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中国煤炭行业资本主义萌芽与“李约瑟难题”

丁三青

一、 明清之际中国煤炭行业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建立在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紧结合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还是在中国萌芽了。西方“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开始的”(马克思语)，而中国在16世纪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明清之际，商品经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这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先决条件。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商人集团和区域性市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价值观念也受到冲击。明清两代，言商言利，渐趋时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穷日夜之力，以逐锱铢之利，而遂忘日夜之疲瘁也。”*此处参阅张瀚撰的《松窗梦语》.中国是产煤大国，明清之际，产煤地更是“民嗜煤利”。 如山东省峄县，煤炭资源丰富，“方乾嘉时，县当午道，商贾辐辏，炭窑时有增置。而漕运数千艘，连樯北上，载煤动数百万石。由是矿业大兴。”*此处参阅(光绪)峄县志:卷七.

明清之际，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民间煤业的发展，而这又与官府放松民间开矿政策有关。特别是清代推行民办矿业政策, 极大地调动了民间开办煤矿的积极性, 把众多的资金、人力吸引到煤炭开发中来, 许多煤商纷纷携带资本, 报请采煤，促使了采煤业迅速发展。以广东为例, 全省“ 煤斤所出日广, 商人获利日多, 纷纷告争, 自愿增锐承采”。在曲江、嘉应、南海、河源、阳春、花县等地都有商民请求开采煤炭, 甚至安徽的商人也来广东办煤窑。不仅煤窑交给商民承办, 有些与采煤有关的工程也由商人承包。因此，清代煤炭开采的范围更加广泛而普遍, 几乎所有产煤区的煤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 即便是西藏, 也有人请求踏看“山中产煤处所”。由于煤炭产量的增多, 使大批煤炭作为商品进入市场, 提高了煤的商品率和商品煤地位。如北京西山的煤炭绝大部分供应京城炊爨和手工业使用； 四川秀山县的煤“县人烧之, 千之一也”； 陕西韩城的煤炭行销至黄河、渭河流域上很远的地区。在民间采煤业的发展过程中, 出现了一批以煤为业的煤窑世家和煤窑主, 也出现了煤业资本逐渐集中的趋势。靠采煤、卖煤发家致富的事例并不少见。如河北唐山一带,“食其煤利而成富室者众矣”*吴晓煜.试论清代的民办煤业政策[J].煤炭经济研究,1985(9).。

在封建社会，官府对煤炭的开采控制很严。明清之际矿业政策的宽松，主要是恢复经济、解决农具、铸币原料不足的需要，部分地解决国库财政拮据的局面。具体说来，明清时期官府之所以施行放松矿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民众“生事”造反的压力，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在矿冶政策上做出重大调整。康熙年间，商人何锡领户部执照在海阳县仲玖山开矿，但在开矿过程中因他雇佣了约十余万人，由此清廷以“聚众几至十余万，强梁争竞，时时有之”为借口，立即下令，“永为封闭”*此处参阅刘岳云撰的《矿政辑略》卷首，第1-2页.。到了乾隆年间，朝廷转变了思维，认为开矿能够使贫民有事可做，照顾自身温饱，不致聚众生乱，以缓和矛盾，稳固其统治根基。第二，大力兴办矿冶手工业，可以提高手工业税收中的矿冶税比例，提高赋税总额，扩大财源，解决社会经济困窘、财政拮据的难题。第三，出于军事战争的需要。强大的武装力量离不开火器弹药，而只有采矿冶炼才能制造武器。万历年间发生了“抗倭援朝”战争，明政府耗费军费2600万两白银，在战争结束后，明政府还规定把边防费用由每年43万两增加到380多万两。中国的银币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才开始铸造的，并且后来由于对外贸易日益增多，外国银币也不断地大量输入中国。清代，不仅边境军务压力很大，内地百姓也不断爆发起义，乾隆朝调整矿政的原因之一就是出于壮大国力，加强军备。第四，官矿衰落，民矿勃兴。明代，官矿衰落明显。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罢各处官铁矿，令民得自采，这是官矿官铁衰落的开始，也是民营煤矿铁矿发展的标志。此后，民营矿业进一步发展。到万历年间，进一步鼓励民间开矿。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以后，神宗派出大批太监到全国各地去开矿，这就使采矿业能够普遍、合法地进行，许多矿厂由此大开，民间的工矿业活跃起来，这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另外，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是中国封建社会十分重要的赋税制度改革，其核心是把丁役、土贡等项通通归并于田赋之內，计亩征银。这项政策在加重对农民剥削的同时，也表现了封建赋税制度改革的进步性，使货币经济获得了新发展。

不过，明清两代，官府对民间煤业的政策时紧时松。但是，既然官府允许民间开矿的口子一开，便难以封堵。许多地方都有“民间自行开采”，当然这都是零星行为。

清代与以往朝代一样，对于矿业重视的程度依次是银、铜，然后才是铁、煤，但煤在各种矿中管理最松弛，税课也最轻，所以民营煤业发展较快。清代煤矿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乾隆五年(1740年)大学士赵国麟奏请允许“民间自行开采”煤矿，此后，民营煤矿才获得真正的大规模的发展，即民间煤矿的发展是自“乾隆五年题准……弛其禁”*此处参阅(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五一：工部：薪炭.开始的。其后，广东省于乾隆九年(1744年)奏准实行招商采矿办法，煤矿也招商承办。直隶和盛京，因系清室所在，煤矿须由地方具题，报工部议准后始能开采*此处参阅(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五一：工部：薪炭.。承德亦因系清帝驻跸之所，商民采煤须报明藩司，给予牙帖(税单——作者注)，承充开采*此处参阅清朝续文献统考：卷四十三:考七九六七.。张家口、独石口等地，由于是边防重地，煤炭多供军需，这些地方的煤炭开采必须要由殷实商人取具保结，由工部发给部票，并由兵部发给出口照票，才能开采*因手续过繁，商民裹足，后改由地方官给票出口。见(光绪)畿辅通志：卷一○七.。其余广大地方，包括主要煤产区，就都是由民间自行开采了。

到了清代乾隆以后，随着城镇的发展和人口的剧增，民营煤矿的发展还是相当迅速的，直隶的宛平、房山，山东的博山、峄县，河南的巩县，陕西的同官，山西的平定州(今阳泉)，湖南的湘乡、安化、耒阳，都是比较有名的煤产区。

正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矿业政策的变化，加上官府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使得明清两代的煤炭行业总体是不断发展的，并且在部分产煤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多开一矿，即多获一利，盖所收课税既可上佐国费，而所采各物又可供民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的矿业[M].北京：中华书局1983.山东境内“各属州县有未奉行查之先，向有煤窑任听民间自行开采者；亦有未奉明示恐滋生事端者相沿禁采；亦有并无产煤之处，无庸查议者；或有煤线透露，现在雇觅人夫开挖试看者；亦有关碍地方不便开采者，皆晓谕居民，听其开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的矿业[M].北京：中华书局1983.。不仅如此，清政府还对“豪强霸占，地棍阻挠，及聚集匪类，滋生事端者，查出严加惩治”*梁章矩.浪迹丛谈[M].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矿业主的利益，也使“小民”获得了一定的利益。道光皇帝曾对地方官员讲：“开矿一事，如地方官办理得宜，何致借口人众易聚难散，因噎废食？”*此处参阅刘岳云撰《矿政辑略》：卷首，第1-2页.并命令各省督抚“广为晓谕”，“如有苗旺之区，酌量开采，断不准畏难苟安，托词观望，倘游疑不办，朕不难派员前往履勘。”*此处参阅清文献通考：卷三十一征榷六，第5137页.

与其他行业相比，中国煤炭行业资本主义萌芽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数量少，分布不平衡。不平衡性是中国所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行业的共同特点，但在煤炭行业，这一特点尤其突出。煤炭行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数量很少，只在京西、博山等极少的煤矿出现，且主要分布在北方。中国的主要产煤区到了清代，煤矿的规模比较大，雇工也比较多，但很少发现比较完整形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煤矿中的封建剥削严重，即使在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煤炭行业也是如此，甚至还存在奴隶制劳动。第三，近代煤矿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原来的民窑和工场手工业采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与其他行业有较大的不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鸦片战争以后大部分被打断了，即中国原生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夭折了。而煤炭行业不同，无论是近代民族资本的、官僚资本的，还是外国资本的煤矿，都是在原来民窑和工场手工业采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原有煤矿的资本主义萌芽后来发展到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但近代中国煤矿机器大工业生产都是在原有煤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 煤炭行业“李约瑟难题”及其深层原因

尽管明清之际中国的采煤业发展很快，但煤矿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并不多，并且一直发展缓慢。这是中国煤炭行业中的“李约瑟难题”。 前现代的中国为什么在长期领先于世界的情况下到近代反而落后了？这个问题就像一个谜，它更像一个巨大的宝藏，长期吸引着世界上许许多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去“探秘”和“寻宝”。 在这些“探秘者”和“寻宝者”当中，最为出色的当数一位名叫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年)的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他写了一部洋洋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汉学家”。他在这部巨著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又称“李约瑟问题”(Needham Problem，或Needham Question)、“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李约瑟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提出了前现代中国为什么在长期领先的情况下,却在近代落后的问题，其表述大致是：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实际上，正如已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在李约瑟之前，有很多人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自己就已经发现了李约瑟所提出的类似的问题。如早在16世纪末来华传教的意大利耶酥会士利玛窦，18世纪欧洲的思想家波义耳、莱布尼兹、卡西尼、孟德斯鸠、伏尔泰、魁奈、休谟、狄德罗等人都曾经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索。进入20世纪，中国人自己也在思考着上述问题，这些人包括任鸿隽、王琎、冯友兰、竺可桢、沈锐、胡为柏、徐模、曹日昌、唐君毅、徐邦裕、朱伯康、宋炎、吴景超、张东荪、费孝通、吴晗等。

那么，导致中国煤炭行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包括煤炭行业在内的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会出现“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命题，没有固定的答案。或者说，“李约瑟难题”是一果多因，亦即导致中国煤炭行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 自然经济根深蒂固，长盛不衰

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国，是成熟的封建制国家的典型。支撑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从经济形态上说，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自然经济的基本结构是“耕”与“织”结合。自然经济排斥商品经济，束缚现代化的脚步。中国封建社会长盛不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迟迟没有产生，根源就在于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的存在。马克思说：“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顽固长存的原因，则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地主阶级对农民除了进行经济剥削，还进行超经济强制的剥削。“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63.

中国资本主义在形态上很不成熟，带有浓厚的封建残余，往往出现“死的拖住活的”“旧的拉住新的”。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导致了农民的破产。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强调以农为本、以农立国，采取各种措施使农民回归到土地上;另一方面，破产的农民也没有出路。在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破产的农民可以成为工厂的雇佣工人。但是，在资本主义极其微弱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破产的农民不可能在近代生产方式中找到生活的出路，只能流为乞丐，或上山为匪，更多的则仍然滞留农村，成为租佃制度下的被剥削者。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离土不离乡，离乡不离土。为了耕种一小块可怜的土地，农民只能在“耕”的同时，从事“织”。但中国普遍存在的手工业(纺织)同样难以向近代工业转化，因为它只是作为农民的副业而存在的，只是农民为了保住土地的一种方式。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手工业天然地失去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建立在耕织结合基础上的自然经济，最终桎梏了中国社会的进步。马克思把自然经济这种“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称之为“东方专制的牢固基础”，毛泽东则说它“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4.。

就煤炭行业而言，大量分散的小煤窑都是农民自己开采的，只可被视为农业补充的手工业。在有资本主义萌芽的煤矿，雇工大多是附近地区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并且，由于天气的原因和农业季节的变化，雇工往往是半工半农这样的雇工方式，雇工家里一般都有小块土地。虽然出现在资本主义萌芽的煤矿，但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雇工，也就是说中国煤矿雇工制度是与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掺杂在一起的。

从税收制度来看，煤矿的税收制度也与传统的封建土地制度结合在一起。应该说，煤炭行业的税收是比较低的。如，清廷对于煤不实行“十分取二”的矿课，因为煤价值低，征课徒增麻烦。煤税原则上只收官山的税银，若矿开在民地上，该地已纳钱粮，就不再征税了*此处参阅(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五一:工部:薪炭;(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乾隆五年二月丁丑.。利用官山开矿，一般须领帖，所谓“领帖输税”，这种税实际是地租性质。所以，煤税实际上是较轻的*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05.。不过，尽管煤税较轻，地方官吏勒索则是严重的。如山东峄县，“间以其羡遗诸官吏，是为窑规，岁糜金无算”*此处参阅(光绪)峄县志:卷七[M].。大窑“岁纳资自府至县约费万金，小者岁数千金”*此处参阅山东大学历史系等撰《枣庄煤矿史》，1959.。至于地方恶霸、土棍，以及矿上的封建把头势力，对煤窑挟制、要挟、勒索等情事，较之一般手工业更属过无不及*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05.。

与欧洲的农奴制相比，中国佃农劳动者有较多的人身自由，生产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由于实行实物地租，农民有较大的活动余地，在耕种土地的同时，从事业余劳动，从事手工业生产。一方面，佃农经济对商品经济的适应性比欧洲农奴制经济更强；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农民从事的手工业只是弥补农业之不足，是为了自给自足，所以，它使农民更紧密地被束缚在土地上，手工业、商业很难独立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很难在中国出现，即使萌芽了，发展也十分缓慢。这是“李约瑟难题”生成的经济根源。

(二) 商品经济对于传统生产方式的负效应

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近代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前提。“资本主义只是广阔发展的、超出国家界限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86.中国虽然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但商品经济仍然十分发达。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白银的流通也十分广泛。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土地就可以自由买卖了。长期以来，各地“地方小市场”如网络般大量存在，如各地的场、集、墟、市、庙会等，“菽粟布帛鸡豚酒蔬之属……趁墟贸易”*此处参阅(乾隆)东安县志：卷一.；“非定期不集，非集不得贸易，且花布鸡豚粮草果蔬之外，无他奇货。”*此处参阅(乾隆)齐河县志：卷二.以后，随着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发展，地方性小市场逐渐向初级市场(商品集散地)转化。商路的开辟，区域性市场乃至全国性市场逐渐形成，特别是内河和沿海航运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条件开始形成。以煤炭行业为例，如山东峄县，清初“煤矿最盛，岭阜处处之有之。人采取者，任自经理，不复关诸官吏。……由是矿业大兴”*此处参阅(光绪)峄县志.。山西孝义“产煤颇盛。”在明清时期煤炭“约东南可鬻至百里内，西北可鬻至二百里内”*吴晓煜.名人与煤炭[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3:144.。但是，商品经济的早熟，并没有牵引中国步入资本主义社会，相反，商品经济却向土地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回流，加固了中国农业经济的根基。究其原因，有如下方面：

一是商人缺乏独立的社会地位和人格。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采取重农抑商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质在于安抚农民固守原籍，稳定社会秩序，保持君主制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长治久安。与这一政策相适应的是社会等级的划分，“士农工商”是中国社会的四个基本阶层。从政治伦理上说，商人处于社会各阶层的最低端，政治上受压抑，道德上受鄙斥，缺乏独立的社会地位和人格。商人富可敌国，却进入不了社会的上层(官场)。这种政治伦理必然导致商人对于社会的变态适应，即以钱易爵，买官鬻爵，为自己争得一个社会地位。这样，商业资本实现了与官僚特权的结合，它不仅扼杀了社会内化的动因，也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蚀了行政机制。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商业越发达、社会风气越败坏、官僚越贪婪的经济伦理怪圈。从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京西煤矿、博山煤矿来看，投资煤矿的不仅有商人，还有地主，或者是商人与地主合作经营；也有的是商人与政府官员共同经营，甚至商人把煤矿的部分权益让与官员，反映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经济伦理怪圈。

二是资本增值的非常态性。商人除了受到政治上、道德上的鄙斥之外，经济上还受着地租、高利贷的巨大诱惑。一般说来，商业活动尽管利润高，但具有冒险性、投机性，而经营土地不仅具有稳定性、保险性，而且最容易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高利贷则是聚集财富最便捷的途径。这样，大量商人及其后代就转化为地主或商人兼地主。乾隆时，“富商巨贾挟其重资，多买田地，或数十顷，或数百顷”*代户部钞档[M].乾隆五年四月胡定奏.。方苞说：“约计州县田亩，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余皆绅衿商贾之产。”*请定经制札子.方望溪全集[M].集外文卷一.这种情况在煤炭行业同样存在。民地上的煤窑，地主以占有土地权和缴纳田赋，通常要从采煤收益中分取一个颇大份额，有的还另有他项索取。

湖北蒲圻县李家山原为周乘六所有，他是出资人兼山主。雇主所得部分(连同神福杂费)占75%。再如江荣先出资81.2两，分得煤2堆，值112两，利润率达137.9%。有的地主不参与煤窑经营，土地也不作为投资入伙，只是凭土地所有权参与分配企业收益。他们的收益相当于地租收入。商业资本与土地资本、高利贷资本的结合，甚至商业资本向土地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回流，使得商业资本不仅不能对自然经济起到瓦解的作用，相反，商业资本越发达，旧的生产方式就越强固。

三是高消费，低投资。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人，惨淡经营，积累财富，发家之后，不是将资本投入手工业，发展生产力，而是投资土地或高利贷，成为封建剥削者。另外，他们大肆挥霍，耗费财富，他们的生活动辄千金万金甚至几十万金，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金玉其相，锦绣其饰，屋宇广厦，圆亭环丽，争娇斗盛，竟富比阔。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百姓生活普遍贫困的情况下，高消费不能带来经济的繁荣，相反，它是对社会财富的吸食，对社会伦理的败落。

更有甚者，有的商人把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财富埋于地下。由于货币制度不健全，银行和信用机制缺乏，加之时事动荡，匪盗成灾，地主、商人、官僚为保藏财产，将金银钱币窖藏起来，长期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被“活埋”了，极大地破坏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窖钱”在各地都有发现，如山西长子县发现古代“钱窖”，出土1.5吨铜钱；河南太康发现古代钱窖，出土800斤铜钱；陕西华县县城发现一巨大“钱窖”,窖藏钱币达数吨。

综上所述，中国尽管有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但在大一统的专制制度下，商品经济很难导引出资本主义。这就是“李约瑟难题”生成的社会根源。

(三) 封建政权的政治强控

中国自秦始皇起，就建立起了以皇帝为核心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这种制度在政治上一直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并且将政治权力与宗法权力一体化。这样的统治，不仅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而且通过强化户籍制，通过“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通过伦理纲常封建礼教的灌输，在不断强化政权控制力的同时，也不断加固自然经济的根基，使得经济不能繁荣，即使繁荣，也是虚假的繁荣，即“放大”了的自然经济，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

一是禁矿。包括煤矿在内的所有矿业历来为官府所垄断。直到明代中期以前，政府仍然采取官矿政策，禁止民间采矿。清代，总体政策是时禁时放。禁止民间开矿，严重阻碍了现代生产方式的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也只有在允许民间开矿之后才开始出现。封建统治者之所以禁矿，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原因之一，害怕民间开矿会导致民众啸聚山林、聚众滋事，甚至发生危及政权的暴动、起义。明清两代，凡是规模较大的煤矿，都遭受过官府查封的命运。淮北烈山“遍山皆煤也”。开始时，“取煤者仅数十人耳”，以后则“行煤之地益广，取煤之利益多，而凿煤之人亦众”。明天启初年(1622年左右)，仅七八年，“开窑已至七十有余”，“计众当不下三千人”。因窑主压榨窑工，引发窑工反抗，官府采取解散窑工的做法*吴晓煜.名人与煤炭[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3：84-86.。道光时，滦州矿区有个张刚，“开山采煤，佣作日以千计”。后业的人告他，官府率兵抄查，“检其籍，则工作逐日支领簿也。询其人数，果有千，皆客作也”*此处参阅(光绪)《滦州志》，卷十四.。原因之二，封建迷信的“风水”思想。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县令薛某还组织立下禁煤碑28座，“十里之内，处处有碑”*吴晓煜.名人与煤炭[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3：28.。乾隆时期，许多王公大臣和地方官绅反对开矿，主要理由是，认为开矿将“掘龙泉、挖地脉”，有碍风水。许多煤窑被封禁关闭。安徽宣城横山一带有很多煤窑，就是以“挖掘龙脉”为由，屡遭封禁。有个叫孟生蕙的官员上书乾隆，反对在京郊开矿，认为煤窑将破坏“畿辅数百里内之坤舆”“神京亿万斯年之元气”。乾隆对此予以严词批驳*吴晓煜.名人与煤炭[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3：23.。清代后期，蓬莱县令勒《禁开煤窑告示碑》，“若果开采煤窑，实与庐墓、城池、风水攸关”*吴晓煜.名人与煤炭[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3：142.。可见，煤矿发展的阻力是何等之大。

二是矿税苛重。矿税是封建政权重要的税收来源。相比较而言，煤矿的税收还是比较轻的，特别是清代，政府对煤矿实行轻税政策，促进了煤矿的发展，也使得资本主义萌芽能够得以发展。但是，各级官府往往横征暴敛，导致不断发生矿税之祸。明代中期，随着民间采矿业的发展，明王朝不断提高矿税，并派税监收税。明神宗万历年间，一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分赴各地，他们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以至“全国延祸”。据《明史·食货志》记载：这些税监对富豪巨族动辄污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纵不问……。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明经世文编》亦称，“以无可稽查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无王法之事”。仅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1597-1605年)，就搜刮白银300万两，那些税监贪污之数尚不在其中(而明朝1570年左右年收入折合都在3078万两)。如,北京西山煤矿被征3000两白银*吴晓煜.名人与煤炭[M].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3：18-19.。矿税之祸，殃及全国，矿区被搞得乌烟瘴气，矿主叫苦不迭，矿工生活日艰。1603年，终于爆发了北京西山煤矿示威请愿运动。这是北京劳动群众最早的示威游行，包括窑主、矿工、运煤脚夫以及烧煤的人家。《神宗实录·卷三八》记载，给事中白瑜上书，“今者萧墙之祸四起，有产煤之地，有做煤之人，有运煤之夫有烧煤之家，关系性命，倾动畿甸”。朝廷被迫罢免了相关官员，调整了矿业政策，放松了对民间矿业的掠夺。

三是煤矿主的残酷压榨甚至奴隶制剥削。在早期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煤矿中，煤工的工作条件相当艰苦，而且还要受到惨打和剥削。直到清代前期，全国各地煤窑中的奴隶制劳动还普遍地存在。即使像京西地区的煤窑中，也存在着奴隶劳动。奴隶制劳动看来多存在于劳动特别艰苦的拉煤与打水两个工种中。在这些实行奴隶制的煤窑和锅伙中，窑主和锅伙主可以随意将窑工殴打至死。比如，山西孝义窑主为非作歹，窑工“终日所得至多不过二三百钱，而饭食灯油之费去其大半，窑主工头又复任意剥削昂其所事食面价，加倍以偿。诱以所剩之资设局以骗，饥寒不恤，疾病不问，甚或鞭仆吊打，几不复以人类待之”*吴晓煜.名人与煤炭[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3：144.。再如，康熙《密县志》载:“煤,密(县)产也,冈阜之间则有之,其开凿者积日累月,非数十丈不得。”*此处参阅(康熙)密县志：卷一[M].居民历来“开采土煤,以供炊爨”,而窑主“诓诱外地贫民……恐乘间四散,因此设立人圈……大肆殴逼”,十分凶残。地方官杨炳堃只得于道光初年“出示严禁”。道光四年(1824年)经查点,在煤矿总共雇用的4259名工人中,一半为异方之人*杨炳堃.杨中议公自订年谱：卷二[M].。对于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政府不是加强对矿主的管制，而是简单地采取禁矿的政策。无疑，这对幼弱的资本主义萌芽是致命的摧残。

在这样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很难设想中国能产生自由的思想和创新的科技，也很难设想中国能产生新的生产方式。这是“李约瑟难题”生成的制度原因。

(四) 煤炭行业科技进步缓慢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煤炭行业尽管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一直停留在工场手工业阶段，采用近代西方新法的机器大工业生产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重技术轻科学，现代科学难以在中国产生，近的动力代大工业所需要的机器也很难在中国产生。另外，中国封建社会，劳动力十分廉价。由于劳动力廉价，煤矿主不愿意进行技术创新,没有使用机器的内在驱动力。这些，都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和利用煤炭最早的国家之一。在长期的煤炭开采过程中，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技术体系。直到17世纪以前，中国煤炭技术和管理在许多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煤系埋藏于地下，并形成多层，其开采一般须深开竖井，再造水平横巷。据考鹤壁古煤矿遗址，宋代鹤壁煤矿竖井深达46米，横巷依煤层掘井，高1米余，下宽1.4米*杨文衡.中国古代的矿物学和采矿技术[M]//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301.。据《天工开物》记载，明代煤井，一般仅深5丈许，即不足20米。井下横巷，“随其左右阔取，其上支板，以防压崩”*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燔石[M].。井下支架，清代煤井比明代有了进步。但因沿用人力出煤和排水困难，仍不能深掘。康熙时，有人记山东博山煤矿：“攻煤，必有井干焉，虽深百尺而不挠。已得炭，然后旁行”。横巷：“其燧，视其炭而行，高者倍人，薄者及身，又薄及肩，又薄及尻。凿者跂，运者驰；凿者坐，运者偻；凿者螬卧，运者鳖行。”*孙廷铨.颜山杂记:卷四[M].矿巷有高倍人者，又极不规则，很难防护，矿工仍是佝偻而行。当时一些小窑和傍山煤矿常用斜井代替竖井，以便拉运煤斤，所谓“土法之病，斜穿而不能深入”*张之洞.劝学篇:矿学[M].,这种矿井就更浪费资源。

清代前期的煤井，就记载所见，大约以山东淄博一带和四川江北县一例比较先进。乾隆年间，山东“石炭，淄博縢潍四邑为多，井甚深。潍县以骡马掣绳出炭，淄则以人转车，班分昼夜，刻不停息”。“洞深黑如地狱，必以灯，并非二井相通，灯不然(燃)”*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02.。这里，井口提升已用滑轮和绞车代替传统的辘轳，并使用蓄力代替人力。同时，采用双井以通风。这都相当于近代煤井了。到康熙年间，博山煤矿已是“凿井必两，行隧必双，令气交通”了*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第1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332.。乾隆末，四川云阳县的煤窑也用绞车提升，并用它送人下井，“安盘车索子拴了木板，工人坐在板上吊下去”*此处参阅清代抄档.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十日阿桂题本.。四川江北县甲子洞煤窑，乾隆六年(1741年)周世瑜创办，至其子周兴魁经营时，井下造“溜滚路”，运煤用“竹撬滑拖”，每拖由几十公斤增至100多公斤，比传统的拉筐效率高多了。至周兴魁之子周隆盛经营时，又改为“铁锹滑拖”，采煤也改用大锤、炮钻，这已是道光朝的事了。该矿即后来的复兴隆煤矿公司。可见清代土法采煤技术也有所改进。

其实，像井口用蓄力机械提升的装置，在四川盐井中十分普遍，开双井或多井利用井口气压差通风的原理，在金属矿中也早已应用。煤的价值低，必须煤层相当厚，产量相当多，“班分昼夜，刻不停息”，才敷较高技术设备的成本。山东煤藏丰富，销路甚广，促使富商投资，深开井巷，采用较先进技术。四川甲子洞的煤，也是供川北盐场之需，后又水运至重庆，有较大市场。

坍塌、水淹是煤矿的两大患，绝大多数报废的煤窑皆因如此，其煤层并未采完。许多著名的大矿区虽开采甚早，却成效不著，此其主要原因。因此，明清两代煤炭工业中虽有少量资本主义萌芽，而限于生产力，发展缓慢，待采用新法开启后，才有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出现*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02-404.。

以京西煤窑为例。据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的一项调查，这里原有旧窑约750处，已废闭者120处，停止未开者440处，仍在开采者273处。其中停止未开的,原因是“业主无力，停止工作者；有因彼此构讼，互相废弃者；亦有现被水浸，尚堪淘挖者。”*周家鼐.复兴隆煤矿简史：第15辑[Z].四川文史资料选辑，1964.就是说，只要解决坍塌、积水问题，还是可以继续开采的。

应该说，明清时期，我国煤炭开采技术臻于完善，在井筒开凿、开拓部署、井下支护、井下运输、矿井通风、照明、提升与排水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技术体系，有的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扼杀创新和科技进步，中国煤炭工业直到鸦片战争前也没有实现近代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中国不仅很难产生近代科学和技术，即使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也很难。

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在中国传教约20年，设立了300多所教堂。除了进行天文、地理、算学、音乐等译述以外，他写了《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二十五言》《交友论》《辩学遗牍》等。利玛窦所介绍的西方近代科学与文化，对于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述利玛窦到中国以后的情形是：“中土士人受其学者遍宇内，而金陵尤甚。盖天主之教自是西方一种释氏所云旁门外道，亦自奇快动人。若以为窥伺中华，以待风尘之警，失之远矣。”沈德符的这一段文字表明，利玛窦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中国部分官员、学者对利玛窦颇为敬重，尊他为“泰西儒士”，并积极学习西学。利玛窦所带来的西学，带动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从明万历至清顺治，有150余种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西学的传入，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另一方面，中国的官场害怕利玛窦及其所传播的西学有“窥伺中华”的危险，这种僵化的观念最终阻碍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扼杀了中国的科技创新，桎梏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正如利玛窦所发现的，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但是，“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利玛窦的发现，部分揭示了“李约瑟难题”生成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