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禹锡出牧苏州期间的散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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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唐宝历三年(827),敬宗驾崩,文宗即位,改元大和。大和年间,党争日烈、国势日蹙,自嘲为“二十三年弃置身”*刘禹锡撰,瞿蜕园校点：《刘禹锡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的刘禹锡重回庙堂后,不仅痛感自己一直固守的政治理想已彻底失去了实现的现实基础,而且深怀处身于政治漩涡之中的忧惧,期望出牧外郡。另一方面,当权者对不忘初心的刘禹锡也极为忌惮,不遗余力地排斥这位被贤相裴度倚为股肱而不愿臣服于他们的方正之士,有意将他逐出京城。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势下,大和五年(831)十月,刘禹锡被外放为苏州刺史。至大和八年(834)七月奉调移任汝州(今属河南)刺史,他在苏州前后生活了将近三年。

尽瘁政务之余,刘禹锡一如既往地潜心于文学创作。前人认为：“梦得佳诗,多在朗、连、夔、和时作……”[1]这一说法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贬居该四州时期,刘禹锡的诗歌创作不仅题材广泛,内容充实,思想邃密,艺术上也颇多创新之处。而更重要的是刘禹锡此际为时所弃,空怀凌云之志；独处僻壤,难与同道相从,他自己形容说犹如“饱霜孤竹声偏切”*刘禹锡撰,瞿蜕园校点：《刘禹锡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页。。但“竹”虽孤而有节,斫以为笛,吹奏出“声偏切”的繁音促响,而对正义事业的讴歌、对邪恶势力的讨伐,则是它的撼人心魄的主旋律。我们可以从中感触到诗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果敢精神和顽强意志。而刘禹锡此后的诗歌创作,包括出牧苏州期间的诗歌创作,由于境遇的改变,所缺乏的正是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