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代常州学派的思想特点

周 煜

略论清代常州学派的思想特点

周 煜

常州学派是清中期出现的重要经学派别，以公羊学“微言大义”为追求，重新理解经典，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先导。常州学派的学者们虽然所处时代和社会政治地位也不同，各家的思想也不尽相同，但作为一个学派，其思想必然会呈现出相同或相似的特点。他们以公羊三世说为中心，在研究方法上主张汉、宋兼采，讲求经世致用，为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奠定了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壮大了清中后期今文经学的声势，为儒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常州学派 今文经学 学术研究

清代前期，儒生注重训诂、考证等为特点的考据之学，考据之风开始兴盛，到乾嘉时期达到顶峰。然而在考据学极度兴盛的背后，其弊端也日益显露，时常陷入“泥古”泥潭，使得清代学者开始尝试以新的方法和思路来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常州学派正是在此基础上诞生的，由于其成员大多为清代常州府人，故名“常州学派”。常州学派是研究《春秋公羊传》的今文经学派，强调经学与现实社会政治的关联，致力于发掘经文背后的“微言大义”。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和康有为等。常州学派学者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作为一个学派，其思想有相同或相似之处。

一、尊奉《春秋》，独崇《公羊》，重新阐发公羊三世说

首先，常州学派的学者们认为《春秋》是古代圣王经世之书，可传万世而不乱，君臣都必须研读《春秋》。而《春秋》的微言大义又以公羊家发挥得最为透彻，要了解《春秋》就必须研究公羊学。其次，清王朝正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而公羊三世说正好可以指导统治，维护大一统。所以，他们重新阐发了公羊三世说的微言大义。“三世说”指历史的发展依照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顺次进化，越变越进步。庄存与首先重提了这个理论，他明确提出历史是按照拨乱、升平、太平的顺序不断地向前发展。刘逢禄和宋翔凤也认为“春秋起衰乱，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极太平”[1]。龚自珍则将“三世说”与《礼记·礼运》联系起来，并认为人类整个历史可以分成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历史可以再分成三世。他认为“三世说”如同干支既可以用来纪年也可以用来纪日一样，不仅可以划分人类整个历史，而且可以用来划分春秋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还可以用来表示年、月、日。康有为则在近代进化论思想的熏陶下，将传统公羊说、大同社会、小康社会、西方进化论思想融合在一起，系统性地提出了三世说的进化史观：“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孔子生据乱世，而志常在太平世，必进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不得已，亦为小康”[2]。综上可知，常州学派将公羊学的三世说作为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必然经历乱世、升平世，进入太平世，历史是不断进化的。

二、不拘门户，汉、宋兼采

汉学和宋学都是儒学的流派，代表清代学者所持的两种不同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汉学”是指清代学者遵循汉儒古文经学派，以文字训诂解经之法整理古籍文献而形成的学派，该派在清代亦称“朴学”和“乾嘉考据学”。“宋学”则是指以宋代注重义理的理学家为代表的学派，讲求“义理”，治学方式专言心性，反对音韵训诂，与汉学相对。清代中期，汉学极盛。常州学派多数学者都曾浸染乾嘉学风，其研究范围和方法都受汉学影响，但同时他们又汲取宋学之长，创建自己的“义理”学说，不拘门户之见，推进汉、宋之学同步发展。庄存与治学不别汉宋。例如，《春秋》书法有“弑”，庄氏解“弑”而引程子云：“古者公族死则刑无服，况弑君呼？”[3]又如，庄氏解《春秋经·桓公元年》：“春王正月。”他解道：“其曰王，何也？”程子曰：“正督之罪也。”[4]以理学解《春秋》，引宋入汉，汉宋兼采，这在崇尚考据，摒弃宋学的乾隆年间是不多见的。今文公羊一派最重“大一统”，刘逢禄在解《春秋》时将“大一统”的内涵规定到“慎言行、辨邪正，著诚去伪”等宋学的内容上，他这是要用宋学来“统”政治，来统摄治乱之道，用修齐治平来作《春秋》的注脚。以宋学与《春秋公羊》学相联系，这是刘逢禄的汉宋兼采。常州学派治学兼采汉、宋而又异于汉、宋成一家之学，其开拓精神使后来的学者对汉、宋之学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曾国藩主张“一宗宋儒，不废汉学”[5]；徐世昌则在《清儒学案》中说道：“道咸以来，儒者多知义理，考据二者不可偏废，于是兼综汉宋者不乏其人。”[6]也就是说，到晚清后期，汉宋兼采已为众多学者所接受。汉、宋兼采反映了常州学派融会宋学重义理和汉学重考据的学术精神和方法，对道咸以后的清代学者影响深远。

三、主张经世致用，扭转旧学风

经世致用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但其强弱彰隐受外在社会历史环境制约。清初，鉴于明亡教训，经世之学曾一度兴起。但进入康乾盛世后，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经世之学失去了外力的刺激，“文字狱”的大兴也阻止了士大夫干预朝政，转而埋头考据、训诂。嘉道年间，经世之风的再度兴起，与常州学派密切相关。庄存与在阐发公羊学“微言大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经世致用思想。他在《周官记》中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7]要求政府加强农业建设，有很明显的经世意图。刘逢禄则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他作《连珠》托物讽喻，给皇帝提出不少为政建议。龚自珍特别强调史学尤其是当代史对于社会现实的重要作用，要求学者们将治学与治国相结合。他指责当时的儒生“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对实事政治一无所知，所学内容对国家毫无作用。针对此现象，他要求学者“诵本朝之法，读本朝之书”，研究“当世之务”，让学术为现实服务。魏源则倡导“以经术为治术”，希望通过援引经书经义作为治国方略的办法，使治学与治国结合起来。康有为早期要求学者熟记国家的政令禁律来为治国服务，但到戊戌变法时期，他认为光靠“读法”已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要挽救危机必须结合国情，学习西方，治教分途，设立教会教部，为现实服务。综上可知，常州学派各学者所提出的经世之法虽不尽相同，但目的一致，即在“用世”。常州学派重开了晚清经世致用之新风，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士大夫埋头考证，不问现实的旧学风，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四、主张变革

常州学派以公羊学中的历史“变易”思想为中心，针对时弊，提出了自己的变革主张。庄存与主张“变”，他认为：“变化之为言，天道也”[8]。他提出“正君德、整吏治、重农抑商”，并要求开放言论禁令，减轻刑罚。刘逢禄认为：“天下无久而不敝之道，穷则必变，变则必反其本，然后圣王之道与天地相终始”[9]，他要求在政治上赋予地方政府权力以镇压农民起义，经济上改变土地过于集中的弊端，法治上要求“尚德缓刑”。龚自珍认为拘泥于祖宗旧法，不思变通，不仅不能治理好国家，还会导致灭国的不良后果。相反，若能自行改革，消除阻碍社会发展的弊端，则能永保政权。龚自珍的改革较前人更为深刻，他政治上提倡改革科举和君臣关系，经济上提出“田相齐”主张，军事上改革边防制度等，这些都涉及到当时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魏源从多角度论证了“无穷极不变之法”，其改革内容涉及政治体制、漕运、盐务、货币、军队等，并得到了实践。康有为结合中西，提出了以阴阳整合进化论的新型变易思想。他主张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制，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等。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历史变易思想为中心，主张变革是常州学派学者所共有的特点。起初，庄存与、刘逢禄和宋翔凤等人的改革建议都是片面而温和的。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相对于前人，龚自珍、魏源和康有为则直言不讳，大胆陈词，其变革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其改革内容也从个别问题发展到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从“天变”的传统变易观到以阴阳整合进化论的新型变易思想，从改革政治弊端到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制，常州学派一直在不停探索和进步，其变易改革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为后来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借鉴。

五、大胆质疑、疑古惑经

疑古思想古已有之，但常州学派表现得更为突出。清代考据学兴盛，著名学者崔述著撰写《考信录》辨古书真伪，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书。这些学者的主张为常州学派提供了思想基础。刘逢禄著《左氏春秋考证》，对《左传》进行全盘否定，认为认为其义法、凡例皆系刘歆伪造：“余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继读《公羊》及董子书，乃恍然于《春秋》非纪事之书，不必待《左氏》而明。左氏战国时人，故其书终于三家分晋，而续经乃刘歆妄作也”。[10]龚自珍则继承刘逢禄的疑古思想，他怀疑《周官》也为刘歆所伪造：“《周官》晚出，刘歆始立。刘向、班固灼知其出于晚周先秦之士掇拾旧章所为……后世称为经，是为述刘歆，非述孔氏。”[11]魏源怀疑《诗经》《尚书》，在《书古微序》中说明其著书目的是为了对《尚书》进行“补亡”、“正讹”。康有为继承前人的疑古思想，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他认为西汉末年刘歆所力争立为博士的经书都是刘歆所伪造的；认为孔子作六经是为了托古改制。于是，“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12]常州学派的这种疑古惑经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极端，他们全面否定古籍的可靠性，引起了历史和民族的虚无主义，这是其缺点。但这种大胆质疑和探索精神值得学习。

六、结语

常州学派是清代学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有其独有的特征。常州学派虽被认为是清代经文经学派，但在学术研究中并没有对古文经的偏见和排斥，汉、宋兼采。他们以公羊三世说为历史观，讲求经世致用，以变易思想为中心，主张社会变革，其疑古思想也影响到后来的古史辨运动。常州学派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乾嘉汉学的旧学风，对于嘉道之后的汉学研究和今文经学研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以经学化解社会危机、稳定封建统治的思想也有着重要的启蒙意义。

[1]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08．

[2]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5集)[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54．

[3]庄存与．春秋正辞·诛乱辞第八[Z]．

[4]庄存与．春秋正辞·奉天辞第一[Z]．

[5]龚书铎．清代学术史论[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46)．

[6]徐世昌．清儒学案(卷180)[M]．北京:中国书店,1990．

[7]庄存与．周官记[J]．味经斋遗书(卷五):1．

[8]庄存与．系辞传论[J]．味经斋遗书,5．

[9]刘逢禄．释三科例中[J]．刘礼部集(卷4):3．

[10]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1:53．

[11]陈铭．龚自珍研究文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77．

[1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69．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