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的压岁钱习俗及其改良

苏全有（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长期以来，学术界未给予民国时期压岁钱习俗足够的关注，仅见施慧之文《民间压岁钱习俗小考》[1]的泛泛梳理，至于谢忠强[2]、忻平[3]等，只是在探究年俗时罗列了《申报》所载压岁钱的几则材料。本文拟以压岁钱的习俗为视点，以民国为视域，再现历史原貌，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各地年俗中的压岁钱习俗

（一）西南地区

在川渝地区，县志中有许多压岁钱习俗的记载。如民国九年（1920）《绵竹县志》：除夕“辞岁，小儿给压岁钱”；民国十三年（1924）《江津县志》：“乡之人较闲逸，年饭吃后至晚，给压岁钱，围炉守岁”；民国二十年(1931)《达县志》：“三十日曰‘除日’……赐卑幼者以钱曰‘压岁钱’”；民国二十一年（1932）《万源县志》：除夕“尊长与小儿以钱为‘压岁钱’”；民国二十四年（1935）《夹江县志》：“世家给小孩钱，商家给学徒钱，曰‘压岁钱’，以终了一岁之事”；民国三十三年（1944）《汶川县志》：除日“以红绳贯钱分给小儿曰‘压岁钱’”；民国三十五年（1946）《新繁县志》：“三十日为岁除日……尊长以钱赐于卑幼，曰‘压岁钱’”。[4]对于四川的压岁钱风俗，夔州人曾赋诗道：“亲知邀酌团年酒，儿女同争压岁钱。爆竹千家声未息，天衢车马闹如烟。”[5]

在云南顺宁县，除夕日“入夜，陈设糖果，围炉守岁，尊长给卑幼压岁钱，封门辞岁”[6]。

（二）东南地区

闽台地区习俗相通。在漳州，除夕“家中长上，分儿辈压岁钱，怂恿儿辈麕集赌博，当一夜未尝交睫，尽欢达旦，谓之守岁。谨严之家，则禁令赌博，或有猜谜行令，或有演讲故事，无非表示天伦乐叙之意耳。”[7]在福州藤山镇（在今仓山区），“亲友来贺年者，茶烟之外款以点心；客见小孩必赠予压岁钱。”[8]在福州，“年夜饭结束后，儿孙们最企盼的就是长辈发‘压岁钱’了……若夫妻双方都健在，则要给儿孙两个红包，若只有一方健在，则只给一份，但每个红包的钱数都是双数，以示好事成双。在台湾，过去压岁钱是‘用红线穿制钱百枚，取意长命百岁’，现在虽改用纸币，但用意相同。”[9]

在浙江杭州，民国《杭州府志》记载：“儿童度岁，长者与以钱，贯之红绳，置之卧所，曰压岁钱。”[10]在温州，“腊月送钱物，曰送年货，其钱曰压岁钱。”[11]

（三）东北地区

在黑龙江宝清县，“礼神毕，家人依次以卑向尊长叩首贺岁，尊长赐以钱，名曰‘压岁钱’。”[12]484在双城县，大年初一“家人卑幼者以次向尊长叩拜贺岁，尊长赐压岁钱”。[12]419在开原县，除夕时“家长亦分给家人以钱文，谓之‘压岁钱’。”[12]122

在吉林海龙县，“子孙先向先祖行礼，后向尊长行礼，曰‘辞岁’。尊长为子孙预备压岁钱，儿童绕膝争分，曰‘分岁’。”[12]310在梨树县，“子孙依次向尊长行叩首礼，谓之‘贺岁’，家长分给幼童以钱文，谓之‘压岁钱’。”[12]354

在辽宁辽阳县，“祖先，天地，灶神，皆陈供品，并设香斗供奉诸佛神纸马，陈香烛、果品及压岁钱”。[12]64

在内蒙古五原县，商铺店员“每到年终，每人有几元压岁钱，赶上生意好，还有酬劳金，论功行赏。”[13]1932年在巴彦淖尔，“过春节时，纳森达赖给奇寿山一个五十两重的元宝做‘压岁钱’。”[14]

（四）西北地区

在宁夏，大部分市县的地方志中，列有“风土人情”“民间艺术”“汉族节日”“传统节日”“风俗”等篇目，记录的春节年俗中就包括大年初一吃饺子、拜年、给孩子“压岁钱”[15]。

在陕西同官县（今铜川市），“除日……晚，合家团坐，聚饮‘守岁’，给儿童压岁钱（俗名‘拽魂钱’）[16]”。

在山西翼城县，正月初一“幼童来拜年长者，给以钱，曰‘压岁钱’[17]655”。

（五）中部地区

在河南辉县（今辉县市），除夕“尊长以钱赐卑幼者，名日‘压岁钱’[18]80”。在商丘，“腊月三十贴春联，除夕夜户户蜡烛通明，家家鞭炮声声，全家齐集一堂守岁，发压岁钱。今改为正月初一，由长辈给孩子们分发压岁钱。[19]”

在河北武安县（今武安市），大年初一“男女新衣，团拜尊长，给小儿压岁钱[17]465”。

在湖北枣阳县（今枣阳市），除夕“以钱颁儿童，臧获，曰‘压岁钱’[18]467”。

在湖南醴陵县（今醴陵市），除夕“给儿童喜钱，日‘压岁钱’”[18]501。在蓝山县，“尊属给小辈钱数十文，曰‘压岁钱’[18]591”。

由上可知，民国时期春节发压岁钱的习俗，遍布我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相关记载不胜枚举。

压岁钱习俗风行的缘由，最主要的当是历史的传承和惯性使然。从汉代开始，压岁钱习俗代相传承，积淀深厚，正如元代吴当《除夕有感》赋诗所称：“华盖芙蓉翠倚天，髙堂彩服忆长年。家人共守迎春酒，童穉争分压岁钱。”[20]清代陈寿祺之诗亦道：“娇小催分压岁钱，朝来环珥拜新年。春风满地吹纨绮，若个红香坠袖边。”[21]诗中描述了儿童期盼压岁钱的心情。到了民国时期，压岁钱风俗的延续，就变得极其自然而然了。

二、时人有关压岁钱的历史记忆

民国时期，压岁钱不时被提及，成了时人年俗中的重要内容。

1924年2月2日梁启超在《与顺儿书》中道：“我给的压岁钱，也有你一份，但是已经交给你弟弟妹妹们。他们说组织一个会，共同替你保管，不知他们怎样替你保管法，你回来再和他们算账罢。另外有一种压岁钱，个个想要，但只有一份，谁也不给，只好留给最小的孙子。我已替他保管着，千妥万当的，告诉他回来再拿罢。我过了年还要入京讲学去。爹爹除夕前两日。”[22]梁启超在除夕前两日家书中将压岁钱交代得十分细致，可知压岁钱在年俗中的重要性。

1934年，儿童书局出版的陈鹤琴《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中部国语》第七册第九单元“除夕”的一组文章中，有一篇是《祖母的压岁钱》[23]。

如果说《祖母的压岁钱》反映的是除夕守岁的节日传统，那么，1937年《申报》所载霞飞之文《压岁钱》则表现的是感人肺腑的家庭温情。文章道：有一年，也是在一个大年夜，祖母手里捧了一只盘，笑嘻嘻地走到我面前，这样对我说：“阿非，这是给你的压岁钱：你明天又要大一岁了，应该多长一点知识……”祖母的话还没说完，我就将那只盘接了过来，一看，盘里除了一个沉甸甸的红纸包之外，还有两块年糕、两个橘子和许多腰菱落花生等；于是，我便很快活地藏到了自己眠床上的枕头边去。一个新年是很快地过去了，我们的狂欢日子也将告终止，而一切的情形自然又要恢复到以前一样。但是有一天，也许是一个元宵日的晚上吧，家里正灯烛辉煌地在举行接灶典礼，祖母却独自个儿坐在客厅里念佛，那时我就傍着伊的身边弄玩具。“你今年可曾拿到了多少压岁钱？阿非！”伊忽然停止了念佛，转过头来，这样问我，但我却并没有告诉伊到底得到多少，只是回答了一声“交关！”“我给你的呢？”伊又轻轻地问了一句。“在枕头底下！”我说着对伊脸上望望，只见伊脸上正显着一层慈和而慰藉的微笑。“记住，你要把这两块钱好好地藏起来，因为这是我打了一年棉线才积下来给你的。”伊拍拍我的肩头，仍旧旋过脸去念伊的佛了；手里那念珠，也尽在指尖上像引擎上的皮带似的旋回着。祖母是最宠爱我的，因为父亲只生了四个孩子，而这时，大姊已经出阁，二哥却在六岁上就夭殇的，弟弟还在襁褓，而且他给母亲带着在外漂流；所以，家里只剩了我一个孩子了。但是这时我们的家境已十分困迫；父亲一个人在外佣工，所采来的钱实在已不够家里开销，所以有时母亲也不得不到外面去以十指所得，来贴补贴补家用；同时，祖母也为了要减轻父亲的负担，便只好去自谋生活。那时，伊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仍旧在包山的一个寺院里相帮看家，工钱当然是没有的，不过给伊吃点饭而已，然而伊在空闲时候还要打棉线，把这从指尖上剩下来的钱，慢慢地积聚起来，到了大年夜，就给我做压岁钱。——祖母平时是住在寺院里的，不过每年小年夜返家一次，过了正月半再去。明天，该是伊回到寺院里去的日子，因此伊今天这样叮咛我。可是不幸得很，就在那年的十一月里——离开年夜只有一个多月了，祖母忽然给人用板门抬了回来，并且病体已十分沉重，所以勉强隔了一个多星期，终于医药罔效地去世了。以后，我就将这两块压岁钱藏了起来，并且还将那张原封红纸包着，母亲也叮嘱我：“虽至饿肚子也不要去将这两块钱用掉了！”到现在，那张原红纸已经褪白了。这是两块英洋，而且是一色的，我每到了年夜总要将它取出来放在自己枕边，并且在梦寐中也仿佛会见到祖母那慈祥温和的笑容，和：“阿非，这是给你的压岁钱，你明天又大一岁了，应该多长一点知识……”可是当我伸手去接盘的时候，什么也没有了，睁开眼来，发现自家的身体仍旧躺在异乡的亭子间里，而一年开始的第一道阳光却已从灰颓的窗口爬了进来[24]。在这里，压岁钱承载的是浓浓的祖孙之情。

民国时期，还有报社组织过“真性情作文大赛”，其中有一篇作文名叫《我可以没有压岁钱，我不可以没有爸爸》，文称：“我曾经有钱，放在一格小小抽屉。最多有8571元。我从没用过……后来爸爸妈妈总为钱吵架……一次爸爸打电话给我，说再也不回来，但会给我寄压岁钱。”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我不要压岁钱，也不要爸爸给我寄压岁钱。我希望，爸爸把自己寄回来。”[25]为了家庭团圆，心爱的压岁钱也可以不要，童心折射出来的是温馨。

与上载真情作文相反，1936年公映的国产电影《压岁钱》，以压岁钱为主体，“内容包纳着许多辛辣的味道，而是十足生动地带满了一种刺激人的感叹，它写出了一块作为‘压岁钱’的金洋的辗转传递于各种各样的人物之间，产生了各种各样可歌可泣的故事，从这些各种各样的故事中，终于使我们认出了这个社会的真面相，认出了它的残酷、矛盾、阴暗和危险。”[26]美丑之间，贯穿着的是压岁钱。

20世纪30年代，还发行有压岁钱封袋。1937年2月7日《申报》曾载广告称：“本市山东路望平街谢文益印刷所，以废历新年，转瞬将届，为应社会需要，特印行压岁钱红封袋多种，全以上等梅红纸印制，以泥金精印各式优美图画，如‘五福’‘贵子’‘瓦当文’等，非特文采隽雅，寓意吉祥，抑且辉煌夺目，精致非凡，售价十分公道，故连日购者踵接，均表十分惬意，现为便利顾客起见，南京路冠生园亦有代售，顾客可就近购买云。”[27]

压岁钱封袋亦有作为赠品附送的，如“大喜”牌牙膏就是一例。“业成实业社兹为使大喜牙膏各用户，在旧历新年中得以点缀起见，特备压岁钱红封袋卅万只（送完为止），自即日起凡购买大喜牙膏或双喜牙膏，或永备牙膏一支，即可向经售商店免费索取红封袋五只，倘以上述三种牙膏空壳一只，前往各经售商店，除可掉换大喜券一张外，再可免费索取五只，故购买牙膏一支，即可免费获得红封袋十只，其代价须值二角，而每支牙膏只售二角五分，试问除二角外，五分钱是否能购得牙膏一支，该社如此牺牲，诚开有赠品以来未有之新纪录，但袋数不多，欲得从速，误则难免噬脐莫及，徒具望洋兴叹而已。闻大喜牙膏自提倡作为喜果以来，采用者纷至沓来，足见沪地人心已随时代迈进而削除无谓消耗云。”[28]

压岁钱封袋在民国时期的流行状况，有文章载称：“过去银元流行的时候，压岁钱普遍是一元。随着物价的高涨，压岁钱也涨价了。‘年年压岁，岁岁增财’。在这不景气的年头，支出的压岁钱也不能算是小数。自银元废止后，花花绿绿的钞票，似乎没有银币那样实惠，于是有人想出一种压岁钱袋。纸币塞进了梅红封套，装潢确实美观。这价廉物美的压岁钱袋，乃是纸店年终的好买卖。”[29]

1943年，高啸云以父母的口吻赋诗道：“偶尔探囊莫自怪，未曾留得一钱看。与儿压岁竟无物，爷较儿心更不欢。”[30]1947年，《儿童世界》载诗《压岁钱》道：“今天是新年，爸爸不见面。我去问妈妈，知道去借钱。借钱借不到，爸爸很懊恼。我想拿点钱，不敢向他要。妹妹起了床，要穿新衣裳。哄她她不信，妈妈心里慌。这样过新年，一点不喜欢。没有糖果吃，没有新衣穿。爸爸不怕难为情，欠了我们压岁钱。”[31]这首诗从一个孩童的口中，道出了对家里窘境的不解和压岁钱的必不可少。

无论是在信函、教科书中，还是在真情文章、电影、精美封袋以及诗歌中，都有国人在民国时期有关压岁钱的历史记忆。

三、压岁钱习俗的改良主张

与压岁钱风行相伴而生的，是改良压岁钱习俗的呼声。

较早提出改良压岁钱的是1920年郑留隐之文《压岁钱之商榷》，文章认为，“除夕压岁钱之赠给亲戚朋友小儿女，为交谊起见，固无不可，惟于儿童方面极易养成不良之习惯，今举一二列下：一、养成赌博。儿童好奇心较成人为强。凡未曾试者每欲试之。于是见人赌博亦欲一试矣！二、流入奢侈。儿童心理最易引诱，一经有钱在手，于是平日所羡慕而不得者，至是尽购之，遂流入奢侈之途。三、有碍卫生。儿童喜食闲食，大都皆然，有钱在手，极易犯此，结果致有成积食者，使无钱在手，则或可不犯此。此外种种，不一而足，补救之法，最好换以学校用品，教育玩具，既可免此等不良之习惯，又可增儿童之智识，一举两得，吾愿群起而行之也！”[32]此后，《申报》上先后刊载了《新年赐钱小儿宜改良》[33]、《改良新年儿童赠品之商榷》[34]、《改良压岁钱之商榷》[35]、《谈谈压岁钱》[36]、《压岁钱与玩具》[37]、《废止压岁钱改送儿童礼物》[38]等文章，主题意思相似。相比较而言，彻底废除的主张很少。只有1929年《兴华》杂志报道了冯玉祥倡导“除去压岁钱，而易以压岁训”[39]。1938年，《救中国》杂志载文主张废除压岁钱[40]。1948年，张垣市政府“发动‘四不运动’，即不送礼，不拜年，不请客，不送压岁钱”[41]。

改良压岁钱，主张之一就是储蓄。1921年署名“醉翁”者载文《压岁钱宜改良》提出：“近来邮政储金之方法，各地均已通行，凡有钱七十文者，即可购买五分之储金邮票，有钱一百四十文者即可购买一角之储金邮票，购时并可向局领取备有粘贴二十枚或十枚储金邮票格之储金券（十枚者专贴一角、二十枚者五分），随购随贴，俟贴满一元时再交储金局作为现款存储，照章起利，或将一元领回亦可，总之未贴满一元者，不得领回，此实鼓励储蓄至善之方法也。故余意为尊长者，如欲给幼辈压岁钱，与其给予现款供其挥霍，何如购买一角或五分之储金邮票，代为粘贴于储金券上，而与之足以养成其节俭之美德，使知从事于储蓄。盖彼知非贴满一元之后，不能取钱，未有不竭力撙节求早贴满一元者，即一元已满之后，既知存入储金簿上之可以起利，当亦不愿取回，是改良压岁钱之方法，莫善于此矣！苟儿童有不知储金邮票之购买方法及将来之利益者，则尊长在给予时恳切告之可也，世之人苟欲鼓励儿童储蓄者盍先就压岁钱一端从吾说而改良之乎！”[42]1923年《压岁钱储蓄会》[43]、《压岁钱储蓄器》[44]，1924年《改良压岁钱之意见》[45]、《以压岁钱储蓄之利益》[46]，1926年《改良压岁钱之一法》[47]，1927年《改良压岁钱之模范》[48]等类之。

1923年，署名“云霞”者刊文《压岁钱储蓄赎路》有所不同，文章道：“国人习惯每于新年儿童之来贺年者，均赠以金钱，名之曰压岁钱，儿童得之，多以之购买食物、玩具，甚或作为赌博之资，是非特无益于儿童，而反养成其好赌之性，此风相沿成习，废之有所不能，鄙意以为，不如将欲赠之资预先存入赎路储金之银行，多立户名，俟儿童之来贺年者，则以存折赠之，以代压岁钱，如是且能引起儿童储蓄之观念，以及爱国之思想，而裨益于胶济铁路亦非浅矣！”[49]1939年，贵阳县国民党党部发起压岁钱献金救国运动[50]。储蓄爱国，显然要高于节约的认知层次。

改良压岁钱的主张之二，是捐赠。1937年，茱英刊文《压岁钱》，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回忆了自己捐赠压岁钱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济贫。“那是在我七岁时的元旦日，我受得四五块钱的压岁钱，因为那时我身上，已穿着妈妈给我制的新衣服，我嘴里已吃着爸爸给我的糖果，我袋里，已蕴着哥哥给我的玩具，我已甚么都有了，所以对于这一笔在那时瞧着，已是非常巨大的数目，是无法使用了，于是与比我大着二岁的三姊商量着，合着二人的压岁钱，去买了不少的糖果、点心、玩具之类，招着邻近的苦孩子们，开着一个新年同乐会。那时前来参与的，似乎有近二十人，都是附近的工人家庭中的子女，没有新衣服穿，没有糖果吃，没有玩具玩，自然，更说不上有压岁钱可得的。整整的乐了大半天，把糖果点心吃完了，最后，每人都带回了一二件玩具去。”第二种是济灾民。“在八岁那年的元旦日，我受得了六块钱的压岁钱，我三姊，更比我得的多，得了七元余。在最初时，我们还是想开新年同乐会，但是三姊忽然想起了那时安徽省闹着极大的水灾，无家可归者，据说有五十余万人，于是她主张把压岁钱，捐给灾民。这自然是立即获得了我的同意，于是向那时已在挣钱的大哥，和在中学念书的二哥，讨了几块钱，与我们二人所有的，合成了二十元，央着爸爸，送上了经收捐款的某慈善机关去。收获上写着我们姊弟俩的名字，这是我们认为极有光荣的，所以一直的把收据保藏了六七年之久。”第三种是泛泛的捐助慈善。“九岁那年的元旦，因故乡遭了兵燹流寓在三百里外的某城中度岁的，所以是没曾得到压岁钱。在十岁那年的元旦，已回乡了，共收得了整整的八元。那年，因为是兵燹之余，地方上举办着慈善性质的善后工作，需款极急，于是我便向三姊建议，把压岁钱，捐输在这上面。她也同意着。结果，我们俩，是被誉为小慈善家。”文章最后指出，“这是我在幼年时，对于新年中所受的压岁钱的使用法。虽然在那时，不过是盲目的使用，但是现在想来，却倒都是很有意义的，所以特地介绍给小朋友们。不过现在是时势不同了，所以我若是现在还是一个小孩子，而有压岁钱可得的话，我或许是将悉数的捐赠到援绥机关里去了。”[51]

1939年，丁力生发表诗歌《压岁钱》，表示不买糖果、玩具和花炮，要捐给国家和难民[52]。1941年，张孟昭之文《怎样利用压岁钱》，提出“移压岁钱献作难捐”，“或移助‘清寒贷学金’‘小本贷金’，周济穷苦的失学朋友，和难以活命的肩头负贩者”[53]。次年，新普育堂慈幼协会呼吁“每人捐助一部分压岁钱，作为救济难童之需”[54]。

1943年，《小友压岁钱济贫》一文倡导：“爸爸妈妈给我们压岁钱八元，我们把这钱送上，请收入济贫金，实行‘为善很乐’来祝贺爸爸妈妈快乐和健康，希望小朋友们，大家把新年的压岁钱和糖果费，节省一部分捐助申报馆的济贫金和助学金，将有用的铜钱，用在有益的事业，这是多么快乐的事呀！”[55]该文所提出的助学用途，其他文章多有提及。如之前的1942年，浦缉庭的子女捐赠压岁钱40元“收入清寒子弟助学金项下”[56]。1943年，宁波小学发起“敬师运动”，“把所有压岁钱尽量献出来，充作贵报发起的‘小学教师医药助金’”[57]。1946年，《申报》载文倡导“助学金运动”[58]。1948年，又报道了一对儿兄妹将“亲友处收到六百万元的压岁钱”，送到《申报》馆“捐给‘读者助学金’，救济救济清寒的青年”[59]。

由上可知，改良压岁钱的呼声在民国时期此伏彼起，堪称是当时国人的共识。

总体而论，作为一个过渡，民国时期的压岁钱习俗上承古代，下及当代，既延续了历史的惯性，又开启了改良的新篇章。其中所蕴含的启发和价值，对当今我们移风易俗、推动社会的进步，颇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