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金瓶梅》作者研究述论

王 炜

20世纪是近现代文学学科生成、建构、定型的时期，《金瓶梅》等白话作品被正式归于“小说”这一概念之下。百年之间，在文学学科的框架下，《金瓶梅》的作者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学界围绕《金瓶梅》的作者展开的论争大体聚焦于两点：(1)《金瓶梅》的作者是否王世贞；(2)《金瓶梅》是集体编著还是个人独创。这些论争看似简单，甚至是重复，但是，深入到中国近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进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学界关于《金瓶梅》作者问题的讨论与其他的研究成果一道，推促着《金瓶梅》成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典型范例，推动了《金瓶梅》研究方法，乃至小说研究范式的更新，有效地参与了中国本土小说研究、小说理论的建构过程。

一

20世纪前期，正值中国学术体系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之际，《金瓶梅》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为同一类型的知识要素被正式纳入全新的文学学科的界域之内，纳入到学术研究的体系之内。学者在探讨《金瓶梅》的作者时，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金瓶梅》是否王世贞所作。围绕这一问题，蒋瑞藻等学者坚持“王世贞说”，鲁迅、吴晗等学者则否定“王世贞”说。在梳理世纪初学者研究《金瓶梅》的基本情况时，我们不仅要关注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观点，同时也要考察他们的治学思路。从治学路径上看，20世纪前期，面对着清人常用的考证法，有些学者延续着传统，有些学者试图对传统的方法进行改造，还有些学者则对传统的治学范式提出了批评，试图完全跳出传统的拘囿。

蒋瑞藻等学人沿着传统的治学路径前行，他们从“知人论世”的方法入手，试图确证《金瓶梅》的作者情况。1910年《小说月报》第一卷第1期有笔记数则，其中“《金瓶梅》”条谈到，《金瓶梅》的作者可能是王世贞，也可能是唐顺之。 1911年，蒋瑞藻谈到《金瓶梅》说：

《金瓶梅》小说，相传以为出明弇州世贞手。沈德符距世贞时代不远，当知其详。乃以名士二字了之，岂以其诲淫故*蒋瑞藻.杂纂·金瓶梅第六[J].东方杂志,1911(1).。

后，蒋瑞藻又发表《小说考证》。蒋瑞藻辑录了《寒花庵随笔》《阙名笔记》《秋水轩笔记》《顾曲杂言》《茶香室丛钞》中涉及《金瓶梅》的内容。他加按语说：

瑞藻按：《金瓶梅》之出王弇州手，不疑也*蒋瑞藻.小说考证·金瓶梅[J].东方杂志,1917(3).。

蒋瑞藻试图确证《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王世贞。“王世贞说”也获得了一定的认同度。1915年，《小说谈》一文说，“元美为有明一代作家”*废物.小说谈·金瓶梅[J].香艳杂志,1915(9).，他创作了《金瓶梅》。1921年，胡惠生在《金瓶梅考略》中也说，“相传此书为王凤洲先生所作(或谓凤洲之门人)”*胡惠生.金瓶梅考略[J].俭德储蓄会月刊,1921(2).。1934年，也有人说“《金瓶梅》是明儒王凤洲所作”*佚名.胡适之考证金瓶梅[J].每周评论,1934(137).。此外，1916年，上海存宝斋排印《绘图真本金瓶梅》，署名王元美。1926年，上海卿云图书公司出版《古本金瓶梅》，版权页注明“原著明儒王凤洲先生”*兰陵笑笑生.古本金瓶梅[M].上海：上海卿云图书公司,1926.。

蒋瑞藻等人提出王世贞说，从他们的观点上看，这似乎是对清人的重复。但是，从中国近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入手，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初期，蒋瑞藻等学人试图认定《金瓶梅》的作者，这实际上顺应了知识体系自身建构的内在逻辑。这表明，近现代学人沿着清人的路径前行，进而试图在近现代学术体系中，重构《金瓶梅》等“小说”在中国知识统序中的位置。要把握由明至清再到近现代，学界就《金瓶梅》作者关注度变化的内在根由，我们可以将《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问题作为参照。在五言诗被文人化之初，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着意于知识的生产，着意于书写或者阅读文本本身，他们不大关注作品的归属问题，《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没有在文本中留下他们的名字。魏晋时期，五言诗完全定型，这种诗体在数量、规模、质量上都有了进一步发展，人们开始追问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金瓶梅》等明代四大奇书的情况也是如此。明代是中国长篇白话小说的定型期，《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金瓶梅》等的作者虽然有着明确的写作意识，但他们尚未形成作品归属权的意识。《金瓶梅》署名兰陵笑笑生，但笑笑生究竟是谁，人们对此一无所知。《金瓶梅》问世后，明人谈到这部小说，也不执着于探究它的归属权。如，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袁中道谈及《金瓶梅》的作者是“绍兴老儒”*袁中道.游居杮录[M]//袁中道.珂雪斋外集:卷九.刻本.1618(万历四十六年).。另外，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金瓶梅》的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652.。“绍兴老儒”“嘉靖间大名士”均为虚指。到了清代，随着小说的繁盛，《金瓶梅》等作品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人们开始追问这些作品的作者。如，谢颐等人提出，《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也有人谈到，“《金瓶梅》相传为薛方山先生笔，盖为楚学政时，以此维风俗、正人心。又云赵侪鹤公所为，陆锦衣炳住京师西华门，豪奢素著，故以西门为姓”*宫伟缪.续庭闻州世说[M]//宫伟缪.春雨草堂别集.道光年间抄本。。进入20世纪前后，当《金瓶梅》等作品逐渐进入严肃的学术领域，即将成为主流的知识体系建构的一部分时，辨明这些作品的作者，确定《金瓶梅》等作品的归属权，成为学界的研究重心之一。从这个角度上看，蒋瑞藻等人试图确认《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这并不是无意义的。学界对《金瓶梅》作者的关注，正是这类作品逐渐进入学术研究视野以及知识统序建构的主要推动力和重要的表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谈到《金瓶梅》的作者，普遍否定了王世贞说。鲁迅说，《金瓶梅》的“作者不知何人，沈德符云是嘉靖间大名士(亦见《野获编》)，世因以拟太仓王世贞，或云其门人(康熙乙亥谢颐序云)”*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79.。稍后，鲁迅又进一步补充说：

《金瓶梅词话》被发见于北平，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的证明了这绝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M]//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08.。

郑振铎也说，“关于《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及其产生的时代问题，至今尚未有定论”*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J].文学,1933(1).。从治学路向上看，鲁迅、郑振铎摒弃了传统的考证法，并对清代以来的索隐法给予了批评。鲁迅说，“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M]//且介亭杂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21.。他还说，“若云孝子衔酷，用此复仇，虽奇谋至行，足为此书生色，而证佐盖阙，不能信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79.。郑振铎也说：

论者谓《金瓶梅》中人物亦有所指，如沈德符所谓“蔡京父子则指分宜(严嵩)，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亦各有所属”。但我们对于这种捕风捉影的索隐，尽可以完全打翻，不必去注意他们*郑振铎.文学大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201.。

吴晗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批驳“王世贞说”。1931年，吴晗发表《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后，又有《〈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补记》。1934年，吴晗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共五个部分，约两万字，吴晗用了三个部分，约一万字考证《金瓶梅》的作者问题。吴晗引用了刘廷玑《在园杂志》、清人的《缺名笔记》、顾公燮《销夏闲记摘抄》《明史·王忬传》《明史·王世贞传》、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诸多史料，详尽地论证了“《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J].文学季刊，1934(1).。

鲁迅、吴晗等学者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辨析，并不仅仅在于否定清人认定的“王世贞说”，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批驳清人的观点及治学方法力图建构近现代特有的小说研究方式。

20世纪初期的学人在探讨《金瓶梅》的作者问题时，采用了集部之学研治方法。在中国学术传统中，集部之学与经史之学的研究方法有着重要的差异。研治经史主要用考证法，学者在处理集部的诗骚时，则有考证之外的另一条路径——索隐法。如，屈原的《离骚》以香草美人自喻，以菉葹盈室拟小人当道；李商隐的《无题》被解读为政治上的失意之作。又如，古人论诗，多热衷于寻找诗中的“本事”，将作品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真实事件联系起来。这些阐释方式中都包含了索隐的成分。可以说，索隐法是集部诗骚特有的研究范型。到了清代，人们在研究《金瓶梅》等小说时，借鉴了诗歌研究特有的方法。但是，“索隐”这种方法只能说明集部或者近现代新兴的文学学科具有独立的特性，并不能就此保证文学的主流地位。因此，鲁迅、郑振铎、吴晗等学者借否定“王世贞说”对传统的索隐法提出了批评。

鲁迅、吴晗等学者在推翻“王世贞说”、驳倒索隐法的基础上，还力图建构全新的小说研究范式，高扬小说作为文学学科核心要素的地位。如，吴晗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有意识地借鉴了经史研究中的考证法。吴晗考证《金瓶梅》作者的终极目的并非为考证而考证，而是致力于提升小说的地位，发现小说作为特定的知识类型的价值与意义。明清两代，《金瓶梅》等长篇白话小说从数量、规模、类型上看已经非常繁盛，但是，作为新兴的文体，这些作品尚未正式进入主流知识统系的建构之中。到了20世纪初期，《金瓶梅》等小说进入主流的知识统序、研究体系之内，这些作品归于小说之下，与诗文建构成共同的统系。吴晗仿效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完成了系列论文。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要“采取更有效的方式”，“给予古典小说在中国文学上应有的地位”。胡适说，他要“用现代的历史考证法，来处理这一部伟大的小说”，“给予小说名著现代荣誉”，使学界承认白话小说“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胡适.胡适口述自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69.。胡适、吴晗等以考证法来处理《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这正是他们在了解传统治学路向之后采取的有效措施。余英时谈到胡适的治学路向说，当时学界的精神凭依和价值系统仍是传统的，学者的研究大都建立在乾嘉以来考据、辨订的基础上*余英时.重寻胡适——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胡适、吴晗以主流学界推崇的乾嘉考据学为方法，对《红楼梦》《金瓶梅》进行研究，这种做法高扬了长篇白话小说的地位，也推动着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得以跻身于学术研究的“正统”序列之中。

20世纪30年代，这些学者还提出要搁置了《金瓶梅》作者的问题。他们力图在近现代文学学科的框架下，探寻《金瓶梅》研究乃至小说研究全新的、特有的路向。如，吴晗在对《金瓶梅》的作者进行研究时，他采取的辨“伪”，而不是辨“正”的方法。吴晗的辨“伪”，从观点表达上看，是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从治学理路上看，是对考证法的超越，也对传统治学中“辨伪”方法的改造。传统的“辨伪”方法限定于“辨”，证明某书系伪造或伪托于某人即止，吴晗则将辨“伪”作为学术活动的起点。面对《金瓶梅》这部具体作品，吴晗的态度是：探寻作者不过是《金瓶梅》研究中的学术问题之一，《金瓶梅》即使非王世贞所作，仍自有其意义与价值。在推断出“《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后，吴晗采取了“搁置”作者的方法，转换角度去探测《金瓶梅》的成书时代、《金瓶梅》与特定时代风会之间的关联，发现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重构小说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与作用。再如，鲁迅从流派入手，将明清以来的长篇小说分为讲史、神魔、世情等类型，将《金瓶梅》归入“人情”小说一类。又如，郑振铎、吴晗、张天畴等从小说与现实社会的对应关系出发，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探寻《金瓶梅》所反映的时代特征；茅盾从中外情色小说入手，考察了《金瓶梅》中的性欲描写；涩斋、赵景深、冯沅君则着手梳理《金瓶梅》中的戏曲史料。这些学者在传统的考证法、索隐法、评点法之后，在近现代学术体系的架构下，确认了《金瓶梅》等作为长篇小说特有的研究方法和批评范式。

二

1949至1979的三十年间，围绕着《金瓶梅》的作者问题，学界论争的焦点是，《金瓶梅》是不是集体创作。1954年，潘开沛发表《〈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潘开沛说，《金瓶梅》“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的许多艺人集体创造出来的，是一部集体的创作，只不过最后经过了文人的润色和加工”*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N].光明日报,1954-08-29.。1955年，徐梦湘对潘开沛的“《金瓶梅》集体创作说”提出质疑。徐梦湘认为，《金瓶梅》完全是“有计划的个人创作”*徐梦湘.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读后感[N].光明日报,1955-04-17.。1958年，张鸿勋支持徐梦湘的“个人独创说”*张鸿勋.试谈《金瓶梅》的作者、时代、取材[J].文学遗产·增刊,1958(6).。60年代，日本汉学家鸟居久晴撰文，认为潘开沛提出的集体创作说“不失为一个卓见”*黄霖,王安国.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M].济南：齐鲁书社，1989：177.。夏志清在美国也呼应潘开沛的观点,说“潘开沛严肃地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设，即这部小说是从许多代说书人的演唱脚本演化而来的，……我认为这一假设是具有说服力的”*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M].胡益民,等,译.南京：凤凰传媒出版集团，2008：159.。20世纪中期，《金瓶梅》研究与文学研究其他领域一样，成果数量非常有限，仅有潘开沛、徐梦湘等人的寥寥数篇论文。尽管如此，当我们把这些论文置于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流程之中，依然可以清晰地觇见潘开沛等学者的治学理路：他们围绕《金瓶梅》作者问题不仅提出了个人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这些论文深度地参与了近现代学术体系的定型过程，从多重层面上推动着《金瓶梅》研究的转型。

首先，潘开沛等学者在探讨《金瓶梅》的作者问题时，他们由传统考证法从文本外部的史料中寻找证据，转而立足于文学学科的内部从文本中确认依据。

20世纪初期，近现代的知识统序完成了自身的建构过程，文学成为其中一个独立的、自足的学科，《金瓶梅》等特定类型的知识要素完全融入了近现代文学学科的架构之内。潘开沛等人在探讨《金瓶梅》的作者时，他有意识地反思世纪初学者的治学路向。20世纪前期，学者们在考察《金瓶梅》的作者问题时，往往采用考证法。潘开沛对这种方法提出批评。他说，吴晗等人对相关的“记载和材料”“锐意穷蒐”，但是，“其结果，除了推翻了从‘嘉靖间大名士’到王世贞作的传说之外，到底它是谁作的，是怎样产生的，却一直得不到要领”。为此，潘开沛深入到新生的文学学科内部、深入到小说文本的内部，寻找《金瓶梅》研究，乃至小说研究的新范式、新方法。他提出，应该由“依靠以往的记载”，依靠外在于文本的材料，转而“依靠作品本身”。他说，“现在唯一能做得到，而且比较靠得住的，就是利用这部书的本身。我所想要做的，也就是想从书里来发现书的作者，及其产生的过程”。潘开沛从《金瓶梅》这部书的内部入手，发现证据，论证《金瓶梅》是集体创作。进入文本内部，并不仅仅是引证文本中的材料，更重要的是，接纳《金瓶梅》这部书包纳的一切。潘开沛坦率地承认，《金瓶梅》这部书“存在着许多漏洞和毛病”。如，“内容重复，穿插着无头无脑的事，与原作旨意矛盾”。再如，《金瓶梅》在情节结构上“前后不一致，不连贯，不合理”。另如，“词话本的回目不讲对仗、平仄、字数多少不一”等等。潘开沛认为，这些不够精细、不够连续、不够合理之处，恰恰证明《金瓶梅》的来源驳杂，是“许多说书人在不同的时间和相同的时间内个人编撰和互相传抄，不断地修改、补充、扩大、演绎的结果”*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N].光明日报,1954-08-29.。

《金瓶梅》自问世起，人们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就褒贬不一。20世纪前期，学者在对《金瓶梅》等小说进行研究、推动这些作品进入主流的知识统序时，他们大多致力于寻找小说的优长，以确证文本的典范地位。到了20世纪中期，近现代的文学学科已经定型，《金瓶梅》等小说的典范意义已经确立。潘开沛等人坦然地认同、接纳了这些经典的不尽如人意之处。这意味着，小说在文学学科内部的地位稳固后，学界认识到，对一部文本来说，它的“漏洞和毛病”与优长一样，自有其特定的研究意义与价值*潘开沛理性地接纳了《金瓶梅》在文本结构等层面上的缺陷，这种做法影响了六七十年代夏志清、孙述宇等人的治学思路。他们在讨论《金瓶梅》的结构、分析《金瓶梅》的写实性时，均从这部小说不足入手，进而转入对文本的深层剖析。。

潘开沛还从小说这套特定的知识统序的内部层级入手，考察《金瓶梅》的特点，进而推绎《金瓶梅》的作者情况。潘开沛说：

《金瓶梅》是一部平话，……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小说家所写的小说*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N].光明日报,1954-08-29.。

平话与小说，特别是与明代以后逐渐定型的小说是相关但并不完全等同的概念。潘开沛有意识地在体例上把《金瓶梅》归入平话类，将《金瓶梅》与“小说家所写的小说区别开来”，他的本意是为了证明《金瓶梅》并非个人独创。当我们立足于小说概念史、观念史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潘开沛的这种研究思路和做法与20世纪前期学人的研究形成了重要的差异。20世纪前期，学界在划定近现代文学学科下小说的界域时，他们着眼于对相关文献进行类比、聚合，尽可能把明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以及清代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相关的要素都统合在“小说”这个概念之下。到了20世纪50年代，“小说”这个特定的概念与它所指称的知识要素之间已经形成了稳固的关联。这时，学界开始在小说的界域之内，对相关的要素重新进行整理和划分，建构更复杂、更细密的知识统系。潘开沛把平话与定型后的小说明晰地切分开来，就是学者所做的努力之一。在确定了《金瓶梅》是平话这一属性特征的基础上，潘开沛得出的结论是，“平话(以讲演为主)原来就是说书人自己编的，并不是某一个文学家写给普通人看的。这在《金瓶梅》里，几乎处处都可以看到说书人自己的语调”。

潘开沛还谈到，《金瓶梅》“每一回都穿插着词曲、快板、说明”，这些“显然地都是说书人为了说书时的演唱而引用或编撰的”。考察《金瓶梅》这部小说中包含的词、曲、小令等文学史料，潘开沛并非首创。自20世纪30年代起，研究《金瓶梅》中的词曲、小令就是学界的一个热点。但是，20世纪前期，学者在搜寻《金瓶梅》中包含的史料时，他们研究的落脚点是词曲，而不是小说。潘开沛则深入到《金瓶梅》的内部，考察词曲、快板等材料在文本情节演进过程中的作用和功能，阐明其他类型的文体如何融入《金瓶梅》这部小说之内。潘开沛指出，在《金瓶梅》中，这些词曲的功能和表达主体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再现现实生活中真实的表演场景，即“书中的妓女来弹唱的”；一类是书中的人物进行自我表达，这可能是与他人的对话，也可能是对自我的描述；一类是说书人作为事件的旁观者描述人物、气候、景色或者讲述事件。潘开沛认为，这些词曲在当时非常流行，“为说书人所熟悉，以致他们可以随手拈来，恰合其时地引用”，这些小曲能够在书中特定的场景中、在特定主体的讲述下发挥相应的功能*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N].光明日报,1954-08-29.。潘开沛着意于分析小说的“叙述者”、话语的发出者，这正与20世纪60年代西方叙事学的理论建构暗暗契合。更为重要的是，在20世纪中期，潘开沛考察词曲在《金瓶梅》中这部小说中的功能，这种做法更进一步强化了不同文体之间的亲缘关系。20世纪50年代，文学学科已经完全定型，学界普遍认定文学学科的研究本体是以小说、诗歌、散文、戏曲为核心构成的作品。潘开沛从《金瓶梅》中包含的词曲史料入手探讨这部小说的作者，寻找这部小说与其他的文学体类之间的多层次的关联关系，进而推索《金瓶梅》的作者，这正是试图深入到文学——这一全新的、独立的知识统序内部展开系统的研究。透过潘开沛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学学科之内，不同的文体之间既存在相互参照、彼此对立的关系，又相互融会、相互渗透的内在亲缘关系。

其次，潘开沛、张鸿勋的论文延续了近现代鲁迅、郑振铎、吴晗等的表述、论证方式。这表明，到了20世纪中期，近现代的研究由传统的小说评点法随书批点，全面转向以个人观点为中心展开论述。

明代，中国长篇白话小说兴起之后，长篇小说主要的研究范式是评点法。20世纪前期，中国知识体系面临着一次转型。一部分学者在研究《金瓶梅》以及其他文学作品时，借鉴传统经、史、集等部类研究中的表述方法，采用考辨、条辨等方式对明清以来的长篇白话小说进行观照。如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废物的《小说谈》等。点评法以及条辨体、考辨体的特点是随书批点。其实质是，以书籍而不是评论者个人的观点为中心进行述论。立足于小说文本来看，评点法、条辨体等批评方式尊重了小说既有的结构和形态。但是，立足于批评主体的立场看，在评点法、条辨体这样的模式下，批评主体的观点缺乏延续性，有时，甚至难免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弊。评点法、条辨体等以小说文本为中心，而不是以批评主体的观念为中心，这种批评范式显然不适于近现代学术体系的建构。因此，鲁迅、郑振铎、吴晗等人在研究《金瓶梅》时，他们对传统治学中的表述方式进行调整，采用了现代论文体的方式。到了20世纪中期，这种以批评者个人观点为中心的论文体成为学术研究的核心体例。潘开沛、张鸿勋等讨论《金瓶梅》的作者，李长之、李希凡等讨论《金瓶梅》是不是现实主主义的代表作，包括文学研究领域中其他的成果，都普遍采取了论文的体式。

对比潘开沛的《〈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与徐大风《金瓶梅作者是谁》两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界的治学范式由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1946年，徐大风发表《金瓶梅作者是谁》，他提出，《金瓶梅》是“集体做成功”的*徐大风.金瓶梅作者是谁[J].茶话,1946(3).徐大风说，《金瓶梅》“并不是通过一个作家之手写成的，乃是一种社会上的集体写作，许多无名作家把他集体做成功，而最后成功的美名，乃落在一个幸福的文人身上——王世贞”。。《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分为七个部分。这包括：盐谷温论《金瓶梅》、说王世贞所作的由来、原本俗本的新认识、《金瓶梅》作者的推断、平话的特别面目、狄平子梁启超的《金瓶梅》观、读《金瓶梅》的“玉娇李”。这七个部分彼此之间没有逻辑上的演进或衔接关系。潘开沛的《〈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在论证《金瓶梅》系集体创作时，他从事实间的因果关系入手，通过严密的推理来整合材料。潘开沛先从《金瓶梅》的体式特征、《金瓶梅》作为小说与其他文学文体之间的交融入手，他继而进入《金瓶梅》这部小说的内部，探讨《金瓶梅》的内容、结构、写作技巧论证了《金瓶梅》是“经过许多人编撰续成的”*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N].光明日报,1954-08-29.。潘开沛紧紧围绕着自己的观点，剖析《金瓶梅》这部小说与文学学科内其他知识要素之间的多重关联关系，发现《金瓶梅》在不同的关系结构中生成的多元化的形态特征。在潘开沛的论文中，各个部分就不再仅仅是静态的、相互之间没有关联的存在，而是生成了复杂的关联关系，生成了动态性、丰富性。这样，潘开沛等近现代学者在讨论《金瓶梅 》的作者时，他们的论文与20世纪学术研究的其他成果一样，由点到为止的评点、索隐式的考证，转向系统的评论，完成了学术研究体式由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

再次，潘开沛等人围绕《金瓶梅》是不是集体创作展开讨论，这与文学学科内部诸要素特质的重新发现有关，同时也展现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时代之间多重的互动关联。

20世纪中期，学界除围绕《金瓶梅》是不是集体创作展开论争外，还讨论了《金瓶梅》是不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李长之.现实主义与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J].文艺报,1957(3).*李希凡.《水浒》和《金瓶梅》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J].文艺报,1957(38).，《金瓶梅》的作者是否站在“人民立场”上进行写作*任访秋.略论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艺术成就[J].开封师院学报,1962(2).*张德顺.为什么要如此推崇《金瓶梅》[J].开封师院学报,1964(2).。从表面上看，学界是在讨论《金瓶梅》的成书方式、创作倾向等。从根本上看，潘开沛、徐梦湘、李长之、李希凡等学者围绕着“是”与“非”的问题而展开。这表明，学界试图对《金瓶梅》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做出明确的、非此即彼的判定。《金瓶梅》研究界的这种治学态度与文学学科的发展、演进相关。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上看，20世纪初，“文学”学科之名虽已立，学科之实仍未备，学界围绕着文学的本质、范畴、核心要素等问题进行了协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讨论，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需要而且也应该形成一套明确而稳固的概念、范畴和价值评判标准，以明确地认证“文学是什么”。《金瓶梅》研究界通过论争，确证《金瓶梅》研究中是与非的问题，这正与文学学科在特定时段内自我确证的需要相关。《金瓶梅》研究中的这种状况，也与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时代风会相关。从社会政治形态上看，50年代，新的政治构架刚刚建立，政体也需要建构一套自身特有的思维体系、价值观念、政治意识形态乃至文化发展方向等，对相关问题展开对与错、是与非、好与坏的明确界定，无疑有助于迅速建构起“独有的”社会价值体系。学术作为社会意识建构的重要部分，自然会参与到这一价值重建的进程之中。从时代风会上看，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强调、重视集体的力量，如农业领域进行合作化运动,工商业领域展开了各类改造活动。在《金瓶梅》研究中，潘开沛提出“集体创作说”，与50年代整个社会的思维模式以及政治、文化情势正相呼应。从这个角度来看，学界围绕《金瓶梅》而展开的论争，正反映了学术、政体，乃至整个社会重新建构、确立全新的价值体系的要求。

自1965年到1978年，大陆的《金瓶梅》研究是一片空白，《金瓶梅》的作者问题也无人提及。这与学术自身的特性与发展逻辑不无关系。从学术发展上看，在特定阶段，学界需要确定一套明确的、稳定的概念和范畴。但是，人文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学科不同，特别涉及到文学学科，文学本身是一个不断建构的、动态的存在，文学学科研究的对象——文学作品看似稳定的，但随着研究者观察视角的变化，对作品的解读却是千变万化的。对文学的认知和理解无法像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那样用确定的数字进行度量，给出标准化的答案。具体到《金瓶梅》，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部充满了内在张力的小说，文本内部蕴含、混合着多元的要素。这些要素不仅不能协调统一，甚至可能是相互矛盾、相互牴牾，要就这一文本的性质做出“是”与“非”的明确判断，无疑与文学的本质、与《金瓶梅》的特质是背道而驰的。学术研究对稳定性的需要与文学自身的动态性之间存在矛盾，学界无法弥缝、协调这一矛盾，只有搁置对《金瓶梅》的研究，集体保持沉默。此外，政治意识形态也是造成《金瓶梅》研究处于空白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政治意识构架来看，自1966年至1978年，建构稳定的价值体系的要求与价值观念自身的多元化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整个社会的自我需要和自我认知无法达成统一，处于躁动、焦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学界无法有序地展开学术研究。再加上《金瓶梅》这部小说缺乏“光辉的正面形象”*张德顺.为什么要如此推崇《金瓶梅》[J].开封师院学报,1964(2).，包含着大量的情色描写，这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价值观念构成尖锐的冲突。学者认识到，任何对《金瓶梅》的正面的、肯定性的评价都会遭到驳斥、反击，而对这部小说给予完全否定性的评价又与事实不符，学者大都放弃了对《金瓶梅》的研究。20世纪中期，学界面对《金瓶梅》的“失语”，正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学术体系，乃至政治体制进行自我确定、自我认证过程中的焦虑、困惑以及艰辛。

三

20世纪后期，中国近现代的学术体系生成、定型已近百年之久，中国的学术研究进入迅速发展期。这一时期，《金瓶梅》作者的研究与文学研究界其他的成果一样，呈现出系统化、立体化的趋势。

1979年，朱星在《社会科学战线》上连续发表《金瓶梅的版本问题》《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金瓶梅被窜伪的经过》三篇文章，论证《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朱星延续了前代学者的考证方法，论证了王世贞写作《金瓶梅》的可能性。朱星说，“过去所提过的作者名字都摆出来了。如果只凭猜想，不靠大量材料和充足理由，还可以提出一些姓名来”。另外，他还着意从《金瓶梅》作者研究的“解不开的结子，就是山东方言问题”入手，“确定《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朱星.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J].社会科学战线,1979(3).。1980年，戴不凡有《〈金瓶梅〉零札六题》，他从语言风格、文本的内容，以及《金瓶梅》中多次提到的金华酒等问题入手，判定《金瓶梅》的作者就是“金华、兰溪一带人”*戴不凡.《金瓶梅》零札六题[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之后，学界围绕《金瓶梅》作者，提出的人选有五十多个*吴敢.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如，吴晓铃、徐朔方、卜键、王利器等提出李开先说，张远芬提出贾三近说，黄霖提出的屠隆说，鲁歌、马征有王稚登说，吴红、胡邦伟有冯梦龙说，美国学者芮效卫有汤显祖说。此外，还有丁耀亢说、汤显祖说、冯梦龙说、罗汝芳说、臧晋叔说、卢楠说、田艺蘅说、金圣叹说、陶望龄说、李贽说、徐渭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冯唯敏说、李渔说等。20世纪的最后20年，文学学科的界域已经完全划定，这些学者在探讨《金瓶梅》作者时，延续了世纪前期考证法、世纪中期学者从文本内部寻找证据的方法，更融会了小说研究的新方法、新观念以及全新的理念。有些学者立足于文学学科内部，融会文学研究中的文体学、叙事学、类型学、发生学等方法，也有些学者从跨学科的角度，如语言学、社会学、宗教学等的视角对《金瓶梅》进行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期，一些学者还围绕《金瓶梅》是不是集体创作的问题，展开了论争。当我们深入到中国文学学科的发展进程之中，可以看到，在这次论争中，学者们的目光并不仅仅局限于《金瓶梅》这部小说。他们以《金瓶梅》研究为切入点，力图在文学学科的架构内，发现明代小说成书的规律性，推动中国本土化的小说理论的建构。

1980年，徐朔方发表《〈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一文，重倡“集体创作说”。他从“集体创作说”入手，以传统学界提出的学术命题为基础，推生出全新的文学命题和文学概念。他不再使用“作者”这个概念，而是使用了一个新的术语——“写定者”。徐朔方将《金瓶梅》的创作主体分为两个层级：一是生产小说素材的主体——说书人，一是将这些素材归拢于一体的主体——写定者。徐朔方认为，《金瓶梅》“写定者”的身份、写作态度与清代以后独立的小说“作者”有着根本的不同。《金瓶梅》的写定者在组织素材的过程中，借鉴、使用了说书人提供的材料，同时也对这些素材进行了改造。这种成书方式极大地影响了《金瓶梅》这部小说的内在形态和基本结构。此后的20余年间，学界围绕着《金瓶梅》是否集体创作展开了持续性的、大规模的讨论。国内外多位学者参与了这次讨论。这些学者有刘辉、周明初、支冲、赵景深、蔡国梁、蔡敦勇、周中明、陈诏、陈辽、吴小如、傅憎享、徐永斌等人，以及石昌渝、李时人、鲁歌、马征、周钧韬、何满子、齐裕焜，还有美国学者浦安迪、日本学者日下翠等。有不少学者撰文否定“集体创作说”。如，魏子云有《学术研究与批评——请教大陆学人徐朔方先生》、孔伏有《〈金瓶梅〉是累积型作品说驳论》、孟昭连有《〈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作品吗？》罗德荣有《〈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创小说》、纪德君有《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献疑》。这些学者提出，《金瓶梅》的抄本出现时，袁中郞、屠本畯、谢肇淛、冯梦龙都表示惊奇，如果民间早已传唱此书，袁宏道等人不会作出这种反应。也有学者认为，世代累积型作品的形成必须经历较长的过程。从《金瓶梅》成书过程看，《金瓶梅》以《水浒传》为蓝本，《水浒传》繁本成于嘉靖年间，《金瓶梅》抄本出现于万历二十年间后。这就意味着，《金瓶梅》成书只经过了六七十年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不能被称为世代累积。还有学者谈到，《金瓶梅》中存在粗疏、重复及颠倒错乱之处，这些疏漏在《红楼梦》那样精心结撰的小说中也照样存在，不能以此为据，判断《金瓶梅》是个人创作还是集体创作的。一些学者对徐朔方提出的“写定者”这个概念和“世代累积集体创作”说提出质疑，同时，也有许多学者，如徐永斌、傅承洲等人支持徐朔方的观点。在学界争鸣之风下，徐朔方也对自己提出的命题不断重新思考，加以深化、细化。他进而提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是《金瓶梅》与其他明代长篇白话小说共有的成书特点。徐朔方说：

相当多的作品在书会才人、说唱艺人和民间无名作家在世代流传统以后才加以编著写定。……本书把这一类作品称之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徐朔方.论汤显祖及其他·前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0世纪后期，他完成了系列文章，详细地论证了《金瓶梅》以及其他明代长篇白话小说的成书性质*徐朔方发表的系列论文包括《论〈金瓶梅〉》见《浙江学刊》1981年第1期，《〈金瓶梅〉成书补证》见《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金瓶梅〉成书问题初探》见《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刊，《再论〈水浒〉和〈金瓶梅〉不是个人创作——兼及〈平妖传〉〈西游记〉〈封神演义〉成书的一个侧面》见《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再论〈金瓶梅〉》见《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4期。。

20世纪的最后20年间，学界关于《金瓶梅》作者以及成书问题的讨论，并不是对前代学者的观点、研究方法简单的、无意义的重复。学界围绕《金瓶梅》的作者问题形成的争论，形成了特定的时代特征。这些学者围绕“《金瓶梅》是不是集体创作”的问题，表达各自的立场、观点、取向、认知、理解。这构成了《金瓶梅》作者研究的体系。这是一个没有定形的、也没有定性的复杂的、开放的统系，各种观点、声音在其中此起彼伏。世纪末《金瓶梅》研究界的这种争鸣现象，与20世纪前期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参照。20世纪前期，文学学科处于初建阶段，学界商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划定文学的界域。因此，学者们不可能围绕某一个细微的问题在同一个层面上展开直接的、甚至针锋相对的讨论。经过了世纪中期文学学科的确认和定型，到了20世纪80年代，关于文学是什么，学界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共识。学者们得以在共同的知识平台上讨论相关的问题。他们开始围绕同一个具体的问题在共同的层级上展开深入、细致地讨论。这样，《金瓶梅》的作者问题、成书性质的问题，原本只是一个学术点，但是，在诸多学者持续的关注下，这个学术点发展成为中国小说研究体系这一复杂的统序中的重要支系。

学界就《金瓶梅》是不是集体创作的论争持续了二十余年。这次论争促使学者更深入地思考《金瓶梅》的成书性质问题，促进学界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规律、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等问题进行探讨。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前期及中期相比，文学学科的内在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前期及中期，文学学科处于确认期、定型期，这时，学界在近现代的学术框架下观察中国的文学时，往往以西学为参照，寻找彼此之间的相似性，以确证中国的文学学科建构的合理性。到了20世纪中后期，在中国的学术体系下，文学学科已经完全定型。这时，学界需要从各个层面上确认中国文学发展的本土化色彩，发现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小说自身形成和发展的理路，确证中国本土化的小说生产方式。学者探讨《金瓶梅》的作者及成书过程的问题，与小说研究界的其他成果一样，其终极目的在于确认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性质，发现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乃至中国古代小说的存在、发展的“规律性”。从徐朔方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学人在探讨《金瓶梅》作者问题时的治学理念。徐朔方说：

中国的古代小说、戏曲和西方不同，有它独特的成长发展的历史*徐朔方.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他[M].济南：齐鲁书社,1988:5.。

20世纪后期，大多数学者都与徐朔方一样，在西方小说、戏曲的参照下，思考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生发的独特性。徐朔方还说：

承认《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个别的具体作品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是一回事，进而揭示这类创作是中国小说戏曲史上体现某种规律性的重要现象则是另一回事*徐朔方.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他[M].济南：齐鲁书社,1988:12.。

他的治学理念是，“加深对《金瓶梅》的微观认识，必将加深对中国小说史的宏观认识。反过来也一样”*徐朔方.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他[M].济南：齐鲁书社,1988:41.。徐朔方等学者在讨论《金瓶梅》是否集体创作时，他们并不是仅仅着眼于这一部小说，更不是执着地、简单地确认《金瓶梅》的生产者。徐朔方以及20世纪诸多学者的研究正有效地参与“加深对中国小说史的宏观认识”这一进程。

20世纪后期，小说，特别是白话长篇小说成为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学界有意识地在小说的研究方法、小说的理论建构层面将学术推向深入。在讨论《金瓶梅》是不是集体创作时，学者们以这个问题为切入点，最终目的是，发现中国小说、戏曲，乃至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中呈现的本土化的、内在的“规律性”，把握“小说史的真实轮廓”*徐朔方.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他[M].济南：齐鲁书社,1988:120.，对中国古代的小说史乃至文学史展开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

《金瓶梅》作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一部典范之作，百年间，学界围绕这部小说的作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在文学学科的生成、定型过程中，学者从探讨作品的作者是谁，进而从探寻作者入手，考察小说生发、演化的规律，建构本土化的小说批评体系，发现中国长篇白话小说自身发展内在的规律性及规定性。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学界关于《金瓶梅》作者反复讨论并不是无意义的。这些论争深度参与了中国小说研究的转型过程，参与了中国本土化的文学学科的建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