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背景下漠南蒙古地区蒙汉民族问题原因初探

张 涛

“走西口”背景下漠南蒙古地区蒙汉民族问题原因初探

张 涛

通过走西口大量汉族人民进入漠南蒙古地区，蒙汉两个民族在接触过程中，既有民族融合，也有民族问题。笔者主要探究蒙汉两族的民族问题，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希望对这一时期的蒙汉关系研究略尽绵力。

“走西口” 蒙汉关系 民族问题

一、民族问题

所谓“民族问题只限于民族之间的矛盾，更明确地说，即是由民族关系和民族差别所产生的矛盾的总和。”民族的差异性是产生民族问题的前提。蒙汉两个不同民族相遇之后，也既有相互融合，又有矛盾纠纷。笔者主要探索了蒙汉民族在交往中产生的摩擦的原因。

二、蒙汉民族问题原因

“走西口”的移民主要以山西、陕西人为主，晋、陕等地区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发，人口激增，无田可耕，致使当地人无法生存，只好去土壤肥沃、地广人稀的口外谋生。清政府放垦政策的施行也刺激了内地汉族民众向口外的迁移。汉族移民逐渐定居在口外定居下来，开垦耕种，三五成村。

蒙汉两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主要是由于作为两个不同的民族主体，他们的利益受到外族侵犯时，就会引起双方的关系紧张。

（1）农牧业交锋迫使牧民迁徙、务农。汉族移民初到蒙古，受雇为地主劳作，随着移民的涌入,多水草之地悉变成农耕地,草地面积不断减少。乾隆八年(1743)“归化城土默特两旗蒙古人全部户口地共有75048顷,其中牧场地有14268顷有余。”大多数牧场已变为农田,牧场地只占19%。到清末全面放垦蒙地时,则出现了牧业全废,牧地亦无的情况。盲目开垦、不合理的生活生产方式，使得草场逐渐退化、荒漠化。面对农田取代草场,牧群失去牧场的情况,有些蒙古人无奈选择了务农。“土默特和伊克昭盟有大部分蒙民,都成为‘道地’的农民了”。蒙民的身份发生了转变,由传统牧民转变为半农半牧的双重身份。而有些不愿放弃畜牧的蒙古人,无奈赶上牧群流落到干旱沙丘地带游牧。

（2）蒙古王公对汉民的剥削压迫。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并对蒙古王公进行大量封赏，赐予其私有土地，称为“内仓地”，土地私有制在蒙古社会开始出现。蒙地的私有化大大激发了蒙古王公贪腐敛财的欲望，他们不断上奏朝廷，请求准许招揽沿边农民出口垦种，以求获利。康熙三十六年，鄂尔多斯贝勒松拉普奏请准与内地民人共同耕种，得到允许；雍正十年(1732年)鄂尔多斯向清政府提出“招民人越界种地收取地租”，清政府恩允。从此内地民人以口外种地为恒产，蒙古亦资历地租为赡养。农业兴起后，旗扎萨克以及一般的王公贵族、寺院和活佛等，依仗特权，大量圈占草场，租给汉族包地户开垦，收取地租，作为新的更大的剥削来源。他们提高地租、夺地另佃，甚至用动武的方法驱佃。在郡王旗，土地已放给地商，光绪三十年，“郡王旗派出蒙兵千余人，分为九股追逐，非拆毁房屋，即抢牛践粟，兼毁农器”，至使佃户不得不逃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些移民被迫走上为匪抢劫的道路。蒙古上层人士对汉民的欺压和剥削也导致了蒙汉民族问题的出现。

（3）旅蒙商对蒙民地无情搜刮。旅蒙商活动于囊括中国北疆漠南、漠北蒙古各部游牧地带，经营种类“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应有尽有。蒙古族王公贵族为了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物质享受，以及按时缴纳清廷纳贡，向旅蒙商大量“赊取货物，借贷银钱”，数额惊人，动辄以白银万两计，牧民却是最后的还款人，而高利贷者又往往采取“驴打滚”利息计算法，使其饱经多方摧残。这种封建商业高利贷的盘剥，加速了广大蒙古族牧民的贫困化，有些牧民最终倾家荡产，牲畜全无，一家老小，或卖身为奴，或栖身牧主门下，或逃旗以为他生。因此，随着商品经济在蒙古族地区的不断发展，日益加深了无良高利贷者与蒙古族牧民之间的矛盾。

（4）其他。“内地民人越界耕种，而蒙古等私索租价，时有事端”。汉族农民中的地痞流氓，时而糟蹋牧场、偷窃牲畜，使蒙民“不敢夜牧”。蒙古族当中的桀骜者，则经常纠合三五,闯入汉族人家勒索侮辱，引起汉民怨愤。再加上汉族土豪无情剥削以及蒙古王公过于跋扈，致使蒙地波澜横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农牧矛盾、蒙古王公对汉民的剥削压迫以及旅蒙商对蒙民地无情搜刮等致使了漠南蒙古地区蒙汉民族问题。

[1]江立华,孙洪涛．中国流民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2]绥远通志馆．绥远通志稿[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3]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4]达力扎布．蒙古史纲要[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

[5]清朝史官．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蒙古族简史编写组．蒙古族闻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68．

（作者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张涛（1993-），女，汉族，巴彦淖尔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