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底层人生的凝视与雕刻
——王单单《山冈诗稿》解析

蔡 丽

——王单单《山冈诗稿》解析

蔡 丽

王单单可以说是云南近几年来最为活跃，成就最高的青年诗人。他的第一部诗集《山冈诗稿》，集中反映了他在镇雄的生活经历。从一首首的诗歌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一个在边陲小镇生活寂寞单调的年轻人的生活轨迹：那种欲望的骚动、苦闷的理想、找不到宣泄的忧愁与深夜的酒醉、嘶哑的歌喉、浪荡的身影内外交融的自我形象。同时，经由诗人的目光指引，我们看到一个边地底层的生存世相，感受到看似凝结的单调生活表面底下那丰富、酷烈、粗糙坚硬的生活质地，经由诗人对人物反复的锤炼和雕塑，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街边、路边的“下等人”藏在卑贱的外表和谄媚的眼神背后的灵魂之大与灵魂之痛。

一、天地之心的冶炼

诗者，天地之心，真正的诗人，具有与天地宇宙人心的共感。诗人在感受外在生活的过程中同时融合对自身的、向内的反省和考察，从而在对客观世界的表现中包容自我的表现。这种双向度的目光审视和心灵思辨在王单单的身上，体现得十分典型。《山冈诗稿》，王单单的第一部诗集，从头而尾，既有非常清晰的双向度心灵思辨的运行轨迹，诗歌，也在向外感怀和向内发掘的精神表现中交融互渗。一面是现实生活的体认、思考，一面是对自我的反复考量，从而在一个以诗语形式表现生活的独特向度中同时确立自己的人生价值。诗集的后记也证明了这一点。《山冈诗稿》的后记中，王单单回顾了自身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而发展变化的诗歌认识，进而以设问的方式提出了以立字来立人的创作主张：“时至今日，我已年过而立，立字何为？就从这本诗集开始吧。”没有说出的话，对创造者而言，显然是明了的，不说出，是交由读者自度。也就是说，就创作的目的或者意义来看，作者是清晰的。这是一部为自我精神立传，从而为广大生命树碑的诗集。

在一个生成诗歌的双向互动的精神过程中，由己及人或是由人及己，始终都存在谁强谁弱，谁主谁次，谁包容谁的问题，理想的境界当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水乳交融。作为表现的诗歌也就有了三个类别：偏主观的自我之歌，偏重客观性的生活写实之歌，主客观共照的生命之歌。诗集《山冈诗稿》，虽不能武断地将其诗歌划分为以上三类，但精神上的主客交流以及在交流中的精神状态的侧重度乃是相当清晰的，体现出自我——世界——自我之世界，世界中有我的层次性，对应着自我的反省、对外在世界的洞察，以及对整个生活在认识之后的包容。第一辑的相当一部分诗歌，都非常鲜明地体现出诗人主体意志卓然屹立，并在反思行为中获得巩固和加强的精神体征，如《自画像》《叛逆的水》《书房贴》《寂寞令》等诗，都是一个回看自己、检视人生的行为，从而确立一个“不溶的、叛逆的”自我个体的诗语表达。《叛逆的水》在相对克制、有意顿挫的语言氛围中，低徊吟首而又十分坚决，语调的笃实和有意的停留提供了大脑思索的空间，也含孕了一个在笃定中富有激情的韵致，作为自我形象的内部节奏沉着地演绎，体现出在一个桀骜不驯、内心充满顽强和凶狠的自我形象屹立的同时，形象内部流淌着的是踏实安稳、不生枝蔓，无所犹豫的自我认知。个体理知的，无色无味的行为在生命的诗性包围中获得深沉的韵调。同时，王单单的诗歌也一再地显示他对周遭世界的非同寻常的洞察力。在像《雨打风吹去》《双乳山》《晚安，镇雄》这样的诗歌中，王单单不论是对跨越代际的人的时间性生活，还是对相对纷纭辽阔的一方地理，都具有穿透生活表象，直接揭示生活底蕴和本质的清醒洞见。与此呼应的是王单单对语言自身的精致华美的逐步放弃。对边陲小城镇雄生活，诗人不是以抒情的绵延或者累加的抒怀的方式作用于其上，而是以雕刻的力度和生气，以创造的单独屹立的崛起来完善每一个写作对象。诗语中崛起的每一个对象是由内而外，由骨而肉而苦笑泪流的。先是生命内在本体的存在——骨骼、血管与血液，心肝脾与呼吸，然后才是服装衣饰，面部表情。因此，他的眼底既能看到一片雾霭的升腾，更能够区别每一片云朵下的屋檐和人物的个性。“晚安，镇雄”这一辑里，《雨打风吹去》《丁卡琪》《卖毛豆的女人》《路边的理发匠》《自画像》《双乳山》《采石场的女人》《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卖铁的男孩》等，构成了小城镇雄的人物和生活的肖像。云南边陲小镇镇雄的街头风景尤其是人的形象如同木刻般一笔一笔凸显，风格朴茂厚沉而有一定力量的迂回和滞涩。笔下的人物，具有各自独立完善的品质，拥有一个人物自身的时空背景和明暗色调。其体现的世情生活，也具有每一个独立单元的自足本性。而当这种生活的洞察力和感受力与个人的生活经验，个人的日常糅合在一起的时候，现实生活和自我内心便获得互相的呼应，含孕丰富而深沉的诗意喷吐而出。如《晚安，镇雄》，这首诗可以说是真正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诗意极为厚实，现实的在场感归纳得干净而向度清晰，把一个“广场”所牵系的各阶层、各范畴的生存本质表达得充分而且到位。应该说，是把现实黑暗的方方面面阐释得精确而本原的一首诗，由此而有条不紊地，简练透彻地讲述时代生活现场的颓败、暴力、血腥、幽冥、荒唐的存在本相。“无法睁只眼闭只眼”的良知焦虑与“晚安，镇雄”反复咏叹的无奈平静的精神张力，铺染出“我”在现实面前，内心情感一份入骨的苍茫和沉痛。

一个诗人，仅有一把锋利的雕刻众生的好刀，而不具备包容之心，他的作品恐就会是偏视的持续性表现，诗歌呈现的人物和生活，就会有高度个人化的单向度特征。当王单单的诗歌意在刻画独立单元形象的自足本性时，各单元形象的丰富性，相异性，自体自足性，都需要他丢开个性自我，向世界奉献出一颗高度容纳的宽阔心灵。自我意志强悍并屹立，自我意志同时又要削弱甚至退场，这是一场自我的拉锯战。在王单单的诗集中，这种拉锯，甚至拉锯带来的不平衡张力，是存在的。这也是他的诗集作为精神的考辨和求索之旅的一个重要意义。精神的不平衡或者拉锯行进，昭示了个体生命在自我与周遭世界之间强大的精神双向批判吐纳行为，呈现精神的成长感或曰收容度。《山冈诗稿》中，从第一辑到第三辑的诗歌，在总体上呈现出心灵状态的不同梯度。第一辑中，一种刻意用力或者用力过度的情感痕迹在部分诗作中也比较明显，情感的外露、啰唆、嘶吼或者强迫，带来的抒情的过分往往会伤害情感的感染力。而一些客观世界的苦难，受到来自主体意志的强大的伤痛性、苦难性沉重感的渲染，场景化的生活表现反射出丝丝浓妆修饰或者自主修改的迹象。但同时，在《丁卡琪》《卖毛豆的女人》《采石场的女人》《晚安，镇雄》这些诗歌中，诗人体现出对人的生存本相的高度的洞察力，《丁卡琪》所呈现的人物身份职业，以及这一职业所散发的人物气质，心理情绪，行为姿态，都把握和提炼得非常精确，保留了介入现实生活的充分的现场感和观察人事时直抵灵魂的充分的穿透力。人物的内在情绪、精神气质尤其是苦难的沉厚硬实都在有节制的刻画或者象征性暗示中，获得丝丝入扣的表现，其真实和准确度十分耐得住反复的咀嚼，反过来，其对苦难人心的呈现就有巨大的穿透心扉的力量。第二辑中，一个关键的“走”的行为出现了，“我”的强悍、英雄意志开始放低，放开，而成为一个在旅途中开敞心胸，不断地与他者相遇，同时也在无限丰富的他者的参照下照见自己的诗人主体。第二辑中的诗歌也是双轨行进的，一方面是人生之行走中“遇见”的纷纭人事。地点、人物、事件不断转换，在整体上，那种个人偏视特征的渲饰意图得到了有效的克制，呈现出写实性叙事冷静、平淡的质地；另一方面，“我”个体的高度紧张的自省意志、冲突性性格也变得舒缓，自己终于“放下了”，主体获得了一个朴素、真实生命体的释放，主体具有了单纯年轻的性情的真挚和情感的丰富度。

“从内心出发，走向日常和大气，是诗人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当自我主体放下高度的紧张，返璞归真，往往同时带来眼界的开阔和表现的真淳，诗歌，也就焕发出直击人心的动人和亲切。《在昭通》这首诗中，主体在高度的领悟力之后，呈现出饱满的率真：“黄昏是夕阳的断头台多么悲伤的时刻呀，夜晚不可避免去西街拜访友人，去娱乐城散心”；发自肺腑的生活感叹具有滚出喉间的滑动感，而少年意气在语句句式的曲折拐弯中呈现出一份真淳豁达的气量。在这样的诗歌中，年轻的王单单终于露出他两颗可爱的虎牙，自由兴致随处蔓延生发，无物可挡。而主体对生活的认知和领悟，也就在安静地回归写作的责任身份的时候，自由挥舞的少年意气回翅收拢，主体在面对对象的严肃、井然状态下获得了一种本朴的深沉。《一个人在山中走》堪称代表。一个人在山中走，经过必要的投石问路，经过反思，修剪内心的枝叶，然后向着开阔地带慢跑，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人生获得如此的生活智慧，由此才会有那不需要高歌大嗓的深沉：“一个人爬到最高的山上，难免心生悲凉……一个人在山中走，一直走就会走进黄昏，走进黑夜笼罩下的寂静。”

二、深沉宏阔的生命情怀

诗人主体对生活饱有高度的洞察力和感受力，对生活客观性的尊重所包孕的谦逊品质克制着主观的情怀，而其情感的积淀和提炼的能力却在边走边看的过程中不仅没有丧失，反而在内在意识的层次上获得加强，诗集中一部分冲和平淡的朴素的诗，就有了从天而落的、令人惊叹的生命深沉，它们一经语言的映现，就如珠玑般晶莹澄澈、光芒辉映。如“冷风吹开雾霾的野心，青山终于还是老了”（《记大山包夜游》）这句诗，自然浑厚，包含多少人生滋味和大地苍茫。而“荞麦地里凹陷的人形，像一只破碎的瓦罐盛满落日洒下的黄昏”（《我行其野》）这个意象，斑驳、动摇，而又具有凹陷于土的实在感，这一身体意象和它周遭的无边的田野所包含的人生感触，浑朴、丰富，有着无限延伸的层次感。

《山冈诗稿》，大部分的诗歌都是关于生命的，且写得朴素至极。如：“年轻的都不在村里就剩些老弱病残不论远亲近邻只要有个红白喜事都应该上前搭个帮手你兄弟俩常年不在家即便老了，我也要扛着今后，我若去了哪怕看望，也要有人帮忙站上眼前。”（《父亲如是说》）这首诗，俨然是年节时分，打工的儿女归家团聚了，年长的父亲一边喝着年酒一边慢吞吞对身边大小儿女的絮说。话不多，语气平淡，看似无所用意，实在包含了守在家中的老父对乡土人情世故的透视，对自身责任的坚持和担当，对人生终极尊严的朴素守望。诗以最日常平淡的乡土语言和隐而不露的生活场景，却几乎把乡土人生骨子里的深厚情义含容其中。

《山冈诗稿》是关于生命之疼痛与希望的哀歌，关于活着之苦难与挣扎的哀歌，关于匍匐于大地的生存之朴素与辛酸的哀歌。作为一个年青的、生气勃勃的诗人，王单单有着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青春才情，但更突出的独特气质是其目光和心灵具有的苍老的底蕴，诗笔毫不犹豫地直探生命体灵魂的褶皱，深悟生活在存在意义上的灰暗、苦涩和苍凉情韵。诗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文字，作为生命的墓志铭，生命另一种获得传承性和永恒性的媒介来对抗生命的沉默、消逝与遮蔽。显然，对于诗歌和方块字，王单单是有洁癖的，心中有一份对于文字的纯净乃至神圣的体认。由此，大地生命每一个沉默的血肉之躯对苦难的负载，对生命尊严的一种原始本能性的残酷性和坚硬性的无意识仰望，经由诗歌的旷野，获得袒露和呼号的权利。如下这首《采石场的女人》：

“把日子扔进碎石机磨成粉，和上新鲜奶水就能把一个婴孩，喂成铁石心肠的男人。她抬着一撮箕沙，重量是离她十米远的草堆上婴孩的若干倍……”

时代生活的艰难总有无数的表现形式，采石场的女人，无疑是被弃置于荒野的、沉默无声挣扎的一员。在社会的意义上她们微茫至于无，被时代忽略和遗忘得干干净净，而在人生与苦难搏斗的意义上，生命在脆弱与强悍、卑微与浩大、坚硬与柔软等的对峙中，获得熠熠闪光的高贵尊严。

在生命的旷野上为人和其活着立传，什么才是最可珍贵，什么样的人生剖解才能够获得入场券？《山冈诗稿》呈现了一定的选择向度。《山冈诗稿》也可称为故乡之诗，王单单的故乡，也是他过去教书的地方——镇雄，是云南一个偏僻的山野小县，山地和丘陵多于平地，诗人经常出没的昭通市，也是滇东北一个相对贫穷，荒寒的小市。王单单笔下的人事，也多为乡里和小城平民百姓的生活日常。因此，贴着大地生存的普通人众是王单单的目光不断亲抚的对象。其间，大地子民原初性的朴素、笃实、深沉的生命情怀，以及传统乡野真挚朴素的生存信念和人情趣味感动着，浸润着诗人的心灵，是诗人心中激荡不歇的思考和感怀最深沉的力量。

同时，诗人凝视人生、考量生命时，其所立意的生命价值也是值得注意的。跨越身份、阶层等社会和道德体系对人的评判尺码，而直奔生命存在的正义和生命活着的尊严，由此而对每一个生命体向活着、向美和善的生存挣扎与生存担当致敬，进一步建立起对生命本朴的良善和情意尊重，对安守于身的苦难和痛苦的尊重，对心灵向一切美好而痛苦挣扎的力量与欲望的尊重。由此兼及对容纳无数挣扎的、向着美和善的生活积极靠近的一方大地与时空的尊重。诗人的悲悯，正在于穿透社会化生活现实的喧哗虚伪的表象，痴情于大地生命丰富多样而又积极地向上伸长的意志，在诗的生命歌吟的意义上建立起另一种形态的生命的存在及其勃勃生机。对王单单来说，诗的写作，本质上，是对现实去伪存真的写作。诗人平静乃至冷静地直面现实的底下，一颗大地诗心宏阔深沉的旋律，始终浸润着那些或卑贱或寒简的生存，回荡不息。

三、大地灵魂的抚摸

心灵的捕手，或灵魂的收集者集于诗人之身的责任感，使得诗人在面对活着的生命的挣扎，面对灵魂的苦压和沉痛时，熔炼出深厚的同情和尊重。悲悯之心，从来不是一种高高俯视的冷漠的目光，它是一种平等，容纳并且与之共感的生命情怀。守墓人的悲悯之心给这一片安静的坟场提供了纯净、自由乃至温暖的风絮，诗人，正是以其悲悯之心，呵护着笔下的每一声呻吟，每一片苍凉。他深透生活的质地，在面对诗歌，在面对寂静而悠远的黑夜和纯净的白纸的大地，诗人就会呼唤出他的目光的潮润和心灵的阵痛，而把苦与甜，涩与甘丝丝缕缕地渗透在方块字里。这种对黎民百姓、大地苍生的生存的洞察，以及面对苦难、书写苦难时那醇厚的韵气，那种感同身受、将身平等的同情，恐是王单单的诗歌总体上散发出感人心肺的力量的原因。

整体的悲悯和感动人心的持续中，诗人对生命的摸索一步步走向更深处，感情也逐步走向高贵的平朴。这个心路历程构成《山冈诗稿》第一辑到第四辑的内在逻辑。

葡萄牙诗人佩索阿说：“我憎恨那些只用大脑的诗歌游戏。我要的是血的表达，而不是以思想之冰的姿态摧毁一切的理由。”《山冈诗稿》，最触动人心的是诗人对一系列人物的刻画，由此荡开生活和大地的感怀。从第一辑“晚安，镇雄”到第三辑“寻魂”，诗人在经历一系列生死之痛后，思想和情感的变化都投射到人物和大地的书写呈现上。第一辑中，《丁卡琪》《卖毛豆的女人》《路边的理发匠》《采石场的女人》等诗，诗人逼视生活现实的残酷和黑暗，在生命的现实与尊严的夹峙中呈现巨大的情感冲击，如潮般奔涌的欲望之血的鲜红烈度和本质上脆弱卑贱的生活现实构成《丁卡琪》一诗内部强悍的张力。现实催逼下的铁石心肠与伟大的护幼之慈构成《采石场的女人》一诗撕心裂肺的感化力。《卖毛豆的女人》中，几张脏污的、无足轻重的纸币与“命根子”构成强大的冲击力。诗歌刻画人物，呈现出透彻人生的刀刃的锋利和重锤的力度。

而在“寻魂”一辑中，这种直逼眼球的鲜血淋漓和震响耳膜的惊心动魄隐入背景，回到生活历史的深处，呈现在眼前的，是生活朴素的日常。一种平静笼罩一切脆弱与卑微，生命的尊严呈现为源自生命本体的自为的力量。“我”与他们的关系也从路边的同情者转换成为父兄姊妹。诗歌，在回归本源和现实的意义上，在由存在本身宣示尊严的意义上实现超越。《给母亲打电话》，诗意源自于生活中微不足道的、最具日常性的一个动作，给家中的老人打电话。场景或事件的讲述平和、简淡、直陈其事、直达其心。诗，没有溢出人事的诗意性着力，一切隐喻和象征从生活的现场退场，人事自身从陈述中升腾生命淡淡的光华：卑微的执著，渺小的伟大。这一星微火，正是大地最本朴永恒的光芒。《遗像制作》一诗，恐怕是“寻魂”一辑中最撕碎人心的一首。诗人情绪稳定，客观，有充分的耐力和克制力，超越了一般旁观者的淡漠，体现为一种非同寻常的冷静。这是一种包藏着无限内里的挣扎、痛苦、暴风雨冲刷与黑暗沉伤的平静，一种向最高天命的臣服。如此大情绪下再来叙说人生，风吹不带主观情绪的涟漪，恰由人生的自现推动一份强大的、反思性的深刻思想力。“死得很干净，仅一张半寸照也无从找到。身份证是多余的可以剪下头像，通过扫描仪传递到电脑。死者的头颅，重新在Fhotoshop中抬起，睁大眼睛记住人间之痛。再转世将会更加谨慎放大。皱纹长在二十一英寸屏幕上像一块玻璃中暗藏的裂痕……将血肉之躯压成一张纸片，一个人的音容笑貌被套进另一座牢，慢慢变色”。人活一世，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很干净”。留下的是于己无关的多余的东西，一张身份证。而对周遭世界来说，个人的这一留下，对应的是死后对他人和社会的遗留。诗歌细致刻画一张头部肖像在电脑屏幕上重新制作，生成，被打上签印的过程。暗示“活着”的意义就是“在日益逼仄的人世，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张A3铜版纸”，而“活着”的真相为：活着时不在，死后被无关物存留，在被重新激活时删改，在有限的时间里成为空白：这一首诗，不仅看透人生，不留一点人情，甚至看透存在，不留一丝余地。但同时，它又包含了人生在多向界域的存在差异以及存在空洞，比如自主界域的生存之空与他者心里的存在之实。自主界域的存在的线性前移，一条道走到黑，他者界面对生命时空和影像的任意删改。所以，冷静的，看破红尘般的生命反思，并没有了空红尘，而是呈现出生命在现象存在意义上的丰富、多元、荒诞本质，一定程度的灰黑质地。诗的第一味是苦与黑，其下是涩与杂、其下仍有生命彻底透悟的松弛，以及生命在非自在域的饱满和温柔。诗，看似绝望，但还未跌入虚无之深渊，人生诸般要义和滋味，已然包容其间。

“祈祷”一辑，诗歌总体偏于平淡，但从精神的向度来讲，这一辑的诗歌恰恰是一个温暖的收尾。它是服务于主体意志的，体现了主体意志一种向上的，向着人性的仁慈和生命的奋扬光明的取向。在《寻魂》一辑，部分诗歌中，诗人已然触到了冷冰冰的虚无，在精神不断往前掘进的道路上，遭遇了现实的通途一一堵死，无路而走的局面，触到了活着本质的纯黑如《401号病房》，这基本是一首彻头彻尾令人脊骨发凉的诗。而到“祈祷”一辑，个体精神从现实的黑暗坚硬的绝路上冲出，回归了主体意志的强大和光明，也就回归了对“活着”的在场的坚持。《祈祷》一诗，其内部的场景是地震及其巨大的死亡笼罩，但诗人主体向宇宙天地发出了“珍爱生命”的祈愿，也就在主体精神的层面，抛弃了虚无和纯黑，而选择了一种积极的，向光明大地的奋扬意志。

总体上来说，王单单的诗歌，实践了一种真正的透彻人心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他一方面昭示了21世纪诗歌的风格转变，相比较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先锋诗潮，他体现了诗风从才情和个性的张扬向现实的介入和社会责任担当的转变，21世纪，诗歌已然是超越了个人性的有责任的诗歌，与五六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初朦胧诗呈现的乡土生活、农民形象以及广场意识，都有了本质的不同。它深深地打上了今日时代的烙印，充分地呈现了生存的混乱错置、黑暗坚硬、荒诞悲凉。它既有后现代的无法言说的虚无沉痛，又有着特定区域生存的怪异复杂，更有大地永恒深沉的本朴和善良。另外，从诗人的角度来讲，反思社会，解剖自我，穿透生命和活着的本相，揭露它的黑暗质地和命运的悲苦，以及触碰荒诞之后的虚无时回归现场的积极奋扬，都体现出与上一个时期诗人那种高昂的、对抗性的主体意志，尤其是诗人主体对黎明苍生的苦痛的回避截然不同，在积极介入现场的背后，是诗人主体隐隐呈现的为大地喊魂、为苍生请命的担当精神。王单单的诗歌，对21世纪诗歌的启示，是积极的，也是值得肯定和期待的。

【注释】

[1]刘波：《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

[2]北岛：《时间的玫瑰》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3]王单单：《山冈诗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101页。

蔡丽 1976年生，原籍四川。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云南文学研究。著有《鲁迅研究的四维审视》（合著），《传统政治与文学——1937–1949年间的工农兵文学》（专著）。近年来，致力于云南当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研究和评论工作，发表相关论文几十篇，其云南文学批评论文集即将出版。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