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德国高等教育研究

孟世悦+++张文青

摘 要：公平是人类自由体系中最为基本的权利，也是教育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其中，性别平等问题更是一个国家需要重点关注和应对的重要议题。以洪堡建立柏林大学为标志，德国为世界高等教育开辟现代大学纪元。德国高等教育从20世纪初至今在改善性别不平等问题上所做出令人瞩目的努力，并总结其能我国推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性别平等带来些许启示。

关键词：社会性别；德国；高等教育；启示

19世纪80年代起，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型使得欧洲在后来的数十年中面临严重的技能短缺问题。为确保多元并均衡的劳动力结构，市场与企业的高效运转需引入更多的女性力量。1958年，欧盟将“同工同筹”以法律形式载入《罗马条约》，并在第119条中明确规定：成员国需确保并持续一个原则，即男女应当同工同筹[1]。迄今，欧盟通过6次《平等机会行动纲领》的实施，倡导欧洲企业加强引进女性劳动力以激励学生进入非典型教育领域，减少性别所导致的横向（高等教育水平）与纵向（高等教育专业）隔离，缩小男女薪酬差距[2]。性别平等已成为人权实现状况和社会结构发展水平的重要量度，众多国家将消除基于性别的一切歧视和改善女性地位列为国家发展日程中的重要事项。

较其他西方国家而言，德国在缩小两性差距和鼓励女性参与高等教育方面起步较晚且历经波折。直到1891年，海德堡大学第一次正式录取女性学生[3]。20世纪初，德国大学之门才真正陆续向女性开放。不同于美国较为激进的女子教育运动，德国在妇女运动上经历了“意识形成和表达（1968-1976年）”“多元化、专业化、制度化的融合（1976-1989年）”“国际化、团结、新定位（1989年至今）”这三大阶段的努力[4]，在改善性别之间的教育不均衡问题上做出了从边缘化到“贯穿整个生命周期平等”的中心化的巨大转变[5]。女性不再处于过去的劣势境地，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越了男性。虽然并没有达到起点和结果层面上的完全平等，但德国女性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参与水平位于世界前列，对其他国家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一、德国高等教育中女性的参与状况

随着民主体制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确立，历届德国政府将教育公平置于德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中心地位，顶层化设计的德国教育体系也将高等教育公平视为实现社会平等的重要标志之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女子教育改革的浪潮越来越高，引起政府、公共舆论界、研究者的高度关注。此后，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颁布法律、建立女子机构或社会团体等。而后学校中的女生比例也大幅度上升，获得上大学资格的文理中学的女性毕业生人数已经超过男生，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中的女性比例也不断上升。[6]

德国高等教育统计机构的数据显示，在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上，2011年，德国高等教育的女性入学率为24.8%，男性为22.4%[7]，且女性入学比例高于男性的趋势一直持续。在学生总体人数上，女性占47.43%，男性占52.57%，男女人数相对均衡。在最终学历统计中，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学生占45.4%，博士后女性学生为27%[8]。在专业选择上，女性往往倾向于选择传统的“女性优势学科”，如选择教育教学专业的学生中女性占比76.7%，选择人文艺术专业的学生中女性占比65.4%，选择服务专业的学生中女性占比49.4%，选择工程制造和建筑专业的学生中女性占比仅有25%[9]。数据包络分析方法①也证明了女性在医学、工程、物理三个系别领域中的效能水平较低[10]，反之男性则更多集中于这些理工科专业。可见，性别分流的个人专业选择导致了男性和女性毕业后择业上的不均衡和隔离。

2011年，欧洲统计局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报告显示，在数量上，德国的劳动力市场中男性比率为77.3%，女性比率为67.7%，兼职工作的女性占总人数的45.1%[11]；在收入水平上，女性的整体收入比男性低23.1%[12]，且因年龄、学历、管理水平的不同，男女在整体收入的差距上梯度更大[13]。在高校中，女教師占总教师人数的38.2%，行政管理体系中的女性员工占31.7%[14]，在寻找职业培训岗位时，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找到声望和报酬更好的双元制培训岗位，女性则更多地进入全日制职业学校任教。[15]

从目前德国高等教育研究数值可以分析出，德国高等教育在女性入学整体比例上基本上做到排除性别歧视和不公，如今的侧重点在于如何追求高等教育的过程公平。

二、德国高等教育中

促进性别平等的改革措施

（一）促进高等教育起点的性别平等

德国一直以优质的高等教育闻名世界，虽然其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均衡，但仍存在着地区差异，如原西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略优于原东德地区[16]。但从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来看，“穷”地区并没有“穷”教育，其高等教育质量之间并没有存在较大差异。近年来，联邦政府一直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对科学和研究机构的资助年度增加了3%，研究经费也高达59亿欧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的修订和“卓越战略”等都致力于德国高等教育公平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17]。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为学生的择校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加快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男女入学机会平等的步伐。

同时，为引进更多优秀的学生和科研人员，德国教育、科研机构设有专门针对女性的奖学金和专门提供给女性科研工作者的研究项目，以增加高层教学、科研队伍中女性的比例。如莱比锡商学院（Handelshochshule Leipzig，HHL Leipzig）专门开设了“女性商业奖学金”，主要是为学术能力较强的优秀女性提供将近占总学费25%的奖励，以鼓励女性在原学科基础上兼修工商管理课程。

除此之外，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The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BMZ）在联邦政府的协助下，将确保女性权利并消除多方面的不平等作为其工作目标之一。为此，该机构分别从性别主流化、赋权、多边政策对话三个方面制定了新的发展策略，通过政策工具、经济和技术合作项目加强德国在两性教育起点层面相关项目、策略、数据的透明度，通过针对性的教育和能力建设指导，向女性及妇女组织赋权，从下至上地强化女性权利主体意识。[18]endprint

（二）促进高等教育过程的性别平等

在消除性别歧视的过程中，德国高等教育体系在其教育教学和管理过程中也做出了颇多努力。一方面，德国高校为所有学生专门开设女性教育课程。此类课程旨在通过课程教授的方式传递性别平等观念。另一方面，德国高等教育不断创新多元化的管理方式。决策参与是女性政治参与中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女性参与决策过程可以直接影响到女性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更广泛权利的实现，是改变女性与男性不平等状况最为直接和重要的途径。为提高女性在高等教育管理的地位，在2007年召开的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上，德国卓越妇女与科学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 Women and Science，CEWS）的研究员安德里亚·路德（Andrea L？觟dther）制定了具体的性别平等方案与机构的评估标准，旨在帮助女性申请到较高的管理职务[19]；在德国召开的第五届高等教育性别平等欧洲大会上，跨学科性别研究中心（Interdisziplin？覿res Zentrum für Geschlechterforschung，IZG）的研究员玛丽安·克里希奥（Marianne Kriszio）重申大学行政部门的体制结构和文化重构对推动两性平等的重要作用[20]；在德国女教师协会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女性教师可以参与管理决策，做到在管理层面上从“无声”到“发声”的转变。

（三）构建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

德国政府建立了一套女性就业保证体系，确保女性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作为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国家，德国曾以居民收入和个税交纳额作为社会福利资格的基础与依据，国家形成的社会救助体系鼓励母亲在家照顾家庭[21]。这一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女性的社会参与度较低，受教育的积极性不高。为改变这一情形，德国颁布《一般平等待遇法》，削减女性依靠配偶可取得的福利以鼓励女性就业，即“成年劳动者”模式[22]。由于女性往往身兼母亲的角色，在考虑到工作时间与家庭责任的冲突而无法发挥自身最大潜能时，很多有才华并有抱负的女性在生产之后会选择放弃其原先的理想追求。2001年，《联邦养育津贴法》规定父母有权获得从孩子出生起累计的3年育婴假[23]，该法律的特殊性在于育婴假并不仅仅针对母亲，而是从社会性别的角度考虑到父母双方，将女性从“家庭义务的主要承担者”转化为“职业和家庭义务的兼顾者”[24]，给予女性在继续工作和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以照顾子女之间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些举措都加强了女性的自主意识，缓解了女性一定的就业和家庭压力，提高了发展期望。家庭角色的重置也进一步消除了社会对性别角色行为模式的固化，为女性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总结与启示

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中，促進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被列入第三条，促进性别平等已成为全球应努力达成的共同愿景。但2016年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6）中指出，如今，还没有一个国家做到将性别差距缩小至50%以下，而这一结果往往受教育成就指数②所驱动[25]。可以看出，各国在改善性别差距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教育尤其是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程度在改革上发挥着重大作用。

从社会性别角度来审视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将女性教育问题放在男女两性的关系结构中进行分析，它并不是将男性作为对立面或绝对平均地追求目标，而是用其基本立场和观点给既有的教育性别分化现象和知识内容带去新的冲击，破除教育领域的性别偏见。教育领域中引入性别议题也能为重新审视该议题带来新的契机，从根本上减少甚至消除性别的不平等现象。[26]

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验可以为我国推动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平等带来以下启示。

第一，提高宏观经济的发展水平。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说：“直接决定人们行为的是（物质和观念）的利益，而非观念，但观念所创造的“世界观”往往像扳动规定利益驱动行为前行的轨道[27]。”改善高等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首先毋容置疑需提高经济实力，尤其是经济薄弱地区，缩小地域、城乡、学校间的差别。教育起点层面的不均衡问题会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解决，平稳发展的社会塑造的良好氛围可以为女性进入高等教育提供非制度化的力量支持。

第二，落实高等院校性别平等的政策。无论是政府的一般国家政策还是高校中的各种规章制度等微观政策[28]，都要充分重视政策“第一”的角色。从女性当事人、教育者、学生的自身经验出发，提出的问题并不仅仅针对女性，而是面向所有追求民主平等的群体代言人，确保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政策主流，利用反映弱者声音、消除等级制度和权威的平等研究模式来加强其实施过程中的连接性、有形化、中心化[29]。尽管今天的女性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中人力资源的重要部分，但从整体基数上来看，女性进入“核心集体”的数值与男性并不对称，关注女性的发展状况更反映了高校的变迁和一流指数[30]。因而，倾听女性的声音、提高女性学术竞争力、建立新的上升梯度和生涯发展策略对减少女性发展滞后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完善女性教育执法监督体制，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教育起点的性别偏差到职业发展，社会化环节的监督保障对破除两性人性发展的禁锢[31]、削弱性别敏感度、解放女性起着重要作用。市场经济的隐性运行往往会导致一定的性别偏见和职业分割，在该情况下，政府需做好监督，完善对女性就业的政策引导，对因性别差异而拒绝接受女性毕业生的用人单位或个人施予一定的惩戒[32]。社会权利的保证与公共支持直接促进了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拓宽了女性个人发展的路径。国家、政府、社会、个人四个维度上的统一将有效改善女性的整体生存状态。

注释：

①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是评价具有多投入与多产出的同质决策单位（Decision Making Units， DMU）相对效率的数学规划方法，是一种非参数的评估方式。endprint

②教育成就指數=2/3成人识字率指数+1/3综合毛入学率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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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吕伊雯 校对 徐玲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