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社火研究综述

⊙张红霞［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4］

甘肃社火研究综述

⊙张红霞［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4］

社火作为我国一种古老的民间习俗，起源于上古先民对土地与火的崇拜，并与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原始歌舞有着渊源关系。随着近年来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深入及民俗学研究的推进，甘肃社火呈现出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但仍存在研究视角单一、研究成果重复的问题。因此，在这一领域，研究者要更深入地开拓与挖掘社火艺术丰富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并将有效的理论研究成果用于指导实践，以此更好地保留和传承我们的古老文化。

社火 甘肃社火 研究综述

社火作为我国一种古老的民间习俗，其发展演变过程历经了数千年历史。社火起源于上古先民对土地与火的崇拜，并且与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原始歌舞有着渊源关系，是上古时期人们用以祭祀拜神的一种宗教活动。《周礼》曰：“二十五家为社。”可见从先秦时期起祭祀就以“社”为单位，社神即土地神，“火”即火神。远古先民崇拜社神，以歌舞祭祀，意在祈求神灵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随着历史的变迁，这种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逐渐演变为乡村酬神、娱神、娱人的仪式，并融合杂戏表演，成为我国农村地区一种喜闻乐见的民俗活动。在西北地区，每年正月，甘陕等地都要举行场面盛大、热闹非凡的社火活动。社火从早期原始的祭祀仪式演变为包括高台、高跷、旱船、舞狮、舞龙、秧歌等形式各异的社火项目，其最初单纯的祭祀内容得以扩充，文化内涵愈加丰富，娱人色彩日趋鲜明，比如秧歌已广泛存在于现代广场舞中。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一方面人们对于土地的依赖大大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火作为祭祀仪式的神圣功能；一方面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几乎占据了社火的生存空间，使得主要作为乡村民俗的社火逐渐被边缘化。乡村青年对于社火文化的漠视使其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近年来社火的保护与传承是学界研究无法回避的话题。

一、社火起源研究

二、甘肃社火研究

（一）专著

何国宁主编的《肃州社火》选取了酒泉肃州最具代表性和地方特色的地蹦子、狮舞、二鬼打架三个社火，对其历史起源、展演形态、地域分布、传承状况等相关内容做了详细介绍。一般来说，肃州人把本地的自娱性舞蹈统称为社火，因为一个社火队至少要有两种以上的舞蹈节目，再者社火活动的展演时间主要在春节，而且活动场所集中，通常是以村为单位来组织社火活动的，所以阵容比较庞大。但不管有多少舞蹈节目，肃州社火的主体仍是地蹦子。地蹦子，又叫“秧歌子”“跑大场”，是肃州社火的一种，也是本地社火的主体，表演形式有说有唱、载歌载舞。它广泛流传于酒泉、金塔、高台等地，是一项很有群众基础的自娱性舞蹈。但出现在某些特定时间与场所时，也带有祭祀性质。比如在农历二月二、五月十三，本地村民进行祈雨求水活动时，要装扮秧歌，这时就带有祭祀性质了。本书作者对于肃州社火的介绍便于读者感性地理解传统民间文化，也有利于民俗知识的普及与传承，但是著者的切入角度比较单一，疏于理论方面的提升，因此缺乏对于社火文化的深度解读。

杨继国对六盘山地区的民间传统社火，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连续考察和集中研究，三年来，著者的春节都是在六盘山度过的。为了追随乡村社火队的身影，与乡民们一起欣赏那散发着大自然气息的民俗艺术，亲眼见证社火表演的精美之处，作者举起相机拍下了无数精彩的瞬间，并最终将其汇集成书。著者在甘肃以平凉市的静宁县为调查对象，从民俗学的视角介绍了本地社火演出的表演形式与内容，比如常见的耍狮子有一个比较有趣的项目叫“禳娃娃”，就是把一两岁的小孩放进狮子口内，穿过腹部，最后从尾部取出的一个过程，意在为孩子禳灾祈福。“站故事”，又叫“硬站儿”，是由儿童装扮成神话故事中的人物，经固定后站在大人肩膀上亮相的一种表演形式。傩戏演出的腔调是当地特有的一种民间小调，因其唱腔粗直，伴奏乐器简易，像庄稼人吆喝赶牛的声调，故本地人将其称为“喊牛腔”，也叫“喊牛唠唠”。“送五穷”本是社火活动中一个常见的民俗项目，但本地的这一仪式更具浓郁的文化色彩，是一种典型的古代傩仪中驱疫打鬼的活动。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这种古老而神秘的驱疫祈福仪式在六盘山地区基本保持着原貌，几乎是一种奇迹般的存在。

甘肃农民作家王博艺的小说《社火》，以陇东地区杜姓、梁姓、张姓几个家族的人物故事为主脉，对黄土高原耍社火、看社火、办社火的场景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从作品素材而言，作者本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社火是他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他并未用外来者的视角观察体验，而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在创作。从文学自觉性而言，著者选取“社火”这一题旨，足见社火文化在他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创作不仅饱含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也传递了他对祖祖辈辈生活着的这片热土的眷恋：倘若没有社火调，洪河川凡夫俗子的人生将一片苍白；有了社火调，洪河川人的生命变得丰富多彩、其乐无穷。洪河川人创造了社火，社火也给洪河川人的生命注入了无尽的活力。

综上可见，有关甘肃社火的专著研究比较匮乏，切入视角也非常单一，所涉及的内容基本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论性开掘，更像是民俗类的大众普及式读物，或对于社火程式化的简要介绍。因此对于甘肃社火的研究需要以不同角度、多种视角和多学科交叉的方式进行深入的挖掘，以便于人们更全面深刻地认识这一区域的社火文化所具有的特征。

（二）学术论文

甘肃社火的研究主要从区域着手，以区域所在的社火个案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社火特有的文化底蕴及功能。胡颖的《甘肃当代傩文化类型及其特征》认为，甘肃现存大部分社火活动中能看到傩文化的踪影，有些甚至以傩文化为中心，呈现一种完备的驱傩仪式。并从两方面说明社火和驱傩，两个看似独立的民俗事项最终走向融合。一方面是二者从产生之初的相对独立，到发展过程中因诸多因素的相互渗透，终在民间经历了短暂的独立生存期后实现了融合；另一方面是二者有着相同的精神信仰，即对火和大地的共同崇拜促成了二者的联姻。作者从现存社火形态的考量中，指出甘肃社火具有祭祀、驱傩、娱人等多维文化功能，并显示出鲜明的以驱傩为中心建构社火体系的特征。虽然本文的研究主体是傩文化，但二者是血脉相连的关系，社火就是甘肃傩文化的重要载体。白志勇从社火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入手，指出社火中的民间信仰具有兼容性、实用性、自发性和娱乐性的特点。作者坚信不论现代文明如何冲击传统文化，留存在社火中的民间信仰始终不会消失，因为它是中国民众的精神根基。另有礼县盐官的高台、甘肃永登地区的苦水高高跷、徽县渡船曲、秦安蜡花舞等均以各地社火中具有代表性的单个项目为例展示了社火文化的区域特性，也有从音乐、美术、体育等学科入手来考察社火表演中的声腔、脸谱、竞技艺术的。安德明以甘肃天水街子乡的社火表演为例，通过深入的田野研究，作者从社火的组织、功能、表演形态、与观众的互动、村落之间及村民之间的关系入手进行考察，指出社火是身处农村地区的人们进行表达自我、协商文化认同和地域认同的重要途径，并表达了乡民们对于传统、集体和村落关系的理解，彰显了他们的超自然信仰。孙旭以民俗学借鉴人类学的方法，针对陇中城子川地区的社火，在厘清社火活动和地域社会“社”组织关系的基础上，认为社火存在和操演的意义在于它同样承担着乡村地域社会“权力文化网络”构建者的角色。通过社火活动揭示城子川的传统文化因素，如信仰、家族、声望、村规等时至今日仍相互关联地确立着村庄关系与区域社会秩序，意在全面展示城子川社火所具有的文化与象征意义。李建宗《仪式与功能: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陇中社火》以追溯社火起源流变为前提，以陇中社火的丰富内容和独特形式为框架，总结出社火在乡村社会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具有的文化功能，即祭祀、祈吉、娱乐、教育、沟通五大功能。

三、结语

通过梳理甘肃社火的研究成果，可见学术论文的切入视角更为新颖，专著仍停留在民俗学的单一视角中追溯社火的渊源，笼统地描述社火的表演内容和组织方式，没有深入挖掘社火艺术特有的文化内涵，社火作为农耕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渊源深厚，单一的视角和粗疏的描述无法让人们真正理解这一民俗蕴含的象征意义，所以甘肃社火研究在专著方面有待加强和开拓。学术论文的研究多从个案和地区特色项目出发，主要从民俗学、人类学的角度论述社火的区域特色以及承担的文化功能，但社火艺术具有多样性特征，研究者应在多学科交叉的前提下综合研究并最终用以改善社火这一古老文化的生存现状，让它得以存续并保持拥有良性发展的空间。赵世瑜先生说：“对于社火的研究，早期民俗学的视角因过多注重其艺术形式、追溯源流，忽视其制度或组织基础而受到挑战。”但随着民俗学对人类学的借鉴，社火研究也呈现出了动态研究的趋势，民俗学研究的这一突破为社火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冲击，眼下社火的生存现状并不容乐观，但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入，社火艺术的研究再度引起了重视。因此，这一文化应在研究者深入地开拓与挖掘中获取更为丰富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并将有效的理论研究成果用于指导实践，以此更好地保留和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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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国宁主编.肃州社火[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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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颖.甘肃当代傩文化类型及其特征[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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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旭.社火盘出的世界——陇中城子川“社火”活动的文化与象征意义[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7）.

[10]李建宗.仪式与功能: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陇中社火[J].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08（4）.

[11]赵世瑜.明清华北的社与社火——关于地缘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的关系[J].中国史研究，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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