，这时思想开始变化。进师范的人都是比较穷，地主出身也都属于小地主，穷人多。国民师范有一句话，叫做：成立了国民师范，太原市拉洋车的少了一半。我们进去的时候，正规化的程度高，教员水平高，师范大学毕业的、写过书的、兼课的多，也兼第一师范的，进山中学的。课程语文，心理，教育系统的都有。学制分前期后期，类似初中、高中，是三三制。前期是基础课，四个班一样。后期分科，文史科，数理科，艺术科。艺术科包括写字、画画、手工、体育。

在国民师范6年，是我真正开始认真读书的时期，是我一生的关键。在前期师范的3年中，我偏向于文科，对作文、诗集感兴趣。到后期师范时，我自然选择了文史科，把精力放在文史方面。这一时期开始读的书以国学为主，没有人指导，从书里边找书，范围也大。

过去在小学念书，一类书叫做小学，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这三种差不多各学校都有，再往下就看教员而定。正规的上《四书五经》，主要就是读后人的集注，就是注释。这是从明清传下来的。科举考试都是对《四书》的解释，以集注、注释为标准。然后念《诗经》、《书经》。有的先念《书经》《左传》，《易经》就比较高一些了。《左传》是讲历史。《书经》就很难懂。《诗经》，孔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讲“诗”是作为“经”来讲的，都用集注。《诗经》有四本，我背的熟的是前两本，第四本都学了，但背得就差了。其他的书都能背。过去学校开讲得少。我当小学教员时有一点突破，读《四书》，打破了集注的传统，吸收了清朝研究经书的传统，现在叫汉学、朴学，吸收了里边若干不同的论点。《四书五经》经文一样，集注不同。知道南袁北纪，乾隆时的两大才子。南袁是袁枚。北是纪晓岚，《四库全书》总裁。这两个人念书念得最多了。当时我不知道《四库全书》是做啥的。自己感觉很好。小学不太懂，但用过一番思想，甚至背了，到了国民师范后，有了新的环境、新的东西，这些知识很快就活了。

前期师范以基础为主，我学得不错，舆论很好，念书多，自信，雄心很大。后期师范分三科，我报的是文科，以学文科为主，捎带理科。一开始连理科的书《化学概论》我都看。搞了一段不行了。数学、英文丢了。哥哥和老师讲两条，第一，你要有主张，你搞什么，重点是什么。第二，课堂与创新。当时除了国文还有国语，国文是文言，国语是白话。国文国语、算术这两种是基础，每天晚上都要学。其他的在课堂上学。老师讲的哪一段没听清，哪一段很重要，稍微一翻就行了。晚上自修两小时，到了时间一吹号，就熄灯了。数学一礼拜只有三、四堂课，我只学到代数，几何没有好好学，三角就没有了。数学有好多公式，不死记不行。我一听就懂，觉得很容易没有死记，越往后越跟不上，因为公式是一个套一个的。将来教书，咱也不教那个，能够应付就可以，所以就把数学丢了。英文，我们班有人学英文，那人晚上念的是英文，我们看的是国文，时间矛盾了，把英文甩了。功夫花在文史地，特别是文史，那个时候叫国学，一展开包括考证、历史等等，这一类书多了。我不知道念了多少种，自己除了饭钱都买书了，爱书爱到什么程度，这书念了非买不行，买不到，觉也睡不着。

国文老师有的很有名，有做骈体文的，有做散文的。白话文教师没有著名的。除了少数的教员以外，多数人是应付性的，

前两年我以国学为主，念的范围比较广，包括读唐代、清朝的书，繁琐的考证，甚至一部分考古，什么东西我都碰，所以念得也多。国学除了经以外，还讲历史，如二十四史、史评、史学理论，比如唐朝刘知几的《史通》，清朝章学诚（章实斋）的《文史通义》。史学评论，刘知几有他的评法，章实斋有他的评法。章实斋也是胡適推重的，他写了一本叫《章实斋年谱》。清华的一个学生，叫做铭名达写《增补章实斋年谱》。后来合出了一本书《章实斋年谱》。我们从《文史通义》中确实感觉到章实斋这个人胆子很大，他敢于评论，敢于突破若干的观点，无论讲政史，特别讲地方志，他对地方史的重视。这样史学面宽了，把我的思想引导的比较宽。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清朝乾隆年间汉学家，称为段二王。段玉裁研究《说文解字》，搞过平定州的州志。戴东原说段玉裁写过汾阳府的府志，我在太原还找过，书没有找上。以至于他们讲到郑樵的《通志》，方东树的《汉学商兑》。讲到文物经典又连到另一方面去了，我的兴趣不在那，就没有念过。总而言之，这两年的时间以国学为主。endprint

自己念书，不断定计划，不断地改，因为是以书教书，随着兴趣走。我喜欢追根，上下左右，特别是很喜欢论战，对手，你讲什么，人家是讲什么了。所以这些方法对以后做革命工作起了一种无形的影响。

引导我们是梁启超、胡适的著作，是启蒙性的。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我们买不到，买不起，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我们念得挺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讲到念书的方法，思想的方法。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他讲戴东原，当然都属于资产阶级，但是他讲了很多中国的书，特别是国学目录，一部分外国书。胡适有《最低限度的国学目录》。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胡适在《戴东原哲学》一书对戴东原评价都很高。戴东原的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为买这个书跑遍了各个古书店也买不到，后来发现了一种木板的，挺贵，经过一番周折买到了。还有《原善》《绪言》都念了。清朝考证学现在叫汉学。戴东原就不同了，除了继承学术的渊源、考证学以外，明确批判宋朝的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理学，所以后人说他是清朝乾嘉大学者。乾隆嘉庆一批人学者，称为诸老，主流叫汉学。戴东原批判宋朝理学，反对理学家的“去人欲，存天理”。他有哲学，思想就高一步。这对我的思想是很大一个解放，从《四书五经》集注、注释中解放出来了。清朝否定宋朝的理学，虽然还是讲儒学，戴东原主要是讲儒家，但认为应该还儒家本来面目，将儒学跟佛学区别开来。他认为理学是杂糅了这两家，浑然一体，现在应该把它完全分开，讲清两者的区别。儒家佛家两者相互影响，但是不应该是把佛学的许多东西强加到儒学里边来。他特别分析宋学只讲天理，不讲人欲。戴东原讲得也精彩。后人引用他的书，引用这一个观点比较多。实际上这一本书还包括了其他的内容，一直到现在，对这一本书的论述讲的比较窄。

戴东原恢复到汉学，再从汉学往前追，这就追到战国先秦。再往前推，乾嘉学者没有搞。到了清朝的末年，联系到当时爱国的形势，有个新的结论。梁启超的议论表面上看是复古，以汉学来否定理学，都是讲儒学，实际内容相当不同。研究的结果，思想越来越解放。这对我们有启发，以复古为解放。我们思想上、学习就有了新的门路，不是很简单的崇拜一家。到了现代，这就引起对中国古代史的一个大怀疑。

梁启超开了中国国学初学的目录，引起一些人的批判。因为梁启超是向中国的留学生介绍的，他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中国的学生，要到外国去，应该先念中国这一批书。我一看范围就很大。反对他的有吴敬恒（吴稚晖）。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吴敬恒是清朝的举人，主张维新，反对过孙中山。只知他是国民党元老之一。1905年在伦敦和孙中山会面后加入同盟会。吴敬恒很尖锐的反对梁启超开的书目，写了一篇长文章，最重要的内容是说，不应该让学生到外国去求学时，背上还背了这么沉重的包袱。什么叫整理国故？等外国人侵略时，我们也能用枪炮抵抗得住敌人，那个时候再回头整理国故毫不嫌迟。他的这个观点，引起我们思考，现在整理国故有没有必要？

六君子谭嗣同的《仁学》念了，他著名论点就是冲破一切网罗，要冲决升官发财的观念，打破沉溺于考据学的“俗学”的束缚，反对玩弄文字的古学，冲决君主制度、伦理纲常、天命和佛法的网罗。这对我以后革命起了作用。

胡适著作，我们接触早的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个书我大概念了那么两三遍，开始读不懂，特别讲到先秦的名学。这涉及到集注、注释，引导我们看先秦的集注。我们的先生们，有些人对这方面也有研究。胡适这个书只写了上卷，只写到先秦。我们希望他能够出下卷，始终没有出。暑假，有外面来的老师讲学，我们听了觉得还不够，以至于跟一些同学到人家家里去请教。有人讲，胡适对佛学没有研究，到南北朝，接触到佛学就不行了。以后胡适又写了一本《中国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上卷。其他文章也还写了若干。

胡适研究历史，讲古史，从批判儒学一直到古代史。有些人对古代史疑问很多，如钱玄同，钱三强的父亲，旧学的根底比较深，但是《新青年》杂志出版以后，他对中国史的研究，批判古代东西，认为可疑的东西越来越多。连姓也不要了，名也改成“疑古玄同”，有人批评他，连“钱”也不要了。可见那个时候的风气是很尖锐的。

胡适认为中国古人，所谓三皇五帝唐尧虞舜，是一层一层积累起来的古诗传说。最可笑的说大禹是个虫子。禹者虫也。没有禹这个人，大禹治水更不可能，历史上没有。引起很多人反驳。研究学术扩展到古代史。资产阶级学者解放思想，解放到否定民族的传统。顾颉刚主持《古史辩》。当时引起我兴趣是一本《古诗讨论集》，大概1922年或1923年出版的小册子，集中了两家辩论的一本书。我们念这个书时比人家争论的时间晚了一些。就很想找顾颉刚编的《古史辩》，据说1926年出了第一本以后，接着还要连着出。当时知道有这么个事，但是书却找不到，图书馆都没有，在国民师范图书馆没有找到。

看了《古诗讨论集》以后，我对社会争论，对有这方面内容的书就比较注意。如1923年11月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关于科学、玄学的的辩论。从此，对有关争论的书就比较注意，如李何林编的《中国文艺论战》。鲁迅批判，中国社会史等问题的讨论。经过一段酝酿，逐渐的对于整理国故，对中国这一套旧的，慢慢的、大大的减低了兴趣，也有了更多的怀疑。

这是一个范畴，从研究科学，一步一步的发展，引起对中国社会史的一个论战。一方面说明我们要解放，要改革，要清算，要总結。

另一方面，批判所依据现代的观点都是从欧洲来的，都是学了资产阶级若干的观点以后，不同的学习，不同的派别，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运用。这引起我们想读外国的东西，那个时候念得很少，因为书也少，我们又看不懂原文。但是我们知道有另外一个世界，知道这些东西都从什么地方来的。以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9年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这些著作又引起了一个新的波澜。

这一段读了两年书，接触了许多的方面，但是还谈不到真正读书研究，没有人介绍，老师没有一个人说对此知道的。学生嘛，你怎么努力，也不是那么系统。看过什么书以后，自己念书，书里边讲书，从书里边找书。endprint

我念书的时候，正是1925年到1927年大革命时期。尽管埋头念书，随着社会的影响，同学们的思想不能没有反应，学生里情况很不同。我们念书，思想得到解放。也读了一些当时书，比如讲共产主义的书，介绍国民党的书。如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有关“解放”与“革命”等内容的书报。当时对北洋军阀、国民党的那一套从思想上讲很反感，而对学术、学者比较尊重。

有一批人反对共产主义，给共产党造谣，说共产党是共产共妻。那么，什么是共产？有人写小册子，讲共产非共财，他讲的“产”是财务，我们共产党讲的“产”是生产。那个时候的内容后来看写得非常简陋，但是当时有它的作用。有些同学倾向国民党。有一些人说共产党有什么主张。他说你别听那个，那是造谣的。其实，他对国民党也搞不清楚，只是赞成国民党革命，只是有那么一个倾向。同时共产党从1925到1927年有很多的活动。所以我们学习也不可能真正的完全关门，但是大体上我们是脱离大革命行动，埋头念书。之所以如此，与我们前面讲的，当时念书很不容易，幾乎在家里面就出不来了。求学还有若干困难，必须解决，难以顾及其他。另外，无论是对北洋军阀，还是对国民党，大革命失败批判叫做新军阀的国民党，都比较反感。当时思想对学者、学问、学术比较尊重，专心读书，大体上一两年为主。这个读书与在家乡不同之处，砸了很多旧的东西，思想得到解放。

1927年夏大病一场，困顿中坚持读书

1927年春夏，我的思想变化第一步完成时，病了一场，医生诊断是伤寒。国民师范的校址，阎锡山那个时候正在投机革命，力量发展到平津，他任平津卫戍司令，要办一个军政干部训练学校，招收的人就很多，也可以训练国民师范的学生，没有毕业也可以参加，官费，就是他管饭吃。我们学生夏天没有回家的都参加了。我正生病，不能参加，生活没有着落了，就住到蒲州会馆。他们有房子，管睡，不管饭。人家参加军政干部训练学校的有饭吃。我没有饭吃了。我们在蒲州会馆就没有依靠了。我跟一个老乡，他是来太原找事的，手上还有两个钱。那个时候，我们一个月也就吃两三块钱。会馆有水，我们就啃个馒头，至多有点咸菜、葱。有一次，我们没有饭了，我们两个人都没有钱了，推断着开学的时间快到了，我们俩就饿了这么几天。早上忙忙活活的把剩下的一点米煮了一点。中午就没有吃的，不晓得怎么混，大概又喝了一点水，晚上就困了。第二天早上没有米了。他说你先在这儿住着，我给咱们出去活动活动借钱去。我说好。他走了。我也没有吃饭，就躺在那，念书念得头也晕了，就睡到那。突然我想起来，剩下块馒头放在桌子上。赶快起来看。一个小老鼠正在啃这个馒头，我一把上去把它抓死了。一看馒头，老鼠都啃了，但啃了没有吃。我就把外边啃的部分稍微擦了擦，拿开水冲了冲，就吃了。到了晚上，还没有吃的，我在那睡着。后来那个老乡回来了，问我：你吃饭了没有？我说：你不晓得吗，你不是去借钱了嘛，我们现在不是光了嘛，当也没有当的，卖也没有卖的，不是光了嘛。他就笑了笑。我问他：你吃了没有？他说：我在一个老乡那吃了。我说：你吃了我还没有吃。就饿了这么两天半。在这个之前，我们还没有经历过农民大饥荒的日子，老百姓家里饿饭是常见的事。我们还不知道两天不吃饭是个什么样子。到第三天，早饭没有得吃，喝开水。中午还是下午，我表哥来了。他从北平放暑假回到太原已经两天了，我们毫无消息，也没有去活动，人家是大学生。他来看我们，才知道我们在这儿饿饭，马上拿了两块钱。

我表哥回来后，我们维持了一段时间，学校开学时间又往后推了。表哥开学回北平，走了。在会馆住了一个月以后，我病重了，前后时间我记不清了。有了病没地方住，也没医生看。以后找到医学院里有我们一个同乡，他也穷。我没地方住，就问他，是不是我可以住到你们那。他说行。这样，我就住到医院了。开始还以为感冒，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他们请教西医的一个老师来看。一个穷学生，他就摸了摸，当时也没有仪器检查。我已经烧得很厉害，有时候糊涂，但还没有完全糊涂，听见他们低声说话。医生说很可能是伤寒，这个病危险，死到医院里不行。我给你点药让他吃。你把他轰出去，意思是把这个病人弄得离远一点。要把我从医院里面赶走。

我也听不清楚，大体上是这个意思。我就让同学给我家里发了一封信，因为我已经不能写了，写明某某人代笔。信的意思是我病得很危险，要死了骨灰都回不去了。祖母一向支持我读书，但是她不识字。我父亲识字看了，没有吭声，没有跟祖母讲，怕她着急，可是也不给我寄钱。我们本族的一个人，常到我们家去。我祖母想起来说，孙子有一封信，你给我念念。我父亲不在，那个人把信念了。我祖母知道我病得很危险，一下就着了急了。父亲一回来，她就把我父亲大大地骂了一顿。当时家里是不是困难得很？我们两家有棵很高的槐树，据说能够做大木船用。分家的时候，两家破的一根树，当时卖了40块银洋，一家能分20块。当时家算是有钱的。我父亲管着家，我母亲也知道，父母两个人没有下这个决心，先寄两块钱也行嘛。所以我对父母亲印象不好。祖母一知道，就闹翻了，反正不管长短，卖房子卖地拆房子也行，马上寄钱去。

我没有等到家里寄钱。医学院的同学请了一个中医，叫王凤山。王凤山给我们上过课，很有名，来了说话也不秘密，侃侃而谈。一问我算他的一个学生，所以老头很用心，给我号脉，说：他就是伤寒病，大概是伤寒病末期。我已经发烧多日，糊里糊涂。他号脉后说开处方，声音一下低了。他越低我越要听，大体听到老头讲我还有三几个月的时间，一定按我给你讲的方法吃，吃了以后就可能回转。如果温度有下降，或者人多少能吃一点汤，还有希望。如果三剂药吃了无效，那就肯定不灵了。后来我病好了，老头吹牛，甚至说我这个药下去以后第一剂，顶多第二剂就有回头。

中药一吃，病开始有回头，没有死。医生开始让我喝汤，搞点米汤，先不要吃饭。从此我就懂得人大病以后，不能一下吃多了。

从此家庭的观念就比较淡薄。最关心的是我祖母，祖母也最关心我。我思念想家主要是想我祖母。她比我大50岁，80岁（虚岁82）终年。大概是1936年还是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前后。我正革命，要抓我，我跑了。以后有个人讲，我祖母死的时候，只讲一句话，大意是说：家里一切我都能丢开，唯独大孙子没有下落，放心不下。endprint

所以我参加革命跟社会的遭遇有一定的关系。我上学是官费。我学得不错，教员有时候帮你一块钱、两块钱。念书本身很不容易，我的家里离太原近千里，汽车坐不起，火车，我第一次来是跟同伴绕道河南、河北，也坐不起。我们回家次数不多，寒假暑假两年回一趟家，都是两条腿走路。有的时候两个人打半座，我们坐轿车冻得要死。郑林比我们好，他们能骑车子，能够买得起车子。我也学过，后来我说算了，我也买不起。所以我们都是两条腿走路，一千里地。暑假寒假都在学校念书。

除了1927年生病没有饭吃外，1929年又有一次。学校的津贴按规定每月三块八，一宣布放假就停了。国民师范留在学校的学生联合起来，派代表找校长，反正要求吃饭，再三的哭穷说话，经过几次交涉以后，能发三块钱，有时候低一点，两块八。这个三块钱怎么花，三块钱一天是一毛钱。一毛钱买十个烧饼，那个烧饼也不大，一天吃三顿。学校管开水，冬天有炉子，好办。所以吃饭也没有菜。不够，念书也吃劲。有一个同学说你们这个方法都不对。问他有什么经验。他说你不能运动，买东西吃了以后，要安分守己坐到那，不行就躺在那。你可不能运动，不能上街，一运动就不行了。

我們在师范六年，就这样度过的。

以书找书，由科玄辩论引导学习

自然科学、从生物学、地质学、

心理学、到哲学

再回过来讲我读书的情况，从1925年、26年、1927年逐渐接触到自然科学。有这么一本书，对我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影响，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科学与人生观》，陈独秀、胡适分别写的序。书里集中的文章，观点完全不一样，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简称科玄论战，或者叫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那些讲唯心主义的人张君劢讲：人生观应该是直观的，科学管不上的。主张科学的丁文江说：科学万能，都能管，自然也管人生观。有人讲主张科学这些人的缺点。越看越明显，讲机械唯物论的多。一个倾向否定哲学，科学宣布离开哲学而独立。实际上每一个科学家都有自己的哲学，就是像恩格斯所说的，不管你主观怎么讲，事实上都离不开哲学，问题是看你倾向的于哪一派，哪一种。从论战中很明显看出对主张科学的人有利。

张东荪参加科玄论战，同意张君劢的观点，写了一本书《科学与哲学》。张东荪跟张君劢的关系很好，跟丁文江的私人友谊也好。据梁启超讲他们都是老朋友，耳鬓厮磨，经常吵架。张东荪讲得比较稳重，很明显是唯心主义，但，不是那么明显的反科学，还有学者的风味。那个时候，看书看观点，不以人取舍。我们对张君劢的反感就大，因为从学术观点看，他有时胡说八道，武断。张东荪比他有教授的风度，学者的风度。当时我们不了解张东荪这个人的情况，只是从文字看有风度，大体上知道这么一些。

从这本书我找了讲自然科学的书，首先引起我兴趣大的是生物学。生物学讲进化论。能够找到的书，像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我看的还是最早翻译的版本，名字叫《物种原始》，后来翻译成《物种由来》，越往后翻译越正确。比如说“往莱士”，现在翻译成华莱士，他著了一本书，当时分为上下两卷，叫《生物知识界》，他跟达尔文同时发现了生物的进化，所不同的是达尔文有了理论概括为自然选择，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科玄论战中有一些很有趣的事。科学家讲，学科学的人道德高尚；学哲学、学玄学的人中有些人道德不好。地质学家丁文江写一篇文章说，“玄学鬼附在张君劢的身上”，他举了一些事实为证。唯心论的后来很反动的张君劢说，科学家里边也有道德不好的。比如培根是个大学问家，对科学贡献很大，但是这个人贪污。他们讲的这些人的传记我们都没有看过，但是这些议论引起我们广泛的兴趣，如果碰到那一类的书就会抓紧看。但是我们能接触到的书有限，一个到图书馆借，有时借不到。特别要自己买，限制就很大。

以后学到地质学。地质学家讲地质分类、地层学等。还很喜欢分类学，生物的分类，地质的分类，地层学，我都能念一套，

生物学著作里有唯心论的很显著，比如《目的论》，实际上带有宗教的主张。有的书籍坚决反对宗教。我们关于生物的进化，生物的起源，很多问题还说不清的。学遗传学，摩尔根学派提出的连锁和交换定律。为了了解一个问题，我们找一些书，凡是能够接触到的，能够找到的，大体上都翻一下子。因为很多书是转述的，准确的程度难以保证。在学校正规的念了几种，以生物学为主，生物进化论，生物学的研究，一直念到《免疫学原理》。《免疫学原理》包括生物、细胞、细菌，传染病、免疫病理等。还念了《昆虫研究法》，讲昆虫标本的采取、制作，转到技术性方面了。那不是很可笑了，费了很多力量。

我有一个特点，只要抓到一本书总想把这一本书看完，究竟它说啥了。当初念的时候是从一个角度来的，但是钻到这一类的书里了，走得很狭窄。我们缺乏指导，完全自己搞。另外一个，有计划又无计划，念书的时候呢，我自己有一个计划，经常做，计划跟上思想的转变，兴趣的变化，经常改，总不断地调整，而且以书读书，以书引书，往往都是念书里边介绍，并没有人指导，要假定我们现在有党领导，有指导，那可能说少走许多弯路，那个时候没有定大计划的可能。我自己有计划，计划常抓不断。总体来讲有缺陷，所以念书多，目的性不那么明确，走了许多弯路，如《免疫学原理》又不是小说，也不陶冶性情，属于专业东西。念《昆虫学的研究》，标本的怎么制作，捕虫时怎么个捕法，那根本不干这个的事，以至于讲的蚊子蝇子，蚊子的种类，若干的繁琐的考证，我钻到里边，都能钻。但是后来想，事物总是两方面的，也有它的好处，一直到现在，文学遗产、考古，有些我不知道，但是我能听。养成广泛的兴趣，人家不愿意的，我也还能干。另外逻辑也念了一些，并下苦功夫，我感觉到数学这一门丢了，影响我对整个自然界好多东西的理解。我儿子都还能够喜欢研究数学东西。我从安徽回来十年里，一接触经济学，许多都跟数学有关。数学本身也分支，越来越多。现在人家说数学里边分科，我知道一些名词，但是搞不清楚，更加搞不清楚他们相互之间的联系。所以我觉得过去念书有盲目性，这有客观的影响，加上好钻也有缺点，钻钻有时候就钻牛角。读书或者从思想来，或者从兴趣上来，或者从争论来，争论有时候也有些废话。过去念书念的不少，但是都不成个学问。如讲历史，对司马迁，我有兴趣，可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没有念过，古文念了那么几篇，史学评论接触过一点，《史通》原来我还念的熟。前几年我拿了一本，现在看很生，好像都看不懂了，这大概多年的荒废。通史念得不多，很喜欢通史。但是过去通史也少，尤其世界史，很多我都连不起来了。中国朝代，大体的变化知道一点。通史就很少，我记得念过吕思勉写了一本《白话本国史》。我觉得他书里面的闲话不少，文字写的可以，以后不是多年不提了，有人骂他是汉奸，他反对岳飞，因为他认为那个时候应该和。他精彩的一段理论，说我们对岳飞宣传，当时的形势实际上不能打，所以和呢是必要的。他说如果把宋史和今史相对照着读，你就可以看的清楚。这个当时我情绪上不能接受，从思想上考虑，觉得这个也不对。以后他受到一些迫害。作为学术，他那么讲也可以，当然要作为教科书那就不行了。最近不久以前有人给他翻案，甚至于还说的比较重。我说无聊。endprint

通史过去没有念过，现在开始出了一些，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写完，从古至今，中国需要写一部新的通史，要了解历史。过去往往人家一出，或者里面有错误，或者观点上不对，我们一批判就停了，著作的作者也写不完了。过去读书知道历史的重要，因为念历史的结果，科学的分析，必然要走的一条革命的路。

我念的书不少，比如《心理学》也读了几本大的。构造派的心理学、机能派的心理学、行为主义的心理学，我都有接触。到现在对我有影响的是北京大学教授叫陈大奇（音），我还留着和他的通信，后来不晓得他的下落。据说他是结构派心理学，他的书篇幅不大，附录是批灵学。灵学就类似咱们现在所说的特异功能，讲的很神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也讲过灵学。陈教授从科学的立场，举了很多灵学的现象，类似魔术。很奇怪，但是很有趣。他批灵学，说脱离开物质的灵空是错误的，但是他承认这个现象是存在的。他说灵学不对，他将这些现象称之为心理现象。以后，有研究心理学的人很尖锐地批判他，说你讲的灵学很多是迷信，你打上科学的招牌，叫做反對灵学，实际上完全肯定灵学。什么叫心理现象？难道有脱离开物质的基础，可能有，那是一种吗？你所谓心理现象的很多灵学现象都是应否定的。美国的詹姆斯，以后的杜威，从心理学讲，他们都是机能的心理学，强调机能。以后又有行为主义心理学，简称行为学。机能的心理学做了许多动物的实验。由此，又找这一方面的著作。我买了一本留美郭任远（音）写的书。这一本书我记得是两块五，我很穷，下了很大的决心才买了。郭是极端的唯物论，搞了若干实验。

进到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后，知道科学每一门各种学派，主张不同。我还看他们的实验报告。对实验报告很感兴趣，觉得这些人厉害。实验的方案，实验的方法，实验失败又改换另一种实验，这对我们研究问题的方法有启发。这样，我认识到科学很多成果是从科学实验来的。

我念书下的功夫很大，从整理国故出来，那一方面学得很少了。认为科学是讲实用的。美国讲的是杜威实用哲学。从文艺复兴，孔德、接触到实用主义。刚开始又糊涂了。以后，将这些书念了，也看了反对方面的书。1920年罗素来中国讲演。罗素的哲学也念过两本。教授张申府写了一本书叫《罗素的哲学》。我最早接触是他的书，但是对作者完全一无所知，张申府是个什么人，历史如何，不晓得。我们的老师知道的人也不多，说知道也是扯淡。我有的问题，一问老师，有的能够提供一些，很多人都不晓得。以后知道张申府是周恩来入党的介绍人，张曾经是最早参加共产党的，以后离开了。这个人并不坏，一直到了一二九运动，对学生运动是同情的。

大概念了两年，从生物学、地质学、心理学，一直到天文学。天文学讲宇宙，宇宙之大光年，就是宇宙大小的算法，银河系、太阳系等等。这些东西，都有接触。星球上有没有生命，这也有接触，因为人家说的星球里有。好处将我们的思想引导到浩瀚的宇宙。小的，到生物，生物的遗传，生物的种类，种类的起源。达尔文讲自然淘汰，生存竞争。看无政府主义的《忽今图远》，是比较厚的一本。它讲无政府主义的，但是又讲从生物开始讲起，讲了生物间的互助。无政府主义主张：平等、民主、自由集合、相互协助、多样性。民主主义是个模糊的概念。当时我们对这些的学派，政治上主张，都清楚各学派有自己独特的内容，但是对他们科学上主张，是非曲直，搞不清楚。关注这些内容，比如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竞争了解比较详细。人类学，我们也有接触。《忽今图远》所指出的现象，生物界就有。从我的体验，人类学也有，但是作为理论，要概括。然后才议论到无政府主义。所以，我们很明显地知道他脱离了科学。

大体上，以书介绍书，根据自己的认识，自己的兴趣，又念了两年，以自然科学为主。

以后，接触到逻辑学。一般的逻辑学，我早已经看过，什么演绎法、归纳法，这在接触科学时就有了。那一年毛主席提倡过哲学逻辑，也印过逻辑的论文集，我也都有。以后出现哲学逻辑，我最早接触的，王某某著的一本《数理逻辑》。我看了一遍，看不懂。一个他讲的数理，有很多数学公式。我前面讲过我把数学丢了。书中后面讲到物理学，讲到宇宙，要说清科学的道理，哲学的道理，用普通的语言就很难描述，必须要用科学语言，用数学语言，用公式来表现。念逻辑学，这个角度都不一样，开始念这些书的角度不同，总而言之就是哲学一个范围。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包括胡适等介绍现代一些哲学家，书里边讲了很多科学家、哲学家。厐加莱是二十世纪初年的物理学家。

因为这个里边慢慢跟科学相连的，就是生命的起源，生命的由来，生物界很多现象解释不了，遗传学究竟有没有，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心理上有个遗传，光是物质的还是心理的，根据实验，里边讲了细胞染色体，那么进一步是什么？摩尔根讲了果蝇的实验，提出了基因。这个基因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学科学，讲到原子，那个时候还没有后来讲的那么多。总而言之接触到哲学界以后，这就必须有深一步的思考，世界本源究竟是什么？追下去，知道唯心与唯物。各派所用的名词都不同，大体上知道讲那么几种。因为人家讲的哲学公式，当时我就感到很大遗憾，早把数学丢了，感觉我的武器非常不够，要求进一步的认识不行了。

但是我这个人念书有这么一股劲。很多人去图书馆，据图书馆主任讲，在学生里边也流传，意思是我这个人念书很多，懂得很多。每天下午人家去运动，我提上墨水瓶，拿一个笔记本上图书馆。图书馆主任很赞成、很佩服我这个精神。图书馆负责借阅的人都认识我。我一到，要什么书，人家留着，知道我没念完，正念着。他们都肯定我但凡借到一本书，就要念下去，念完。

有两本书，一本就是《数学逻辑论》，很多人念不下去。实际上我也念不懂，我硬着头皮念完了。还有一本书叫《生与死》，《生与死》里边牵扯了很多物理、化学、医学。讲生的现象、死的现象。从大的范围讲，主要是讲人体，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科学道理，从物理学、数学、医学讲了若干论证，若干观点，总而言之，用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比较多。这个题目非常有兴趣，讲生命的现象，生命的起源，和死亡的必然性。这一本书比较厚，也很难念下去，据图书馆主任告诉我，只有我把它一直念完了。尽管有些东西似懂非懂，但是我硬着头皮念完，究竟这本书说啥呢？最后的目的要干啥？书念完了，结论是似懂非懂，作者没有明确的结论，我当然也没有。endprint

图书馆的人很佩服我，对很多人讲，借书的人很多，一看书的题目很好，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念完，只有我念完了。当然念完了也就完了，产生影响并不大。我们感到我们的知识，知识的武器非常不够。这就慢慢知道“知识无涯，科学无涯”，阅读面越来越宽，越来越宽。感觉我们自己不够，念书有限，你活个几十岁，知识太多，也很难搞出个名堂。对各个方面的研究，都比较尊重。所以后来我讲，当时的好处引起我们广泛的兴趣，从考古、一直到生物、宇宙、自然界，范围就比较宽，但是没有一种学问专长，慢慢从中学到科学的认识世界，科学的方法论。

这些年读了一些书，对我思想转变、思想影响大的是《科学概论》上卷，作者就是任鸿俊（任宏钧音）。我对这个人很崇拜，他的文章好懂，他写的《科学概论》上卷，实际讲了科学方法。据他讲下卷是概论科学方面的内容，但是他的下卷一直没有出版。当时，我就打听他下卷什么时候出版，很急迫的等待。

这时还看了克鲁泡特金的书。这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很有知识，在学生中有影响。他讲无政府主义是从生物讲起的。我在读了一段自然科学的书后，转向逻辑学。由于思想没有成型，什么都想看一看。确实如人们常说的“饥不择食”。由于腹中知识贫乏，拼命想利用在校期间的有利条件多学习一些知识。

读书大体上这样，先看序言、后记、目录。大体上看看这书讲啥的，如果书店允许我站到那看，就看看它后面结论。你看多了人家就干涉你了。

以后找到两本书，都是日本人写的。书名挺怪，《妖怪学原理》，妖怪，就是中国人讲的妖怪。我翻了一下书名叫妖怪，并不是宣传迷信，它是回答问题的。我站到那，先翻的序言，后翻目录，书也很贵，块把钱大几毛，我那个时候候是个穷学生，拿钱买书要很大的努力，买了一本。这本书倒是很通俗，回答了若干问题，但还不能答复我全部问题。以后，日本人著了一本叫做《现代科学十讲》，讲相对论、量子力学，生物学。生物学大体还能懂，相对论就看不懂。念了一番，也懂不了，无论狭义的、广义的，超乎我们的常识之外，好处是把我们宇宙观的范围一下子拓宽了。量子力学，怎么也看不懂，量子论懂一点，量子论里边的力學一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懂。好多科学都用它。书中讲的人名我还记得一些，弗朗克发明的、发展的。量子力学应用范围很宽。我始终没有念得很清楚。那天我问儿子李小雪相对论，他能够说一段，我感觉现代科学的进步。现在孩子们，我们作为学生问他，他有些许多东西比我们高明，因为时代前进了，人家是做科学的。如数学，儿子就懂得好多，也能算，也能改。我们那个时候就说不清楚。

这两年，从中国的书本一下子跳到西方自然科学的书籍。

从写《封建势力与中国》到评论

《民生史观》

1929年，读了三四年的时候，国民师范月刊约我写一篇文章。在此之前我已经给写过一篇题目叫《封建势力与中国》的文章，在月刊上发表，那篇文章是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根据自己观察社会，解析、认识中国社会。我已经开始接触研究中国社会问题。这次编辑部给我的题目是写《民生史观》。民生史观是孙中山提出的，我读了许多孙中山的书。他说你念书多，要弘扬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意思是解释清楚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批评唯物史观，不超过两万字。这个题好，究竟谁批评谁，研究了再说。反正允许刊物上发表，而且他透露有稿费。我接受了这个任务。

为写《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文章我把三民主义、孙中山全书都念了，大革命时出的书，全部都念了。以后周佛海讲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连续性，孙中山的著作中就有。你不好好念书，就受欺骗。胡汉民的书念得不少。

1929年汪精卫去过一次太原，跟阎锡山谈判。我看见过汪精卫，他在太原一次大会上讲话，我们是学生站那看。还有改组派陈公博，他讲话时，我们站着看。改组派在山西跟苏区不一样，跟国民党正统派对立的，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作秀。改组派不能一概而论，山西的改组派与国民党中央对立，对阎锡山有一定的应付。

我收集了当时出版的东西，开始研究。那个时候出版物也有限，马克思主义书不能公开出。想各种方法买翻版书，就是盗版书，错字多，纸也差，但是格式大小一样。书贩子说这个书便宜。有的甚至把书名改了，书皮也改了，内容一样。从此我们读马克思的书，能找到的也不多，书名挺长《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作者叫普列哈诺夫斯基（即普列汉诺夫），以后知道这个人是修正主义。但是他讲唯物史观。我还找到日本共产党佐野学写的哲学书。佐野学当过日共中央执行委员委员长，后来叛变了。日本很有名的一个学者河上肇，后转到共产主义思想。后来这个人被捕后写了自白书，自首了。但是他的声望很大，1925年我刚进学校，有一个留日的教国语的老师讲，他临离开日本之前拜访过河上肇，这是一个特光荣的事了，说明河上肇名望很高。毛主席也讲过河上肇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学。

开始还想用民生史观驳唯物史观，越念越不行。唯心史观、唯物史观我说不太清楚。最后我的结论就是民生史观是唯心论。当时，唯物史观我讲不清楚，研究不清楚，但是认识到民生史观不行，唯心论也不行，这就必须另外去找。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概括了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包括五个时段。我就奇怪河上肇当时把它称之为唯物史观的公式，还写了一本书，完全用形式逻辑讲的。形式逻辑回答不了，不那么分析，我们也没有新的方法。搞了一圈，唯物史观本身讲不清，讲不清关键是什么地方？河上肇讲生产力也是人，生产关系也是人，上层建筑也是人，思想也是人。这就糊涂了，究竟几种形态，什么形态利于生产关系，哪个是决定的因素？生产力如何区分，如何区分劳动？很多我们都没有碰过的问题。概念的糊涂就在这个“人”上，又是生产关系，又是生产力。人要吃饭，不讲民生，那人如何生存，怎么办？社会进步的动机是什么？发展的动机是什么？都是人嘛，你从古代的猿猴发展到人，现在也是人，美国人也是人，中国也是人。但你用光用“人”，光用民生，说人要吃饭来解释社会的发展、变化，显而易见是不行的。慢慢觉得社会是人组成的，讲的是人的社会，唯物史观分析人的社会，一个人在历史或者社会有若干的区分。所以马克思用语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对“经济”两个字搞不清，中国旧社会讲“经济”是诸葛亮讲的“经纶”。概念不一样。初步碰到，都理解不了。思想发展有这么过程、程度，读哲学的结果，唯心论不行，必然要走唯物史观的路子。慢慢跟社会史论战一配合，自然而然的思想内在的关系转到要革命。endprint

我越研究，越发现民生史观在哲学上是唯心论。唯物史观我也讲不清楚，但是用民生史观驳唯物史观，越驳越反，怎么讲也不行。结果文章写成，变成用唯物史观来批判《民生史观》，促进了我思想转弯。已经写了八万字。期限到了，我也不敢交了。这样，我的思想有了变化。在写作时，慢慢从科学，不知不觉地学习哲学，从哲学转到马克思的书上了。

毕业没有出路，社会问题促使

我的思想变化

另外，我思想转弯也与我的处境有关。

我表哥当年是个才子，后来家里边没有钱供他上学，他就搞了邮政。对我念书非常鼓励。他很赞成我这种钻劲，自告奋勇说，每年给我六十元。北京大学住不起，因为交学费每年要三、四百元，最低限度再刻苦的人也得要二百多元。他打听农学院比较省钱，学费、吃饭等等一个学期最低一百多块钱，大概有一半也可以。我就想，这六十元的学校可靠。毕业后教生物学、心理学、当文学的教授也可以。因为我写文章来得快，念书多了写作快很自然。考试出题，题目是我们班老师布置的，也可以自拟。限定下午三小时完成。我突然想起一个题目叫做《跟不上时代与时髦》。因为当时我学科学以后，对所谓时髦很反感。我说：我们应该跟上时代，就必须要学习什么。有一种是讲时髦，是假的，很多知识讲的东西是假的。实际上批判华而不实的作风。我一下笔一口气，一直写，写了三小时，五千多字。交卷交的还不很晚，交完卷我回来看一个同学连半页还没写完。我在老师里边的印象都不错。教生物的老师钱长子，五台人，口才不行，但是这个人念了一些书，他早期教生物、植物课，以后转念文学。我记得从常从他那借书，日本厨川白村的《走向十字街头》《苦闷的象征》这些书我都是从他那拿的。有一些教员，如果我们有所求，他们都可以有些小帮助。这样我就算了算六十块钱做底，加上教员的一些帮助，还有一些同学感情比较好，帮我五块十块。我再凑一凑，加上我写文章，投个稿，挣点稿费。我算一算节衣缩食大概住大学还可以，所以，我把丢了的英文、数学又捡起来。因为要应付考试。

几个月以后，表兄变了，他说大概每年只能幫你三十块。一下子我气就泄了，住大学的基本依靠没有了，吹了。我给他回了一封信感激他，其中有两句很不满意的话：尽管我们的感情很好。感情的维系经不起实际生活的一击。当然抱有对他不满的意思，另一方面我讲的是实际的情况，光有理想，社会不改，我们这些人凭个人再努力要上进也不行。

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促使我的思想革命，从念书里边慢慢就转到马克思主义了。

另外，我毕业也没有出路。1931年，我考了第四名.有几个同学在外边吹我念书比较好，说山西祁县、昔阳有的学校都预先讲一定要请我到那教书。等毕业时候却没人请了。朋友说得很好，到时也不能帮。我觉得社会不行，国事不行，家庭也不行。这些都对我思想转变起了辅助性的作用，思想上有了明显的转变。

学习哲学、学习唯物主义、信仰

马列主义

自己给自己开书目，按书的篇幅定时间长短，到了国民师范中后期，我把英文甩了，数学甩了，课外的时间也有限，上课的时间，我都在看书。所以我总不坐前排，坐到中间偏后，不靠老师来回走的地方，因为人家讲课，我在那看我的书。我必须按照我的计划，按照时间能够完成。另外老师教的若干东西我早就念了，比他还念得熟。人家上课，我念我的书。

这时，有一本书起了作用，我把它买了，留美的罗家伦著了一本书叫《科学与玄学》。他写这本书与科玄论战有关。先出了上下两本《科学与人生观》，收集论战的文章比较全。胡适的序。后出了张东荪《科学与哲学》，再后出了一本《人生观之论战》，仍然是科玄论战文章，大同小异，书名不同。张君劢写了一篇序，是从玄学方面批判科学的，又要引起科玄再次论战。张君劢是个反共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出现了，科玄论战搞不起来了。

1922年时，丁文江说张君劢是玄学鬼，要打玄学鬼。所以罗家伦写书就用了玄学的名字，叫《科学与玄学》。他讲的玄学就是科学。他没有正面否定科学，他跟《科学人生观》科学与玄学论战时的唯心不同，虽然他强调玄学，他所说的玄学就是哲学，其中重要的论点是：任何高明的科学，都离不开玄学，也就是科学离不开哲学。讲清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还讲了三维论。当时我觉得我懂了，重要的是揭示了一个问题：科学不能离开哲学。哲学必须要有正确的哲学。

柏格森的哲学，我念过原著，书上都讲得很精细。丁文江在科学论战时讲柏格森不过是来骗巴黎的时髦夫人的。讲的太过了。总而言之唯心论很多讲的非常之精细，讲了主观的作用，人的能动性，好多变化原因。不能把人估计成一个机械的东西。发现唯心论有好多好的内容，可是一般不念书的人不知道。

当然这些是资产阶级的书，但是引起我念哲学的兴趣，追根到底，科学再往上追，你又得念哲学。思想再转变就转到念哲学了。第三段我慢慢转到念哲学，念了相当多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图书馆能够借的哲学著作唯心论的多。黑格尔的书没借到，因为当时没有人讲黑格尔，所以我们也不晓得。康德还有人提，讲二元论，但是康德的书我没看，因为那个时候出版界有限，中学、师范学校图书馆书也有限，找不到康德的书。

这一段，哲学书念得比较多，也念了一些哲学史，有很多概念是间接理解，是从哲学史的叙述看到的。

我们同班同学魏某某，有一天我发现他买了一本柏拉图的《理想国》。我念过哲学史，晓得柏拉图。我就奇怪，说这人厉害，念书都念到希腊时代了，我们还没有。唯心论，当时能够找到的，我念得不少，讲感觉的，讲主观唯心论的。开始觉得人说得对，若干东西说得有道理，再念下去回答若干问题、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就感觉不行了，回答科学提出的问题也不行。原来我很崇拜科学家，后来觉得这些人不行。哲学与科学是两回事。科学家很奇怪，有的很迷信，讲宗教，看一本传记，牛顿伟大的科学家，晚年相信上帝。

唯心史观，念这些书的结果碰壁了，他回答不了，回答历史不行，回答宇宙也不行，不管主观唯心、客观唯心，这个“心”跟“我”有什么区别？怎么就转成我了，就物化出自然界？回答不了。批判不了，最后是白胡子老头出来了，神仙，宗教，唯心的结果又回到宗教。宗教很简单，你要相信什么就是什么。这不是绕了一大圈子以后，越讲越糊涂，最后还是个糊涂。我大概涉及到这么一些问题。endprint

总而言之这一段就是研究哲学。深入下去是恩格斯讲的唯心论跟唯物论，唯物论，当时还是机械唯物论占上风。我们相信的科学实际上是机械唯物论为主的。机械论唯物论又有若干问题不能解决，听别人说过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但是弄不清辩证法是个什么玩意，一开始听说好像耍把戏，学术不行。当时通俗宣传正、反、合，黑格尔辩证法，我们感觉不清楚，觉得社会现象、历史现象有很多问题，不那么简单。合，“合”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合”了？我们念书都得思考很多的问题。还接触不到马克思主义。那一段主要学习哲学，从科学的根源，指导科学的思想，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哲学要回答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同时注意世界上哲学界的情况。当时我们没有武器也没有刊物，接触到一些，比如从日本来的消息多。三十年代日本反动，打击左派，信息少了，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完全弄下来。不过转到哲学以后，转到唯心论就转不出来。用唯心论解答科学的道理，特别社会史论战以后，要解答我们社会性质，就很明显的不行。念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多得很，这就鼓励我们必须有一个钻劲，必须懂得许多知识，转到唯物论。

我念书的过程，经过一系列的变化，哲学是读马克思的桥梁。以后听毛主席讲他思想变化，他说：说我有什么了不起。我小时候也念过孔子，也念过资产阶级的书。他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所以我非常佩服，我说领袖也是这样的，唯物论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了。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天上来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们要钻理论，必然是弯弯曲曲，要碰很多东西，正面的反面的，这样，我们摸出马克思主义，才较为可靠。

二

教育学院四年，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

参加革命前的两年理论准备工作

国民师范六年毕业，我没有考，因为前五名保送教育学院。

教育学院是国民师范当初附设的叫高等教育系或高等教育科，是四年制。请了住在晋城一个很有名的山西学者郭象升当老師。郭象升老先生能讲故事，都有根据，见于什么书，小说三教九流，老头念书念得很多，我们也去听过讲。教育学院毕业的时候，他领我们去北京参观、考察。教育学院校址就在国民师范里面，但是宿舍（当时称宅）、课堂的房子有搬动，1928年成立的，招一班学生，大概一年一班，四年收四班人。我是1931年的，进去是第三班或第四班。第一班是国文，第二班是学什么不记得了，我们这一班是学教育。教育系主任是美国留学生，张*文。我们进去时，根据南京国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就是蒋介石政府的规定改成教育学院，名义上跟国民师范独立。

到教育学院集中念了两年书，集中念的比较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有哲学，连带其他的。同时，做了一些革命的准备，如联系了好多的学生。这段时间是正式参加革命组织，入党前的一个准备时期。

成立书报合作社，和上海中共发

行部建立联系

念书，书从哪里来？早在国民师范时，我们搞了一个书报合作社，和上海一个发行部有关系，他们经常给我们寄进步书刊。我和上海联系用假名，用过“孟秋声”、“孟鸣求”等，不是发表文章的笔名，专门给上海买书用的。后来知道这是上海中共地下党的发行部，以后我们跟上海发行部的人都认识了，那时候我并不晓得他们的真实身份。

开始他们出《时代文化》报，来跟全国各地联系，发行左倾的刊物。他寄报刊、书的名字也是来回改的，也是假的，以后我们就称“时兄”。一看“时兄”就知道是他们。以后见到这些同志后，他们讲，那时候他们就知道我们，当然他们记的都是我们的假名字了。我说你们怎么晓得？他说从光明书店等几家较左倾书店订户里边查的名单、地址，知道全国有些学生在读书，就往出寄，寄了以后有人就来联系，绝大多数是化名、假名字。

他们通过这个渠道发了一些书，如斯大林的《论反对派》《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的讲话报告，十月革命纪念节的讲话，十月革命道路，等等。许多马恩列斯的书，进步的、革命的报刊。东西都不大，除了《论反对派》比较厚，其他的都比较薄，都是小册子，篇幅比较短。这一类书你在别处就买不到。这些讲唯物论、批判唯心论的书，他把名字换一换，封面换一换了。我们开始学会了写信，有时没有钱，可以借。我记得借来的书，封皮上是《久遇玉人》，里面是左派的书。

以后他们还出了一阵红军捷报，这样我们知道红军的消息。不过红军的捷报，那时候白区也得到消息也不多，但是帮助我们分析报上登的红军的行踪，知道报纸上登的消息有不少是假的。这个关系一直继续至我们参加了组织以后，书报社成立的时间恐怕有一两年。

我问卫俊秀（后为书法家）是不是要参加书报合作社。他对我了解，但是他讲他不干。书报合作社是党组织外围的外围，但是影响大。

这些书报，经过我们又发往运城、大同、代县。山西那时候中学、师范都很少的，太原是第一，运城是第二。运城有第二师范、第二中学。大同第三，代县第五，临汾第六。女师大概没有按这个排，也有女师。据罗毅讲，他们在运城收到的有些书是我们发的或转的。当时莫名其妙，哪里写的？后来知道，有一部分是我们给他们介绍的，介绍关系，经过上海发的，有的是我们转的。

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对红军，都知道。对中国学术界的动态，思想界的动向，我一直很感兴趣。到了教育学院后，继续从他们那里购买。

我积攒了两箱子书，这两箱书有我的心血劳动，有助于思想转变。买书也有经济物质，这人帮两块钱，那人帮两块钱，我都买了书了。念书走了许多的弯路，形成一些书生气，一直到现在，见到一些书，就一定想买，买回来摆到那了，时代过去了，也没有精力了，也不看，但是就安稳了。所以现在我的孩子买书买得很多，家里说浪费，你又不看，家里摆得那么多。我比较能够谅解，因为我有经验，买一本书都看了？尤其杂志，往往买一本杂志只看一篇。这个书也是，也不一定这一本书都看。

学习马列主义，关心中国社会史论战，介绍青年学生读书，团结一批人endprint

这一段的念书，仍延续国民师范的路子来的。我读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读过的、别的书中介绍过的、别人提出的都想读，因此既广又杂；二是喜欢穷源溯流，看到一家的观点，就想找它的渊源，还想看同它相对立的观点，从中得出自己的看法。到太原后，读书从古代到现代，从文史到自然科学，到哲学，再转到社会科学。上教育学院后，比较集中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了。

读哲学的书。往往看到一个东西，总想穷追到底，它究竟说什么，看了这一家就找它的渊源，同时找它的对手，慢慢集中到历史观。社会科学的书基本上从历史观这个地方突破的。这是一条线。

一读哲学书，接触到列宁批判马赫的书《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我也念了马赫的书，现在翻译叫《感觉的分析》。哲学界讲唯心论的这一派那一派的，甚至于包括弗洛伊德。现在（九十代）不又吹弗洛伊德，我说他的东西几十年前就念了。他属于心理分析学，讲意识，明意识、潜意识。

读了马克思主义后，反面的东西也念了一些。我们杂志很少。我们买不到，订不起，我订过几个月的叶青编的《二十世纪》。《二十世纪》杂志文章比较长。叶青打的旗帜是宣传革命，认为马克思主义所包涵的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等，仍可单独地成为一种学术思想，加以研究和运用，他的文章常常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的话。后来知道，他本名是任卓宣，是个叛徒。另外，看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有的我们订不起就算了，念的也不系统。

另一条线就跟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论战，特别是与中国社会史论战有关。之前也有若干零星的文章，其他的旁及的，比如文学。这些书出版的时间我记不清了，可能有的我在国民师范时就出来了，有的比较晚。一般讲，人家出版得早，我看得比较晚，比如那个时候左翼写的书、办的一些刊物，我是1930年以后看的比较多，左翼作家丁玲的著作出版的时间比较早。文艺的论战，左翼之间的论战。历史理论、哲学和历史的关系的争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主要讲中国社会的性质，必然从现实的分析联系到历史，哲学从唯物史观研究涉及唯物史观的应用，涉及到革命斗争的诸多原则问题。

住教育学院时，正是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展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高潮时期，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千方百计寻找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和报道文章。此后开始集中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其中比较多的是有关哲学、历史的书。

3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是从20年代后期开始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究竟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研究过中国社会问题，但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开始提出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但是，有的人不同意，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有待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争论不仅在国内有，在国外也有。在当时的共产国际、苏联党内，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任务就存在两种观点。斯大林、布哈林代表的一派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托洛茨基代表的一派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应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

继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之后，又引发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涉及许多历史理论问题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如中国社会是否在历史上有过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秦汉以后中国一直处在什么社会？中国为什么始终未能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争论，主要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阶级关系急剧变化，各派政治斗争异常激烈复杂。中国社会向何处去，怎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是许多人关心和探讨的问题。这一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其他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大量在国内翻译出版，各种报刊刊登各式各样的思想主张和学术观点，使我有机会了解论战各方的观点，从中分析比较，确定自己的观点。

大革命失败以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思想界比较低沉，但是青年的学生思想还是活跃的，常有人找我，要求指导他念书。在教育学院的头两年中（1931年、1932年），我开始一边读书，一边还指导一些青年学生读书，并同他们讨论问题。我当学生时候找我介绍念书，比找老师的还多。以后这些人大批都参加共产党，一半人没有参加共产党，但也没有反动，没有害我的，至今没有发现。

学生里面思想比较左倾的，有的并不认识，他们还托门子，托熟人介绍认识，希望我们与他谈。有一些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如现在还有来往的：梁文英、乔明甫、甚至于包括郑林、杨绍曾、刘跃夫。为什么这些人都还常来呢，因为这些人的影响比较多，稍微间接一些的还有郭仁富（音）、杨茂（音），当时还有个姓郭的，绰号叫海怪。

他们都是经过一个关键人物马希贤找到我的。马希贤，这个孩子我对他的教育最多，感情关系也最好。我还在国民师范五、六年级的时候，30年、31年，放暑假，往往有学生自发起组织暑期学校。暑期学校吸收当时要考学校，特别是要考国民师范的学生，给他们上课。有一批学生，有些学生报了名没有来，也有只念文学课的。马希贤就是单纯为学文学来的，念着念着，就卖力，很努力。这些孩子考取后，上课的时候，我们一般也没有联系了。

马希贤当时十四、五岁，考取以后，他到我那去。我记不清了，是我六年级时还是我住了教育学院了。他几乎每天一下课就去。这个孩子像个姑娘一样，很老实，进门时候，脚步都很低，只怕惊动别人。凡是我在看书，来了以后往我旁边离一定的距离一坐，坐在那，让我知道他已经来了。他一声不吭。因为我跟他们讲过，我念东西，总希望告一段落，所以你不要干扰，我这一篇这一段读完了，不然的話你走了，我要再往下续，又得翻回来重复一下。所以他来了，我等告一段落以后就跟他谈，一个是谈念书，一个是回答他的问题。endprint

后来知道他提出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有他同班的，像刘跃夫、海怪这些人的。他们一班思想相同，学生们在一块念书的问题，但是谈的人是他。后来刘跃夫也来了。他们都很小，观念都很清楚，实质上要求革命。以后经过他们这个桥梁，认识了杨茂等等。在学校里面我与杨茂大概只见过一两面。以后经过他们又影响了一批人，我们老乡、同学徐旗帜（音）。徐旗帜影响了现在打网球车明桥（音），原来车国宝（音）是网球选手。他们参加活动比较晚，念书早。校外的郑林，还有别的中学，池必卿是友仁中学的。我跟池必卿没有直接联系。那个时候左派不知道我的人很少。池必卿可能时间比较晚一些。还有叫许##的，后来是寿阳县的县长，被俘了，我们到了湖北还给我们寄蜂王浆。他死了，他的孩子还来过一趟。这些都是学校外边的，以至于包括女师。女师女学生我们根本没有来往，她们都是从念书思想转弯到革命。这就是我们的开始。有些我分不清是参加革命活动以后还是以前，有些是我参加革命以前，反正在我参加革命以前人就比较多了。

要回答若干问题，就给人家介绍了一本书。我听说这个书写得好，比如丁玲的小说。我本来看文艺书很少，因为我是算时间的，并不是没有兴趣，与其有时间念一本小说，那还不如念一本科学的书。我看小说跟人家不一样，不是简单地看故事，总想从里边找一些东西，当时流行的写法。因为我们过去念书的时候，念过所谓古文笔法，暗笔略带几句；前边的伏笔，后边的照应。就是受评点《红楼梦》的影响，所以我念小说慢。后来知道各个思想流派，小说里有反映，往往又到小说里找理论流派了，所以我念的小说比较少。但是那时候学生入门有相当一派都是从读左倾文艺书籍开始的。

所以我把他们分成两类。人的思想转变，接触到左翼大体有这么两派，一种是从读社会科学书而来的，一种是读文艺、小说而来的。以后形势一严重，有人说，从读文艺方面来的人靠不住，因为这些人重感情，他念书念的就参加革命来了，一到形势严重，一抓人，他自首去了。实际上自首的、动摇的念社会科学的也是有的。

在这一段时间里，教学相长，你跟人家讲，如评论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我早知道这个书，没看。一直到了批判丁玲时候，我才看。我只念过她的一些短篇小说，在《小说月报》上登的。1930年春上海，一篇叫做《旗》，后来没人提了。我当时对那个很有兴趣。这个文章不长，文笔写得很好。还有写《水》，这一类小的东西。后来出了一本丁玲的全集还是选集，在她被捕以后。姚蓬子，姚文元父亲叛变之前给她写了一个序言，那个书我都买了，我知道姚蓬子是个左翼的，以后他出《北斗》，那时间就晚了一些。

总而言之，这些人的著作我并没念，念的是夏衍的，当时他叫沈乃熙，字端先，他翻译了《夫人与社会》很厚一大本。那时候左翼方面涉及的社会问题比较宽，根据当时出版有的早一些，有的晚一些，大体上念得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回答人家提的问题有讲妇女的，也有讲教育的、家庭的，各方面的问题比较多。当时念书的好处，学跟用的关系，既念了书，又当了老师，教学相长。

在这时，有一本1930年出版的书对我影响较大，就是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主将之一郭沫若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一本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著作。在书中，郭沫若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指导，征引古代文献，剔发卜辞铭文，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演变过程，提出中国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几个历史阶段，并阐明西周以前是原始社会，西周是奴隶制时代，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进入了封建时代。他认为，马克思所指出的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的生产方式的进化阶段，在中国历史上也存在。

郭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我的影响大，因为他的旗帜干脆就是马克思主义，讲了他这本书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后来人家挖苦他，说他姿势太高。

我顺上郭老这本书就念了恩格斯的那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知道恩格斯写完了以后还预备修改。我涉猎得比较多。时间靠后一些，苏联出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译成中文，两厚本还是一厚本。恩格斯讲到生产，讲到人类社会除为了维持生产、生活而进行的劳动生产活动外，还有人的本身的生产，那就讲的人口了，恩格斯说这是社会的一个最根本的基础。苏联出来的这一本书，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前边有一段类似暗喻，批评了恩格斯关于人口问题的观点。他没有用二元论的话，意思说恩格斯的观点成“两个”了。他说人类只有社会生产，这就抹煞了恩格斯讲的关于人的本身的生产。按我多年读唯物史观理论，关于人口问题讲得很少。到咱们出现人口增长过快，碰了钉子以后，我就想恩格斯早就讲这个东西，又把苏联出的那本书拿出来翻了，怕忘记，还画了，还在书上批了。恩格斯当年就研究了人口生产的问题。

马克思讲农业是基础，工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总是以当时所能提供的粮食等等为基础。那就联系到人口了，粮食多少跟人口有关。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后没有专门再讲这一方面的理论，我们多年宣传把这个因素抹煞了，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混淆了。所以，我判断理论上的一个偏差不知道影响有多大，差之毫厘，缪之千里。多少年来人们思想路子都在一股线里边钻的。我们所用的阶级的观点应该分析，但是刚一分析就与现行政策顶了。这是后话了。

读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读哲学，开始大量的念唯物史观书籍，花了很多时候，开始研究历史唯物史观究竟说什么。很长时间都搞不清楚，因为都牵扯人，人的生产、人的社会、人的经济、人的思想。这里边又分了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利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究竟怎么划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怎么都搞不清楚。虽然那时候收录了当时出版的一些书，但是这些书里的内容比较杂了，反正还没有落实清楚。从此，必然慢慢涉及到历史。比如普列汉诺夫谈的马克思唯物史观五项因素公式：“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決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积种思想体系。”人类历史几个社会发展的形态。这些问题在社会史论战里边占很重要的位置。endprint

中国社会有没有奴隶社会？这个问题引导我们又念了一些史论，古代史，念人类学。摩尔根的书《古代社会》我没有细读，借了人家一本我翻了一遍，那个书也挺厚。马克思读摩尔根的摘要，那时候没有出版。不久以前（九十年代）才出版，因为当年有这个影响，所以书一出我就买了，买了以后没有看。

这是讲唯物史观，跟这个相连的，还有一本书对我的影响也比较大，那个时候叫《史的一元论》，现在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史的一元论》是吴念慈翻译的，后来知道这是杜国庠同志的笔名。我们买的还是原来的那个名字《史的一元论》。这就念了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以后，从普列汉诺夫著作里边涉及到苏联党的论战。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以后，倒向了孟什维克。但在哲学界的争论，列宁回击普列汉诺夫后，普列汉诺夫跟列宁的观点相同了。这时候有这个一本书很有影响，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写的《战斗的唯物主义》。我念的还是托派杜畏之翻译的，三篇论文编了一本书，杜畏之，不管这个人政治上怎么着，当时翻译的很好，文字很流利，论战的性质很强。普列汉诺夫在序言里就批评了资产阶级哲学。他讲，现在我批评你们，等来年春天我将鞭打你们，举了几个例子。对资产阶级哲学的论战，我当时很感兴趣，以后，没有跟上他走，因为后来我读到列宁的书了。

我看了列宁的一些书，列宁批评普列汉诺夫的普列汉诺夫1905年《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俄译本第二版的译者序言》，实质上就是骂马赫，写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很厚一本书，我也啃了，念下来了。此时普列汉诺夫算是赞成列宁多数派的，但是哲学观点是反的。普列汉诺夫1905年《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俄译本第二版的译者序言》，那个书我也看了。我跟着也念了马赫的书，现在翻译叫《感觉的分析》，还有马赫一些其他著作。这个时候又引起我的兴趣，但一些书我找不上了，没有书了。大体那时候念书总是追着一个东西，看看他究竟说啥。然后返回来又念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翻译者笔名叫凯利（音），后来有人讲说是张闻天，但是介绍张闻天的书根本没有提到，可见不是。究竟凯利是谁，我到现在没有问清。那个书是盗版的，也能买到，出版得早，至少我们太原市上见到得早，所以我首先把《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啃了。隔了一两年又有一个叫傅子栋（音）的一人，也弄不清他个什么人，好像是个左倾的，又翻译了一遍。据他的序言介绍，他的翻译更好一些。这样我又买了一本，正准备看时，别的书挤上来了，就没有看成。那个时候经济那么困难，也都买了，傅子栋翻译的没来得及念第二遍。着重看了卢那察尔斯基的几个短篇，影响也比较大。这是从列宁批评卢那察尔斯基里边找到了这个。

从哲学上，一追就追到马克思。马克思的书我是先念还是后念，都记不清了，可能有些书是先念的，有些书是后念的，大概是念了这些书，又引起思考、寻找什么书而来的。《共产党的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些薄一些的书比较早念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当时我念的是吴亮平翻译的，翻译的不错。当时他的名字吴黎平。前几年为他翻译那一本书的出版还开了一个纪念会。他在延安时候，据有的同志讲，书出版了以后他拿了稿费就请客，延安稿费很低了。我当时念的是他在上海翻译的。书很厚，那个时候我把它也啃下来了。我啃到讲哲学的部分，尤其讲那个《道德和法、平等》念不懂，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涉及的少。虽然我已经念过一些书，如教育，国民师范的后几年就念过好几本，有一本就是李浩吾写的，这个人在党内的名字叫杨贤江，这个同志，以后还有人写文章纪念。可能这个同志因为有病早逝，以后没有见到他的活动。1928年1929年，他写了一本《新教育学大纲》，我当时念的是那个。你不管我准备到什么程度，一看是马克思主义的就看。《新教育学大纲》是批判当时的教育学的。这些东西对我们也都有影响。

讲到道德、道德的范畴，在唯物史观里边是一个什么地位，这个懂。对于法兴趣小，所以他讲的《道德和法、平等》一节也用力啃了，我觉得比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难懂，所以我忘了，记不清楚了。尽管《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边讲的唯心的危机，我这一方面的知识少，里边也讲了这个唯心主义的根源，特别批评贝克莱。以后列宁批评戈尔方德的内容很难懂的，不过那一本书总得方面，反而比《反杜林》那个《哲学编》的还好懂一些。可能这个是个错觉，可能不一定。

恩格斯的书对我影响大的就是他那本小书《费尔巴哈论》，现在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不懂洋文，所以就把出版的中文都找了，都买了，前后我买了五种，念了五种，这就是等于念了五遍。以我最早念的一本为主，我都比较了哪些方面有差异，哪一种本子翻译得好，这几种本子里边，最后一本我记得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译的，后来我也没有问过他。这个翻译本的我也看了。恩格斯的这本书对我思想影响的比较大。这就就是从唯物史观历史方面，慢慢又联系到哲学，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就对资产阶级唯心论，以至于早期的普列汉诺夫这一方面的研究和批判。

另外一条线索呢，从列宁著作就到了斯大林著作。当时有个一本书叫《苏联的党政》，是关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论战。斯大林的书当时比较难买，但是我们搞了一个书报合作社，灰色的组织，也没有公开，也公开不起来，通过这个秘密渠道，从上海咱们党的发行部买到他们发的斯大林的著作，如：《论反对派》《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后来合编成一个叫《列宁主义概論》。

当时思想界错综复杂，我很注意论战。念了这一方面的书，以后就要念托派的书。论战还很强烈的，如杜畏之，还有严灵峰出了一本书叫《追击与反攻》，完全托派的一个反攻。以后有一本书叫《苏联党政文献》，很厚一本。我因参加活动了，这个书是买了，就没念完，翻了一下。

我记不得是在国民师范的时候，还是我到参加革命以前，我有一个总结，所有念过的书，总数302种，包括小本只要印成书，这就算一种。《史记》一大套，那也算一种。《史记》那就大部头的，还有国故，《国故丛书》还是《国故常识》，也是一套，算一种。小的大的成书都算，我记得这六年至八年，我念了大概三百种书。endprint

这就是当时为什么迟迟不行动，总是从念书上把问题搞清楚。一开始对于党的决议，比如联共决议兴趣不大，总是要追根，究竟马克思、恩格斯是怎么讲的，列宁是怎么讲的，对手是怎么讲的，由来是怎么样？总想搞清楚，所以念书有点研究性的，总想着在这一方面搞清楚。但是当时条件不行，没有书，许多书是禁书。你从别的书上知道有这些书，但是买不到，图书馆里面也没有。更大的范围，白色恐怖严重，我们也不敢，比较危险了。

这一段是这两个线索，通过学习哲学、历史，比较深入后，念马克思、列宁的书，越来越跟革命的行动接近。但是那个时候总是停留在念书，就是总觉得理论还没有搞透。同时，实际上做了很多宣传工作，但是这个宣传不是根据党的批示，完全根据我念书的思想。当时左翼方面的活动，提问题的也很多，要求介绍书的也很多。

九一八事变爆发，太原一二一八游行

另外，促使我转到革命，社会上的一个大问题的影响，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我在家乡上小学时，老师讲巴黎和会，我们回家宣传。1931年“九一八”后，我每天看报。图书馆里有阅览室，我每天去看，发现了、注意了红军的行踪。国民党总讲“剿匪”的胜利，什么时候把什么人打死了，这个人是什么样。天津《益世报》偶尔也反映外国，包括日本对国民党宣传否定的说法。从此，我们明确知道国民党有很多是欺骗的宣传。九一八后，我们感觉国势越来越危机，中国有灭亡的危险，念书屁股坐不住了，又想回答这个问题，又觉得没有办法。我们就问国民师范教过书的一位老师，他是改组派的，还比较公正，据说这个人后来秘密加入共产党了。我们问他现在这个形势怎么办？他回答说：局势的变化，国家存亡岌岌可危。

九一八事变对我震动很大，使我看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使我对从书本中开始转到了实践，投身革命。

对国家危亡的危险，很多学生都有感觉，当然也有相反观点的。学生要闹，学生办月报，设宣传栏，贴标语，也不晓得是共产党搞革命的，突然来个传单。闹革命也困难，小纸上面写的头一句话就是：同胞们。有不革命的人说，又是同胞了。有的就不看。有的还是看看。同胞们：国事危机。我们学校校长要把宣传抗日的、改组派老师赶走，要换一批人来了。错综复杂的现象。我虽然没有参与，但是也受到影响。

1930年是阎锡山中原大战失败，跑到大连跟日本勾结，1931年回来。这样南京国民党就插进来了。教育学院有名的教员是国民党改组派头叫郭任之（音），以后入了党。国民党在学校的老师叫梁贤达（音），字先觉。反对他的人，贴类似大字报的东西，前边的名叫（造物），下边是骂他的话。造物就是先觉之意。国民党在学校里有一门课，将公民课改成了党义课，讲三民主义。在大革命的时候，我早将孙中山的书全念了，周佛海、胡汉民的书我都念了不少。国民党当时在山西的头头大部分是北路的人。国民党在我们学校的都是北路人，南路大概只有一个韩克温，可能是虞乡人，虞乡现在跟我是一个县了。

促使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另一个原因是日本占领东三省后，太原发生了一二一八惨案，打死了一个学生穆光政。太原的学生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强烈不满，组织了山西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各个大中学校都参加了，向省政府提出要求，要求声援东北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出兵抗日。學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各界的支持。

当时，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叫苗培成，还担任省教育厅厅长。国民党在山西很不得人心，学生举行反日游行和向政府请愿，苗培成横加指责，更激起学生不满。12月18日，山西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大规模的游行请愿，有几千人，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去，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取消不准学生抗日救国的反动法令。

国民党党部就是在原来山西的太原六乡北部那个地方，原来的省议会，现在的政协机关。学生到那请愿，有我们同班的、有比我们年级还低的，这些人搞社会活动，念书差。党部说你们派代表，学生代表一进去就被扣了。学生群情激愤，越闹人越来多数，要冲进去，苗培成和省党部负责人韩克温命令省党部的义勇队向学生开枪，当场打死进山中学学生穆光政，打伤10余名学生，引起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他们到太原警备司令部要求荣鸿胪司令惩办杀人凶手，查封国民党省党部。当时，南京市一二一七惨案，太原是一二一八惨案，各地都有，全国起来一个抗日热潮。

一二一八惨案引起的社会波动越来越大。当时感觉有点怪。学生反国民党，当时阎锡山的警备司令荣鸿胪，绰号葫芦。他出来保护。他是两面保护，利用学生压国民党，教育厅也倒了，国民党党部也倒了。他把学生代表放了。阎锡山没有抓人，没有压迫。等国民党不行了，阎锡山派人到国民党党部调停，说为了你们安全起见得转移一个地方，党部负责人坐到车里往外走。车子挂着警备司令部的旗往出开。门口看的人很多，也有直接参加的，也有旁观的，站的学生都满了，路也堵了，车子开不快。有的学生拿棍子向车玻璃窗捅进去，打了一气。我去看了，没有往里边挤，也没有看清。

这样，刚从大连回到山西的阎锡山乘机查封了南京国民党的省党部。此后，直到七七事变前，南京国民党在山西一直不能公开活动。

l2月18日之后成立了山西各界“十二·十八”惨案后援会，召开穆光政烈士追悼会，搞抬棺游行，通电全国，并在太原中山公园建立了穆光政烈士纪念碑。凶手被荣鸿胪扣押后，国民党中央政府以异地审判的名义，押解到河南郑州释放。阎锡山借“12·18”惨案赶走国民党在山西的组织后，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也不再追究凶手。他和蒋介石达成协议，1932年2月29日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掌山西大权。蒋阎之间因中原大战引发的矛盾至此化解。

1932年，阎锡山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一是他刚从中原大战的失败中恢复权力，集中力量致力于山西的政治、经济建设，充实山西实力；另一方面他在大连避难时研究了多年从政治省的经验教训，感到对群众的统治不能过激，要有一套新的办法。他一边扩军，建立以军工为主的工业体系；一边兴办官办的群众团体，利用群众团体对付我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一时，山西群众团体纷纷建立，中国青年救国会、建设救国社、工人自强协会、农民自强协会，妇女自强协会、教育改进会、地方自治促进会、倡用国货实践团等，许多学生被拉进这些组织里。endprint

在这种形势下，山西的共产党组织也改变斗争策略，对官办群众团体采取利用的方针，派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进去，利用合法身份开展革命活动。同时，在山西建立党的外围革命团体，成立了山西省社会科学联盟（简称社联）、山西教育者联盟（简称教联）、山西省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山西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和山西抗日反帝同盟会等。杜润生参加了社联、抗日反帝同盟会，一面又革命一面谈恋爱。1933年形势紧张，杜润生跑到北平。

1932年，咱们共产党教条主义指导，实际上有一些左倾的行动，一看高潮来了，口号提得也不太对，九一八以后，没有抓民族矛盾，没有统一战线的思想，提武装保卫苏联。各地很好的形势，我们怎么做？核心怎么巩固？按刘少奇的讲法，一个大的运动，你不能永远是高潮，要看到潮下落后的形势，随之改变我们策略，巩固阵地，以备再战。那个时候这个思想不太清楚。虽然我还念过一本《战略与策略》，当时翻译名字叫《战术与策略》。内容讲苏联，列宁那个时期，来潮、退潮应采取的策略。1932年，本来九一八后形势很好，但是没有抓好，这个运动很快消失了。运动虽然下去了，但是有一个收获，就是左倾、革命的思想又抬头了。

党的外围的组织，革命低潮一来，就搞读书会，国民师范有名的群众组织是“九一八读书会”，差不多左翼的，或者中间偏左的都参加了。除了个别国民党右派的学生混到里边去是为了侦查情况以外，绝大部分就是左翼的和中间偏左的，中间的，学生人数比较多。这是党的外围的外围组织。

党的外围的外围组织，还有“红军之友”。上海给我们寄红军捷报。我们就用这个开始是捐款。我给你发个报纸，你就算是红军之友，后来变为“红军之友社”，只要你同情红军，不参加我们其他的行动也行。其他的行动就是贴标语，散发传单，有时候组织游行示威。贴标语、散发传单、游行示威开始允许，后来不行，因为我们那一套工作方式脱离群众。红军之友，开始人不多，1935年我离开山西时，刘跃夫说，这个组织光太原他知道的有200多人。

国民师范的左翼力量是在我们教育以后，有很多人参加了左翼的组织。我当时见到找我来问问题的人也不问，他们一般也不讲。左翼活动我都知道，但是我不问。“九一八读书会”有报纸式的刊物。我应他们的要求，写了篇文章《学习的时候了》，实际上是个动员令。明面讲学习，把“学习”两个字一换就是“革命”，《革命的时候了》。文章登在刊物的第几期记不清楚了，当然左翼同学都晓得。

我酝酿已经接近到非参加组织不行了。我下边影响的这些人都行动了。我有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过去有些人做我的工作，后来知道他们参加党组织，有的人比较早，有的人比我还晚。做工作的同志就讲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意思就是要我行动。有人还跟我搞了一次辩论，他说你非实践不行。因为我念到了马克思的著作。但是我总想再学一点，理论上再搞的明白一些吧。我教育人家念书。那些人念书少的反而懂得早，我这个念书多的反而晚。甚至于有人捧场，说你要出来登高一呼，我们势力就会很大。这里边有一派是改组派，他想利用我们来反学校的领导，要改组派起来掌握学校。所以对捧场，我们还有个分析。

1932年九一八一周年，太原市組织了纪念的活动，那时候我回家，不在。纪念活动散发传单，大量的传单用九一八读书会、学生会的名义。当时各校都有学生会。内容多是统治阶级可能接受的一些话。传单夹杂了社联的、左联的、左翼组织的名义。军警很多，便衣很多，很快就发现了。一发现，就跟踪，就有了一次小破坏。军警后面追，学生们互相保护，没抓住的就跑了。梁膺庸、乔明甫跑了。抓了一些人，马希贤就是那时候被捕的。郭仁富（音）也被抓了，他是个孩子，18岁还不到的。因为我暑假回了家，这些人完全我培养念书的。如果我要是在，他参加活动要问一下。后来郭仁富（音）参加团了。

这些人的被捕，这是九一八以后一个小的打击，主要影响国民师范、第一师范几个主要学校，杨青中学、进山中学都有一些。国民师范是个大本营，学生多，受的影响也比较大。

1932年，我回学校是过了阴历八月十五（阳历9月15日），我没有路费，只能到平遥。一个考前三四名的同学在平遥邮局工作，我在他那住了一夜两夜，他给了几块钱。九、十月间，我一回来，有些乡亲，像王文杰，他并没有参加左翼，友谊很好，马上给我送信，说你先住到山大，看看情况，国民师范有人被捕了。我下边的学生一些人跑的跑了，抓的抓了。我说我没有参加组织。实际上这一年的暑天回家，我跟当地的党组织个别人谈过。王文杰的意思是，我们知道你是念书的，但是现在风声不太好。要我先住在山西大学，先不要回来，我们再来摸一摸情况。

我在山大住了几天，山大也有左倾同志，有些人我并不认识，马上就来了，他们要我参加他们的活动，为了说服我，显示他的力量，说了一些左联、社联的情况，现在我们要出刊物，抓紧时间干。实际上对我是一个小范围的包围。大的形势是低潮了，左翼方面还在活动。

我本来在家里已和共产党组织有所接触，加上我早在国民师范的九一八读书会的刊物发过文章，表了态，就是还没有正式参加组织。

后来王文杰他们摸了一下情况，还没有直接影响我。我就回到教育学院。被捕的马希贤家里都知道我跟马希贤的关系，来找我想办法营救。

山大左倾学生出版《学生新闻》，只出了一期两期。我看了。那些人有点极左，说全国的形势很好，国际的形势很好。那时候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文章往往从国际讲起，从苏联讲起，世界形势很好。总而言之结论是我们现在马上要行动，谁不动就批判一顿。话是这样讲，但是没有活动得很大，因为遭到镇压、被打了，很多人潜伏的潜伏了，跑的跑了。但是还有一些人加紧活动。这个活动也有好处，使得一些人不泄气，至多隐讳一段，休息一下，等等时间再干。

这个时候我就干什么呢？这个时候就念书、宣传，所谓宣传就是人影响人。

1932年10月参加互济会1933年3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endprint

1932年秋后，我先参加了互济会。参加互济会酝酿的时间也比较早。我从家里回来以后他们鼓动我应该参加组织，甚至于有批评了，说你光念书不行动，理论与实践结不上，违背着马克思主义。梁膺庸讲：我提个意见，你参加教联，教联就是教育工作者联盟，表面上灰色。我说：我现在又不是教员。我也做过教员。我要革命就正儿八经的，也不一定搞那个。我记不得谁讲的，有个互济会。可能组织上提让我来搞这个。

互济会，我知道以前有，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叫赤色救济会，全国也有，但是那时候我跟全国、世界组织没有联系。这个组织最早是1925年9月由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发动时于上海成立的，当时叫中国济难会，任务是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1929年12月改为中国革命互济会，在各省市设立分会。1930年1月，中国革命互济会山西分会负责人为高举（即高克亭）。1931年秋高举被捕后停止了一段活动，到1932年10月恢复活动，由共产党员王伯唐负责。因为互济会活动断了，老的关系现在几乎没有，等于新搞，意思是我还有些关系，学生里边还有人，这样我参加了山西革命互济会。我参加互济会后，首先把我的同乡、好友郑林介绍到互济会，他又介绍他的同学任肇庭（即任志远）参加。任志远那时候有几个好朋友，人家觉得他觉悟还不够，还不敢吸收他。因为那一段时间敌人破坏很多，很频繁。南边由王伯唐他们搞，我们就在学校里搞。不久的时间就发展到20几个人，具体姓名记不清了。

我参加互济会时，山西革命运动正在发展时期，在太原组织了纪念“十二·十八”惨案1周年活动，会后游行，进行街头讲演。我参加了活动，但没有出头。这时，我的主要精力仍旧是读书，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读马列的书更多些。实际上我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学生闹事除了很特殊的时间以外，往往都跟假期有关，暑假，多数是寒假，因为寒假时间长。太原天气冷。

1933年1月2日，日本人进攻山海关，称为“山海关事变”。这年寒假，左翼的人串联，以学生为主了，其他人是看的。左翼的人酝酿了一番，组织“飞行集会”，号召群众起来夺权。当时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影响，有一个错误的东西，叫做争取公开，挂了牌子，成立抗日反帝同盟，大概全国性都有。一公开，来了个大搜捕，这一锤子比较厉害，抓了好多人，国民师范就抓了几批，其中有一个襄汾人判了13年，家里边挺穷，这个人大概病死到狱中了，他可能是党员。海怪就跑了。破坏最大的是山西抗日反帝同盟会，他们公开在教育会内挂牌办公，引起当局注意，领导被捕，会员名册落入敌手。革命队伍被打散了。

当时我不主张那样搞，因为条件不成熟，因此我们互济会被破坏不大。

后来刘少奇讲：争取公开，你跑到馬路上去，那有什么争取的。

一师也有一批人被抓。杜连秀，是党员也抓起来了，先把他抓到公安局，还没有往监狱送，公安局相信他，对他就放松了，他从里边跑出来了，到我们学院。教育学院一放假房子都空着，放假的时候，在我们学校里边借住，学校不管。那时候我还没参加组织，他们来找我，说怎么掩护这个人。我们给他找了间房子，从外边把门一锁，趁着天黑给他送饭。以后有人找到阎锡山部队的一个团长。这个张团长原是我们国民师范左倾的教员，他没有给我上过课，张团长弄了一套军服，晚上他换上军服，跑了。对左翼力量，我们尽可能营救。

教员不能出头，实际上暗地活动。成成中学校长是武新宇。当时武新宇面目还比较晦涩一点。活动的是教务主任刘墉如、教员张衡宇、杜心源，都是北平师大毕业的左倾教员。教联以成成中学为主的。国民师范老师我认识的有李曙光，建国后在武汉农学院教书的。国民师范高年级，五年级、六年级，跟外边左倾的教员有联系。有些人没有参加组织，据说有的大革命的时候参加过，如姚老师始终也不反动，对我们都很好，始终是同情的态度，但是他不参加活动，因为他过去搞过，他不敢。

后来左翼的人又搞了一个刊物《中国青年同盟》。因为不对外，也没有好的文章，拿这个名义就联络关系。当时我们不晓得，以后那些同志讲那是他们搞的。从理论到实践，我写了文章登在《中国青年同盟》上，具体时间忘了。

没有正式参加组织以前，实际工作讲已经做了，宣传、组织。宣传什么，无非思想影响深，我已经准备了一批，他们甚至于参加组织比我早，交往的这些人，有一批以后成长起来了，副部长这一级的多，也有牺牲的，变坏的个别的也有，犯过错误的有。

这年（1933年）10月，共产党员安敦厚（平遥人，字子希）来找我，跟我谈的挺干脆，介绍我加入共产党。他突然来到我住的地方。以后知道他曾在国民师范上课，但上的课也不多，大概以此职业掩护革命。他来了，先说了一会话，然后他就干脆提了，说我知道你已经搞互救会了，表现不错，你基础条件可以，是不是现在你就抽出来，你将互济会交给郑林搞。我说那可以。他说或者你还是先挂着，然后他提了：你应该入党。他说：你现在没有入党，你必须要很快入党。左翼的组织必须里边要有党团，开始就一个人，组织不起来，团员也可以参加。他问了一下郑林的情况。我说也可以。他说先定了你。郑林填表时间我就不晓得，不会隔很长的时间。

从此我成为共产党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