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经济：与狮同眠

意娜

在读美国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Grossberg）著，庄鹏涛、王林生等年轻学者翻译的《文化研究的未来》（CulturalStudiesin theFutureTense）前，我正在翻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二本文化多样性政策评估报告。这是针对2005年“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多样性公约”）的实施效果定期推出的评估报告。两本报告的标题分别是《重塑文化政策———为发展而推动文化多样性的十年》和《重塑文化政策2018———为发展提升创意》。从2008年联合国系统第一次推出有关创意经济的报告开始，10年来这些报告都沿用了联合国贸发会议最初制定的相关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指标进行衡量。在看似科学的评估方法之中，始终有无法解决的现实矛盾。

这一矛盾就是：根据报告统计口径，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昂扬的态势奔跑着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文化产品出口额已经逼近全球的一半。无论经济基础多么薄弱，国际金融危机的局势多么紧张，发展中国家始终以两位数的年增速发展文化产品出口额，并且可以“保持到下一个十年”。其中，中国从2005年开始就是全球第一大文化产品出口国。但这一结果可以作为依据，支持国际社会在发展中国家全面推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以帮助其实现弯道超车、经济跨越式发展吗？

带着这些疑问我阅读了《文化研究的未来》这本书，书中有关文化经济的篇章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读后启发良多。

文化经济的理论范畴与研究缺憾

在著作中，格罗斯伯格将文化经济研究的理论范畴划分为六个，这种划分跳出了现有“文化经济学”论述逻辑，站在文化研究的角度展开问题域，并且指出这六个范畴中研究的薄弱环节。这些结论大多是国内从业研究者已经意识到的问题，但经由作者总结提炼，给了我们新的视角，很多本来以为理所当然的内容竟然存在着最大的问题，比如作者认同雷·赫德森的说法，提出“究竟什么被定义为经济？”

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全书的关键词：“语境”。作者认为语境是由问题域构成的，是研究者与语境之间隐喻性的对话，这种构建或者根据问题的边界，或者依据相关各种可能的决定性因素。对文化研究者来说，对语境的错误解读会导致问题域的识别错误，最终直接导致对事物的理解产生偏差。格罗斯伯格的研究思路刻意避开了现代主义的社会本体论，探寻独立于当代经济活动的现代主义，有意与欧洲的现代性理念划清界限。在文化经济研究中，语境缺失表现在研究工作中将一定活动或者实践预先认定为经济，然后再去考察它们是如何构成和运作的。过程中既不充分探究隶属的经济类别，也不考虑实际经济活动的复杂语境。与语境分析相比，更常见的是把经济词汇熟练运用到文化经济研究中，比如近年来特别流行的文化金融化、文化证券化、文化品牌化。语境缺失直接导致了经济主义和技术决定论，所以格罗斯伯格认为语境分析是文化经济研究最重要的工作。

格罗斯伯格认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这一最基本的问题反而是整个文化经济研究最为薄弱的部分。这部分正是我们最熟悉的文化经济和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包括文化市场、劳动力、分类、所有权、文化生产、商业化、消费等问题。他认为这种薄弱产生于两个原因。

其一是把文化当成一个独立经济部门，在相当传统的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概念、方法和假设基础上构建研究。此举导致研究所回答的问题都在经济学研究中本已有之的问题域之内，针对这些概念、方法和假设却无法提出质疑。

另一个原因与之相关，由于站在经济学本位角度进行思考，文化无法作为思考的基础，因此文化产品的真正重要意义和作用被忽视，文化属性更多是研究的补充，而不是生发的基础。

格罗斯伯格提出的另一个重要缺憾是认为对于消费者文化研究、文化媒介行为、组织文化、管理理论、借鉴和创新仍然关注不够，因为过于将文化经济局限为生产、流通与消费三个环节内。此外，文化经济学吸纳了相当多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包括人种学、话语、体制分析等，这些跨学科方法的使用的确大幅度提升了经济现实的客观性和透明度，但作者认为这加剧了将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当作事实本身和单纯的经济事实。文化经济学更多关注在微观经济层面，将每一个相互勾连的综合现象都进行了解构，研究中经常可以发现闪光点，不断挖掘出新兴事物，但缺乏在语境和情势的关系和矛盾中定位这些事物的能力。我对这一点深有同感，当下学界的案例研究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彩，但读者反而更感觉对自身选择缺乏指导性，成功经验越发显出不可复制的特征。

文化经济的实践局限

文化经济的理论和方法相较于传统经济学来说更“玄”一些，处理開放的语境和体系，在定性描述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作者认为文化经济不应该是文化研究者挟持经济学，创建一个非常正确的经济理论或者经济分析，而应注重问题意识。正如金元浦教授在这本译著序言中总结的：“文化研究是教人们如何去问问题，不是被自己的学科束缚、绑定，而是回应整个世界，以便尽可能找到最好的回答，讲述更好的故事。”

澳大利亚著名文化经济学家大卫·索罗斯比（DavidThrosby）早在其2001年出版的《经济学与文化》（EconomicsandCulture）中就表达了将文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直接画等号的担忧，比如人们的支付意愿并不等同于文化价值等。而在由他撰写的《2015报告》“可持续发展”章节中，他更明确指出了现有评价指标的荒谬之处：2013年，仅中国和印度就贡献了718亿美元的文化产品出口额。减去这个数字所代表的份额，其他发展中国家在2013年加起来的文化产品出口市场份额仅占全球8.8%，2004—2013年10年间的年均增长速度只有5.2%，几乎没有超过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而且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还没有成规模的文化产品生产和出口。换句话说，单从现有指标来看，中国和印度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十几年中文化创意产业并没有明显发展！

在格罗斯伯格的书中，他引用思里夫特的批评，认为对于很多研究者来说，文化经济是给他们的社会文化理论分析提供了一个宏大又圆满的结束语，一切归结于现代性，归结于经济，真是研究的方便法门。

作者从跨学科这一根本开始剖析文化经济的问题。他认为文化经济是经济学的文化转向，但这是指文化转向的不同代表在研究经济学问题时采用的方法，而不是指经济或政治经济中真实的文化转向。现有的文化经济在他看来存在两个核心的问题：

第一，当下社会有一种倾向是将所有的价值都简化为经济，可以称之为“经济霸权主义”，把经济逻辑和时间当作所有人类活动和问题的解释和解决办法。虽然积极地跨学科尝试像是打破了学科壁垒，但格罗斯伯格认为文化经济不仅没有找到出口，更像是经济名义之下一个孤立封闭的子集，局限于讨论与文化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上。他认为对这些作者来说，经济学被当作将一切现实、设想都融化在一起的类似“时代背景”的宏大叙事。用比奇洛的话说：经济好比是当代文化的宇宙学和神义论。文化研究在操作文学、传播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时候，都自信而大胆，唯有面对经济学时显示出巨大的胆怯。几十年来，不管如何反对，人们总是很容易回到简单的经济形式中。

第二，文化经济将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视为“圣经”，选择的经济理论都是经济学视野中成型的理论，不再像普通经济学研究中正常存在的观点争论、立场选择或者真理性的验证。经济学理论在与时俱进地发展，本身也和其他学科一样具有发展不平衡、发展危机等现实，而文化经济只截取了其中一个片段。在这一模仿的领域里，人们的争论只是在判断我们是否适用于后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新自由主义、网络资本主义或知识经济这些时髦的概念。遗憾的是，虽然按照鲁茨欧的说法，比起经济学科的人，非经济学科的人写了更多经济学的问题，然而格罗斯伯格指出，经济学领域的人却从来不屑于阅读非行家的成果，甚至认为文化经济写得“太专业”，正如其他学科的学者认为经济学的著作过于专业一样。

发展中国家文化经济发展困境

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问题，联合国系统的几个与创意经济有关的报告一直存在内在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这些矛盾都多少能在格罗斯伯格的著作中找到线索。

首先是文化部门难以定量评价的问题，尤其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多样性公约”的文化政策评估最为明显。评估报告试图密切联系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强对全球数字环境作为前提的描述，更贴近文化创意产业全球真实发展环境，并描绘了“全球报告”未来几年路线图的主要内容。不过纵观全报告，仍没有对文化政策的评估找到可量化的指标体系，也因此无法获取相关的有效数据。这种困难在报告的四个目標中都体现得十分明显，甚至使人对于基本目标设定的合理性产生怀疑。这四个目标是：支持可持续的文化治理体系；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平衡流动，增加艺术家和文化专业人士的流动性；将文化纳入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之中；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

上文提到体现在文化产品与服务贸易数据中的推论是发展中国家十几年来的创意经济其实并没有增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两个问题：第一，创意能力的提升是否可以像传统技术进步的方式进行国际援助？第二，发展中国家是真的没有发展好创意产业，还是评估指标出了问题？

文化研究的先驱斯图亚特·霍尔在20多年前对这个时代做出过判断，认为我们处于高度转型的时刻，置身于一个既不能充分占有也不能绝对离开的旧状态和我们可能正在接近却又被我们忽视的新状态之间。可以断定的是，技术革命对媒体治理和文化价值链的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从10年前我们通过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创意经济报告》呼吁创意产业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到如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塑文化政策》报告里提出移动互联网对填平数字鸿沟能够起到作用。务实的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仍然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中国这样一个移动互联网十分发达的国家，对于老年人、农村人口的移动互联网使用还是社会广泛关注和呼吁的问题；更不用说在连基本用电还没有完全实现的非洲，为手机充电也能成为一门营生。我们由此推测许多国家缺乏基础设施，无法为生产发行数字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统一的市场。但这些推测都只能用案例和论述来进行，尽管报告推测出政策配套资金与创意能力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没有办法建立政策实施结果的监测方式，所以无法实现相关的评估目标。

目前我们对于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创意经济发展能力不足还是传统的思路上，比如典型的政策不够优惠、人才缺乏、资金不足等。但很多经验已经证明了，相比具体的大量投入资金和人员，顶层设计可能更加重要。如果没有能够使人才和资金得到正确使用的机制和思路，即便投入大量的资金，调集各类人才，也不能产生充分的效果。试想一个对文化旅游本身思路不清但又固执己见的领导机制，即便花费数倍的价格请来若干最好的规划团队，也无法规划出真正会有效益的可行规划。但过去人们往往会将其全部归因到规划团队的水平不足上———尽管的确有大量鱼龙混杂的团队存在———而完全没有考虑过自己是不是已经提前预设了“提线木偶”的舞台，完全剥夺了上演任何别的演出的可能。毕竟创意能力与技术能力不同，不能用传统技术援助的方式进行帮助提升创意能力，所以过去十多年间全球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创意援助”并没有在实际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创意产业的进步，至少从国际文化产品与服务贸易的统计口径上来看是这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