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璧微瑕看《锻刀》

2017-12-05 23:43郭冬勇
边疆文学(文艺评论) 2017年11期
关键词:昭通抗战

郭冬勇 南 英

白璧微瑕看《锻刀》

郭冬勇 南 英

在2016年国庆期间,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和综合频道,先后在重要时段播出了36集电视剧《锻刀》,同时各大网络媒体也迅速跟播,广大观众纷纷点赞,形成新一轮的“追剧”热潮。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昭通作家们的第一次“触电”,新世纪之初,昭通作家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潘灵的《翡暖翠寒》都曾经被改编搬上荧屏,只是相比来说,《锻刀》这一作品从文学脚本的初创到在荧屏和观众见面,昭通作家们融入得更加深入。自2011年底,由夏天敏、蒋仲文、吕翼、沈洋、杨莉、刘平勇、周远清、沈力等八位昭通作家组成“夏天敏文艺工作室”,担纲电视剧文学脚本的创作,历时两年完成了近50万字的文学脚本的创作,再由云南文投集团以及著名编剧徐照清、徐兵、王军等人进行改编。“整整三年,来自北京的编剧们多次往返昭通,举行座谈会进行沟通、协商、切磋。编剧们最终被昭通作家原创文学创作团队的执著和认真所打动,把后来剧本的改编授权给夏天敏工作室把关。”时至2015年5月10日,《锻刀》在浙江横店开机并于2016年国庆如约同观众见面。

今年,央视电视剧频道又重播了该剧,当“锻刀”的高温余热未尽之时,认真审视这部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思考其是如何赢得广大观众认可,并经受了“收视率”的检验从而引领起“追剧”热潮,以及这部电视剧在制作上还存在什么样的遗憾,对于今后昭通作家乃至全国范围内抗战历史题材的创作都有着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一、回归真实的历史生活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门类的艺术都是反映人类生活的方式,文学也好,影视作品也罢,都必然地体现着我们对于生活和世界的某种认识,人们对艺术作品中的“真实性”的要求是一种很自然的需要,没有真实的生活,就没有真正的能打动人的艺术作品。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就曾基于自己的创作经验说:“获得全世界闻名的不朽的成功秘密在于真实。”“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作品中所要求的真实是一种“艺术真实”,固然不可能等同于客观生活,但是如果以“艺术”的名义,无限地放大“艺术真实”,必然脱离生活,造成一种“虚假”的感觉。

十四年的抗日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残酷的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沉重灾难已经成为我们永远不会忘却的记忆,通过艺术作品,特别是电视剧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反映那段历史,表现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以及人民在抗战中的英勇奋斗精神,这不仅仅是艺术工作者的诉求,更是不忘历史记忆的人民群众的诉求。但是在如何对这种诉求进行表现的过程中,许多抗战题材的电视作品日益地显现出“类型化”的倾向。在宏观历史层面,刻意地淡化了抗战的艰巨性,从而引起既然取得胜利如此容易,战争又何以持续如此多年的疑惑,而在微观层面上来看,尤其是深入到对作品中英雄人物的塑造层面,甚至是出现了“手撕鬼子”和“裤裆藏雷”等遭到观众“吐槽”的情节,而被人们戏称为“雷剧”。这种表现上的“类型化”倾向实质上反映出当前抗战作品在创作上的两个极端:“手撕鬼子”是把人弄成神,是一种无限制地“崇高化”;“裤裆藏雷”则是把人弄成鬼,是一种无节操地“恶俗化”。不论是无限制地“崇高化”还是无节操地“恶俗化”都是对生活的歪曲,是一种“失真”的反映。

而《锻刀》这一作品在文学创作以及电视制作方面都彰显了不一样的鲜明风格,借用作为创作者之一的沈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锻刀》的出现无疑给观众以正本清源、耳目一新之感。”“正本清源”就是让作品的反映回归历史生活本身,“耳目一新”就是在反映上“不虚假”,纵观《锻刀》,不论是宏观方面对整个抗战历史的艰巨性描绘上,还是在微观层面对英雄人物的细节刻画上,都体现了创作团队的初衷,这是艺术作品对“真实性”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锻刀》这一作品在播出之后取得重大反响,赢得观众热爱的根本性因素。

二、发掘浓厚的地域情感

铭记战争的历史记忆,弘扬中华民族英勇奋战的精神,歌颂热爱和平的民族品质,是当前的战争类的文艺作品所应该担负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特别是对于抗日战争来说,电视艺术以其极强的通俗性和故事性的特点占有较为多数的观众,抗战剧也成为了许多电视节目制作方的重要创作方向。但是,不容置疑的是,随着抗战剧的不断出现,除了部分电视剧能够在内容和艺术两方面赢得观众之外,还能较为鲜明地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地域色彩之外,大部分的作品,在地域表现方面都是千篇一律,主要的故事内容发生在任何什么地方,都不会给人带来违和感,从而造成了收看哪一部剧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从更为广阔的历史层面来看,抗日战争固然是全民族性的,这场伟大战争的胜利更是全国人民的胜利,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已经确证的事实,谁也不能否认。但是从艺术性地反映历史事实来说,谁也不可能创造出一部有着全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都参与进来的“包罗万象”的抗战作品,这是艺术创作的规律性所限制必然结果。优秀的艺术作品在创作中必然地要遵循这一规律,那就是“从个别到一般”。著名诗人歌德曾经说:“诗人究竟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现出一般,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而只有“在特殊中显出一般”才“特别适宜于诗的本质”,同理,作为对抗战历史进行诗性反映的电视作品而言,同样也要“在特殊中显出一般”,只能通过全国全民族抗战中的具有特殊性和典型性的局部人民的抗战来进行描绘,才能更好地也更成功地再现整个全面抗战的历史画卷。

《锻刀》这部电视剧的八位主创人员全部来自昭通本土,是昭通作家群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于家乡热土的由衷爱恋,是促使创作这部作品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日军的大举侵华主要发生中东部和北方地区,在一些社会民众的认识中,地处大后方的云南似乎与抗日战争关系不大,哪怕是很多人都知道那场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的“台儿庄战役”,但也不一定了解在台儿庄前线奋勇杀敌的主力之一是滇军的60军,也不会去了解60军182师一万多人来自云南昭通,当数千昭通男儿倒在台儿庄之后,当地人也仅仅是知道他们是“南方兵”,而讲述“滇西会战”历史的作品由于数量较少,而为公众所知的面也就更为狭窄。在《锻刀》这部作品中,“云南”“云南白药”“昭通”不仅唤起了昭通和云南人的自豪感,也让更多的其他地区的人,了解了这片土地,记住了这片土地,滇军奔赴抗日前线,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打动的不仅仅是昭通人、云南人,更是收看此剧的所有满怀热血的观众。

应该说,创作团队在历史内容的重现和地域情感的发掘两个方面,实现了一种无缝对接,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浓郁的地域色彩也成为《锻刀》取得成功的又一方面的因素。

三、塑造鲜明的人物性格

对于以再现历史为重要诉求的电视剧来说,必然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就是讲故事,而故事本身是否足够的精彩,能不能调动起广大观众的兴趣,除却故事情节曲折和复杂等自身因素外,还与故事是否刻画出了鲜明的人物性格,有着很大的关系。

从故事情节上来说,《锻刀》以昭通乌蒙山区彝族小伙子江小刀的从军开始,将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发展作为明线,把江小刀的个人成长作为暗线,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并行前进,中间插入了战争形势的胶着剧变与主要人物的爱情悲欢,不可谓不曲折,这也是目前大多数抗战类型的电视剧在叙事上的一个共性。然而,与其他抗战题材的故事相比较来说,在人物塑造方面,《锻刀》这一作品就显出了自己强烈的个性色彩,成为这一作品的一大亮点。

在传统的抗战作品中,正面人物的形象总是光辉生动的,近些年的作品虽然逐渐走出了对正面人物“高、大、全”的塑造方式的阴影,摆脱了平面化,但是不可否认有些作品在正面人物的塑造上又开始走向另外的方向。而《锻刀》中,江小刀、萧逸恒、沈沛琴等这些正面人物,有血有肉,其中个别人物在不同阶段的部分性格缺点作品也没有刻意的回避,使得整个作品中这些正面人物首先是一个“生活中的人”,然后才是一个“英雄”,这不仅符合故事剧情的发展,也更加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

在反面人物的塑造方面,传统的抗战题材的作品,都是一种直接定性的单一化塑造,很少表现出人物性格的内在方面对于人物行为选择的影响。相比较起来,《锻刀》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的。刘公为作为《锻刀》中一个典型的反面人物,刚一出场,就在刑房里审讯游击队员陈伟,当他发现问不出什么结果后,认为没必要浪费时间,当着沈沛琴的面开枪杀死了陈伟,之后感觉沈沛琴面色异常,就像刚刚他仅仅是在房里面开了几枪,并没有杀人一样,平静地问沈沛琴是不是吓到她了,把他热心“剿共”的冷酷恰当的表现了出来;而在之后的台儿庄战场上,他又像一个真正的热血士兵一样拼死战斗,显示出了一个中国军人保家卫国的情怀;当云南起义的枪声响起之时,他又发现自己所追随的国民党各种的倒行逆施,甚至连无辜的孩子都不放过,在彻底失望之后饮弹自杀。在刘公为这个人物身上,他对于沈沛琴才干和容貌的欣赏,反映了一个男人的爱情追求;围剿游击队的阴狠,反映了他对于自身阶级立场的愚忠;配合云南起义的进行,反映了他对于自身政治追求的失望;恐惧手上所染的共产党人的鲜血,反映了他对于未来生命的疑虑;多种性格都在刘公为身上表现的非常具有特色,让这个人物的形象也更为有血有肉,更为立体真实,饮弹自尽的结局则让这个人物显出了一种强烈的命运悲剧色彩,另一方面又通过这种命运悲剧,反衬了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旧势力必然失败,新中国才是中国人民唯一正确选择的历史趋势。

综合来说,《锻刀》这一作品既在整体故事的发展上,实现了电视剧要求的曲折和复杂,又在具体的人物性格上表现出了鲜明性和丰富性,这也成为了该剧能够吸引广大观众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基地拍摄的部分缺憾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都有了更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开展文化建设,制作抗战类的电视剧几乎成为弘扬地方文化精神的必选方式之一,当打开电视机,必有某一频道播放抗战剧。而经济生活的较大好转,也让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连续收看某一电视节目也成为人民群众每日生活的必需组成部分,特别是互联网和多媒体的迅猛扩张,更是吸引了相当多的一批年轻人加入了不断壮大的观众行列之中。

在这种社会发展的总体形势下,抗战电视剧的不断增多,对于观众来说起到一种文艺上逐渐地“普及”与“提高”的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正是在众多的抗战剧以及抗战电影的普及之下,人民群众对影视艺术的整体欣赏水平也日益提高。今天人们对于抗战题材的接受,早已经不再是文化生活匮乏时代的单向度的了,而是开始转向在接受的过程中展开批评,更多的观众开始带着挑剔的眼光,对包括抗战剧在内的众多作品展开了“鉴赏性”的接受。

同当前众多的抗战剧一样,《锻刀》也要在广大观众的鉴赏之中进行第二次的“锻炼”,在观众挑剔的眼光中,《锻刀》以其不同其他同类型剧作的“闪光点”吸引这更多的忠实观众,但是其自身存在的瑕疵,自然也会在发现“闪光点”的眼睛中,暴露出来。

浓郁的地方情怀在《锻刀》这一作品中,确实是众多亮点之一,然而观众们尤其是昭通的细心观众们却发现,大山大水的雄奇乌蒙几乎在作品中找不到痕迹,富有地域色彩的环境的缺失,必然会对人物的刻画造成影响,同时也让本土观众们觉得产生一定的隔阂;另外在本剧的开始部分,打猎的内容和另外一部抗战剧的开始部分显得稍有雷同,特别是特效的制作和场面设计方面,在观剧的感受上觉得有些粗糙,不够细致;再者就是剧中宏大场面的展现,对于更多的年轻人来说,也可能还不够充分。但是这种问题的存在,又不是当前电视剧制作中的个别现象,换个角度思考,就会明白与更多地诉诸想象的文学艺术不同,电视艺术是要诉诸视觉的,而给观众带来直观感受的外景选取、动画特效以及宏大场面的效果显现,又都与电视剧本身在成本上的限制分不开,电视剧普遍较低的成本要求决定了它更多是在某一影视基地进行拍摄,不可能像电影艺术那样,动辄投入上千万的资金在外景这些方面上进行打磨。另外,在作品的人物设计方面,创作者可能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军国主义在日本民众中的泛滥,让日本女人美智子出现在剧中,并参与了一定的故事情节,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僵硬,个别细节的处理甚至有些俗套。

总体上来说虽然《锻刀》这一作品存在着与艺术表现相关的瑕疵,但也会很快地随剧情的发展,淹没在该剧更多的“闪光点”之中,整体上并不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锻刀》的热爱。

五、结语

将近五年的时间,从文本到电视,《锻刀》虽然还有着一定的瑕疵,但在播出之后所获得的好评,一定的程度上证明了昭通作家群在广大观众那里交上了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

作为一个在社会经济发展上,相对于全省乃至全国都有重大差距的地区,昭通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从古至今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历史事件,多不胜数,从杜宇的传说到现今的建设与发展,都有可能而且也应该以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得到反映,让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多渠道地了解磅礴的乌蒙群山和奔涌不息的金沙江水以及在这大山大水之间热烈的生活。

幸运的是,在这里有一个至今还正在不断发展壮大的作家群体,他们可以也能够担负起这样的任务,《锻刀》的创作团队,囊括了昭通作家群中老中青三个年龄层次的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更广泛地调动不同层面的受众,也是一种尝试,该剧的成功,作为昭通作家的一次集体“试水”,为今后昭通作家群策群力发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彰显地方文化的软实力,掀开了新的一页。艺术的实践告诉我们,只要不断地深入生活、积累经验,在乌蒙大地上诞生更多的优秀作品充满着希望。

【注释】

[1] [法]巴尔扎克:《〈故物陈列室〉、〈钢巴拉〉初版序言》,程代熙译,王秋荣编,《巴尔扎克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43页

[2] 沈洋:《〈锻刀〉:原创人才资源整合的精心之作——电视剧〈锻刀〉创作谈》,中国艺术报,2017年4月12日,第3版

[3] [德]歌德:《关于艺术的格言和感想》,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16页

[4]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2页

郭冬勇 汉族,河南新郑人,生于1980年。2008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文学院,硕士,主要研究文艺学和现当代文学,同年到云南昭通学院工作,开始深入了解昭通作家群。近年来在完成教学任务之余,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对昭通作家群的研究方面,同时也间或涉及云南的其他作家作品和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现为昭通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2016年忝列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成为协会会员。

该文为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资助性项目“昭通作家群发展的可持续性研究(2016ZZX232)”、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云南小说的地域性与美学特质研究(项目编号:YB201706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万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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