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语境主义视野下的文化研究

齐泽克在《事件》一书中援引拉姆斯菲尔德的话：“世上有已知的已知，也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已经知晓的东西；此外还有已知的未知，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然而除了二者之外，还有未知的未知，亦即那些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对其一无所知的东西”[1]，以此引申出认知的可能和限度问题。他认为存在四种可能的状况：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未知的未知；未知的已知（齐泽克补充的，例如“无意识”）。已知和未知的分界未必如此清晰明了，所有已知的事实当中都含有未知的因素。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及其后续的语言学转向理论成果，让我们重新界定了什么是已知，认识到已知的作者和作品当中还有无尽的未知，从而改写了作者论和文本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让我们重新认识已知意识当中无尽的潜意识；福柯的社会批判理论，让我们认识到已知的社会现实下扭结的权力、话语、规训。所以一定程度上讲，人文学科的知识增长来自在已知的已知当中发掘未知，在习以为常的惯例当中发现惊奇。

出版于2010年的《文化研究的未来》（英文版）是朝向未来的，原标题为文化研究的将来时态（CulturalStudiesintheFutureTense），它所提供的文化研究方案或者文化研究工作发掘了哪些已知当中的未知？它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奇？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必须从“激进语境主义”和“情势主义”入手，格罗斯伯格在各种访谈和对话当中一再强调这两个关键概念，甚至认为文化研究即是关于语境的研究。

一、激进语境主义

格罗斯伯格认为激进语境主义构成了文化研究的核心。[2]激进语境主义（radicalcontextualism）有两种相互指涉的内涵：一个是作为方法的语境化；另一种是作为对象的语境。作为方法的语境化，也即是把所有对象都放在语境、上下文中来考察，从关系论的角度出发从整体来考察对象，强调不能孤立地考察和分析某个对象。语境主义拒绝简化论，前提就是自觉地尊重对象的复杂性，所以在这里语境不是研究的对象，而是研究问题的手段。霍尔对于种族问题的研究就是语境化的经典案例：从未将种族和族群问题视为一个子范畴，始终将整个社会形态都看作种族化的结果，所以关于种族和族群问题的讨论不能与特定的社会形态相脱离，脱离语境单纯讨论种族问题的多样性是不负责任的。[2]20作为对象的语境是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无论是从媒介、儿童问题，还是从经济、女性问题入手，其最终都是为了理解当下的整体语境，研究问题的语境，对研究对象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语境的关系做全面研究。20世纪60年代，格罗斯伯格是最早关注摇滚乐的学者之一，他对摇滚的兴趣在于产生摇滚的那个年代的语境，社会和政治运动，通过摇滚来了解那个语境。伴随着技术革新时代的演变，摇滚已然不再是理解21世纪语境的最好切入点，新媒介、互联网、人工智能应该受到更多关注，这是因为语境已经发生变化。

语境是问题的开始，也是研究的终结。前者指向的是语境化的方法，类似于德勒兹在《什么是哲学》当中提出的内在性平面，也即是问题得以产生的条件。后者指向的是复杂的社会现实，激进语境主义的目的在于理解任何有关联性的事件，在这里体现了文化研究对社会现实的开放性和多元决定论的承诺。语境始终是复杂的，随条件而变化的。激进语境主义将社会看作是一个变化中生成的亚稳定状态，其中交织着各种复杂的话语、意识形态和装置，“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所以激进语境主义需要整合各种各样的理论资源，这样才能有足够的工具应对对象的复杂性和杂糅性。

二、理论的语境化

激进语境主义要求以一种战略性的方式对待理论，理论只是一种工具，它的有效性只能在语境中才能衡量。在格罗斯伯格的著述中，可以看到各種理论资源的“借用”，包括霍尔的接合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和有机的危机、福柯的话语理论、德勒兹的解辖域化和装置。这样做并非把文化研究看作是理论的演武场、时髦理论的大杂烩和拼盘，格罗斯伯格一再提醒我们要注意文化研究的“理论误区”，不要把现实当作某种理论的例证，不要直接用理论取代社会分析，似乎仅仅依靠某些理论就足以描述当下的危机和情势。激进语境要求研究者将概念、理论和个人经验、体验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的可能后果是，当前者引发后者的新阐释时，后者也会产生反作用，可能会完全扰乱前者，这样才能破除理论先行，才能避免陷入理论一开始就已设定好的结论之中，比如以青年亚文化的视角研究动漫必然会看到抵抗，以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游戏离不开沉迷一样。

激进语境主义视野下的文化研究拒绝给予任何理论神圣的地位。正如霍尔所说：“我与理论有一种战略性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我从不将自己视为理论家，那仅仅是我的工作。我一直关注的理论针对世界与现实的进展，但我对以理论为目的的理论生产并不感兴趣。因而我在战略方式上运用理论……因为，我认为，我的目的是在许多不同的关系中思考对象的具体性。”[2]26为了撰写本书第三章：从经济学家手中解救经济，格罗斯伯格像个本科生一样，利用一年的时间，在北卡大学经济系学习经济，也正是以此为基础，他真正了解经济学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从经济学家手中夺取经济问题的话语权，正如英国文化研究的早期工作一样，关注社会学的挑战，试图比社会学家更好地进行社会学研究。

格罗斯伯格开展了另一种不同于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研究，他称之为祛神秘化的经济学。经济不仅仅是复杂的、多元决定的，而且是复合的、关系论的、混杂的。他指出在经济或者经济学话语当中，至少存在四种相互区别的问题群：（1）经济主义或者经济（无论将其看作一种生产模式、重商主义、技术、财政或者市场）是历史的推动力的假设，必须要经受多元决定论的批判；（2）资本中心主义或者资本主义是特殊的且无处不在的，这一假设必须替换为对多样性的承认，不只是资本主义的多样性，还有经济实践和组织形式的多样性；（3）生产主义或者生产是经济的本质，因此，生产是价值的基础甚至是价值唯一的源泉，这种观点必须由对价值的分散和多重可能性的承认来取代；（4）经济本质主义或者在经济和非经济的实践或关系之间存在着稳固的区别，这种假设必须由以下观点来取代，不仅经济关系自身在一定程度上是松散的，而且经济本身也始终是一种关系到生产的类别。因此，经济（和经济门类比如资本主义或者劳动）不再仅仅是经济学的，它同样是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2]120-121由此可见，虽以经济为切入点，格罗斯伯格却未止于惯常的经济问题当中，而是以此为棱镜透射出它隐而未显的种种前提，为经济祛魅，让我们意识到习以为常的事物当中隐藏的种种假设，不证自明当中的晦暗，于已知当中发觉未知，于常识当中发现惊奇。

三、情势分析

情势（conjuncture又译作关键时刻、危机来临的时刻）和语境是文化研究的两大基本问题。简单来说，情势关注的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变化，比如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属于情势分析。英语中，语境（context）和情势（conjuncture）有一个共同的前缀con，语境的意思是把“文本”（text）放到与其相关的其他文本（上下文）中进行考察，前缀con在这里有并置、放在一起的意思，所以文化研究中语境强调对象的复杂性，不存在单一的文本、现象、问题，文本永远都是与其他文本相互关联的，从文本跳出来，不要只注意文本的构成语法、字词，要把它放在适当的语境当中，放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中考察和分析。同理，两条路的交会点，我们可以称之为juncture/junction，很多条路的交会点就构成了情势。这里道路只采用比喻的意义，因为它是空间上的，但是情势却是时间上的，比如criticaljuncture指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所以情势是指多个关键时刻的交会点，它既指多种矛盾交集的时刻，同时也指在这个交会时需要选定一个合适的出路。情势不是给定的，它需要分析和判断，它需要建构，所以分析情势、判断情势是文化研究的首要工作，因为只有弄清当前的情势，分析它的状况，才能决定哪些是重要的，亟待分析和阐释，有哪些道路可供选择，有没有可能创造一条新的道路。

情势指社会构成因素当中矛盾的聚集、凝缩、转化的时刻，情势分析认为社会形态当中充满着冲突和断裂，总是有潜流在涌动，之所以未表现出来，是因为各种力量达到一种暂时的平衡，如果其中的一个要素或者几个要素出现问题，矛盾就会激发出来。它强调一个领域始终是由多种决定因素影响下的再次组合，产生的只能是暂时的稳固。格罗斯伯格认为：情势从总体上来说是暂时的、复杂的、易变的，需要研究者通过政治分析才能把握。[2]38在情势层面上，文化研究认为知识是最有用处的，也应完全实现与政治博弈相结合的可能。由此可见，激进语境主义和情势两个词不只界定了文化研究的路径和方法，还凸显出文化研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问题而问题的，它具有明确的现实关怀、实践性和政治性。这样也能理解格罗斯伯格在该书前言中宣称的：我们要改变世界。

格罗斯伯格认为情势分析的第一要务，就是判断情势，如何从一种情势转向另一种情势，那么他是如何分析当前的情势呢？他认为当下最为紧要的是抵抗自由现代性或者欧式现代性，尝试塑造一种可选择的多重现代性。有人可能会疑惑，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讨论，今天再讲现代性还有必要有意义吗？从全球化回撤到现代性的讨论不是倒退吗？恰恰相反，在激进语境主义和情势分析的前提下，当前或者未来很长我们仍将处于现代境况下，“现代性不是认识这个真实的世界的问题，而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因为现代性的经验或者危机依然决定着当代人的认知和意识。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现代性的问题，依然根深蒂固地决定着作为现代人的我们的经验、思考和想象。正是现代经验条件下，我们的认知边界和经验框架才决定了我们是一位现代公民。比如我们自认为独立的身份和认知，我们自己的各种权利和义务都是以建立于现代个体的自我确认为前提。所以无论是全球化或者后现代的种种论争，都离不开现代性这一前提，也正因如此，格罗斯伯格才不遗余力地返回到现代性语境当中，提出一种多重现代性观念或者可选择的现代性观念。

从激进语境主义和情势分析的路径出发，对经济（从经济学家手中解救经济）、文化（语境中的文化）、政治（复杂的权力）逐一清理和反思，最后收束于多重现代性（寻找现代性），全书体大思精，重新界定了文化研究在21世纪的宏大议题：政治、经济、文化。之所以如此，乃缘于情势分析的要求，重构现代性议题，正是这一需求激发了从外部思考三者的可能，此处明显带有福柯域外思想的色彩。格罗斯伯格认为现有的对于欧式现代性理论的反思都不够彻底，它们没有把现代性问题足够问题化，共同认为“现代”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发端于欧洲。既然只有这种单一的现代性，那么根本没有外部，只有从内部来评论，如此一来，所有对于世界其他地方、其他方式的现代想象只能限定在这种现代性的条件框架内，只能作为欧式现代性的补充。为了打破这种困局，格罗斯伯格选择了从本体论的角度来阐述现代性，他沿袭了德勒兹的辖域—解辖域思想，认为现代性最大的问题就是分割或者辖域，把社会整体分裂成一系列领域：政治、经济、文化，每一个都是独立自主的，所以我们才会说经济或者政治的文化化，文化或者政治的经济化，他从这三个辖域化的重灾区入手，目的就是以解辖域化的方式拆解这种独立自主的表象，进而从总体上，从多重现代性的目的上重新认识它们。

在格罗斯伯格的文化研究实践中，文化研究工作的品格和价值从来不会局限于某个单一领域和问题域，而是以知识努力对社会发声。文化研究不仅要理解过去，努力解释当下，更在于寻找未来的新的可能，更深层次地重新思考想象、重新思考知识生产，正如威廉斯所说：“使希望变得切实可行，而不是使绝望变得可信。”文化研究应该努力讲好故事，既要用适宜的方法把事情、事件、问题、症结阐释清楚，把故事讲好，同时也要讲述新的可能性，在特殊关头、十字路口、危机来临前找到更好的出路。

最后，让我们回到格罗斯伯格自己所认可的文化研究，它应当具备以下四点：文化研究应当是复杂的；文化研究应当给人以惊奇；文化研究要避免用理论或政治来代替分析；文化研究应该是适度的。这是格罗斯伯格给予未来文化研究的期望，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7YJC760125。）

注释

[1][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M].王师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11.

[2][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未来[M].庄鹏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9.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