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的新动向及其可能

主持人朱崇科（中山大学）：鲁迅研究青年工作坊的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非常充分的讨论呈现出非常尖锐有思想碰撞的对话。这种风格我们会一直延续下去。很多“主炮手”讲话非常直接、非常犀利，很有意思。这种风格能够让我们在思想激荡中间发现新东西，我想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学术的魅力和真谛。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讨论问题。我们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关于“鲁迅研究新动向”。其实，鲁迅研究已经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方式。我个人发现研读鲁迅越多，越会体验到无力感，因为他懂得的领域太多，古今中外都懂。另外，很多讨论可以就一个题目涉及到哲学等领域。包括怎样看《野草》，怎样看《故事新编》，还有很多诠释空间。我特别希望我们的评论不只是火花一闪，还有更多东西出来，包括张克最近几年做的，如晚清以来的人物、先秦原典怎样跟鲁迅结合，包括克尔凯郭尔或其他类似人物怎样与鲁迅再结合，包括佛家与《野草》等的关系，等等。我希望看到更多好的论文出来，这的确令人期待。

张克（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庄子·天下》篇曾提出过两个问题，“神何由降？明何由出？”那么，鲁迅作为我们研究的精神资源，神何由降？明何由出？他的精神性及现实智慧如何得到恰切的理解？《天下》篇提到了五种理解世界的方式。最高的当然是“不离于宗”式的“天人”家族。次之的是“以天为宗”类的“圣人”，他的特点在于“兆于变化”；从“不离于某”到“以某为宗”，体现出的正是“神何由降”的“降”落路线。“圣人”已无法做到“不离”，只好紧张地努力“以某为宗”，在精神与现实之间“兆于变化”方能应对自如。第三种以下就进入到了更具现实感的“明何由出”的层次。“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的“君子”不存在“圣人”那样的紧张，他“熏然慈仁”，谋求的是与现实世界的和谐。其次是法家式的“百官”，“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把“君子”的道德性也祛除了，一切都还原成了可控制的数字。最后则是以活着为第一要义的民众，“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得承认，这五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仍然有着一定的普遍性，甚至鲁迅研究的形态也大体如此。鲁迅的意义恰恰在于，他不同于这五种方式。他尊重最卑微的人，他对他们的精神世界倾注了最大的心力，也经常从弱者的眼光打量世界，像谢晓霞提出的他会用儿童的眼光测试世界的成色，《孔已己》就是这样。我们的研究要注意这些新的东西，没有这些研究是逃不出《天下》篇规定的五类模式的，甚至连这个挣脱的自觉都不会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我们得有一个意识，就是研究的反思如果真诚，一定会走向自我反思。鲁迅的运思、判断、文体等方面的反讽性正是这种自我反思的结果。王富仁老师强调研究要建立在“感受”之上。自己真实的感受，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最卑微也最有力的感受一定会具有反思性的。第三个是思想资源的丰富问题。笼统地说，在文学研究界，左派的思想资源比较多，对右派思想资源的理解不够深透，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的影响是应该引起注意的。鲁迅作为一个作家，他真实的展示了自己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思索，尤其是一些“边界”性的思索，我们对此需有很清醒的认识，要想更切实地理解这些问题需要丰富我们的思想资源。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是作为一个答案对我们更具挑战，还是鲁迅作为一个问题对我们更有挑战，这是值得深思的。我们老是猫在鲁迅后面，甚至猫在某些鲁迅研究学者的后面，骨子里还是一种懦怯，这是不足取的。

陈洁（北京鲁迅博物馆）：当下的鲁迅研究呈现出一种表面上的繁荣和事实上的瓶颈状态。每年鲁迅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多，会议很多，但是出现的有深度、有力度、有新意的论文却很少。常见的问题是选题重复化、零碎化，对鲁迅思想和文本的研究缺乏创新，或者只是西方理论的载体，没有和鲁迅的文学和思想进行深层次的对话，论述常常显得空洞无力。前辈学者钱理群、王富仁、汪晖等在做鲁迅思想研究时，他们的思想深度和力度是与鲁迅的文学血肉结合在一起的，是充满鲁迅文学的“力”的。汪晖说，他首先是对鲁迅文学有了全新的自我理解，然后才苦苦地思考理论的解释。钱理群多次谈到，他是怎样走进鲁迅的，一辈子走在鲁迅的阴影里。在“钱氏鲁迅的生成现场”的研讨会上，钱老师谈到他当时怎么走进鲁迅时，高远东老师说“钱老师是走不出来，我们现在年轻人的问题是走不进去。”此次，我提交的论文是自己鲁迅研究的一次转型。我从空间视角进入鲁迅研究，发现了一条将鲁迅的思想、文本与历史时空的具体情景相結合的路。鲁迅很多重要思想的表达都与空间相关，例如“铁屋子”的隐喻，以厨房为中国的隐喻，《影的告别》中的无地彷徨。从空间的视角进入鲁迅研究，能够把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结合起来，从鲁迅作品创作的具体时空进入文本，把文本细读和思想研究结合起来。运用空间的政治性与社会性，不仅能打开深入鲁迅思想研究的一个新途径，而且能更具体地进入鲁迅的作品，做文本细读。北京城的空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社会化的空间，《野草》是在北京城的空间中写出来的。《野草》的首篇《秋夜》就是一篇描写社会空间的杰作。这一视角所做的研究，和前人研究不同的是它是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却最终实现了回到鲁迅文学的文本本身。鲁迅首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思想性首先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孙良好（温州大学）：我想谈三点看法：第一，鲁迅文本诗学建构仍在路上。上个世纪末钱理群先生论说叶世祥的小说形式研究时遗憾“小说诗学没有建构起来”，而事实上直到今天鲁迅小说诗学也没能建构起来，整体的鲁迅文本诗学离真正建构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仅仅谈语言或者谈形式，或者谈话语，这是远远不够的，要把鲁迅文本诗学的精髓提炼出来。不仅仅是小说的，还有散文、杂文，曹清华从语言切入来谈鲁迅杂文的“力”也可以归到这一类去，包括鲁迅的诗歌，乃至鲁迅的论文写作，都可从诗学层面进行探究。我觉得人文类的写作，即使写论文也要非常讲究语言，论文可以写得很漂亮，有些论文也可以诗性语言来表达。第二，鲁迅的影响研究还需深入。上个月末在北大举行的“鲁迅与当代中国”学术论坛上，钱理群先生提出的“钱理群鲁迅”这个话题是完全可以拓展的，比如还可以有王富仁鲁迅、汪晖鲁迅、王晓明鲁迅等。钱老师自己从八个方面建构起“钱理群鲁迅”。当然，这个话题不仅仅止于研究者，作家、艺术家都可以有，比如张承志鲁迅、张炜鲁迅，包括我非常熟悉的温州作家林斤澜也是深受鲁迅影响的。这些人跟鲁迅的血肉联系，不只是写作方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生命体验层面的影响。艺术家中如吴冠中鲁迅、陈丹青鲁迅，大家对此的看法可能不一样，但如果深入去梳理，我们会发现这些人与鲁迅的关系，都有一种与钱老师类似的，深入自个生命的深层关系。第三，鲁迅作为文学教育的典型个案可以做系统的研究。以鲁迅作品作为文学教育的经典文本，从小学一直到博士都有，我们可以考察这些文本如何被选择，如何被阐释和接受，这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样的研究现在都是零星地开展，没有充分拓展更没有系统化，我觉得这些工作都可以好好去做。endprint

张娟（东南大学）：之前陈洁主要从史料的角度去考察鲁迅的空间的位移，我对鲁迅空间的考察主要是从理论角度。我之前的研究主要从文本层面去探讨鲁迅的空间叙事建构，我认为鲁迅二十年代的小说、散文写作到三十年代的杂文创作中，有一个私人的心理空间向公共空间转化的过程。在这种空间建构中，我试图探讨鲁迅在早期的现代市民社会，是怎样逐渐从一个早期启蒙知识分子转型为公共知识分子，这是通过鲁迅文本的空间考察想要解答的问题；另外我比较关注三十年代鲁迅在上海的公共空间的异质空间的建构，其实就是异托邦的问题。这种复杂的跨界的异质空间在杂文《阿金》里面呈现的非常富有意味，以《阿金》作为案例分析，可以继续探讨鲁迅在三十年代的都市空间建构的问题；我接下来去做的，是想要探讨鲁迅的东京时期，这些我们探讨的非常少，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鲁迅早期的市民意识是怎样生成的？鲁迅作为从乡土中国走出来的作家，他身上那种强烈的现代性到底是来自哪里？鲁迅在东京留学时期的都市生活，早期畸形的都市场域里面艰难发育的中国的市民社会，东方生活经验和西方理论影响，还有城市公共空间和媒体产业的商业性转变，都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其次，鲁迅作为一个都市的中产“智识”知识分子，他在和文人交流、结盟、出版、转变的过程中，是怎样从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分化里，逐渐走向对早期的市民社会的思考的，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鲁迅在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里面，是非常敏锐地体验到知识分子转型，观察到了中国人在早期市民社会发育中新的价值观转向的作家，之前我们把很多经济型人格概括为国民性问题，事实上应该更进一步厘清；鲁迅的创作在二三十年代有一个明显的转型，从早期启蒙知识分子到后期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墓碣文》与《朝花夕拾》是代表性文本。《野草》在都市文化语境下的空间形式和市民意识还有空间可做，而《朝花夕拾》则是鲁迅的疗伤之作，他想要通过回忆重新回到精神原乡，去思考内心创伤。在现代城市语境下对两部散文集的整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王健（武汉大学）：我做的是鲁迅的阅读史，想对研究鲁迅接受的价值问题做点阐释。在布尔迪厄那里，去了解“问题是什么”与“我是谁”同等重要，因为我们总是处于某种稳定的知识结构中去思考问题、发现问题的，这种知识结构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因此对鲁迅的接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隐含着我们从自身的知识结构中解读鲁迅、塑造鲁迅的过程。很多的争论，其实都源自于从自己的理解出发对鲁迅的不同塑造。因此问题更根本的在于“我是谁”而不在于“鲁迅是什么”。换言之，鲁迅的很多问题，很多是源自于“我是谁”的追问。从这个角度讲，理解我们自己与理解“鲁迅是什么”同等重要。鲁迅可以成为我们自我认知的线索，我们能从自己所信奉的鲁迅形象中去解读出我们自己想问题的潜在知识结构，以及这种知识结构与我们的生活世界有怎样的勾连。从这个线索往外看、往身边的人看，蔓延到的是整个社会；从这个问题往上看，涉及到我们知识结构是从何而来的问题，其实就深入到了历史。因此我们看到的鲁迅一定是复数的，也必定是作为复数存在。这样有可能绕开鲁迅研究中的种种争论浮云，将鲁迅研究的领域拓展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当中去——将不同人的鲁迅解读、不同年代学者对鲁迅形象的建构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对生活的思考等问题结合起来，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的问题了，而是一个涉及到我们对自身社会生活进行思考和想象的现实问题，这也是我想借助鲁迅研究要达到的东西。对鲁迅研究的历史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当代人关于“我是谁”问题的思想史，每个人对鲁迅的接受都是他自身知识结构的某种浮现，它位于我们整个的社会思想结构之中。

朱崇科（中山大学）：我接着王健博士的议题继续说。我本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看文学理论，为什么我的论文中有很多理论就是这个原因。我对哲学思辨的东西非常感兴趣，迄今为止最常用的理论资源就是福柯、巴赫金，当然包括布尔迪厄也是当年我很重视的东西。王健提到怎么样研究鲁迅在我看来其实是有几种模式的：第一种是“以我解鲁”。我是谁，我怎么样去靠近鲁迅，我怎么样通过鲁迅去解答自己心中的困惑，把自己升华或丰富化，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以鲁解鲁”，就是回到鲁迅的文本，像鲁迅那么思考，以鲁迅的方式去看待鲁迅。我以巴赫金的方式去解读《故事新编》，其实是要“与鲁对话”（第三种方式），站在巴赫金的肩膀上与鲁迅对话。有很多的方式和模式，可能不是阶段性的递进的，可能是很杂乱的交叉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处理鲁迅的时候，其实表面的“过度诠释”不是一个问题，严格意义上说没有“原鲁迅”，所有后天的解读可能都是误读。如果你能够成为一家之言，我觉得很清楚，可以说服其他人，这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在学习鲁迅过程中间，你会发现可能更靠近一个大家认为的那样的鲁迅。郁达夫与鲁迅的风格差别好远，作家每个人有一个精神品格的支撑。回到施晓燕的问题，我们要相信鲁迅，但是不要全部相信鲁迅。鲁迅太“狡猾”，是非常悖论式的人物。就像张克所讲的，有些东西作为一个问题很重要。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做了这么久，他认为有问题还这么做。鲁迅身上，不止是作品，太多悖论。比如他学过医，但他吃零食、熬夜，身上有很多医学反对的毛病。他为什么这么做，很多问题在里面。所以，他的文学作品当中这些东西是非常常见的，他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很复杂。我做鲁迅研究的无力感越来越强，发现处理方式很多，却解决不了大问题。这是目前为止我困惑的地方，作为论文的生产是没有问题的，真正达到“与鲁对话”的境界还有困难。期待我们共同努力。

周晓平（嘉应学院）：我非常关注鲁迅，一直关注鲁迅研究的思想动态。鲁迅生前所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包括当代文学的研究，一直在延伸着他的话题。我对鲁迅是敬畏的。有关鲁迅的研究很成熟，我觉得鲁迅研究的史料应该进一步得到拓展。但是当下对于鲁迅的研究似乎存在过度阐释的现象。应该把鲁迅拉回到一个真正“人”的状态来研究，回归到一个真实的鲁迅。鲁迅研究或者“我注鲁迅”，或者“鲁迅注我”。这与“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是同样一个意思。写鲁迅的论文，当然是对自己有用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踏实地来解读他的作品。打个比方，《祝福》这个作品，很多人把祥林嫂之死无限地放大，也是过度诠释。祥林嫂是怎么死的？说是神权、族权、夫权、君权害死的。鲁迅似乎不全是这个意思。祥林嫂一个农村妇女，生活在山高皇帝远的偏远之地，跟君权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无限地解读，这种解释是空的。祥林嫂明明就是乡土宗法制度害死的，民俗害死的。这跟君权没有关系。把君权放进去，拿大帽子压人，没有真正解读到鲁迅文本的含义。看起来很华妙的文章，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我的意思是把鲁迅拉回到现实里，不要神化他，对鲁迅也要以常人的态度去理解。孫郁老师十几年前的专著《鲁迅与周作人》，就相当客观地写出了鲁迅，相当客观地评价了鲁迅。对于鲁迅的研究，孙先生认为不能用ABCDE来谈他；要谈鲁迅就要去感受他。陈洁老师的论文，我是非常喜欢的，她在北京感受鲁迅的心路历程。鲁迅为什么位移？要从思想、情感、动机来感受鲁迅在北京的位移，自然就写出了一个相对客观的鲁迅。endprint

古大勇（泉州师范学院）：鲁迅研究是现当代文学学科中取得成果最多的一个子学科，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原点”性资源，起点高，难度大，但面临着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困境。在哪几个方面还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呢？第一，鲁迅与同时代人研究，鲁迅日记中涉及到的同时代人有2000多人，陈漱渝、姜异新主编的《民国那些人——鲁迅同时代人》一书中收入鲁迅同时代人50人，入选的50人中，除鲁迅亲属外，基本是一些鲁迅同时代人中相对比较重要的人物。然就这50人来说，部分赫赫有名的大家得到了充分研究与重视，但一些名气不大、却对鲁迅研究有意义、自身亦取得重要成就的鲁迅同时代人，却明显地被学术界所忽略，如李秉中、荆有麟、陈学昭、章衣萍、陈梦韶、李小峰、常维钧、尚钺、章廷谦、陶元庆、司徒乔、蒋抑卮、顾琅、陈仪、齐寿山等人，就往往被学术界所忽略，比如刚才周晓平讲的罗清桢、朱崇科谈的廖立峨，也属于此类。第二，鲁迅研究成果很多，但成果的普及是不是要做一下？把它推到中小学，对中小学教育有好处，虽然钱理群先生等人积極在做，但是呼应者并不多，也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这就需要我们这些广大鲁迅研究者去主动做这些普及工作。第三，鲁迅研究成果“经典化”的问题。刚才孙良好也讲到钱理群鲁迅，这事实上就是鲁迅研究成果“经典化”的问题。日本已经有了“竹内鲁迅”、“丸尾鲁迅”、“伊藤鲁迅”、“木山鲁迅”、“丸山鲁迅”等，并在鲁迅研究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么国内鲁迅研究成果“经典化”是不是也要做？比如“钱理群鲁迅”、“王富仁鲁迅”、“汪晖鲁迅”等，这样也有利于扩大国内鲁迅研究成果的影响。第四，还有国外的鲁迅研究成果是不是要加大引进？现在日本的很多鲁迅研究成果译介到国内，反响很好，但是韩国、欧美这些国家的鲁迅研究成果，可不可以更多地译介到国内？第五，鲁迅的经典名篇研究有难度，但是不是还有阐释的空间？我觉得还是有空间的。例如，《野草》研究比较成熟，孙玉石等老一辈学者已经奠定了《野草》的研究基础，但最近又有朱崇科、张洁宇、汪卫东等新锐学者出版《野草》研究专著，朱崇科老师的大著暂时没有拜读，但汪卫东老师的书读过，其中几篇研究《野草》与佛教的关系的文章挖得相当深，写得相当精彩，我觉得对《野草》研究是有所推进的。张娟的解读《伤逝》的论文，其实也是运用新视角来进行文本细读的，对《伤逝》研究也是有所拓展的。

谢晓霞（深圳大学）：我觉得我们这代人的鲁迅研究要处理好两种关系，在处理好两种关系的基础上，每个人找到自己研究的个性和价值所在。第一种关系就是鲁迅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的鲁迅研究，最关键的就是把我们这代人鲜活的生命体验融入进去，建立鲁迅和我们之间的生命连接。我们到底怎么看鲁迅？鲁迅如果活着，他又会怎么看我们？鲁迅和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当我们把自己与鲁迅之间的关系理清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就是有生命力的研究。因为我们是在理解自己的基础上去理解鲁迅的，因此，鲁迅也就成为了我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样的研究当然是值得我们投入自己生命的热情去进行的。在这个基础上，鲁迅是怎么看人的？鲁迅是怎么看待人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的？鲁迅又是怎么看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通过鲁迅的眼睛，我们又可以怎么来看人？怎么看文化？怎么看世界？我想这些思考不仅对鲁迅研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对我们当今的每一个生命也同样有其价值。第二种关系就是鲁迅与当下社会的关系。一个已经去世了多年的作家，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他，因为他有价值。鲁迅的价值在哪呢？相比于他的同时代人，鲁迅是很特殊的，他不是一个纯粹的作家，他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的难能可贵就在于他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的社会派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派知识分子的鲁迅才是我们今天念念不忘的鲁迅。在当下中国，我们一遇到问题就说要回到鲁迅那里去，我们还需要鲁迅，就是因为鲁迅一直立足于现实进行自己的思考和写作。鲁迅的时代虽然过去了，但是鲁迅所思考的许多问题还存在。我们在研究中，要建立鲁迅与当下中国的联系，不要把鲁迅完全知识化。我们的研究不仅要有自己生命的热度，也要召唤出鲁迅的生命热度。这才是有生命力有价值的鲁迅研究。

杨汤琛（华南农业大学）：在近八年讲授鲁迅研究课程的过程中，我逐步迷恋上鲁迅，在我看来，鲁迅宛如一个深渊，他那丰富莫测的“深”不断地诱惑着我们靠近。虽然，有人认为鲁迅所面对的时代与我们当下世界已经截然不同了，并据此质疑鲁迅的当下意义，然而，真正靠近过鲁迅的读者不难发现，鲁迅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他提供了看待世界的深度，我们通过这个深度，可以更深入或更本质地理解我们周遭的世界。除此之外，我大概谈谈鲁迅对传统精神资源的挖掘与吸纳，第一，鲁迅对中国原典性的思想文化可谓深会于心，佛、道就不说了，比如他对墨子的温情与敬意，对墨学的体认与弘扬等，虽然高远东先生已经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但我觉得这里还有很多值得开掘的东西。第二，鲁迅对中国民间精神文化的兴趣值得注意，譬如鲁迅对民间的鬼神文化保持了几乎终生的兴趣，虽然日本的丸尾常喜就此写过《人与鬼的纠缠》，但我认为他更多关注的还是鲁迅笔下带有象征性的“鬼”之批判，而对鲁迅所兴致勃勃的中国传统民俗中的鬼文化则分析不多，不妨设想，鲁迅对鬼神的兴趣也可谓通往先生精神世界的一条重要通道。

施晓燕（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鲁迅研究》今年冬季号的主题是“鲁迅与出版”，恭请各位老师掷赐大作，谢谢！上海鲁迅纪念馆近几年主要做的是鲁迅资料的影印出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成果，看看是否对诸位老师的研究有用。首先是《鲁迅小说散文初刊集》，这部书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野草》、《朝花夕拾》初刊收集出版，初刊不同于初版，初刊主要发表于期刊上，它与手稿版、初版本相比可能都会有改动处，因此初刊文本其实比较重要。该书中有一些资料很难拿到，比如《长明灯》的初刊，它是刊于《北京民国日报副镌》上，报纸出版时间很短，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都无收藏，后来是北京鲁博支援了影印件才得以完整呈现。我们知道，从手稿到初刊，初刊到初版，鲁迅会加以重新修订，文本会有改动，这些鲁迅亲手订的版本，与后人编定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鲁迅全集，又会有所不同，所以这本书对大家的文本解读可能会有些益处。其他与鲁迅相关的，比如我们馆藏的鲁迅《毁灭》手稿，影印本已经出版。我们正在做的馆藏的《鲁迅手迹选》，里面包括了小说、书信、诗稿以及一些纸条上的手迹，将于今年九月出版。如果不出意外，我们还会影印出版馆藏的《故事新编》手稿。文物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出版过鲁迅手稿，我们为什么还要出版？就是因为前面两个版本，其实都有一些修饰，原稿上有很多涂改的东西，我们的《故事新编》的影印力求原样呈现。我们馆的文物，除了鲁迅本人，还包括他周围的师友，像许寿裳、许广平、冯雪峰、陈望道等等的手稿之类资料，这些相关的资料我们一直在整理出版，比如《许寿裳家藏书信集》，前面是手稿影印，后面是手稿的辨认整理结果，许氏交游广阔，他的书信集很有参考价值。还有就是版画，我们馆的鲁迅版画是收藏最全的，比如李桦十八册的《现代版画》，是目前所知仅存的完整一套，这些对于艺术史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关于我自己最近的研究方向，我在做鲁迅在上海的日常生活资料，这是生活史类型，就是鲁迅的衣食住行、人情往来、求医问药、节日娱乐。考察衣食住行时，可以看到比如吃饭，有时是一群人在外面吃，另外一种是在自己家里吃。在自己家里吃的时候，有时会请一些人到家里吃，那显然这些人跟外面是不一样的了，能辨析出人际关系的远近。这本书在研究的过程中会运用一些馆里的资料，比如鲁迅家用账、菜谱等等，希望写完后能对大家有用。endprint

孙连五（山东师范大学）：我在读吉林大学的时候，硕士导师靳丛林教授是专门研究鲁迅的，做的是“竹内鲁迅”研究。当时吉林大学还有很多老师在研究鲁迅，包括刘中树、张福贵、王学谦等老师，加上我入读之前已经离开吉林大学的陈方竞老师、李新宇老师。应该可以说，吉大算是东北鲁迅研究的重镇。很遗憾，作为后学，在这样一个有学术传统的地方，我没有从事鲁迅研究。去年以来，我比较关注夏氏兄弟的文学研究。我的感受就是，目前夏志清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是被忽视的，那就是夏济安。他们之间应该说有很多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又有不同。夏济安有很多观点是直接影响了夏志清，这是被目前学术界所忽视的，我相信随着夏氏兄弟有关资料的出版，会给学界带来新的认识。在对夏济安的鲁迅研究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发现在80年代大陆学者对海外鲁迅研究存在很多误解，他们大多认为夏志清、夏济安对待鲁迅的态度是一样的，其实这都是特定时期学界研究的历史局限。关于我所提交的《夏济安的鲁迅研究及其影响》，这篇论文我还是比较偏重夏济安。

马峰（中山大学）：我认为鲁迅与华文文学的比较研究值得重视，目前相关研究还比较欠缺。在处理方式上，既可以做鲁迅的影响研究，也可以做平行研究。其中，影响研究至关重要。鲁迅是中国新文学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大家。海外华文文学，尤其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新文学关系密切，可以说直接受到中国新文学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就个体作家的传播与影响而言，鲁迅在东南亚华文文学领域应该算是最为典型的影响源。在东南亞地区，两方面的鲁迅研究仍有待拓展，一是国别影响研究，如鲁迅在印尼的影响与传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都尚需系统梳理与研究；二是作家的影响个案研究，可以对与鲁迅同时代的南洋侨生如上海暨南大学的青年学生作家进行研究，也可以对后鲁迅时代的东南亚华文作家进行比较研究。此外，鲁迅在东南亚的传播与影响，视野还可以更广阔，超出华文文学领域。除了新加坡，华文文学在东南亚是非主流的，大多不被纳入国家文学范畴。因此，从鲁迅与东南亚文学的角度切入，可以对鲁迅作品的英语、马来语、印尼语、泰语等译本进行研究，这就上升到了国家文学的影响层面。

朱崇科（中山大学）：本届鲁迅研究青年工作坊可以说是闭幕了，但颇有点意犹未尽，因为学术的魅力让我们走在一起。有很多东西能让我们觉得人生的意义何在，比如说靠近鲁迅，比如说做鲁迅研究。我觉得有很多方式让人活得更有魅力，活得更愉快一点，活得更充实一点。其实，鲁迅作为精神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来说，他不只是我的研究对象。我们跟上一代的前辈鲁研学者呈现出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以一个非常文采飞扬的方式呈现出鲁迅与他们之间的连接，我们似乎更加冷静。但是，我想大家也有这种想法，鲁迅与我们是有连接的，一个个生命力的连接点是存在的，但我们的表现声音还不够大，还不够强，缺乏更强大的感染力。总而言之，还需要更长更强的方式呈现出来，我想我们还有更多机会一起交流。和许多因为鲁迅连接在一起的非常有个性的学者畅所欲言、激荡灵魂，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事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