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学：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郊区的农民教育

郑艳

“冬学”是我国农村冬闲时间开办的学校，是乡村扫盲和农民教育的主要途径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共有文盲、半文盲约75万人，其中农民23万人。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1]1949年11月，北京市布置郊区冬学工作，开展农民教育。从1949年到1956年，京郊冬学发展为群众性的学习运动，形成了“村村有冬学，处处读书声”的学习氛围。本文以北京市档案馆馆藏的冬学档案为依据，对京郊冬学运动的办学模式和办学成效做一初步梳理，以丰富北京地方史的研究。

一、京郊冬学运动的办学模式

冬学是农村成人教育的特殊形式，具有不同于普通学校的办学特色。京郊冬学运动形成了组织部署、宣传动员、教学实施和总结奖模的办学模式。组织部署是办学的首要环节。为了统一步调，加强领导，1950年10月，北京市成立市、区两级冬学委员会。是否成立村级冬学委员会，不作规定。实际上，不少村也成立了冬学委员会。从1951年开始，改组市、区冬学委员会为农民业余教育委员会，村冬学委员会改为村文教委员会。每年10月中下旬，市冬学委员会（农民业余教育委员会）召开冬学工作会议，一方面总结上年的冬学工作，另一方面制订11月至来年3月的冬学计划，研究通过后，形成指示性文件，由政府公布，同时下发各区、村执行。随后，冬学工作进入宣传动员阶段。

宣传冬学和动员农民入学是首要任务。每年开学前，各区、村召开干部大会和群众大会，反复宣传冬学政策和上学的意义，消除农民对冬学的顾虑和误解。一些青壮年农民误认为冬学就是动员征兵。1949年，平房村召开了一次村干部会议，区领导赵吉元出席并特别解释“冬学不是征兵，二万五千里长征、解放战争中都不征兵，现在也不征兵”。[2]村里的老太太们则担忧女儿、儿媳上冬学会被人糟蹋管不了。八里庄专门召开了老太太会，着重解释这个问题，“当场好几位老太太便替闺女、儿媳妇报上了名”。[3]农民最大的顾虑还是上冬学耽误冬闲搞副业赚钱养家。为此，各村召开小型文化诉苦会，让积极分子带头诉苦，带动文盲群众诉说不识字、没文化的苦处：花错票子，进城走错了路，熟胡同找不到，还有伪保长派款，不认条子出冤枉钱，地主瞎记账等。诉苦使农民感同身受，激发了学习需求。此外，冬学委员会还采取了挨户上门、个别交谈和挂钩串联等方式，说服农民上冬学。

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方式，是冬学委员会宣传动员工作的一大亮点。农村剧团根据真人真事编演话剧，在群众大会上演出，收效很大。深沟村的一位妇女看了话剧《一封信》后，深受感动，第二天便报名上了冬学。第十区冬学教师以当时传唱度最多的《东方红》为曲调，填词写就一首《上冬学》，歌词为：“不识字，害处大，算账写信求人家，出门花钱常上当，为人不做睁眼瞎；上冬学，求文化，提高技术好处大，生产致富把家发，人人都要学文化；翻了身，做主人，学习文化最紧要，不懂政策不识字，怎么当家做主人；村干部，青年人，带动群众有责任，人人都把冬学上，人人识字有学问；上冬学，要授业，随时随地要学习，认字讲用全都会，学习模范要争取；学政治，学文化，学习好了当好家，大家一齐来努力，建设咱们新国家”。[4]歌词通俗易懂，深受农民欢迎，也有助于提高入学率。1949年，冬学入学人数为14898人，1953年则达到61587人。[5]

每年11月下旬，冬学陆续开学，进入最为重要的教学实施阶段，师资、教学内容教材、教学形式、教学经费等都需要统筹安排。农村冬学的特点是群众性教育，学员多，教员少，解决师资的最佳途径是“以民教民”和“就地取材”。冬学教员最好从群众中产生，聘请在乡的知识分子兼任群众教师。由于群众教师的文化程度、政治觉悟、年龄等参差不齐，因此开学前必须集中对他们开展短期培训，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和教学水平。从1951年开始，每个乡配备一个专任教师。专任教师负责检查工作和辅导群众教师的教学，起到示范帶头的作用。

教学内容包括文化学习（识字和算术）与政治教育（时事政治和生产政策）。政治教育是最主要的，目的是为国家和京郊的中心工作服务。如1949年规定“冬学与土改结合，冬学要为土改服务”。[6]1953年指示要使“政治教育成为推动中心工作的力量”。[7]在教材方面，识字课用农民识字课本，算术课用成人补习学校课本。时事政治、生产政策的教材由市冬学委员会统一编印，供给教员参考。一般要求，冬学用完农民识字课本一册、算术课本一册，学员们要做到四会即会念、会写、会讲、会用，并了解生产、时事的内容。

在教学组织形式上，采取集中与分散灵活运用。有条件的地方采用集中形式，成立冬学班；条件不具备的地方，成立适合群众生产、生活的分散学习小组，如炕头组、场院组、地头组、石灰窑组、编筐组等。对不具备上学条件的干部和群众，则采取了包教保学、送字条、送字块等教学形式。为了照顾社会习惯，有的冬学实行了男女分班。不少冬学建立了考勤、请假、考试、会议等学习制度，使学习步入正轨。姚家园冬学学员自订了八项规则：“学习要互助；不在教室内吸烟；不在教室内吃零食；不在教室内互相打闹；不坐桌子；学习要彻底；上课不说话；上课不出校门”。[8]

教学经费的筹措由政府核发拨款到群众自筹自管。经费支出包括灯油、烤火费、粉笔、教师用墨水、纸张、教员薪资补助等。1949年到1951年间，冬学费用由政府拨发。每班每月核发小米25斤至30斤，烤火费每班每日给煤7斤。群众教师每人每月可补助小米30斤至80斤。专任教师每人每月薪资小米150斤。根据教育部的指示，1952年教学经费适当由群众负担一部分。从1953年开始，一律由群众自筹自管。

总结冬学奖模在于发挥激励和导向作用。1950年12月，北京市制订了冬学奖模办法，并布置到郊区各区，进行酝酿及评选。至1951年2月中旬，全郊区共选出“14个冬学模范村，50个冬学模范班组，50名模范教师，30名模范工作者，228名模范学员”。[9]2月28日在中山公园召开了冬学模范招待会，各区又分别于3月上旬召开了奖模大会，布置冬学转为常年民校。此后，每年冬学结束后的评模和奖模成为定例。评模和奖模起到了表扬模范与培养骨干的作用，也推动了冬学转为常年农民业余学校（民校）。如十四区刘各庄村的学习模范刘安，冬学时便在班里酝酿常年学习，转民校时他带领学员糊窗户，抬砖头，搭桌子，借油灯，给群众创造了常年学习的环境，为冬学转为民校奠定了基础。endprint

二、京郊冬学运动的办学成效

通过统一的组织部署、深入的宣传动员和环环相扣的教学过程，京郊冬学运动不仅提高了京郊干部和群众的文化水平、政治觉悟，而且推动了中心工作的开展，巩固了农村基层政权，破除了乡村陋俗，加速了乡村新风尚的形成。

冬学提高了干部和农民的文化水平，培养了乡村社会的管理骨干和技术人才。冬学运动中，京郊农村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村干部既是冬学运动的组织者，也是受教育者。他们带头上学，提高了文化水平、政治素养和工作能力。不少学员做到了书不离人，人不离书。有的妇女学员在烧柴锅、推碾子、抱孩子时仍在念书。有的怕耽误功夫，过了年都不回家娘住。春节时普遍要求少放假，大部分村冬学一般只放三四天，便接着开学。冬学结束时，大多数学员都主动提出要转到民校，坚持常年学习。到1956年，京郊共扫除文盲50881人。[10]一般学员能认两三百字，较好的能认四五百字，东郊官庄冬学中“最好的已能认识一千字左右”，[11]学会开条子、记账，能写短文和短信。在珠算方面，能算农业税、丈量土地。不少学员当上了村里的文书、财粮、文教委员。许多模范学员成长为基层政权干部、生产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有的甚至成为乡村社会的管理者和精英人物。如南苑区南小街，从1949年到1954年共培养“教师二十二人，拖拉机手六人，乡干部五人，会计三人，生产队长二十六人”。[12]南苑区西燕窝乡的张振敏，经过冬学、民校的学习和培养，从一个家庭妇女蜕变为副乡长。丰台区郭公庄张文汉原为文盲，上冬学学习文化后当上了乡长。

冬学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政治思想觉悟，成为推动中心工作的有力阵地。冬学结合国家和京郊的中心工作进行时政教育，使农民了解了中心工作的具体内容，增强了他们对新政权的认同和对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拥护和践行。1951年，抗美援朝募捐慰问品大会上，当场积极响应的大多数是冬学学员。在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一贯道”的运动中，南安村冬学学员成为有力的宣传员，“他们在白天做活时随时随地进行宣传，将一贯道骗人的‘五字真言到处喊说，把一贯道骗人的勾当完全暴露出来”。[13]1953年冬学“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总路线的宣传”，[14]使学员受到深刻的政治教育，在完成中心工作中起到了带头与推动作用。在收购余粮时，东郊区五合村学员孙淑珍给家人做了三次动员，共卖余粮1400斤。她还动员了3户群众共卖余粮1000斤。在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中，京西矿区东杨坨乡在冬学学员帮助下，互助组由20个发展到55个，并且还组织了一个生产合作社。此外，在带头贯彻《婚姻法》、优抚及其他工作上，冬学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村干部们说：“有了冬学，工作好做多了”。

冬学破除了陈规陋习，加速了乡村新风尚的形成。在生产政策教育上，冬学宣传劳动发家、生产自救、组织起来生产致富的道理，帮助农民改掉不良习惯，促进了农业生产。有些懒汉、懒媳妇上了冬学和民校后变勤快了。十区豆各庄有两个青年学员不安心农业生产，不愿意“抡大锄，出臭汗”，上冬学后经老师及学员帮助，参加了生产劳动，改进了作风。从来不下地的妇女班学员经过冬学、民校的教育也组织了生产互助组，参加了主要劳动。官庄冬学每次课前读报，介绍其他地方生产自救的经验，使群众相信，只要能组织起来，参加生产，便能克服灾荒，扫除了群众依靠救济与靠天吃饭的思想。在生产知识教育上，冬学传授农业常识，进行农业科普，帮助农民树立科学生产的观念。如十区辛四村麦叶蜂成灾，群众迷信愈捉愈多不敢捕打。冬学进行了麦叶蜂防治的科普，最终学员带动群众消灭了虫灾。此外，冬学联系实际进行反迷信和妇婴卫生等科学教育，受到群众欢迎，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官庄关帝庙香火不断，官庄人迷信关帝，靠卖纸元宝为生。冬学教员方三厚通过调查，“发现一个二流子夜间的供仙吃，把马粪从庙内赤兔马摆到村外，造谣说晚上听见马蹄响，这是关公出去了。便及时向群众宣传，斗争了他，破除了迷信”。[15]结合此事，冬学及时安排了破除迷信的教学，使群众觉悟过来，不再迷信了，纸元宝卖不出去，开始想办法进行農业生产。还有官庄的妇女生孩子，过去由神婆接生，致使新生儿死亡率极高。冬学有计划地向妇女传授妇婴知识，进行新生儿接生的教育，说明旧法的不卫生与害处。很多不上学的妇女，每天也来上学，听老师讲课。冬学还是婚姻法宣传的阵地，通过学习解决了打老婆、虐待童养媳及婚前索取财礼等陋习，树立了社会新风尚。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京郊冬学运动是对农民进行社会教育的重要手段。其办学模式对当今的农民教育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1]列宁.青年团的任务[M].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309.

[2][8]北京市文教局.视察东郊冬学报告（1949年12月31日）[Z].档号：152-001-00051.

[3]北京市文教局.北京市郊区1950—1951年冬学工作初步总结（1951年）[Z].档号：152-001-00121.

[4]十区人民政府.北京市第十区人民政府冬学教员训练班总结（1950年11月22日）[Z].档号：009-002-00020.

[5][10]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教育志·成人教育志[M].北京出版社，2001：224.

[6]北京市文教局.开展郊区冬学的意见（1949年）[Z].档号：152-001-00051.

[7]北京市政府.关于1953年冬学工作的指示（1953年10月）[Z].档号：002-005-00162.

[8]视察东郊冬学报告（1949年12月31日）

[9]北京市文教局.冬学奖模工作总结（稿）（1951年2月）[Z].档号：152-001-00107.

[10]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教育志·成人教育志》，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

[11]冷林.翻身后要求学文化京郊普遍办冬学入学农民已达二万余[N].人民日报，1950-1-30.

[12]南苑区委.南苑区农村1955年到1957年三年扫除文盲工作计划（草案）（1955年11月15日）[Z].档号： 037-001-00073.

[13]李一帆.介绍京郊南安河村的冬学[N].人民日报，1951-1-30.

[14]北京市教育局.北京市郊区1953年冬学工作总结报告（1954年7月3日）[Z].档号152-001-00187.

[15]北京市文教局.郊区冬学视察报告（1950年）[Z].档号：001-014-00100.

作者单位：北京石油化工学院endprint