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旧体诗词之得失

陈圣争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新变的分水岭，此前为传统的古典诗歌范畴，之后则是新诗占主导地位的新文学时期。新文化运动后，虽然新诗占据了诗坛的主导地位，但仍有不少人依然坚持旧体诗词的写作，不少新文学宿将亦写有大量的旧体诗词，如鲁迅、郁达夫、闻一多、俞平伯、聂绀弩等。近百年来，新旧诗并行不悖地在各自的道路上前行。

然而，如今无论是新诗还是旧体诗——尤其是在网络写作兴起之后，又各自都陷入了某种困境之中，有的或许在尝试新的表现途径，有的则完全失去了诗味。兼之近来因诗歌问题所引发的一些较为“热闹”的新闻或网络事件：如方方与柳忠秧官司事件、周啸天获“鲁奖”事件、刘信达“颂歌”事件等等（柳忠秧、周啸天、刘信达三人诗作多以旧体诗词的形式书写），作为新闻可能颇为“热闹”，但益加暴露出当今旧体诗词的不少问题。或许由于现今圈子的问题——对于旧体诗，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主要是“言文”分离，如今很大程度上则是学界与文学界的相对陌生——这些新闻或事件所反映的旧体诗现状、所暴露的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在时下提倡古典诗词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层面大力提倡传统文化，尤其是 “中华诗词大会”节目在今年春节期间央视热播后，在社会上反响极大，瞬间又似乎回到了诗词的国度，人人都可以随口吟咏一两首古典诗词。当然，背诵诗词与创作诗词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但全民开始关注古典诗词，这已是一大进步。事实上，社会上一直有不少人选择旧体诗词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尤其是近些年来逐渐成为热潮，这是值得令人欣慰的，不过这并非意味着旧体诗词的全面“繁荣”；有时由于某些流弊反而是对旧体诗词的消解、解构，甚至影响或误导读者对旧体诗的接受和判断。是以亟须在学理上对一些不良的现象进行检讨，并适当地进行相关知识和学理的引导，厘清误区或尘霾，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以迎接一个新的“诗界革命”的到来。

一

自1915年新文化运动逐渐盛行后，各种新诗诗社、社团、流派日益壮大，新诗也逐渐摆脱了一些早期的稚嫩和不足，尤其是1924年之后，形成了代表新詩特色的三大诗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1】，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然而，新诗并未因此而完全取代旧体诗词，旧体诗词亦以其传统自足的优越性在发展着。当时也存在不少旧体诗词群体、诗社词社活动及社会名流大家等，如柳亚子为首的南社诗人群，“宋诗派”诗人陈三立、沈曾植、陈衍等，此外如樊增祥、易顺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而且还有不少专门的旧体诗词刊物，如《采风录》（附载于《国闻周报》）《民族诗坛》《国风》等等。是以当时有人认为：“中国的旧诗并没有破产，我们依然要去研究。”【2】

此外，甚至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李大钊及不少新文学家都逐渐回归到旧体诗词的写作当中，如鲁迅、郁达夫、朱自清、闻一多、郭沫若、林语堂、叶圣陶、老舍、田汉、聂绀弩、丰子恺、沈从文、钱钟书、冯至、胡风、何其芳、施蛰存、臧克家等，另俞平伯、茅盾、何其芳等人在晚年时都有旧体诗集出版。尤其是作为新诗“格律诗派”的代表人物闻一多，1925年时写到：“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鴃舌总猜疑。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3】如此众多新文学主要人物“勒马回缰”地转向旧体诗词写作，其主要缘由或许正如闻一多此诗中所指出的，新诗过于受西方的影响，犹如失去了根的浮萍，故有些新诗作者就转向从民族传统韵文中去寻找根源。兼之各种主客观的因素，旧体诗词体现出了强韧的生命力，鲁迅曾指出，“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4】

近百年来，新诗固然一直在长足地发展，而旧体诗词亦从未消亡，在诗歌中一直如两驾马车并行不悖地行驶在各自的前行途中，时有交错，甚而有的诗人一身两栖，新旧兼工。毛泽东主席曾对臧克家言：“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5】

自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旧体诗词作者，有学者曾分为三大谱系：一是两栖作家，二是学者诗群，三是政治人物。具体而言，则现当代作家中“不会少于被写入文学史的重要作家的三分之一”的作家“既从事新文学创作或新文学理论建设，也保持了写作旧体诗词的兴趣，并且数量可观，品味地道”，此外，还有“一个相当庞大的学者诗人群体”及“政治人物（国民党政要和民主革命家也有一个可观的诗人系列）”【6】等。其后，又有学者将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旧体诗人群细分为九大类【7】，李遇春在此基础上又扩充为十类【8】。

改革开放后，旧体诗词的创作群体更为勃兴，尤其是网络文学兴盛后，又主要由三大创作群体渐成并峙之势，分别为“台阁体诗人（按：即俗称老干体）、网络诗人和校园诗人”【9】。此外，还有大量的群众性诗词社团及个人自由写作者，旧体诗词呈现出勃兴繁荣之象。即以中华诗词学会而言，在2007年二十周年大会时，一负责人发言称：

中华诗词学会有成员14000多名，加上省、市、县诗词学会的成员和众多诗社的成员，全国经常参加诗词活动的人在百万以上。全国共有公开或内部发行的诗词报刊600多种，每年刊出几十万首诗词新作。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中华诗词》杂志，发行量达25000多份，远销海内外，是目前国内发行量最高的诗歌刊物。令我们格外惊喜的是，不仅在华夏大地，在世界各大洲，凡是华人聚居的地方，都有蓬勃的诗词活动。海外赤子们组织诗社，互相唱和，并经常与国内诗友联络沟通，包括与中华诗词学会进行联系。可以说，诗词已成为联结炎黄子孙的一种精神纽带。【10】

这还仅以07年时的中华诗词学会的情况而言，又经过十来年，恐怕中华诗词学会又有一番大的发展，更何况还有难以统计的旧体诗词的个体爱好者、蓬勃发展的网络作者及雨后春笋般的校园诗社团体等等，旧体诗词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繁荣之中。是以有学者声称，即便如今的旧体诗词“哪怕99.99%的作品写得很一般，甚至稚拙，总还有0.01%的佳作”【11】。endprint

然而，旧体诗词的创作似乎一片繁荣，但在研究界却数十年来遭受着冷遇——古典文学研究者大多认为这是属于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而少有触及；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则又多半将之视为新文学的对立面，又或者视为不见而不谈及，亦不将它纳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阈之内。由此，现代旧体诗词似乎成了透明的隐形存在，被人们有意识地忽略和搁置了。故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呼吁要将旧体诗词抬入现代文学史的殿堂，但阻力也是显而易见的。

两派的意见和争论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八十年代初，姚雪垠给茅盾写了一封长信，后发表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编写方法》，提出要将旧体诗放在“大文学史”中来进行研究【12】；这引起了一场讨论，但遭到了现当代文学史专家唐弢【13】、王瑶等人的反对。第二个阶段为九十年代中期，在“重写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大背景下，主要由李怡、吴晓东发文继续提倡将新、旧诗放入文学史中一并考察研究【14】，而王富仁随即表示否定：“作为个人的研究活动，把它（旧诗词）作为研究对象本无不可，但我不同意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同意给它们与现代白话文学同等的文学地位。”【15】这一讨论一直延续到21世纪，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讨现当代旧体诗词的问题，在2001年时，黄修己再次提出“现代旧体诗词应入文学史”【16】之说，后一再撰文重申此说【17】。2005年，又有学者从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角度以论证旧体诗词应当入史的问题【18】。而2007年《文学评论》第5期发表王澤龙《关于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杨景龙《试论古典诗歌对20世纪新诗的负面影响》二文成为导火索，将论争升级到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双方的论争和交锋更为激烈，加入论争中的研究者也较前更多，持续的时间亦更长，直到现今仍在持续地探讨之中【19】。

在这些为旧体诗词“正名”及“争位”的学者中，有的是对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领域浸淫多年的专家，如刘梦芙、马大勇、陈友康等；也有不少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亦响应旧体诗词入史说，如刘纳、钱理群、蓝棣之、黄修己、朱德发、吴晓东以及日本学者木山英雄等【20】；有的是现今旧体诗词的主要创作群体，如中华诗词学会的会员与中华诗词研究院的学者和诗人；有的则是关注旧体诗词的青年学者，如赵松元、徐晋如、李仲凡、江腊生等；亦有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逐渐“加盟”其中，如钟振振、张海鸥、王兆鹏等；还有一些以此撰写学位论文的研究生【21】。此外，已有不少以实际行动以构建20世纪旧体诗词史者，如马大勇、陈友康、李遇春等不少学者，或提出设想，或加以论证，或示以史论著作，或编选诗词选本【22】。甚至还孵化了一些国家课题或省部级课题，如陈友康“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刘梦芙“近百年名家旧体诗词及其流变研究”（2005年）、杨景龙“中国古典诗学与20世纪新诗”（2009年）、马大勇“百年词史研究”（2010年）、李遇春“民国旧体诗词编年史稿”（2013）等国家课题，及李遇春教育部课题“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2009）。可见在旧体诗词研究领域亦逐渐呈现一片兴盛景象。此外，有学者开始在做总结研究，如马大勇《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望与前瞻》、江腊生《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二文分别从不同角度予以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在如今古典诗词现代化的进程中，旧体诗词在创作、研究上能有如此繁荣的局面固然可喜；但由于行业、学科益细，研究者精力有限且各有专攻领域，难以兼顾研究与创作，是以写作与研究难免存在一些错位或不对称之处。是以这种繁荣的背后（尤其是在创作方面），是否有凑热闹、赶场子、跟风气的虚浮存在？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至于能否入史的话题，固然牵涉到话语权的问题，但持肯定意见者或许也该心平气和地考虑下反对方的一些意见，如王富仁认为将旧体诗词“作为个人的研究活动，把它作为研究对象本无不可”【23】；有人则提出旧体诗词入史后的路到底能有多长的疑问【24】；亦有人指出的“经典性”及时间沉淀等问题【25】。若再结合当今的诗词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旧体诗词在数量上固然庞大，但质量却是良莠不齐，且有不少误区和负面因素。而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文学史，它的叙述主体都以经典为主，故旧体诗词也确实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一个去芜存菁、吹沙得金的经典化过程。且既然是要入史，那么哪些人的能入，哪些人的不能入，由谁来决定入否等问题，也需要一个选择与淘汰的时间和过程。是以历史问题还得要由历史去解决，由历史去证明它的价值和地位，无论是新诗还是旧体诗词。

二

从目前诗坛的创作情况及发展趋势来看，无论是新诗还是旧体诗，已由精英文学日趋大众化，兼之现代网络、媒体作为手段的介入，诗坛更显兴盛繁荣，这固然可喜，但“热闹”总让人觉得有些虚浮，一是真正有分量的精品太少，二则往往引起轰动的诗歌事件多以负面的吐槽居多。如新诗中的“梨花体”“羊羔体”“秋裤体”“废话诗”“口水诗”“口淫诗”“口臭诗”【26】等；旧体诗词中的老干体、网络诗词、实验体等。此外，近来的周啸天获鲁迅文学奖事件、方方揭柳忠秧跑鲁奖官司事件、刘信达颂歌事件等等，这些事件在舆论上曾闹得沸沸扬扬，让一度边缘化或几乎淡出普通人日常生活外的文学又成为众人的谈资，令人唏嘘不已，有不少学者已对这些现象提出了批评意见【27】。这些意见有的未必中听，也颇有争议，但各类事件背后也折射出了新旧诗或多或少地都陷入某种误区、歧途，已处于发展的临界点。同时，亦有学者从学理角度分析之后，欲为一些网络诗词正名，并提出一些矫正性意见【28】。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现今诗坛的主体风气仍是建设性的，大量的诗人亦是本着维护诗歌的尊严而写作的，坚持旧体诗词的写作更为不易。虽然这一群体日益庞大，且为旧体诗词正名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但如今的文学史叙述终究仍是在新文学为主的话语体系进行，我们对旧体诗词的评价不可能回到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标准去考量，多半还以新诗的现代性标准去衡量，故难免显得相形见绌而在夹缝中前行。而随着网络、传媒等手段的介入，随时随便所暴露出来某一负面的关于诗歌的事件，迎来的不是同情，更多是失望和吐槽。endprint

梁启超曾说，如果因“风气所趋，不管甚么人都学诌几句”，那么则易“把诗的品格弄低了”【29】，在他看来：

原来文学是一种专门之业，应该是少数天才俊拔而且性情和文学相近的人，屏弃百事，专去研究他，做成些优美创新的作品，供多数人赏玩，那多数人只要去赏玩他，涵养自己的高尚性灵便够了，不必人人都作。这才是社会上人才经济主义。【30】

梁氏固然是出于文学文化“精英主义”思维，不过即便是在日益大众化的趋势下仍有一定的借镜意义，在这话中他至少指明了文学的“优美”特性，并认为它有陶冶人的性灵的社会功能，文学是使人趋于高尚而非低俗。此外，他还曾抱着希望乐观地认为，自从科举废除之后，“做诗不能换饭吃，从今以后，若有喜欢做诗的人，一定是为文学而研究文学，根柢已经是纯洁高尚的了”，是以再加上新思潮、新内容之类，以专门描写“自然之美和社会实相”，就可以迎来“中国诗界大革命”【31】。

然而，如今做诗虽不能换饭吃，在庞大的诗人队伍中或许大多数是出于喜欢而做诗，但其中亦不乏鱼目混珠的追名逐利之徒，并非纯粹的“为文学而研究文学”，而是或求名或渔利或名利双收，甚至纯为调侃、发泄。近来频频曝出一些吸人眼球的事件，即便是负面的，而其名声已“鹊起”，以致粗制滥造，低俗不堪，诗的品格也由之弄低，这或许也是大多数学人不评骘、不研究的一个主要的缘由。且国人写史作论，向来认为死者似可盖棺定论而活人则尚难定断，因为活人犹在活动当中，或有新变之可能，不良者或纠其旧病，而佳作者亦可能堕于恶俗，故又不便置论。

在新文化运动之初，对于新旧诗的流弊，梁启超曾提出过一定的批评意见，并对如何做诗的问题，从诗歌的用字用韵到用典用体等方面都有着一番妙解：

第一，押险韵、用僻字，是要绝对排斥的。第二，用古典作替代语，变成“点鬼簿”，是要绝对排斥的。第三，美人芳草，讬兴深微，原是一种象征的作用，做得好的自应推尚，但是一般诗家陈陈相袭，变成极无聊的谜语，也是要相对排斥的。第四，律诗有篇幅的限制，有声病的限制，束缚太严，不便于自由发摅性灵，也是该相对排斥。然则将来新诗的体裁该怎么样呢？第一，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随意选择。第二，骚体、赋体、词体、曲体，都拿来入诗，在长篇里头，只要调和得好，各体并用也不妨。第三，选词以最通行的为主，俚语俚句，不妨杂用，只要能调和。第四，文言体或纯白话体，只要词句显豁简练，音节谐适，都是好的。第五，用韵不必拘拘于《佩文》、《诗韵》，且唐韵、古音，都不必多管，惟以现在的口音谐协为主，但韵却不能没有，没有只好不算诗。白话体自然可用，但有两个条件应该注意，第一，凡字而及句法有用普通文言可以达意者，不必定换俚字俗语，若有意如此，便与旧派之好换僻字自命典雅者同属一种习气，徒令文字冗长惹厌。第二，语助辞愈少用愈好，多用必致伤气，便像文言诗满纸“之乎者也”，还成个什么诗呢？若承认这两个条件，那么新诗和普通文言诗，竟没有很显明的界线。【32】

梁氏的意見，对于今时的诗歌现况亦有一定的针砭作用及借鉴意义。如其第三点所言“香草美人”之喻，现今诗歌用以象征寓意的意象更为丰富，这是好的现象，但有些诗歌中或许仅是表现某一时刻作者所见到的物象，若强为解人，甚至非得要往高深处解，虽说“一千个读者一千个汉姆莱特”，则多少显得刻意、过度。

稍举一例以说明，三年前的一个热门的事件，即周啸天以《将进茶——周啸天诗词选》获鲁迅文学奖事件，对于这件事的是是非非各有说辞，肯定周啸天的旧体诗词并为之辩解者大有人在【33】，而持批评意见者亦不乏人【34】；周啸天本人的说法是“我清楚我为什么获奖，那些评委是冲着我写得好的诗，吐槽的人是冲着我写得一般的诗，这两个事情都对，但不搭界，那些心理阴暗的人我瞧不起”【35】。事实是否如此呢？肯定者自然是看到他写得好的诗，否定者或许不免有些吐槽谩骂之语【36】，但多数人并非心理阴暗地去完全是针对其写得一般的诗。且以其《洗脚歌》一诗来看：

昔时高祖在高阳，乱骂竖儒倨胡床。劳工近世闹翻身，天下久无洗脚房。开放之年毛公逝，香风一夕吹十里。银盆滑如涧底石，兰汤浑似沧浪水。健身中心即金屋，中有玉女濯吾足。大腕签单既得趣，小姐收入颇不俗。别有蜀清驻玉趾，转教少年为趋侍。游刃削足技艺高，捏拿恭谨如孝子。君不闻钱之言泉贵流通，洗与为洗视分工。沧桑更换若走马，三十河西复河东。尔今俯首休气馁，侬今跷脚聊臭美。来生万一作河东，安知我不为卿洗？【37】

誉之者引经据典地对此诗评价甚高，然批评者亦并未完全否定，如侯体健认为周诗的优点之一是“题材广泛，切入当下”，此诗是日常生活化题材中的代表作【38】；然另一批评者则认为其立意平庸，并且认为诗作者“用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来加以劝诫，思想水平停留在《增广贤文》时代”【39】。又如《陇西行》一诗“乘兴南来欲问边，河西丝路傍祁连。数峰犹带千秋雪，一壁残存万里鸢。大漠孤烟临属国，边陲筚路吊张骞。今宵唱彻凉州曲，杯捧夜光挥月圆。”【40】陈未鹏则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作者较好的诗歌，往往肖极唐宋人”，并说此诗“让人想起王维《使至塞上》”【41】；然侯体健则指出“丝路”一词为生造，“万里鸢”则是明显地凑韵【42】。由此可见，批评者并非一如周啸天本人所言，大多数意见多半还是据实立论。

且《洗脚歌》一诗的问题，从思想性来看此诗非仅如陈文所言，诗作者可能立意在“暴露”社会一些不良现象，但其趣味在前半截滑向了享乐快意之中，后半截则又显得如冬烘先生般的劝诫，内心想法在游离闪烁，不知其旨趣所在。又以诗韵来看，两句一换韵，但其中平水韵与现代汉语韵杂用，没有统一章法，且为凑韵，突用“小姐收入颇不俗”、“洗与为洗视分工”等句，则使得本来有点微弱批判意味的思想消失殆尽。而《陇西行》一诗，其问题亦非仅限于侯文所言。其“乘兴”句，乃套用扩充王维“单车欲问边”而成；颔联“数峰”两句，乃是摹仿杜甫“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句式，并套用杜诗现成语词；“大漠”句，又是“拿来”王维“大漠孤烟直”、“属国过居延”两句杂糅而成，且“属国”在王维时代可言，在今时则不知所谓，称谓不当；“边陲”句中“筚路”一词，指代不明确，如果说是悼念张骞对西域开拓的筚路蓝缕之功尚可通，但诗句似乎在说边陲一路上在悼念张骞之意，则“筚路”有误；尾联则是化用王翰《凉州词》诗意，然夜光杯本是固定物名，却被生拆，且“挥月圆”则不知何意，或许寄遇了作者某种感慨或情绪。故此诗让人想起的不仅是王维《使至塞上》一诗，更是生吞活剥众名家而来，惜乎尚未达到江西诗派“点铁成金”的地步。是以于诗作者而言，可能需要胸襟宽阔些，以聆听不同的声音；而在研究者或评论家方面，对于今人作品更需保持清醒的态度、独立的精神、客观的评价，如是方可真正意义上促进诗学的进步，诗歌的繁荣。endprint

三

反思現今诗坛的一些困境、弊端及不良现状，仍有几处需要注意：一、（语言上）通俗≠庸俗、粗俗；二、（语词上）个性≠随意、随性；三、（结构上）自由≠散漫、散乱；四、（风格上）风韵≠风流、下流；五、（主题上）鼓吹休明≠溜须拍马、逢迎谄媚；六、（趋势上）大众化≠全民化、去精英化。

如今新诗、旧体诗词的现状在某种程度上都陷入了低迷甚至误区。如新诗中的口水诗、口臭诗、口淫诗等，如赵丽华的“梨花体”诗：

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可能还有很多蚂蚁——《我终于在树下看见了》

赵又霖和刘子源/一个是我侄子/七岁半/一个是我外甥/五岁/现在他们两个出去玩了——《我爱你的寂寞如同你爱我的孤独》

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

前二诗或许是摹仿鲁迅散文诗《秋夜》“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窗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43】，算来还有些渊源，第三首本是一句日常话语，但正如其所写内容一样，有些无聊而口水化。这犹如于坚所言：“很多人都以为口语是猎取诗歌声名的终南捷径，把随便什么口水话分行排列，以为那就是诗，这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44】

又如一些70后诗人所写“口淫诗”：

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子/剥出一根冰棍/使劲吸吮/伴着伸缩自如的动作/她的唇边发出/不可思议的/有节奏的声响/并有白色的奶液/溢出嘴角/不少男人/驻足旁观/垂涎欲滴——南人《吃冰棍的女子》

在这些所谓的诗中，多以下半身入题，心态上透着一种邪淫的趣味，更是不堪入目。对于这类“诗作”，正如台湾诗人洛夫所指出的：“主张所谓‘身体性并没有错，古今中外以性为题材的诗并不罕见，但基本上它首先必须是诗的，来自审美经验的，而不是那种被人偷窥的像春宫画片的东西。”【45】这类诗作在旧体诗词中亦不乏见，如作为实验派干将的李子，某些诗作亦滑入了低俗、下流趣味的境地。如果说以现代人的视角，充分地运用现代词汇，描写现代事物，展现现代人的感情，以李子为代表的实验派网络诗人相比于“老干体”而言，是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他们有的人过于先锋、走得太远，有的诗作不仅是形式上试图与新诗相衔接，而且内容已陷入油滑之中，与古典诗词的诗性美学相去甚远，倒与新诗中“口淫诗”相类，这反倒还不如“老干体”宣扬一些社会正气有补于世道人心。尤其是《避孕套》诗，即以诗题而言，古人作诗都有禁语之说，如刘禹锡重阳节惧用“糕”、“饧”、苏轼不用“蛆”字之类，是以诗之所以有别于生活用语，在于本质上是倾向于审美的。避孕套，虽现代人生活习见，但赋之以诗，已显另类，且诗语又颇谐谑、调侃而讥讽，令人不忍卒读。

在现今提倡古典诗词现代化的进程中，唱响主旋律自是难免，但仍要分清楚鼓吹休明与溜须拍马的区别。其中最典型的是“刘信达颂歌事件”，如《国母彭丽媛赞》一诗：“国母彭丽媛，美轮复美奂。平素喜低调，公益始代言。为图外交计，偶尔露芳颜。黑黑米歇尔，百变亦黯然。”【46】且不论此诗在用韵、平仄上基本常识存在问题，连现代汉语的词义都有不甚了解之处，“美轮美奂”一词是用来“形容房屋的高大和众多”，以此来形容彭丽媛女士，显得牛头不对马嘴。又如《习主席赞》一诗：“秦皇汉武/没有的文釆/你有/唐宗宋祖/欠缺的风骚/你有....../你轻松弯起了/成吉思汗的弓/那大雕/应声而倒/在万民心目中/风流人物/舍君其谁”【47】，此诗完全是对毛泽东《沁园春·雪》“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48】数语生吞活剥、白话翻译而来，然而，此人未谙原词之意，却又生搬硬套，岂非一大笑话？

面对这些诗歌现状中的不良习气，再回头来看一百来年前梁启超对于诗歌的意见，不少见解更显弥足珍贵。

一、如在用韵问题上，梁启超认为：“用韵不必拘拘于《佩文》《诗韵》，且唐韵、古音，都不必多管，惟以现在的口音谐协为主”【49】，这意见是极为可取的。现今旧体诗词可以用古韵，可以用平水韵、或后来的《佩文韵府》、《诗韵》之类，也可以用普通话韵或合适的方言韵，但一首诗词之中用韵必须按照一定的标准统一。以方便而言，固然是以现行普通话的读音为韵较为便捷，但这需要国家层面在普查后，组织相关专家以制定新韵。从历代韵书发展来看，各朝代都有与其相应韵书，如隋《切韵》、唐《唐韵》、宋《广韵》、《集韵》、《平水韵》、元《中原音韵》、明《洪武正韵》、清《佩文韵府》，至民国，有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编的《中华新韵》，建国初亦由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有《增注中华新韵》，其中有的是私人著述，有的是国家组织修纂，但基本上可视为一代的韵书标准。如今语音、词汇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虽然中华诗词学会亦曾根据现行普通话编过一本《中华新韵简表》的小册子，但一则流传不广，二则问题颇多以致难以施行。是以建议由国家相关部门，组织语言学专家广泛调查后，对比新旧韵之不同，制定新韵，但同时不可废止旧韵，以便诗词作者随其爱好选择用韵。

二、加强对诗词基本知识的教育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14年视察北师大时，曾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50】可见国家领导人已深刻地意识到现今教育存在着割裂传统的现象，是以旧体诗词写作者尤须注重古典文学、文化基本素养的学习。正如有人指出“老干体”诗作不少不太注重用韵、平仄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些作者在这方面知识的残缺。此外，黄遵宪曾言：“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 ，皆采取而假借之”【51】，是以从事旧体诗词创作，需要更为广泛的传统文化知识，今人写旧体诗词固然需要尽量地用现代用语更为实相地表现现代事物、情感之类，但旧体诗词还是需要注意“古雅”的一面，是以创作者需要有深厚文化素养才能更好地将今古事物进行转换，而读者亦须有较好地学养才能理解诗词中的所指。endprint

三、沉潜做事，忌哗众取宠、浮躁求名。梁启超曾言作诗要有纯粹高尚的根柢，为文学而研究文学，而且专门从描写“自然之美和社会实相”入手，显得颇为苦口婆心。今时作者难免为世俗所左右，且竞名之心日盛，因为名利往往攸关，若其根柢已自不纯，恐怕难出精品。是以作者首先要能一定程度上抵制住外界喧哗骚动的诱惑，并自觉抵制一些不良之风，无论是沉潜于个人的小圈子，还是心怀天下时事，要用诗词的美去展现自然、社会、人生的实相。

四、充分运用现代传媒手段，发挥好它的正面价值。古人在交通、通讯等方面跟现代是无法比的，他们之间诗艺的交流切磋，诗人与读者间的互动，很难短时间内共时发生；而我们如今可以便捷地用网络传媒手段，如微博、微信、论坛、刊物、征文活动、个人空间等方式，可广泛地表达自己、与人交流，迅速地实现作者和读者的互动。如果能有效地发挥它们的正面价值，那么对于提高诗词的整体水准还是有所裨益的。

五、打破圈子间的壁垒，建立良性评价体制。现今的作者不仅是面对读者的问题，还存在着一个面向对象——研究者，由于学科、职业的细化，作者与研究者各自的圈子相对固定，是以需要打破这层壁垒，实现不同圈子间的交流。作者应虚心听取各自不同的声音，而研究者也不能由于各种原因只知一味吹捧，而忽视专业领域或艺术本身的评价标准，以致喪失作为批评者的一面。另外，在评价上，需要有专家意见，但又不能唯权威是听，需要建立良性的评价体制。

六、打破新旧二元对立思维，互相借鉴，实现诗歌的真繁荣、真发展。自新文学占据现代文学话语权后，新、旧诗长期在互相对立之中，隔膜日深，虽有过多次争论，但短时间在大范围内还是很难打破二元对立的困局，这又成了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是以在如今大力提倡古典诗词现代化的潮流中，新诗作者及其论者应有一个开阔包容的心态，而旧体诗词方面也应不妄加排斥，互相借鉴，实现共同发展，实现诗歌真正的繁荣。

综上所论，旧体诗词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却一直保持者它的生命力，在新旧二元对立的夹缝中前行，时至今日，旧体诗词更有复兴之象，也有不少学者力图恢复近百年来旧体诗词的创作概貌，并为之正名而争取相应的地位。然而，从当今一些旧体诗词的创作情况及相关的事件来看，这种表面上的繁荣也日益暴露出一些不良倾向和流弊，使人们对现今旧体诗词的接受造成了不少误区。在大力提倡古典诗词现代化的潮流中，应尽量反思流弊、借鉴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实现真正的繁荣，开创新的“诗界大革命”。

注释：

【1】朱自清：《诗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第8页。

【2】蒋鉴璋：《今日中国的文坛几年来目睹的怪现象》，《晨报副刊》1925年4月10日。

【3】闻一多：《废旧诗六年矣复理铅椠纪以绝句》，《闻一多全集》（第一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页。

【4】鲁迅：《致窦隐夫》《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

【5】刘汉民：《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17页。

【6】陈友康：《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7】参看刘梦芙：《20世纪诗词理当写入文学史——兼驳王泽龙先生》，《学术界》2009年第2期，第123-136页。按：九类分别为：①成名于晚清而民国间在世者，②由柳亚子为首的南社诗人群，③著名学者，④不在高校、学术机构从事教学、研究，但国学修养深厚的诗人词家，⑤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及新文学家，⑥革命家与政界名流，包括民主人士，⑦书画艺术家及自然科学家，⑧“文革”后崭露头角的诗人词家，还有一大群活跃于互联网诗坛的中青年高手，⑨台、港、澳同胞与海外华人中的诗家。

【8】参见李遇春：《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平议》，《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20期，第5-14页。

【9】张一南：《当代旧体诗词三体并峙结构的初步形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72-178页。

【10】郑伯农：《继承创新和谐奋进——在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华诗词》2007年第7期，第7-10页。

【11】钟振振：《旧体诗词的现状与未来》，《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3-5页。

【12】姚雪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编写方法》，《新华文摘》1980年第5期，第177-179页。

【13】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

【14】 按：李怡《十五年来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之断想》、吴晓东《建立多元化的文学史观》二文分别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1期、1996年第1期。

【15】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第55-78页。

【16】黄修己：《现代旧体诗词应入文学史说》，《粤海风》2001年第3期，第57-59页。

【17】 黄修己：《旧体诗词与现代文学的啼笑因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期，第91-99页。

【18】陈友康：《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第143-153页。

【19】 按：马大勇率先发文反驳王泽龙之说，见《论现代旧体诗词不可不入史——与王泽龙先生商榷》一文（《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随即陈友康亦撰文支持，《周策纵的旧体诗论和诗作——并回应现代诗词的价值和入史问题》（《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刘梦芙《20世纪诗词理当写入文学史——兼驳王泽龙先生“旧体诗词不宜入史”论》（《学术界》2009年第2期）、胡峰、李雁《旧体诗词入史问题之我见——兼及现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建构》（《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李仲凡《新文学家旧体诗的文学史意义》（《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1期）、王国钦《试论“诗词入史”及新旧诗的和谐发展——兼与唐弢、钱理群、王富仁、王泽龙、陈国恩教授商榷》（《中国韵文学刊》（2010年第3期）。持“不入史”论者，主要有吕家乡《新诗的酝酿、诞生和成就——兼论近人旧体诗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齐鲁学刊》2008年第2期）、《再论近人旧体诗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以聂绀弩的旧体诗为例》（《齐鲁学刊》2009年第5期）、陈国恩《时势变迁与现代人的古典诗词入史》（《博览群书》2009年第5期）、《再谈现代旧体诗词慎入现代文学史的问题：兼答王国钦先生》（《中国韵文学刊》2011年第2期）、张彬《现代旧体诗词入史可暂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8.08第B01版）等。endprint

【20】按：如刘纳《旧形式的诱惑：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旧体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吴晓东《建立多元化的文学史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钱理群《现代新诗与现代旧体诗词——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8年第5期）、《论现代新诗与现代旧体诗的关系》（《诗探索》1999年第2期），陆耀东、刘纳、蓝棣之、钱理群、温儒敏、郑敏、龙泉明《传统与现代：中国新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笔谈）》（《文艺研究》1999年第1期），朱德发《齐鲁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的沉思》（《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等文章，又钱理群《20世纪诗词：待开发的研究领域》（《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一书，2000），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编译后记”（赵振华译，2004）等著作。

【21】按：如王红英《夏承焘词作综论：兼谈现代旧体诗词入史问题》（温州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姜洪欧《新诗遮蔽下的现代旧体诗词：兼论抗战时期旧体诗词的复兴》（广西民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李仲凡《古典诗艺在当代的新声：新文学作家建国后旧体诗写作研究》（兰州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22】按：马大勇《“20世纪诗词史”之构想》（《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姚奠中、牛贵琥《“旧体诗词的百年命运及其未来”专题研讨——有韵为诗，格律难废》（《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张海鸥《旧体诗词的韵与命》（《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王林书《当代旧体诗研究》、施议对《今词达变》、刘士林、胡迎建《民国旧体诗史稿》、吴海发《20世纪中国诗词史稿》、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等著作；亦有不少20世纪以来旧体诗词选本，如钱理群、袁本良《二十世纪诗词注评》，港澳台学者如施议对、黄坤尧等亦有不少选本。

【23】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第55-78页。

【24】陈国恩：《时势变迁与现代人的古典诗词入史》，《博览群书》2009年第5期，第49-51页。

【25】王泽龙：《关于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第89-93页。

【26】朱恒：《“口语写作”的歧途及走向》，《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关系研究》（2008年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40-149页。

【27】按：参见孔莉《由梨花体看当代诗歌的走向》（《济宁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王士强《恶搞·恶炒·恶俗：论作为媒体诗歌事件的“梨花体”与“裸体朗诵”》（《北方论丛》2008年第4期）、王珂《新诗的困境：以“梨花体”事件和“羊羔体”事件为中心的考察》（《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1期）、洪旭《从车延高“羊羔体”新诗现象窥探国人的文化心理》（《速读》2014年第12期）、李遇春《论茅盾建国后的旧体诗词创作》（《长江学术》2008年第4期）、《身份嬗变与中国当代“新台阁体”诗词的形成——郭沫若旧体诗词创作转型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田汉旧体诗词创作流变论：兼论他与南社的诗缘》（《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杨子怡《古今诗坛“老干体”之漫论》（《惠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鲁连《没有周啸天，谁关心鲁奖？》（《博览群书》2014年第10期）、陈未鹏《从周啸天获奖争议看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困境》（《福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汪梦川《技术与艺术之间：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困境与出路》（《艺术评论》2012年第6期）、吴思敬《当下的草根诗人现象》（《出版人》2015年第3期）等文。

【28】按：如李瑞河、陈建福《网络诗词简论》（《东华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罗璇《网络时代的诗词混搭》（《粤海风》2010年第5期）、蔡世平《诗词的文学性不应回避》（《中华诗词》2012年第6期）、马大勇《种子推翻泥土，溪流洗亮星辰——网络诗词平议》（《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张晓伟《古今、断代、地域：网络古典诗词所折射的当代文化》（《上海文化》2014年第12期）、张一南《当代旧体诗词三体并峙结构的初步形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及檀作文《复与变：网络诗词两大潮流平议——以胡马和李子为中心》（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9a30c20102e3w4.html，博客文章）等文。

【29】梁啟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第79页。

【30】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第79页。

【31】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第79页。

【32】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第78页。

【33】按：张应中《如以古出新雅而能谐——评周啸天〈欣托居歌诗〉》（《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王蒙《读来甚觉畅快——评周啸天的传统体诗词》、杨牧《唐朝以后又见诗——读〈欣托居歌诗〉》（《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肖舜旦《为诗人周啸天一辩》（《文学自由谈》2014年第5期），曾昂《〈将进茶——周啸天诗词选〉的价值与当代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等文。

【34】按：如李子《古代诗词如何写出当代情怀》（《东方早报》2014年8月13日），侯体健《周啸天的诗歌并非一无是处》（《文学报》2014年8月28日第22版），陈未鹏《从周啸天获奖争议看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困境》（《福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等文。

【35】谢勇强：《北京参加鲁奖颁奖礼，接受华商报记者专访——周啸天：我清楚自己为什么获奖》，《华商报》2014年9月27日B6版。

【36】百度百科“将进茶”。

【37】周啸天：《将进茶——周啸天诗词选》，成都：天地出版社，2012年版（下同），第46页。

【38】侯体健：《周啸天的诗歌并非一无是处》，《文学报》2014年8月28日第22版。

【39】陈未鹏：《从周啸天获奖争议看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困境》，《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66-72页。

【40】周啸天：《将进茶——周啸天诗词选》，第30页。

【41】陈未鹏：《从周啸天获奖争议看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困境》，《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66-72页。

【42】侯体健：《周啸天的诗歌并非一无是处》，《文学报》2014年8月28日第22版。

【43】鲁迅：《秋夜》，《鲁迅全集·野草》（第2卷），第166页。

【44】于坚：《于坚谢有顺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

【45】洛夫：《雨想说的》，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

【46】刘信达：《国母彭丽媛赞》，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915/15/19128036_409659443.shtml。

【47】刘信达：《习主席赞》，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915/15/19128036_409659443.shtml。

【48】毛泽东：《沁园春·雪》，《毛泽东诗词鉴赏大全》（季世昌编著），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

【49】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第78页。

【50】凤凰资讯“2014.09.09”，http：//news.ifeng.com/a/20140909/41913251_0.shtml。

【51】黄遵宪：《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钱仲联笺注），第3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